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鄱文化 赣鄱水系与赣鄱文化的历史演进

　　[摘 要]赣鄱文化是中国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对它的历史演进做宏观的分析，探讨赣鄱水系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从而为赣鄱文化的现代发展寻求历史依据。发达的水系培育起早期的赣鄱文化，各分支河流的交叉之处成为早期赣鄱文化的发源地。河流众多也分割出诸多的发展区域，“吴头楚尾”的行政特征制约着独具地域风格的赣鄱文化的发展。鄱阳湖形成之后，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水系汇聚鄱阳湖，这一地理特征深刻影响了赣鄱文化的多元性以及赣鄱文化的区域分布，赣鄱文化自身的特征更加明确。以生态作为鄱阳湖经济区建设的主旨是对赣鄱文化发展历史的尊重。
　　[关键词]赣鄱文化；地缘环境；生态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识别标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6-0083-07
　　[作者简介]张泽兵（1981― ），男，江西会昌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叙事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湖泊与文化――赣鄱水系对赣鄱文化的影响”的阶段性成果（08WX24）。
　　
　　Title: Water System of Gan-Po and the Evolution of Gan-Po Culture
　　Author: Zhang Zebing
　　Abstract: Culture of Gan-Po is a part of Chinese reg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macroscopically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studies the interaction of Gan-Po water system and its culture, and offers historical basis for modern development of Gan-Po culture. Flourishing water system cultivates the earlier culture of Gan-Po, each crossing-branch becomes its cultural source. The river cut apart numerous culture districts. This place was called "The head of Wu and the tail of Chu". This kind of administration characteristic districts lay restrai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Gan-Po culture. After Poyang Lake, Gan Jiang, Fu river, Xin Jiang, Rao river, and Xiu Shui gather in the Poyang Lake. This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 profoundly influenced cultural diverse and distribute of Gan-Po culture. Its characteristic is more and moer explicit. The subject of constructing Poyang Lake area is ecology, and it is respect to the history of Gan-Po culture.
　　Key words: Gan-Po cultur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ecology
　　
　　文化是特定地理空间中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从广义上讲，它既包括一定地域内历史发展过程中本土居民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也包括语言、文物、风俗、宗教、文学、艺术等。地理环境在文化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特定区域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这种互相影响的途径又与行政区划、政治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等诸多因素相关联。水是生命的象征，探索外星生命存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证明水的存在。因此，变动不居的水与文化的发展是地理文化探索的重要方面。赣鄱文化所孕育的地域空间主要是武夷山脉、罗霄山脉、大庾岭、九连山等环绕形成的地理单元。在这个地理单元之内，水系发达，赣鄱文化便在此间孕育与成长。
　　一、赣鄱文化的孕育与积淀
　　赣鄱大地的水系非常发达，这里地处北纬24oN-29oN之间，水量丰沛，植被良好，四面环山，充沛的雨量汇聚成河流与湖泊。这一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早期的赣鄱文化。
　　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虽然鄱阳湖尚未形成，彭蠡泽也还是跨越长江，但江西境内河流密集，发达的水系培育起早期的赣鄱文化。这种文化形成的特点与黄河流域的文化起源具有类似的地理特征。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认为：“黄河本身并不适于灌溉与交通。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于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①钱穆对中国文化发生的这一认识同样适用于地域性的赣鄱文化。赣鄱文化的摇篮也是在于赣鄱各分支河流的交叉之处。河流的交叉带来肥沃泥土的冲积，既有利于渔猎，也有利于农作物的灌溉，支撑起赣鄱早期文化的基石。赣、饶、抚、信、修五大水系流经赣鄱平原，各条河流的分支颇多，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佳的地理条件。“距今约6000年前的分布在赣江中、下游偏西地区的新余拾年山一期文化；距今约4800年前的赣西北山区即修河支流奉乡水两岸及其周边地区的山背文化；距今约5000年至4500年的赣东北地区的广丰社山头文化；当然分布最广也最有代表的是分布在以赣江中、下游两岸及其一些支流为中心的樟树筑卫城文化，年代跨度为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左右。”②这些新时期时代的文化遗址的地理分布显示，赣江、修水等各大水系的分支是赣鄱文化发迹之处。例如1962年发掘的万年仙人洞洞穴遗址就是处于河流交叉之处，“仙人洞附近一带的地形，是四面高山环绕的狭长形盆地。…仙人洞位于盆地西北小河山的山脚下，洞口向东南，距文溪水约70米。”③文溪水注入乐安江，乐安江发源于婺源的大鄣山，银港水、泊水、长乐水、建节水等汇聚其中，而乐安江则是信江的支流之一。这种溪水盘绕的地理特征极其适合生存与生活，仙人洞文化遗址便在这种地理环境中孕育而成。另外，我们可以依据谭其骧所绘的江西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来观察水系对赣鄱文化的文化孕育。赣江两岸、抚河两岸以及信江各支流密集地分布着赣鄱早期文化遗址。这些文化遗址大多依靠渔猎和种养农作物生存。这种分布特点也表明，发达的赣鄱水系对于文化的培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头楚尾”与赣鄱文化的融合积淀。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分邦离析，混战不断,水系发达的赣鄱成为诸侯争霸的势力交汇之地。那时候的江西，据地理之险，楚、吴、越各方势力此消彼长，造就了“吴头楚尾”这一格局。赣鄱文化在世界文明的轴心时期陷入到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的碰撞之中。学界对于“吴头楚尾”的具体行政归属颇多争议，主要是源于吴头楚尾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但吴头楚尾却形象地描绘出当时江西的状况。据彭适凡的考证，最晚到春秋中期以后，楚国的势力已达到赣西北境。春秋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延伸到现在的九江、南昌等地，春秋末期楚国势力延伸到宜春、萍乡一带。④吴的势力进入江西大概是在春秋晚期，公元前504年，夫差“伐楚取番”，取得了九江、修水、南昌以及樟树等地。“越国占据赣江下游甚或中游地区的时间主要是在战国早期，后来楚国复又强盛起来，也许就在越国政治中心北移的情况下，楚又悄悄西进收复了春秋末年被吴夺去的土地，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赣江下游地区。”①这种交汇碰撞造就了赣鄱文化没有统一的文化根基，由此，融汇贯通成为赣鄱文化的一大特征。比如墓葬，现在发掘的墓葬风格既有楚式的，也有吴国风格的，也有越国的悬葬风俗遗存。考古发掘的青铜器式样既有楚国式样，也有吴国式样，还有越国式样。蟠虺纹的楚国青铜器，断发纹身的越国风俗，这些都表明，在赣鄱大地上曾盛行不同风格特征的文化形态。楚、吴、越的力量消涨带来风格各异的文化碰撞与融汇，赣鄱文化在这种碰撞融汇中积淀成长。
　　江西历史的这种割裂状态到了秦汉的大一统时期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秦朝在江西设置九江郡，但九江郡的管辖区域只包括现在的鄱阳、南昌、吉安、赣州等一块狭长地带，与浙江交界部分地区属于会稽郡管辖，与福建交界部分归闽中郡管辖，靠近湖南部分归长沙郡管辖。汉代在江西设置豫章郡，下辖十八县，这些行政区划的设置基本上“依凭自然形势，靠近江河湖泊”，“与当时江西的地理位置、开发程度等实际情况相一致”。②即使是这种相对的统一行政管辖也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东汉时期江西划为三郡，分别管辖。三国时期赣鄱大地虽主要为吴管辖，但也是魏、蜀、吴三国政治势力的交锋地带。长期以来的分割，没有统一的行政管辖，限制了赣鄱文化形成统一的文化基调。不过，秦汉时期郡县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区域经济文化受到重视，人口也在不断增加，江西的土地不断得到开发，经济上取得长足的进步，赣鄱文化就这样一步步成长起来。在行政管辖的分与合、政治势力的消与涨中，赣鄱文化进一步融合各种形态的文化，为独具地域特色的赣鄱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在此期间，以徐稚为代表的中原儒学思想，以葛洪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都在鄱阳湖周边地区形成广泛的影响。
　　成长中的赣鄱文化自身具有的特征显现从魏晋六朝开始。在人的自觉时代与艺术的自觉时代，赣鄱山水的文化意蕴得到发掘。清虚寡欲、崇尚清谈、玄言成风的社会思潮深刻影响赣鄱山水的文化价值。这其中，陶渊明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隐逸山林、亲近自然为山水田园诗的创作提供了客观环境，陶渊明的田园诗体现了隐士文化与山水文化的互动关系。水在其经济价值之外起着文化启迪作用，山水自然与个体生命互相生发，从而充分发挥山水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从赣鄱地域文化的发育来看，陶渊明在赣鄱地域文化发展中具有标杆性的作用。他为赣鄱文化发展注入了清澈的神韵，促进了赣鄱文化发展寻求独立的特性。他在赣鄱文化成长发育过程中的作用标志着赣鄱文化独特地域风格开始形成，赣鄱文化开始受到世人的重视。
　　深入地了解赣鄱文化发展的这一段漫长的生长发育历史，我们才能明白为何赣鄱文化这一地域文化概念提出比较晚。对于江西地域文化用什么词汇来概括，这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进行过赣文化大讨论。“赣文化大讨论之所以未能持续深入地发展下去，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初打出的旗号缺乏足够的凝聚力。”③而赣鄱文化的提出则是最近几年借助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而提出来的。“‘赣鄱文化’比‘赣文化’更具地域代表性，‘赣’字在这里令人想起发源于赣南的千里赣江，‘鄱’字则指向位于赣北的中国最大淡水湖。在‘赣文化’中嵌入一个‘鄱’字，避免了只提‘赣’字带来的单一性，使人产生出赣文化与鄱文化比翼齐飞的生动联想。”①这是从词汇学的角度对赣鄱文化的合理性做出的精彩论述。从“赣文化”到“赣鄱文化”，用以概括江西地域文化的词汇迟迟才提出来，其中的原因何在？这还得回到赣鄱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寻找原因。“吴头楚尾”的地缘军事、政治格局影响到统一风格的赣鄱文化的形成。在这漫长的文化成长过程中，真要称得上是其独特的地域风格那就是赣鄱文化的融合性。水系纵横交错，地域政治格局的交汇特性铸就了赣鄱文化早期形态的融汇特征。这种格局直到隋唐之后才得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赣鄱文化终于在融汇中达到了自己的辉煌时期。秦汉六朝江西的经济文化，乃属于荆扬经济文化圈之中，根本原因在于本区的经济文化没有突出的表现，尚没有形成独立的性格。隋唐五代江西地区在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大势推动下，快速而全面地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和颇具实力的经济文化区域崛起于长江中游地区，初步呈现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经济文化特色，并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作出了较大贡献。”②
　　
　　二、鄱阳湖的扩大与赣鄱文化的繁荣
　　隋唐时期，地质构造的差异性对鄱阳湖地域产生了重大的地理影响，极大地改变了江西的地理面貌。早在南朝时期，地质构造运动造成鄱阳湖平原下沉，枭阳平原下沉，湖水淹没了古之海昏县、枭阳县。于是，有了“沉海昏，起吴城”一说。随着鄱阳湖的湖水扩展，漫过松门山，到达鄱阳，鄱阳湖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湖泊大量形成，水体面积不断扩大。到了元末明初，鄱阳湖已经扩张为水波浩淼的大湖。在明朝时期，现今南昌的青山湖、艾溪湖、瑶湖之水也连成一片，由此可见鄱阳湖水体变迁之大。这一重要的地理变迁带给赣鄱经济文化重要的影响，以鄱阳湖为核心，赣鄱水系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
　　自隋唐开始，江西的行政区划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稳定，这种稳定的行政管辖对于赣鄱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在隋唐五代时期，江西人口大幅度增长，移民持续迁入江西。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得到不断提升，江西的地缘政治地位不断得到提高。大庾岭道的开拓，开始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这极大地强化了赣鄱水系在促进江西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作用。大庾岭“一岭划寒暖”，将珠江水系与赣鄱水系的经济联系连接起来，拉动了赣鄱文化的发展。舟船可以从长江出发，穿越鄱阳湖，溯赣江的支流章江南上，到达大庾县境。翻过大庾岭道，便可以利用珠江水系到达广州，从而扩大了赣鄱文化的影响力。这为江西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大庾岭道的开拓充分发挥了赣鄱水系在江西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枢纽作用，使得赣鄱水系与珠江水系的经济文化枢纽作用连结起来。江西的瓷器、茶叶、药材等源源不断地通过赣江溯流而上，翻越大庾岭，直达广州，沟通南洋的经济交流。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延续很长的时间，直到现代交通工具的兴盛才使得这一黄金水路淡出世人的生活。
　　赣鄱文化的兴盛得益于书院的兴盛，这是赣鄱文化发展的基石。据王炳照的统计，江西在唐末五代有书院13所，宋224所，元95所，明287所，清324所。③从数量上看，江西在全国一直保持书院数量上的优势，直到清才被浙江和四川超过。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铅山的鹅湖书院、南昌的豫章书院、吉安的白鹭洲书院合称江西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是唐德宗贞元时期河南洛阳人李渤与其仲兄李涉创立，后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庐山国学在南唐时期名噪一时，后经北宋的宋太宗、宋真宗盛极一时，南宋时期朱熹重新振兴白鹿洞书院。豫章书院始建于南宋，后来成为古代江西学术思想的传播、人才培养的著名官学机构。鹅湖书院因鹅湖之会名动一时，白鹭洲书院则造就了江万里、刘辰翁、文天祥等历史文化名人。书院的大量创立奠定了赣鄱文化兴盛的基石。
　　从地域上看，赣鄱水系对繁荣时期赣鄱文化的繁荣的影响可以从其分布和发展的轨迹上进行。“由于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江西文学家的密集地，因此它在当时的江西文学中也处于一种核心地位，而且，处于核心地位的鄱阳湖地域，还肩负起这样一个重任，即：将长江流域文学轴线的第二波、第三波影响，通过注入鄱阳湖的五大水系（赣江、饶河、信江、修河、抚河）东进南扩，把这种影响输入到江西的腹地。”①文学分布和发展轨迹方面“东进南扩”、溯流而上基本上也反映出赣鄱文化整体发展上的特征。文化分布与发展的轨迹与人口流动的轨迹、区域经济开发的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人口大规模迁入江西主要是发生在三次历史动乱时期，第一次是两晋之际的“五胡乱华”的事件，第二次是唐天宝年间开始发生的安史之乱，第三次是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三次战乱导致了北方居民的大规模举族南迁，江西由于地理特征上的优越条件，从而成为逃避战乱的主要地域。人口大量南迁，溯流而上，促进了江西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沿着五大水系不断“东进南扩”，这种人口迁徙轨迹带给江西经济开发的基本轨迹也是“东进南扩”，行政规划管理也随之在赣鄱水系的上游地区不断得到增强。赣鄱文化的发展轨迹与人口流动、经济开发、政区规划呈现出同构关系。
　　水系在文化发展演进上起着连结功能，各大文化区域因为水系的连接而有了内在的联系。但从地域分布上看，赣鄱地理上的河流交错，河流也因此分割出不同的文化空间。这时，水系起着分割的功能。赣鄱水系由五大支流组成，这五大支流也将赣鄱地域文化分割为不同的次级文化区域，这可以区分为以鄱阳湖为中心的环鄱阳湖文化，赣江中游为中心地带的吉州文化，以赣江下游为中心地带的袁州文化，以抚河为中心的抚州文化，以赣江上游为中心地带的客家文化。这些文化区域在赣鄱水系的培育下成长发育，成为江西文化长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繁荣时期的赣鄱文化表现出更为突出的融汇特征，各种主流思想文化在赣鄱思想文化中交汇融合。“中原兴起科举文化，江西紧紧跟上，成为科举鼎盛之区；中原兴起理学，江西紧紧跟上，成为理学之邦；中原风靡禅宗，江西也紧紧跟上，致使唐代有‘做官去长安，拜佛去江西’之说。”②赣鄱文化的融汇特征可以从书院、寺庙、道观在各地的分布作为明证。比如庐山，传播儒学思想的白鹿洞书院置身其中，传播佛学思想的东林寺建于庐山之上，另外庐山上还建有许多的道观。半开放半封闭的地域特征，一方面接受中原文化，一方面保持地域特性。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传授基督教，他在广州、北京、天津等地四处碰壁，唯有在赣鄱大地上获得支持，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自然科学等知识传入中国，并与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赣鄱文化对于各种文化的包容性。开放而不保守，这种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是与赣鄱文化的融汇性传统一脉相承的。
　　
　　三、赣鄱文化的现代变革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近现代的中国历史进入了在革命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前进。现代的交通工具铁路、汽车、火车等使得赣鄱水系在经济运行中的枢纽作用弱化。“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运道改走两湖、河南，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由于交通格局的变化，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或沿广东、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苏、安徽，向中原挺进和扩散。这些新思潮、新风尚在扩散过程中，又不断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后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①浙赣铁路也只是经过江西北部，赣中、赣南的边缘。边远、偏僻之地却成为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摇篮。现代革命中用革命的鲜血染红的红色文化，为赣鄱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江西人民在现代中国的图存救亡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就像平日微波荡漾的湖水一样，风起云涌之时，鄱阳湖也会掀起滔天巨浪。当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之时，南昌爆发八一起义，扛起革命的大旗。当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红色苏区点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红色文化是赣鄱文化刚性的一面，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的新文化气象。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赣鄱文化建设中，绿色的农业大省定位在赣鄱土地上。一红一绿，书写着赣鄱大地的现代之路。农业大省的定位是因为江西水系发达，适合农作物灌溉。但是现代化的产业之间并不能平衡，农业是高投入，低产出的行业。这导致江西的经济文化建设落后工业发达的省份。绿色农业的定位是对山水的赣鄱山水的尊重和合理利用。
　　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这一重大决策对于赣鄱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生态成为赣鄱文化发展的动力与目标。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现代社会带给人巨大的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的改变。现代消费社会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生态风险增加，这些问题困扰着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提倡什么样的文化导向和文化价值观念成为现代区域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面。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正是在这种反思现代的背景下提出。以生态来指导赣鄱经济、文化建设是对赣鄱青山秀水的尊重，也是对赣鄱文化历史发展的尊重。
　　生态的内涵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理解，一是从人与自然的角度去理解，人类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生命形态，是自然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提倡生态也就是要尊重山水自然，尊重我们生存的世界，保护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赣鄱山水锻炼了江西人民的生存智慧。即是开发自然也是充分尊重自然。在长期与山水打交道的过程中，赣鄱山水改变了人们认识自然的感知方式和交往方式。赣鄱文化的繁荣从而使得自身的特征变得更加明显。鄱阳湖南扩之后，湖泊大量形成。鄱阳湖平原“水枯成一线，水涨成一片”，人们不得不与变动不居的水打交道，培育起生态意识。“鄱文化的生态特征有四种表现：第一是对山水的热爱、向往与依傍，第二是对自然的敬畏、斗争与顺应，第三是对生态的保育、珍惜与尊重，第四是对资源环境的节约、友好以及对实务的注重。”②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现代的工业发展逐渐背离了生态文化传统。现在正处于工业产业由沿海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过程中，在这种时刻提出的生态经济区的建设为现代建设注入了新的发展理念。这成为具有示范意义的发展导向，也是与赣鄱文化的内在要求一脉相承。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对赣鄱历史文化特征的尊重。尊重自然，赋予自然于性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放在赣鄱文化发展的历史中看，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生态是尊重历史，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生态是赣鄱文化的内在要求。保护山水，尊重自然，与山水自然和谐相处。水是财富的象征。鄱阳湖水体面积的扩张时期，也是赣鄱文化逐步走向繁荣的时期。赣鄱文化走向繁荣也是赣鄱水系水体面积扩展的时期。赣鄱文化的发展历史告诉，保护山水自然，才能获得赣鄱文化的持续性发展。
　　对于生态，从人类社会自身去理解，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提倡生态也是要提倡生产生活以及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从这个角度看，以生态为指导思想展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也就需要我们去尊重经济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现代是一个特别善于复制的时代，机械复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正如本雅明所说的：“上世纪末就已开始了对声音的技术复制。由此，技术复制达到了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经受了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①复制本身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生存之道。艺术品如此，文化也是如此。现代的城市、产业、文化都在复制中蔓延。一则广告复制另一则广告，一条街复制另一条街，一个城市复制另一个城市，一个产业复制另一个产业。复制的盛行消灭了差异性，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我们没有更多新的体验，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也看不到特别之处，从一个工业园到另一个工业园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复制驱逐了差异性和多样性。这也提醒我们正在建设的生态经济区建设需要建设特色街区，打造个性城市，布局风格多样的产业，使得经济文化链条重新变得复杂而多样。
　　以生态为导向，是对赣鄱文化现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给予赣鄱文化特质更为清晰的现代发展路径。在一个湖泊多，水系复杂多的地域开展现代建设，以生态作为指导，为赣鄱文化赋予了现代内涵。
　　综上所述，从赣鄱水系与赣鄱文化的历史演进中去看，变动不居的水体为赣鄱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重要的影响。发达的水系培育起早期的赣鄱文化，各分支河流的交叉之处成为早期赣鄱文化的发源地。河流众多也分割出诸多的发展区域，“吴头楚尾”的行政特征制约着独具地域风格的赣鄱文化的发展。鄱阳湖形成之后，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水系汇聚鄱阳湖，这一地理特征深刻影响了赣鄱文化的多元性以及赣鄱文化的区域分布，赣鄱文化融汇性和生态特征更加明确。红色和绿色是赣鄱文化现代发展所所具有的鲜明色调。以生态作为主旨的鄱阳湖经济区建设需要尊重历史文化、尊重自然、尊重经济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责任编辑：王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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