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考古学：探寻古人类的生活】 生态文明理念的内容是
时间：2020-02-21 10:42: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如今居住在中美洲的玛雅人后裔人数不过数十万，他们无法完满地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古代玛雅人人数近2000万，为什么他们却能够在不破坏热带雨林资源的前提下生活了13个世纪、发展出独特的经济生活方式并建立起复杂的政权体系？
当传统考古学者还在把大量时间用于发掘遗址与破解象形文字时，新一代的考古学者已经开始着眼于已发掘遗址周边的地区，研究那些已经湮没的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并搜寻与此有关的动物、植物证据。这就是现在所谓的“生态考古学（eco-archaeology）”。
生态考古学者们相信：一个特定文明如何适应它周围的环境？它与周围的环境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对坟墓与殿宇的发掘只能告诉我们这个文明何时兴起与衰亡。有关这一文明更深一步的探索在于了解它的家庭构成、它的居民如何谋生以及居民们如何利用这片土地。
从生态考古学者近年对玛雅遗址“El Pilar”的研究中，人们可以了解一点生态考古的工作方式。“El Pilar”位于中美洲伯利兹与危地马拉之间。生态考古学者考察了“El Pilar”的住房、庭院、厨具与砍伐工具，所有器物都显示出这样一个结果：“El Pilar”是一个农业社会，它的所有文化成就几乎都依赖于农民工作的成绩。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玛雅人拥有极为多样化的农业，他们长期以种植包括玉米、豆类、可可、水果、药草、棕榈、棉花以及烟草在内的多种热带雨林特产作物为生。这种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得以在人类的社会环境中保留热带雨林的生命力，避免了可耕作土地减少、河流污染等事件的发生，也由此维系了玛雅文明十多个世纪的发展。
生态考古对玛雅遗址的研究揭示了古代文明与自然相处较和谐的一面，但可惜这种和谐只存在于少数范例中。迄今为止，生态考古学发现得更多的是古代文明如何因为破坏了自然而最终被自然报复。
两河文明的命运就是其中一例。两河流域文明灭绝的原因自然有很多。传统说法是外部以希腊和伊斯兰为代表的新兴文明的征服和取代了年迈的古文明。生态考古学的发现则提出：过度的农业开发恶化了两河流域先天不足的生态环境。美国著名亚述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著作《古代的盐化地和灌溉农业》中就论述了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地区灌溉农业和土地盐化的关系，并指出这是苏美尔人过早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
当年苏美尔文明定居地区的土壤是肥沃的冲积粘土，宜于谷物种植。但由于气候干旱少雨，苏美尔人必须以灌溉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然而，土壤和河水中都含有可交换的钠离子和盐。通常情况下，钠离子和盐被水带到地下水层中，只要地下水位与地表层保持一定的正常距离，含钠和盐的地下水对农田并不构成危害。但是，古苏美尔人只知道浇灌而不知道土壤中的盐分必须用充足的水加以过滤并完全排泄出去，结果是当地地下水的盐分逐年加重。当过度的积水渗入地下水时，含盐的地下水水位上升，在土壤的毛细管作用下侵入地表层，使土壤盐碱化。从苏美尔人吉尔苏城的遗址中，法国考古队发现了书写时间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004年之间的大批农业泥板文书。这些文献表明：随古代灌溉农业而来的土地盐化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苏美尔的农民和贵族。很可能正是这一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在古巴比伦晚期（约公元前1700年）以吉尔苏为代表的大批苏美尔城市被永久放弃。写于公元前2027年的一份文件显示：库阿腊城里一块259公顷的农田竟带有162公顷的盐水池。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中巴比伦时期，苏美尔故地的土地盐碱化给国王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至于被认为是诸神对人类罪行最严厉的报复之一。在巴比伦一位国王奖给大臣的石刻地契中，对背约者的诅咒就是：“使碱土围其田，令大麦饥渴，绿色永绝！”远在北方的亚述地区因为雨水充足而不存在浇灌问题，因此农田盐碱化的情况不算严重。但考古发现证明，即便是亚述王也知道盐碱地的可怕，而且曾经以此为手段惩罚反叛的城市。阿达德尼腊瑞（公元前1307～前1275年）和其子沙勒马那沙尔（公元前1274～前1245年）都曾经在铭文中声称：我征服并摧毁了敌城后，把盐碱液播撒于其上。
生态考古学对当地作物品种和单位面积产量的考察也证实了苏美尔地区农田盐碱化的存在。在苏美尔文明刚出现时的乌鲁克文化遗物中，装小麦的容器和装大麦的容器的出土数量基本相等。当苏美尔地区的土地开始盐化后，不耐盐的小麦开始逐年减少。公元前2400年时，吉尔苏城的小麦占16％，其余则是大麦。到约100年后的阿卡德时，小麦已经降到了3％。根据乌尔第三王朝的一份文件，此时在吉尔苏的一块地中小麦仅占1.86％。此后不久，苏美尔地区小麦几乎都已无法存活。尽管大麦相形之下比较耐盐，但土地的盐化也会减少它的产量。吉尔苏出土文献表明：公元前2400年，大麦每公顷收2537升，到公元前2100年，这一数字已经降至1460升。约公元前1600年，吉尔苏城已经由于土地严重盐化而被放弃。此时吉尔苏邻近的拉尔萨城的大麦产量也仅为每公顷897升。
古代人类与他们所居住的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一个庞杂而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从理论上来讲，他们成功或失败的范例仍能给今天的人类某些启示。这种观念使生态考古学越来越多地和今天的环境保护话题联系在一起，成为最有价值的新兴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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