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难事”不再那么难 计划生育 天下第一难事

　　 　　由于毕节试验区地处边远贫困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群众传统婚育观念根深蒂固，人口急剧膨胀，号称“天下第一难事”的人口控制工作，从一开始就成为试验区所有工作的难中之难。
　　从强制执行到政策宣传，从计生管理到计生服务，从计生处罚到计生激励，20年的探索试验，试验区人口控制工作在政策、观念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使“天下第一难事”不再那么难。
　　试验区20年的探索实践不但有效解决了人口膨胀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在人口控制过程中实现了人口素质的提升，为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节试验区在人口控制方面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欠发达、欠开发”还是试验区目前的基本区情，贫困的面貌还未根本改变，生态环境仍然脆弱，人口基数还是显得庞大，人口控制的任务还很艰巨，不容有丝毫懈怠。
　　
　　由于毕节试验区地处边远贫困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群众传统婚育观念根深蒂固，人口急剧膨胀，号称“天下第一难事”的人口控制工作，从一开始就成为试验区所有工作的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开篇，杨八郎的故事与天下第一难事
　　
　　20多年前的一天，毕节市观音桥办事处塘房村燕子凹苗族聚居的寨子，杨八郎正蹲在自己低矮的草屋里编竹筐，村组长急火火地进来喊：“快，八郎，领导来了。”话音未落，有人弯腰进了他的草屋，其中一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问他家有几口人、几亩地，种些什么庄稼？粮食是否够吃，孩子上学没有？等等。忠厚的八郎一五一十地回答。听着八郎的话，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和八郎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来者心情凝重地拿出随身携带的500元钱给八郎，嘱咐他要相信党和政府，嘱咐他要勤劳致富。
　　八郎并不知道看望自己的是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更没能意识到，他全家20多口人蜗居在仅有30多平方米的茅草房，屋中仅有一张连床褥都没有的木床，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只能在铺着茅草的地板上睡觉的家境，让省委书记感到深深的震惊和忧虑。
　　杨八郎原名杨德才，因为生了8个儿子，人们称他为八郎。在上世纪80年代的毕节农村，这可是一个值得“骄傲”的雅号。
　　当时毕节包产到户才几年，谁家的人口多，分到的土地就越多；谁家劳动力强，毁林开垦的荒山就越多。50岁左右的村民，有8个以上子女的并不少，而杨八郎之所以有此雅号，在于他的孩子是8个儿子。儿子多，即使穷，但人多势众，意味着没人敢欺负。
　　由于试验区地处边远贫困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发展滞后，在当时以农耕为主的毕节农村，群众“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旧的传统婚育观念根深蒂固，“人多力量大，田多不够犁几架”、“人少好过年、人多好种田”，农村生产方式落后，劳动强度大，劳动力投入的多少与经济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部分农民家庭出于自身生活和抚养老人的实际需要，普遍重视劳动力的数量，多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的愿望十分强烈。
　　这个时期的毕节地区纳雍县龙场镇干河沟村，50岁以上的乡亲，大多有8个以上孩子。这里有户人家，在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毕节地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1975年）已经有5个孩子，但5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一个是男孩。人们说“独儿无孝、独狗上灶”，而且因为只有一个儿子，与村里人发生矛盾时，人们都会拿把他家独儿子怎样怎样来威胁。
　　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现实生活中的“威胁”，这户人家除了悉心保护好他们的独子外，在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又超生了3个孩子。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终于是男孩，虽然这个男孩属于包产到户后才生的，没有分到土地，而且被罚了款，抄过家，但他们认为很值。因为他们开垦的荒地很多，土地种不完，而且有两个儿子，不会再受人歧视了。
　　这户人家就是记者的家。
　　毕节试验区境内多山，境内山高坡陡，峰峦重叠，沟壑纵横，河谷深切，土地破碎，高原山地占93.3%。根据有关专家的分析，按照毕节地区的土地资源以及水资源来测算，毕节地区最多只能承载400万左右的人口。但是实际上，在1987年，毕节地区的总人口就已经超过了560万。
　　人口的过快增长不但带来了贫穷、落后、教育缺失、陈规陋习顽固不化等直接效应，而且还间接导致了新的生态失衡等负面影响。
　　人口过多，生态恶化，贫困加剧，这三个因素终于把毕节地区推入了全国极贫地区的行列。
　　在自然生存条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当时，毕节地区这片典型的喀斯特土地上，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18人，分别比贵州和全国平均水平多34人和94人。人口控制这“天下第一难事”成为试验区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走出杨八郎家茅草屋，胡锦涛凝重地对随行的同志说，一定要把人口数量控制下来。
　　随后，“人口控制”成为试验区三大主题的核心环节，即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作为手段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从强制执行到政策宣传，从计生管理到计生服务，从计生处罚到计生激励，20年的探索试验，毕节试验区人口控制工作在政策、观念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使“天下第一难事”不再那么难。
　　
　　
　　变化，在潜移默化中
　　
　　一畦畦饱满的玉米棒齐刷刷挺立，一棵棵挂着沉沉果实的向日葵犹如即将分娩的少妇低着憧憬而又略带羞涩的头，一片片黄绿的烟叶迎风招展，犹如一群急行军中的士兵，卷起裤腿进行最后的冲刺。2008年8月23日，漫步在毕节试验区大方县黄泥塘镇黄泥沟村乡间田野里，一阵浓浓的秋收气息迎面扑来。
　　“到家里来坐坐。”
　　“喝点水再走吧。”
　　“今年收成不错，去家里玩玩吧。”
　　一路上，家门口、田土间干活的村民热情地和陪同记者采访的镇计生服务站站长谢蓉打着招呼。
　　谢蓉一身白大褂，佩戴着计生工作证。她说，以前，村民看到了干部下乡、特别是计生工作者下乡，唯恐避之不及，现在每家每户都把她们计生工作者当作亲人。
　　“征粮收款、刮宫引产。”这曾经是对试验区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工作状态的一句形象描写。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刚开始执行时，遇到的观念阻力特别大，党政部门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推行，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村民在吓唬自己的小孩时，往往一句“抓计划生育的来了”比什么都管用。像谢蓉这样的计生干部，没少挨骂。她说以前走到哪儿，总觉得有人在戳自己的脊梁骨。现在计生工作方式和理念从控制型到服务型、从命令型到选择型、从政府管理到群众自己管理的改变，也改变了干群关系，如今她走到哪户人家，村民都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来招待自己。
　　群众的观念也在潜移默化地转变。
　　“烤了几房了？今年压不压级？一棵烟能收入3元吧？”村民肖华兴正在自家门口拣烟叶（把烘烤后的烟叶分类），听到记者很“内行”的询问，肖华兴立即招呼记者就座，放下手中的活，不大一会工夫就烤来几个热腾腾的包谷。吃着老肖家的包谷，我们聊天的话题从烤烟转向了计划生育。
　　没想到，老肖一开始就给记者倒了一通苦水：自己有四个儿子，大的三个儿子已经结婚，都是独生子女户，可全是儿子。年近花甲的老肖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享到女儿的福。他认为女儿比儿子媳妇对老人要孝顺，希望小儿子给他生个孙女。对老肖的这个观点，其他陆续聚过来的村民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老肖种了几十年烟，积攒了不少钱，他说如果有个女儿，陪嫁个10万8万不成问题。听了老肖这种“重女轻男”的观点，我们实习记者小方一本正经地要认老肖为干爹。正说着，老肖的老伴从地里干活回来，手里拿着一朵向日葵，听说老肖认了个干女儿，就把手中的向日葵递给了小方，算是见面礼。
　　
　　在一阵欢笑中，尝着清新的向日葵，我们离开了老肖家。
　　在试验区城镇乡村，随处可见“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农村要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等计生宣传标语。20年的持续宣传和社会发展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养儿防老”这些传统生育观念。
　　在纳雍县王家寨镇鸡场村，记者就近找了几个在家的村民，约他们到村办公楼摆摆“龙门阵”。从他们朴实的话中可以看出对计生工作、生育观念的理解和转变。
　　陈中英（女，68岁，有5个孩子，两男三女，两个儿子分别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20年前人吃的没有现在猪吃的好，要是以前有计划生育政策，我就生一个算了，喂猪喂一群不如喂一头，养孩子养一个能顶几个。
　　邓婷（女，不到30岁，中专毕业，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女儿我就心满意足，不想再生了。
　　艾书法（男，不到30岁，邓婷的丈夫，中专毕业）：看到孩子少的家庭负担轻，生活条件好，家里老人的观念也在改变。以后还生不生二胎，由老婆决定。
　　袁雪（女，40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娃儿生得少，就显得年轻。孩子少负担不重，日子就越过越好。以前抓计生工作的人来了是吓得鸡飞狗跳，到我做手术时，他们（计生工作者）让我先去赶个场，做好准备工作，再去做手术。
　　李敏（女，35岁，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现在搞计生激励很好，独儿独女一枝花，多儿多女多冤家。
　　刘洋（女，40岁左右，村计生主任）：我们莲花村有个叫陈梦的生了一个男孩，她公婆对她说，如果她再生一个孩子，给她5万元奖励，她说，给20万都不生。我们现在搞了妇检服务，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也来定期进行妇检。
　　艾显祥（男，50岁左右，村支书）：以前计生工作只要求群众尽责任，没有要求政府尽义务，所以群众很反感。我们10多年前就实行村民自我管理，把大家集中起来，一起商量如何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大家共同制定政策，共同自觉遵守执行。计划生育我们村在1997年以前主要是强制执行，1997年到2002年处罚和激励相结合，在2002后就是以避孕节育优生服务为主了。
　　王家寨镇的计生工作以“宣传早、投入高、基础牢、机制活、服务好、对立少”的特点成为全省的一个典型。以前该镇的良丰村郭家湾组在计生工作方面被认为水泼不进，计生工作者一进村寨就会遭到围攻、堵截，如今已连续6年实现常住人口无政策外生育。全镇农村独生子女户2001年初只有2户，目前已有121户，二女结扎户2001年初只有7户，现在有67户，8户主动放弃二孩生育指标，126户主动推迟二孩生育，计生贫困户1997年还占46%，到2007年下降到了8.2%，真正走出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
　　毕节试验区自1988年建立以来，人口控制工作大致经历“县为主、乡为主、村为主（村民自治）”三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每一阶段都是对区情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一个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历程。
　　硬件设施倾力投入。如果问在毕节试验区的乡镇，办公条件环境最好的单位是什么？也许很多人认为是乡镇办公楼。其实最好的是各乡镇计生服务站。干净整洁舒适的环境、细致入微的服务、先进的各种器材设备，村民说比住大宾馆和上大医院好。
　　服务无处不在。为不能生育的家庭千方百计想治疗方法，设立家庭计生服务热线电话，对独生子女、二女结扎困难户在经济上不断进行帮扶，定期给农村妇女进行妇检，连城市流行的胎教、婴儿教育在计生服务站也开始进行。
　　一系列举措反映出试验区在人口控制上的决心、信心。计生服务“创国优”目前已成为试验区人口控制的一大主题。
　　
　　毕节试验区20年的探索实践不但有效解决了人口膨胀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在人口控制过程中实现了人口素质的提升，为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成效，不单是把数量控制下来
　　
　　“莲花宝地数新营，地灵人杰誉满春。封建王朝多进士，战争年代涌将军。教授博士已无数，劳模大款更纷呈。千载难逢歌盛世，文明和谐享太平。”
　　“乡里乡亲，都别认真，化解矛盾、将心比心。”
　　进入赫章县野马川镇新营村，这首《新营赞》和路旁的《德教碑》一下让人感受到浓烈的文化知识气息。
　　“一个村铁匠多了，打铁的就多。”创建了“蝇蛆、蚯蚓――鸡――（鸡粪）猪――（猪粪）蝇蛆、蚯蚓（水产）――（蚓粪）――牧草、蔬菜（水产）――鸡――（鸡粪）――猪”农村生态循环经济模式的陈卫绪，这样解释新营村的文化现象。
　　1996年靠38.6元钱开始搞养殖的陈卫绪如今资产近百万，今年单是母猪就要养50头。“有智吃智，无智吃力。”在向记者介绍了致富经后，陈卫绪用这句话作为注脚。
　　陈卫绪和新营村的村民当然属于“吃智”的类型。
　　这个2007年获得全国计生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的村，20年前小学文化水平的占40%，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只有10%。而如今，新营村在外工作的国家公职人员有420多人，教授2人，博士生导师1人，博士生3人，研究生8人，大学本科生300多人，60岁以下村民无文盲，30岁以下的成人无初中以下文化，成为全县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村。
　　高水平文化素质的背后是高水平的和谐发展。生态农业取代了土锌冶炼，山清水秀、鸟雀啾鸣的环境让乌烟瘴气的历史成为永久的记忆。面对发展路径的选择，陈卫绪“宁愿当现在的猪老板、不愿做以前的锌老板”的感慨成为一种共同心声。因为发展模式的转变不但为新营村保住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新营村人均纯收入达3125元，这个数字是把十多户千万元户和很多几百万元户剔除后得出的。
　　“衣食足礼仪兴，衣食不足光扯筋。”新营村村民的话处处体现着诗意和哲理，作为村支书的陈弘毅也不例外。刚从山上搞完经果林规划回来的他，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和谐发展的另一层意义。
　　曾经让村干部无比头疼的计生工作，在陈弘毅看来是小菜一碟。因为他们村现在的生育指标根本用不完。今年上半年，村里死亡的人数比出生的人数还要多。
　　如果对新营村进行剖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发展的生态循环系统：人口数量控制下来――人的文化素质得以提高――计生观念、发展观念转变――发展致富能力增强――经济得以发展、环境得到保护――促进观念的进一步转变――文化素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人口得以进一步控制――促进更大的发展……
　　如果纵向剖析，从赫章县平山乡中寨村村民杜天洪在记者笔记本上写下的一个家谱分支的人口结构和文化水平的变化中，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图表附后）
　　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和扎实工作，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有效遏制，试验区人口控制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7年，全区总人口为738.46万人，人口出生率14.31‰，比1987年的28.09‰降低13.78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69个千分点，比全省同期多下降3.37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7.8‰，比1987年的19.47‰降低11.67个千分点，年均下降0.58个千分点，比全省同期多下降3.2个千分点。符合政策生育率92.50%，比1987年的36.98%提升55.52个百分点，年均上升2.78个百分点。妇女总和生育率降到2.0左右，基本接近更替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4年稳定在10‰以下，20年全区累计少出生139万人，为改变农村贫困面貌，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人口控制的落脚点终归要解决的是协调发展的问题，人口素质就是能否实现协调发展的关节点。
　　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里的英国人，来到贵州毕节威宁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了足球场，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语，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穷的学生。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
　　柏格里在中国荒凉的一个小村里，留下了知识和文化种子。
　　据贵州省毕节地方志上的记录，胡锦涛在出任贵州省委书记时的省干部见面会上，没有多谈他的施政纲领，而是讲述了柏格里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寄托的除了精神、责任以及使命外，还有知识素质的重要性。
　　如今，石门坎出了两名博士，还培养出厅级以上干部20名。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至今这个苗族小村，老人们尽管不识字，却能说上几句英语。
　　
　　毕节试验区在人口控制方面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欠发达、欠开发”还是试验区目前的基本区情，贫困的面貌还未根本改变，生态环境仍然脆弱，人口基数还是显得膨大，人口控制的任务还很艰巨，不容有丝毫懈怠。
　　
　　未来，人口控制工作
　　仍任重道远
　　
　　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曾经指出：“发达地区用一倍的力气远远比贫困地区用三倍的力气取得的效果更加明显。”
　　定性地看，全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开始进入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阶段，为今后的计生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我们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全国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强调严格依法行政，严禁违反国家人口计生“七不准”和贵州省人口计生委“五个严禁”的政策背景下，有的贫困地区出现“老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尴尬局面。
　　治愚先治穷。人口控制工作开展的难易程度往往与开发扶贫工作的效果相关联。目前试验区的贫困程度还较深、贫困面还较大，不从根本上摘除“穷”的帽子，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越穷越生”的问题。
　　在劳务输出的时代大背景下，流动人口的计生工作成了急需解决的一道难题。目前劳务经济已经成为试验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致富，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得鼓励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但转移出去的人口，单靠基层党政部门的力量无法进行计生跟踪管理，用人单位特别是私营企业也很少有积极配合的，所以在农村出去打工独身一身，几年后回家妻儿成群的现象不是没有。
　　即使在记者采访中计生工作抓得比较好的村，基层干部也承认：对此目前没有有效的办法。
　　另外，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在目前对超生户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主要处罚措施下，一些先富裕起来的人，抱着“花钱买人”的心态违反计生政策。那些交不起社会抚养费的超生户，却又抱着“反正什么都没有，看你能把我怎样”的心理违反计生政策。
　　这些，都是前进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相比较以前的矛盾和难题，已经有了本质变化。
　　胡锦涛同志曾三次访问过的杨八郎，8个儿子如今都各自有住房，已全部响应和落实国家计生政策，适龄的孙子、孙女现全部就读小学或初中。人均年收入从1986年不足200元，到现在已达2000元。有3个儿子家买了电视机、拖拉机，1家安装了固定电话，外出务工的已用上了手机。
　　一座漂亮的两层洋楼院子里，一个老大爷抱着他的独生孙女嬉戏，老人慈祥的目光中流露出浓浓的爱意，院子前荷塘里的荷花灿烂盛开，这是记者在采访的最后一站――金沙县岩孔镇板桥村见到的一幅图景，这幅图景在记者中脑海中不断重现，成为一种憧憬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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