“钓鱼执法”的多面透视:钓鱼执法字面意思
时间：2020-07-09 07:23: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所谓“钓鱼执法”，大致是指城市交管执法人员为了打击“黑车”，以“钓子”(与交管人员勾结、故意装扮成处于危急情况的人)为诱饵，当场取证和执法的行为。这些“钓子”所采取的装扮手段也非常多样，比如声称自己“家里有急事”、“急性病发作”、打扮成“待产的孕妇”等。处此情境的司机，若伸出援手答应搭载，隐藏多时的执法人员便会“及时”出现。在不少城市，相关报道似乎已在“有车一族”中造成了某种诡异而人人自危的气氛。据称，这种钓鱼方式，曾为某些交管执法人员超额完成执法任务立过“汗马功劳”，现在却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的法律和伦理困境。
但凡稍具常识感的人都会觉得，“这真是荒唐”。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曾引起世界关注的“辛普森案”。在某种意义上，那个橄榄球运动员究竟有没有犯罪，如今已不再重要，但重要的是，我们会记得“非法取证”在其中所遭遇的困境。在许多情况下，“非法取证”无疑有助于案件的侦破和正义的实现。但它所带给社会的负面效果更为严重，不可忽视。因为这不仅会助长公权力固有的滥用倾向，使本来就脆弱的私人安全处于薄冰之上，而且会使法律的手段与目的本末倒置，以恶制恶并不是法律和正义应有的方式。
法律规定并不是事件的终点。必须继续思考的是，既然钓鱼执法在法理与法规上都没有立足之地，而又如此悖逆于人们的常识感和道德感，那为什么这种方式还会大面积地在多个城市出现。仅仅用“执法人员的道德沦落…知法犯法的惯性”等理由并不能切到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因为，即便是被报道出来的“钓鱼执法”人员，也都无一例外地绝口否认钓鱼执法的事实，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是“道德倒错”，而是至少和普通人一样，在常识感和道德感上认识到了这种行为的“非法性”。若要追究事情的制度逻辑，就必须知道他们钓的“鱼”究竟是什么。
据报道，在上海市闵行区，一位受“钓子”欺骗的人说，他被以“黑车载客”抓获时的罚单号与三个月后另一位同样被抓获的司机的罚单号相差“3383”。换言之，这意味着三个多月的时间，查获了三千多辆，由此而来的收益也将高达三四千万。这似乎让我们知道了他们所要钓的“鱼”并不是司机，也不是以钓鱼而清除城市交通安全的隐患，而是罚单背后的巨额利益。同时，这个利益链条之所以能够维系，“钓子”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可以推论的是，这些装扮成“钓子”的人并不是执法人员本身，也不是普通民众，而是游散在城市中的“无业人员”或“地痞流氓”，并会呈现出一种“职业化”倾向。我们大致可以说，利益链条的裹挟力量使得交管执法人员偏离了自身的轨道。现在所流行的以“执法任务完成量”为交管绩效指标的评价方式本身是否台乎道理。这意味着需要厘清执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否罚单越多，交管执法的目的实现得就越好，是否没有罚单，就意味着执法人员无所作为。可以确定地说，开罚单并不是执法人员固有职责的唯一内容。
不止于此，这种将交管执法的职责简化为“开罚单”，以任务完成量为评价指标的做法本身，以及钓鱼执法的广泛流行，在最为普遍的意义上伤害了人与人之间的“同情”，而“同情”是现代社会凝聚人心、实现社会整合不可或缺的一种人心资源。城市是现代社会人群聚居的主要方式，它的凝聚力和规模效应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它的包容性和丰富性为多种层次、多种阶层的人群提供了生态秩序。这种生态秩序的丰富性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不能苛求一个“没有任何杂革和害虫”的森林。“水至清则无鱼”。因此，法治的最高理想肯定不是根除所有的“不洁净行为”，实现一个一尘不染的社会。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会使人们陷入“法律万能主义”的浪漫主义，以为只要制定足够多、足够细密的法律，就会实现一个没有污泥的“洁净社会”。必须提及的是，这种论述不是要为犯罪行为辩护，而是在法律的社会条件和道德基础的层面上重申法律自身的界限和社会固有的自足能力。
在这个层面上，“同情”便是社会自足能力的一种，它以自动的方式调节着社会的某些不公。“钓鱼执法”却在根本上否定了这一点。我们不否认，钓鱼执法可以更为有效地打击黑车，清除交通安全的隐患，但是，它却伤害了另一个更高的价值。一个“钓鱼执法”普遍流行的城市，必定会使得人们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敢”伸出援手，于是人人自危、杯弓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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