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故宫命运交织的人们] 北京故宫介绍
时间：2020-03-23 07:30: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故宫博物院近百年的悠悠岁月里，不知进进出出多少灿若星辰或者低至尘埃的人。它交织着几代珍惜它、守护它的故宫人的梦想。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把自己的人生和这座城交织在一起，也许并不愉快，但也绝对是值得留住的记忆。只是抽离具象，我们不免感叹，那些为故宫付出了心血甚至生命的人们竭尽己力只为保全中华文明，之后便匆匆走过。这些人与这座城相关，而这座城与我们，却是相连。
蔡元培・开始在结束之后
故宫文物到底属于谁？这个问题放在今日估计会登上年度脑残问题排行榜首位。但在100年前，这个问号足以算得上振聋发聩，引人深思了。休说家国一体的传统，历代统治者早就习惯了把天下与万民视为私产。仅仅一个紫禁城到底是私人住所还是偌大中国的政府所在，这就足以吵出一整套扯不清的《壹号法庭》。其实，天子之家无私事。再说，锦衣玉食又有哪样不是民脂民膏？享受了总是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故宫里的一草一木、一针一线无一不是国家资产。
1912年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临时革命政府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允许退位皇帝溥仪暂时留住紫禁城的“后寝”（内廷）。我们当然不能苛求视国家与百姓为私人禁脔的封建君主有多高的觉悟，从那时起，失势的清王室除了试图复辟夺回他家的国之外，就一门心思放在了保住“自己”的财产。到被赶出紫禁城，拍卖或向银行作抵押贷款的姑且不算，溥仪已经将大量珍宝偷运出了宫。
国宝流失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但让溥仪一家把“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这显然难度系数过高。更恼人的是故宫这座宝山放在那儿怎么处理也是个问题。这时，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又曾留学德国、法国的蔡元培闪亮登场，他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列强注重实物的博物馆教育法，主张陈列展出故宫的文物。这位先生属于政界、学界的“天王巨星”，他的倡议很容易就得到了有识之士的支持与拥护，也引起了当时北京政府内务部官员的重视。
1914年1月，热河、辽宁两地行宫的文物20余万件，全部运至故宫的武英殿、文华殿陈列展出，《古物陈列所章程》由文字变成了现实。古物陈列所的开设，也为以后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创造了舆情，积累了经验。只是蔡元培这位发思想之端的人物却似乎被紫禁城这座最无情的宫殿彻底遗忘了。
冯玉祥・大事件的附属品
即便对一生足够轰轰烈烈的冯玉祥来说，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随后把溥仪赶出紫禁城，这也绝对算得上是人生的巅峰之作了。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偌大的故宫如何在“群狼环伺”中得以妥善处置这样一个难题。
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后，冯玉祥旋即成立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皇室公、私财产及处理一切善后事宜。经过了将近一年紧张的清点查收，“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整理刊印出足足计有9.4万余个编号117万余件文物，共6编28册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1925年10月10日，根据“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制订并通过的《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建院典礼在乾清门前广场上盛大开幕。这一天，北京城万人空巷，紫禁城的名字变为故宫，这座中国最高贵神秘的宅院终于在万众瞩目下走下了神坛。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故宫博物院恢弘而坎坷的一生在这一刻拉开了帷幕。只是，这一切已经和冯玉祥无关了。准确地说，从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的那一刻起，这一切就已经和他无关了。至于后面的算计和争夺，说白了也就是他老人家“冲天一击”的附属品。
但自从把溥仪一家赶出宫，关于冯玉祥乘机盗取财宝的传言就没有断绝过。在文人名士还是颇重名节的当时，冯将军对于这种传言颇为介怀，甚至还曾在1928年当着宴请来的各界要人，找来其时正在故宫做事的“证人”不下百位为自己辟谣。如此行径虽然有些“孩子气”，但也不难看出这位大人物显然深受“人言可畏”之苦。只不过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相较，这些“酸气”很重的攻击充其量也就是比较强壮的“蚊子”而已。
徐森玉・文物保护神
1924年，冯玉祥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徐森玉即参加了清宫文物的清点工作。在入宫清点文物时，守军在溥仪的铺盖中查出了一件国宝―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徐森玉和庄尚严等立刻买来一个保险柜封存并严加看守。
1930年，由徐森玉担任考察团常务理事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到万余枚简牍，即通称的“居延汉简”，这是汉史研究重要的史料。“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因担心简牍等文物受损，徐森玉等人几经周折秘密将简牍和相关资料运往香港，后又转运到国外，历尽艰难险阻，终将文物保全。汉简于1965年11月被原封未动地运到台湾，至今保存完好。
《赵城藏》为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刻本。1934年，徐森玉特地赴山西赵城广胜寺将之鉴别无误，又在周边老百姓家加以收集，共得5500余卷，设法将其运至北平，并在北平图书馆展出，供世人观摩，轰动一时。1935年，徐森玉等曾选择其中一部分影印，由北京三时学会编成《宋藏遗珍》出版。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步步进逼，为避劫难，国民政府决定将文物南迁。徐森玉参与主持了这项工程浩大的文物大迁徙。为了文物安全，他们分两路迁移，一路用卡车，由北京、陕西南下，一路经水路，先把文物运到上海，再运往南京，然后溯江而上，由洞庭湖入长沙。本拟在长沙作暂时落脚之地，但日寇又南侵，形势紧张，最后决定将文物南迁至贵阳。奔波于昆明与贵阳之间，在昆明郊区寻找存放善本珍籍之地的徐森玉，不幸股骨骨折，从此落下残腿。
上海成为“孤岛”后，江南一些家藏珍版秘籍的故家旧族，眼看性命难保，再也无心顾及先辈藏书，纷纷抛售善本书。当时的上海就像一个超级古籍聚散市场，北京的书贾趁机南下收书，一车车运往北方销售。其间，一辆北行的列车发生了火灾，几节车皮装的全是古籍。徐森玉闻讯，悲愤至极。1939年年底，重庆方面成立了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徐森玉再度受命出山，冒险参加了这一抢救工程。那段时间，他和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天天出入上海藏书大家的书斋和书库，任务就是版本鉴定以及保存和运出。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志会的抢救工作被迫停止，他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购得善本3800余种，仅宋元刊本就有3000多种。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国民政府决定将文物运往台湾，把遴选文物的任务交给了身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徐森玉。年已70的徐森玉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与跟随他多年的庄尚严说：“现在这些文物就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这一半，你负责看管那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有你人在，就要有这些文物在。我在这里也是这样，只要有我人在，文物也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徐森玉利用自己与国内收藏家的关系，全力以赴开展了文物征集工作，访求文物珍品、善本图书，为博物馆、图书馆收购了大量稀世珍宝。1951年，他亲自陪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赴澳门，将王献之《中秋帖》和王�《伯远帖》购回。此外，他还在上海的银行保险柜中发现了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物“天王玉玺”两方，还征集了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怀素《苦笋帖》、宋苏轼《文同合卷》、宋拓孤本《凤墅帖》《郁孤台帖》和明天启刻《萝轩变古笺谱》等。1962年，经徐森玉动议和督促，将密封在铁箱内30多年的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玻璃版底片从故宫博物院找出来，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予以影印出版。
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亲切地握住徐森玉老人的手，称他为“国宝”。放进文明史，徐森玉这位文物保护神已是一种代称，凝聚着国人对文化精英的无限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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