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中\国式民主的两个面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编者按：2011年5月20日，本文编辑与本文作者、台湾大学的黄光国先生共同出席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中国公共领域的认知与决策”研讨会，听黄先生讲本文一个主要观点――“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于中国”，感觉惊讶。于是讨来此稿在此发表，以期引起讨论。
　　摘要：要推进民主实践，必须“理论先行”。中国社会科学界应当反思世界各国以及台湾实施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以中华文化作为基底，发展本土社会科学，并致力于建构中国式的民主理论。不应当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开放”，就是人类的最佳选择。实则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于中国。
　　关键词：本土社会科学；西方中心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中华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4―0058―06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继承、发展辛亥革命旗帜“三民主义”中的“民主主义”，吸取台湾民主制度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予以去芜存菁，对于思考当今中国与世界的民主政治问题，是有意义的。
　　
　　一、“民主是个好东西”
　　
　　多年来我一直提倡“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目前我还担任“亚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会会长”。多年来的经验使我深刻感受到：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进行“民主实验”，必须“谋定而后动”，先建构“中国式的民主理论”。理论与实践双管齐下，才有可能做好所谓的“民主实验”。然则，什么叫做“中国式的民主理论”呢?
　　
　　1　由“善政”到“善治”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其著作《民主是个好东西》中主张：“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力，人类人格就不完整”。俞氏深刻地肯定：民主是一种解决社会争议的较佳方法、合理分配社会价值的适当程序，以及有效保障民众权益的制度途径。
　　对于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进程，俞可平认为，应该要从“善政”迈向“善治”。所谓“善政”，是指实行以民为本、清正廉明、高效运作、民主有序的政府管理体制。如果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以民为本”政治哲学，其最主要意义，就是为政者要带来清明和威严的公道和廉洁，而为官者要像父母一样热爱和对待自己的子民。
　　至于“善治”的本质特征，俞可平则认为，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更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其认为：“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从而提出了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响应”、“有效性”、“参与”、“稳定性”、“廉洁”、“公正”等10项指标，作为中国政府治理的重要判断标准。
　　
　　2　中共的政治改革
　　俞可平对于各项指标的具体说明是：(1)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2)法治，即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透明性，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4)责任性，是指管理者应当对其自己的行为负责；(5)响应，它的基本含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6)有效性，这主要指管理的效率高效有序；(7)参与，这里的参与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但不仅仅是政治参与，还包括公民对其他社会生活的参与；(8)稳定性，指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9)廉洁，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寻租；(10)公正，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
　　俞氏认为：推进民主治理的重大改革，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治力量，取得大多数人民群众和政治精英的支持，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些改革应当最大限度地符合现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违背现有的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而发展增量民主的基本途径，就是致力于“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依照俞可平的论点，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未照搬以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因此也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这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依照这个标准来看，中共近年来的“政治改革”主要是着力于“正当性”(legitimaey)、“合法性”(legality)和“有效运作”三个层次。在执政的正当性上，近年来大力推动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在有效运作层面上，强调“服务型政府”的转化；而从法律运作的合法性来看，则是从依法治国(rule by law)到以法治国(rule of law)。
　　从“善政”迈向“善治”这个大的方向是正确的。然而，一个完整的“中国式民主理论”，必须很清楚地告诉人民：所谓“中国的文化传统”到底是指什么?它跟西方的文化传统到底有哪些不同?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如果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制度确实不适合于中国的土壤，中国准备用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来落实上述十项指标，以促成由“善政”迈向“善治”的大方向和大目标?
　　
　　二、未来政治改革的挑战
　　
　　尽管俞可平认为未来的中国民主政治，将沿着“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等三条路线稳步地向前推进，然而，由于俞可平所提的“中国式民主理论”并不完备，因此可以质疑：中国民主政治沿着这三条路线往前迈进的“基础和动力”是什么?
　　
　　1　民主的动力
　　有人认为：中国大陆近年来在经济上快速成长，连带使得社会变迁迅速，现在中国大陆社会日益多元，政治事务的范围越扩大，政府的职能就必须随之调整，政治体制也就越需要予以转化。所以在讨论政治改革问题时，尽管一般认为，中国大陆在短期内不会出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但是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中共的政治发展，例如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会不断地增加，越来越多的大陆人民不再依靠党、政、军、及国有企业过生活，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力下降。此外，大陆政府面临的城乡差距、贫富悬殊扩大、人民不满意政治领域中的贪污腐化情形、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力下降等问题，也是迫在眉睫。更重要的，西方国家对于推动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工作，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能量。近年来新疆及西藏的分离运动，也持续威胁中国的一统性。这些挑战，都造成了大陆政府进行政治改革或更进一步推动民主化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上述观察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上述观察主 要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我个人一向偏好从“中华文化现代化”的观点来理解当前中国所遭遇到的各项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理解中国社会的民主动力。
　　
　　2　“全盘西化”的学术界
　　“文化大革命”发起的“破四旧、立四新”，不仅对传统文物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教育体系中的高等院校甚至遭到关门停课的命运。在那段期间，不只是文史学科的研究中止了，社会科学的进展更留下了一大段的空白。
　　1976年毛泽东过世后，新领导人邓小平废除了人民公社，恢复家庭经营制度，推动“四个现代化”，并在1979年宣布“改革开放”政策，以“社会主义法则”为基础，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计划。“文革”期间许多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学者恢复了地位；高等院校的大多数科系恢复了教学，成千上万的研究生被送往国外留学，“文革”期间受到严厉抨击的儒家思想再度受到重视。
　　然而，诸如此类的改革措施，并不能减缓中国文化“气若游丝”的危机。大家都知道：学术研究是学者长期累积的志业。“文革”期间大陆学术思想界所造成的真空状态，许多正好由“海外归国学人”来填补，他们所带回来的西方理论，以及蕴含在其中的个人主义文化价值，也迅速占领了年轻一代的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初期，主张“全盘西化”而喧腾一时的“河殇派”，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都是这种价值观的具体展现。
　　
　　3　“苍白”的社会科学理论
　　多年来，我一直提倡：非西方国家必须以西方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作为基础，针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理论，来解决本土社会的问题。从波普(Carl Popper，1902―1994)所提出的“进化认识论”来看：科学理论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倘若大陆的社会科学界不能正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能发展出适合于自身文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而持续盲目套用外来理论，则不仅不能解决既有的社会问题，反倒还可能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说：“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捉住耗子，就是好猫”，这是他在否定“文革”路线之后，为了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不得不提出的“实践主义”判断标准。当时大多数的中共干部都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因此，中共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还流行另一个口号是：“摸着石头过河”，言下之意为：既然我们无法提出稳妥的社会科学理论，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引，而“改革开放”又是势在必行，那就只好一面摸索一面前进，“走着瞧”。
　　时至今日，我跟大陆学术界的朋友谈到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许多人也都承认：当前中国的发展确实是“实践很伟大，理论很苍白”。在我看来，大陆社会科学界的“全盘西化”以及缺乏完整的“中国式民主理论”，才是中国发展民主的最大问题所在。
　　
　　三、“历史决定论”的危机
　　
　　1　需要“台湾经验”连结吗?
　　正因为中国缺乏具有说服力的民主理论，所以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吸取其他民主国家的教训，来设计自己的民主，发挥“后发优势”，为中国的“民主增量”发展提供具体的制度设计参考；而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结构和国情，则应该以试点的“渐进优势”作为基础，为“民主增量”的发展提供具体的路径发展建议。
　　基于这样的见解，对于“后发优势”的制度参考方面，有人主张以“台湾经验”作为连结：由于台湾可说是目前华人社会中，最为接近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体制，而台湾在政治改革的历程与民主发展的教训上，亦有各种各样成功或失败、正面或负面的具体例证。两岸之间同样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同样享有传统儒家民本文化遗产，台湾的民主化转型过程，多有深刻而宝贵的经验，可供中国大陆参考，而让中国大陆的“后发优势”发挥得宜。
　　
　　2　“由量变到质变”
　　乍看之下，上述建议确实相当吸引人。然而，从波普“进化认识论”的科学哲学来看，“理论先行”，要进行任何一种实验，都必须有理论的依据。在缺乏“中国式民主理论”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进行所谓的“民主实验”呢?
　　有人说：“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中国的政治发展从总体上看将是渐进式的。这种渐进改革或渐进民主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未来的民主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是长期积累性改革的结果”。这种说法却反映出：该论者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波普(1972)所谓“历史决定论”的困境之中。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波普指出：所谓“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是认为：社会的发展，在冥冥中有一定的常规可循。在社会发展的过程既然已被决定了，吾人就应当在这既定的过程中，找寻最美好完善的一点，然后带领全体社会，努力达到这个定点。然而，社会应当固着在哪一点呢?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指出：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人主张“过去”，如柏拉图；有人主张“现在”，如黑格尔；有人主张“未来”，如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在波普看来，他们都是“封闭社会论”者。
　　波普认为：任何一种封闭社会理论，都会形成权威主义。凡事尊重权威，在政治方面必然导致极权主义。闭锁社会理论容许统治者不仅对敌人，而且可以对国民撒谎。人民“知”的权利受到侵害，势必会沦为统治者的工具。也因为人民信息不足，很容易受到统治者的挑动，而引发难以收拾的情绪性种族主义(emotional racialism)。
　　
　　3　另类政治秩序
　　波普因此认为：唯有信息完全自由的“民主社会”才是所谓的“开放社会”，才能避开“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然而，波普在作这种主张的时候，自己也不知不觉地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以“个人主义”作为预设，认为西方式的“民主开放”社会是人类的最佳选择。值得我们继续追问的是：波普的这种主张，难道不也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冷战时期，东西方形成两极对峙的时代，波普的学说普遍为西方社会所接受，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也成为西方世界的“反共名著”。1990年代，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崩解后，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历史学者福山(Fukuyamal989)甚至出版《历史的终结》一书，以为二次大战后两种意识形态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结束，“自由民主是人类最完美的政治模式”，从此之后全世界都将走上“西方式民主”的道路。唯独中共仍然坚持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引爆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问题完全暴露无遗，美国为解其燃眉之急，大量发行纸钞，至今全世界均蒙受通货膨胀之害，阿拉伯国家也因此发生“民主风潮”，这些问题让许多学者纷纷思考“另类世界秩 序”或“另类政治秩序”的可能。
　　
　　4　资本主义的铁牢笼
　　事实上，西方许多有识之士早已看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危机。譬如社会学大师韦伯(MaxWeber，1864―1920)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部分，便很悲观地预言：资本主义的现代经济秩序与机器生产的各种技术、经济条件结合在一起，变成一种无法脱逃的铁的牢笼(ironcage)，统治着处于这种机制中的人类生活，直到最后一吨煤炭烧尽为止。“在它发展程度最高的地方，譬如美国，追求财富已经丧失了宗教和伦理的意义，反倒和纯粹世俗的情感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它具有娱乐竞赛的特征。”
　　没有人知道：未来人类将如何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或者，在这场巨大发展告终之前，是否会出现一个新的先知，或者会出现旧观念、旧理想的大复兴。如若两者皆非，人类社会是否会变成以病态的自我陶醉粉饰太平的机械僵尸。因为就这种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这样说：“没有灵魂的专家，漫无心肝的纵欲者，造成一切皆无意义的现象，意味着人类文明已经到达前所未有的状态。”
　　在韦伯所处的时代，他预言资本主义的“铁牢笼”将迫使人类“烧尽最后一吨煤炭”；在现代，有愈来愈多的人担心：他会迫使人类“耗尽最后一桶石油”，或者引爆“最后一座核能电厂”。然而，对于依附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上的“民主体制”，难道我们只能“全盘移植”而不必作任何的反省?
　　
　　四、台湾民主经验的反思
　　
　　一点不错，台湾实施西方式民主制度的经验确实是“有成功，也有失败”。问题是：应该对台湾实施民主经验的成、败作具体的分析，应该回答什么叫做“中华文化传统”，应该说明：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移植到台湾后，有没有发生“橘越淮而为枳”的现象。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作任何的讨论，就下结论说：大陆的“民主增量”就必然会“由量变到质变”，变得如何如何，这难道不会陷入“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吗?
　　
　　1　“全盘西化”的政治学界
　　我这么说，并没有责怪谁的意思。事实上，在台湾学术界已经“全盘西化”-的今天，不仅政治人物没有深入反思台湾的“民主经验”，即使是台湾的学术界也很少有人思考这些问题，更不用说提出什么“中国式的民主理论”。
　　举个例子来说罢，为了庆祝辛亥革命百年，今年元月底，国立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举办了一场“传承与创新：百年学术发展研讨会”。其中政治学门的回顾，由朱云汉、林碧照、萧高彦三位教授联合执笔。他们在其合写的《中华民国政治学发展史》中指出：“长期以来国内政治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无法摆脱对西方政治学的倚赖，对自己社会的分析与理解均以西方历史经验为主要参照，难以形成在地化系络的思考，长此以往将难以产生原创性的知识贡献，也无法响应21世纪的知识挑战。”
　　
　　2　美国的学术殖民地
　　“全盘西化”并不仅只以政治学界为然，而是台湾学术界的普遍现象。二次大战后，东、西两极对立的冷战时代，台湾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仰赖美国，在学术方面也高度依赖美国。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之后，为了要贯彻“反共抗俄”的国策，而以国家的力量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蒋介石并且亲自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的会长，在国民小学推行品格教育，国民中学必须上“公民与道德”课程；到了高中则必须修习“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在人文学科方面，则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提倡“新儒家”，沿袭了中华文化的一脉香火。
　　然而，在自然及社会科学方面，台湾的学术界却是毫无选择地“全盘西化”。当时的台湾社会流行着一种说法：“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许多大学毕业生都以到美国留学为荣，许多大学在聘用教职时，也是以学成归国“留美学人”作为优先。这些“青年才俊”在大学授课时，使用的是美国的教科书；做研究时，沿用的是美国的研究典范，他们不知不觉地成为传授美国文化价值的尖兵；台湾的学术界也沦为美国的学术殖民地而难以自拔。
　　
　　3　“情绪性的民族主义”
　　台湾的学术界形成“全盘西化”的格局之后，在戒严时期，学术界中的“自由派”便以“民主”作为对抗国民党的口号；现在则是朝野一致，要以“民主自由”作为对抗大陆的工具。
　　然而，台湾实施民主政治的经验，是不是真的像波普所预言的那样，让台湾的政治决策走上理性判断的道路?政治人物是不是从此不再挑动波普所谓的情绪性“民族主义”?
　　任何人都不难看出：台湾民主政治的运作，是建立在“蓝绿对立”的基础之上。政治人物的首要考虑是：用什么样的政治口号来动员自己的支持群众，而不是要解决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其本质是一种“民粹政治”，而不是西方意义的“民主”。这种以“族群动员”作为基础的“民粹政治”，恰恰是波普所谓“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在李登辉主政时期，1995年，我曾经出版过一本《民粹亡台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批评当年国民党所搞的“民主”改革，其实已经流为“民粹”政治，将带给台湾巨大的灾难。所谓“民粹”主义，是政治人物为了争取选票所推出的各项政策，旨在讨好选民，吸引选票，而缺乏长远的理性考虑，看起来好像能带给选民立即的利益，其实却会给社会招致长远的祸害。
　　然而，西方式的选举制度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一只“铁牢笼”，任何社会一旦开始实施“民主选举”，就再也无法走回头路。在“全盘西化”的格局之下，台湾的政治学界对于这种现象虽然“心有不怿”，担心它无法“响应21世纪的知识挑战”，大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
　　
　　4　“理论”与“实务”的分裂
　　“民粹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不幸的是：在台湾学术界“全盘西化”的格局之下，政府所作的决策却很难摆脱“反智”的色彩。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湾社会中“知识”与“行动”分离的现象。在“辛亥革命百年学术发展研讨会”上，于宗先院士(2011)回顾“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后，指出：台湾的经济学内容是由“英美教科书的移植”演变成为“西方经济学内容，本土化实例”，“经济研究的趋向分为两大派，一为数理学派，一为务实学派。”“前者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问，可是他不但在国际学术市场有卖场，而且在国内更受到学术当局之青睐；后者研究的对象是现代的台湾经济现象，这种研究在国际上缺乏卖场，在国内虽不受重视，但对政策形成有影响。这种偏颇的现象会使前者走火入魔，而使后者自觉无学术地位而消沉。”
　　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怪异的现象。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主张：理论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实践；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也强调：“道问学”的目的是在“尊德性”；明代的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中国民间更普遍认为应当“学以致用”。然而，台湾学术界“全盘西化”之后，学术研究竟然可以和社会实践分裂为二!
　　
　　五、中国式的民主理论
　　
　　我写这篇论文的用意，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应该走民主的道路。相反的，在我看来，“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没有人会质疑；中国必须走民主的道路。然而，我并不认为：在走向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中国应当“全盘西化”，照搬照套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坦白地说，当今之世，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之外，有能力提供“另类政治秩序”的国家，也唯有中共政权。
　　我一向主张：台湾是中华文化现代化最好的实验室，但我并不认为：台湾的“民主经验”，有什么必然的优越性。今天中国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是深刻反思台湾的“民主经验”，以中华文化作为基底，发展出中国式的民主理论。这样的民主理论不仅要经得起社会科学界的辩论，能够被国际学术社会所接受，而且要有高度的可行性，能够在中国社会中具体实践。
　　然而，如果大陆的社会科学界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钻入SCCI的“铁牢笼”，而难以自拔，我们又如何可能做到这一点?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辛旗(2008)在他所著的《一个中国学者的世界话语》中指出：今天中国学术界要想重新建立自主的学术传统，必须进行“双重救亡，双重启蒙”的工作，一方面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方面认识西方的学术精神。不幸的是：今天海峡两岸的社会科学界却面临了“双重沦亡”的危机，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也掌握不住西方文明的内在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术界如何可能建构“中国式的民主理论”?
　　值得强调的是，对于中国而言，建立自主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更甚于建构“中国式的民主理论”。倘若中国的学术界的思想领域已经“全盘西化”，而被西方个人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所占领，即使勉强建立了“中国式的民主理论”，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参考文献：
　　[1]Fukuyama，F(1989)，The end 0f history，NationalIn Ierest，Summer
　　责任编辑：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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