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双角膜缠绕相连的命运] 缠绕在命运之下百度云
时间：2019-05-17 03:21: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阿涅斯·瓦尔达不喜欢以四十岁（左图）或八十岁（右图）的年龄来区分自己，她更乐于拥有两个分身：一个是有着爱人和孩子的阿涅斯夫人，还有一个是电影导演瓦尔达，前者给她留下了幸福和悲伤的记忆，后者重新整理了这些记忆，并用镜头给予它们荣誉，她说：“它们让我知道我怎样成为自己。”
有年轻女孩问她，“拍电影那么困难，作为一个女人，该怎么成为一个电影导演？”她告诉她们说：“要么去拍，要么回厨房洗盘子去，拍电影就是很困难的事情，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如此。”
接连下了几天的冷雨，让毛坪村后山的路泥泞不堪，杨磊拎着伞，鞋上套着一红一蓝两个塑料袋，鲜艳的红壤在他脚下很快粘成坨，只能一滑一滑地前行。
杨磊上山是去看望大哥杨春辉。
大半年前，按照杨春辉的遗愿，杨磊帮他捐出一对角膜，并将骨灰带回老家，安葬在村后山上的杨氏坟地里。因为日子不合适，所以还没有合土，也没有立墓碑。四周隆起的是掘出的红土，坟墓中间凹陷处苫着一块蓝色的防雨布，杨春辉的棺材就在下面，外围是其他本家的古墓以及疯长的灌木和杂草，这一切被冷雨淋漓后看起来有点凄凉。
提起下葬当天的事，杨磊至今仍然很不平。按照当地的风俗，村里有人下葬，都要8个或者16个男人抬棺材，杨磊好不容易找到了8个，但是大家不情不愿的，“抬棺材时，好像我哥做了脏事，他们说‘捐了角膜，不吉利’”。
他愤愤地迸出一句：如果能重来的话，“你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捐。”
“在外面遇到很多不如意，把性格扭曲了”
2012年2月27日夜，长沙市岳塘区下摄司街道迎东社区的居民陈彪因患肝硬化去世。肝硬化复发的他曾在2006年骑着自行车从长沙赶往深圳，只为见一眼心中的英雄——爱心大使丛飞。五年后，他的病情日趋严重，他希望像丛飞一样，死后捐出自己的眼角膜。但陈彪病逝之后，因为姑姑们催促着陈彪儿子尽快火化，所以并未捐赠。
据长沙爱尔眼库的协调员杨丽红介绍，在签订捐赠协议书，成为志愿者的人中，会有相当一部分最终无法捐赠或放弃捐赠。眼库中共有707位签订了捐赠协议书的志愿者，其中很多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已经成功完成捐赠的有148例，除去一些因为有乙肝破伤风等禁忌症而无法捐赠的外，另有21人逝世后，家人放弃了捐赠。放弃者各有考量，传统观念的阻力占多数，也有些人误认为角膜要在活着的时候取。
如果不是杨磊打了一个时间差，杨春辉捐赠眼角膜的遗愿也难以实现。
杨春辉1982年生于湖南隆回县高坪镇毛坪村。小学没毕业，六年级上了几个月就退学了，说什么都不再去学校，15岁就“出社会”，最初托了关系，和舅爷一起去了湖南永州的长风猎豹汽车厂当学徒。
成人后的杨春辉给人的印象安静、内向、很少说话，让人很难想象他小时候是如何不安分。“他小时候很‘草蛋’（方言，调皮淘气之意）。”杨磊说。杨春辉小时候学习不好，经常带着周围的孩子一起调皮：带着周围的小朋友在几根毛竹之间搭房子，一个小伙伴摔下来他也毫不慌张；有次玩捉迷藏，把一个小朋友塞到灶膛里，等老奶奶生火做饭才发现，险些烧死……
17岁，杨春辉离开永州前往长沙打工。这一年，也就是1999年，中国第一位眼角膜捐献者向春梅在深圳完成了无偿捐赠。向是湖南大学的教师，仅29岁，遗书上写着：“我愿意死后献出我的一切有用器官。我相信我的两个角膜是完好无损的，也许能给需要它的人带来一线光明。”
杨春辉从来没有听说过向春梅，也没有听说过眼角膜捐献这回事。
家住湖南邵阳的宁背英此时已经64岁，无法想象别人的眼角膜可以植入自己的眼睛。她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在持续下降；此时岳阳湘阴的农民杨忠祥仍然很健康；家住汨罗的刘宗这一年才7岁，他无法预料三年后一次鞭炮的炸伤，让他今后一直摆脱不了翼状胬肉、结膜变性这些医学名词，眼睛也要经常布满血丝，红肿流泪……命运如同花园中不断交叉的小径，12年后，这些不相干的人因两片轻薄的角膜联结在了一起。
到长沙后，杨春辉没有找到汽修方面的工作，只能干没有什么就业门槛的重体力劳动，比如建筑工地的力工。他渴望在人地两疏的长沙打开一片天，实现自己开个汽修店的理想。杨春辉在工地上干活不惜力，受到包工老板的赏识和同事们的喜爱。但“就像钢一样，总有脆的时候”，杨磊回忆杨春辉那段时间的生活时说，“他干活是透支性的。”这或许为以后患肾病埋下了隐患。
此时，星城（因长沙星得名，现多解为“造星之城”）长沙上有卫视疯狂造星，下有遍地洗脚城，解放西路酒吧街悄然崛起，娱乐之都、不夜城气象初露端倪，但这些享乐和浮华与杨春辉无关。23岁时，他经人介绍，娶了离老家不远的从化女孩唐清梅，开始在长沙郊区的树木岭一带（当时该地区房租很低廉）租住。2009年初，杨春辉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有了儿子后又想要个女孩，所以陆续又生了两个孩子，但依然是男孩。
2011年6月20日。就在前几天，杨春辉病痛发作，呼吸困难，被送到医院急救。家里和弟弟杨磊的所有积蓄已经花光，还欠了几万元债务。杨磊把杨春辉送到收费相对低廉的长沙市中心治疗。急疹病房里，杨春辉插满了管子，在和病魔做最后一搏，隔壁病床的一个女孩悠闲地玩着手机，她并不知道一帘之隔的病友，已经在医学上被判了死刑。
2011年7月19日，杨春辉去世的前一天，杨磊杨鑫两兄弟一起帮着哥哥翻身。此时的杨春辉已经连翻身、起身这样简单的动作都无法完成。他的身体太过消瘦，躺在硬板床上，硌得自己生疼。每次翻身杨春辉要用力扣住弟弟的脖子，兄弟俩会慢慢地移动杨春辉的身体，让他不至于太痛苦。
杨春辉比杨磊大6岁、比杨鑫大9岁，很早就离家闯荡，和家人也很少联系，“他出社会后，没相聚几回，近几年他过年也很少回去。”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杨春辉要拼命挣钱讨老婆、养家，来回家乡耗时耗钱，另一方面也是在躲避当地超生的惩罚。多年来相聚无多，兄弟已经变得有点生疏。杨磊说，大哥生病后，三人重新聚在一起，“找到了一些小时候的感觉”。
2011年7月20日这天，杨春辉的身体从脚开始已经慢慢变得冰冷僵硬。他的每一次呼吸都很困难，一次呼气后是长久的停顿，长到令人担心他不再呼吸时，才又急促地“嘶嘶”两声吸气。杨鑫一言不发，一直紧握着兄长的手。杨春辉呼吸停止后，双目保持睁开，以至于杨鑫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去验看大哥的脉搏和呼吸。
平日里主事的杨磊在接母亲的路上。这天早上，母亲从家里出发来看大哥最后一面。杨鑫拨通了二哥的电话，希望电话那头母亲能唤醒大哥。老人在手机里大声呼唤儿子，却没有任何回应。
医生们不得不在杨春辉的母亲和妻子到来之前摘取角膜。他们还准备了义眼，留给死者最后的尊严。
杨磊对杨春辉生了三个孩子特别不能理解。“我父母就是吃了计划生育的亏。”杨春辉的父母都是高中毕业， 1978年结婚，分别担任初中老师和幼教老师，是让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但因为杨磊和小他3岁的杨鑫都属“超生”，当地计生办把杨家的猪、牛、熊猫彩电、缝纫机都拉走了。杨家被迫从镇上搬回村里。杨父被撤职之后搞过一段时间工程承包，被骗了钱，回乡务农后，因为之前一直读书教书，不太会干农活，家道就慢慢中落下来。
唐清梅找不到什么活干，杨春辉不仅要奋力养活一家人，还要逃避当地计生部门的责罚，所以过年的时候也经常不回老家，独自待在长沙郊区的工地上。
杨春辉渐渐变得少言冷语，总是让人感觉心事重重，再也不复小时候调皮的欢劲儿。杨磊分析说：“在外面遇到很多不如意，把性格扭曲了。”但杨春辉也会偶露峥嵘，有时候会突然旁若无人地大声唱起歌来，尽管五音不全，唱得不好听，却很投入，最常唱的是流浪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
刚刚去世的杨春辉头部被围上了绿色的手术无菌布，只露出了眼睛。杨春辉去世后，爱尔眼库的医生王科华很快赶到了现场，准备施行手术。由于天气炎热，眼角膜必须在6小时内取下保存（夏天6小时以内；冬天12小时以内）。取下的角膜会放入由意大利进口的保存液中，最长可以保存15天，15天后角膜即便仍可使用，效力也会打对折。角膜捐献者提供角膜是免费的。但保存液要1000多元，再加上捐献者生前所做的血液检查800多元，共计2000元，这部分费用由使用角膜的患者支付。
捐赠者生前都要做严格的血液检查，乙肝、狂犬病、脑炎、脊髓灰质炎及已侵犯眼组织的恶性脑瘤等禁忌症的捐赠者，其角膜无法用于他人，只能用来做科研。
取完角膜后，王科华医生和角膜捐赠协调员杨丽红将杨春辉的头部盖上，并向遗体鞠躬致意。为哥哥联系捐献的杨磊一直是瞒着母亲做这事，他无奈地说，这是哥哥的心愿。
殡仪馆人员前来，将杨春辉的遗体包扎起来，准备带走火化。亲人们的情绪再次暴发，出租屋里哭声一片。
即使是母亲到来，杨磊也还是没有说哥哥的眼角膜已经被取走。完成了哥哥的心愿，身后事才刚刚开始。杨磊提上提包，带着哥哥的遗物，送哥哥去殡仪馆火化。
（左图）角膜被带回眼库保存。医生将取下来的角膜冲洗干净。中间透明的角膜外是一圈坚硬的巩膜。它们将陆续被移植到三个患者的眼睛上。
杨忠祥是杨春辉第一片角膜的受捐者，此时他的左眼刚刚做完手术。进手术室之前，杨忠祥的表情一直很凝重，当得知自己的手术很成功，患病的左眼将很快好起来时，杨忠祥很开心。
刘宗（右）在接受角膜移植手术后重新回到学校，继续他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刘宗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读大一，学的是高尔夫球专业。童年时一次夏天时顽皮放鞭炮，炸伤了眼睛，之后的13年时间里，他的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并多次滋生出胬肉。杨春辉的两枚角膜，其中一枚用于治疗宁背英，另外一枚的绝大部分用于治疗杨忠祥左眼的病毒性角膜炎，刘宗只用了极小一部分。 手术后的大半年时间里，刘宗的眼睛仍然会有些血丝，有时候不太舒服，但他很高兴自己终于可以重新打篮球了。
今年已77岁的宁背英晚年为眼疾所苦，只能用左眼来视物。但后来尚能见物的左眼视力也下降得越来越厉害，怕视力下降耽误自己打麻将，宁背英前往长沙爱尔眼库就医。
做完手术后，效果很好，宁背英可以重新照顾自己和孙子了。但想起此事，总觉得是 “死人的眼睛放在自己身上”， 老人感到很害怕。
兄弟三人的秘密
近年来随着孩子们陆续成人，杨家家境慢慢有了起色，但更大的不幸又接连降临这个家庭：2008年，杨春辉的父亲因肺气肿去世；2010年，年仅2岁的大儿子罹患病毒性脑炎夭折；紧接着，厄运落到杨春辉身上。
从2010年开始，杨春辉经常觉得腰疼、大腿疼痛。但他一直舍不得休息，以为像以往病痛那样扛过去就行。11月，杨春辉腰疼已经难以忍受，才去了长沙安沙的一个小诊所。
大夫诊断是腰肌劳损和骨质增生，于是一直按着骨质增生治疗。2010年底，最小的孩子杨吉顺出世，但喜悦很快就被病情冲淡：12月中旬，杨春辉不但一点没有好转，走路也开始一瘸一拐。父亲的丧事、大儿子的治疗，小弟弟杨鑫开始来长沙读大学，家里早已举步维艰，杨春辉迟迟没舍得花钱去正规医院。
2011年正月，杨春辉在家人督促下，又到长沙武警医院去看病，医院诊断为“前列腺炎”，花了两万多，治疗了一个月疼痛都无法减轻，后来在湖南省军区医院怀疑是肾有问题。此时，杨春辉没法上班，人也消瘦得厉害。每个医院的结论都不一样，怎么治都不见好，让杨磊意识到哥哥病情的严重，他从上海辞职回到长沙陪哥哥看病。相对于生理的疼痛，频繁的转院让杨春辉更感到心慌。兄弟两人独处时，杨春辉含着泪跟弟弟说，“不知道什么病，想哭……”
2011年4月份，杨春辉被转到湘雅附二医院，确诊为肾癌（肾癌早期症状不明显，易误诊）。虽然此前预感到哥哥的病可能很严重，但杨磊还是彻底被这个消息打蒙了。
肾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迅速摧垮了杨春辉的身体。有一天，在病房里看电视时，杨春辉突然指着关于眼角膜捐献的报道画面，对杨磊说，“我死后要捐眼角膜。”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很郑重。杨磊没有跟杨春辉详细讨论过他捐赠的动机。但除了报道的感召，杨磊事后猜测，也许还因为哥哥想为家人“积德”：两个孩子要养、小弟弟大学还没毕业，全家人最需要他的时候他走了，他想在死后可以最后为他们做点什么——“自己这么年轻就死了，还是想要做点事情。”杨春辉曾对杨磊说。
长沙爱尔眼库的杨丽红接触了很多角膜捐献志愿者，两个现象曾让她困惑不已：“就我看到的案例，最保守估计，捐眼角膜的人中也至少百分之六七十是非常穷的人。”另一个现象是，“最富足人口最多的长沙市捐赠眼角膜的比例较低，远不及湘潭等地区。”而经过了“郭美美事件”之后，眼库也受到波及，杨丽红及其同事王奕琳都表示，捐赠者的热情有所下降。
为了节省开支，这时的杨春辉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住院，在医院给出最终审判之后，杨磊将杨春辉从医院转出，搬到了板仓小区附近的出租房。
仅仅十几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杨春辉度过了最后的时光。肾癌发展到后期，疼痛能将患者折磨得不成人形。为了省钱，杨春辉放弃了不少止疼药，晚上时常痛得忍不住呻吟，但有外人在场时，再疼他也不出声。
夏季的长沙，炎热潮湿，带着异味的屋子里只有一台电扇，苍蝇嗡嗡作响。一到夜里，蚊子纷纷疯狂出动，叮得孩子身上全是红包。大人们自顾不暇，孩子们暂时被忽略了。
两个不到两岁的孩子，会不停地吵嚷哭闹，杨春辉身上疼的时候，就想安静，希望孩子离自己远点，于是妻子唐清梅带着孩子回到婆家。不疼的时候，缓过劲儿后，杨春辉又会非常想孩子。
杨磊没有告诉母亲捐眼角膜的事，怕她不同意。三兄弟保守着共同的秘密。
在最干净的日子，入土为安
杨春辉原本精干结实的身体最后瘦得怕人，颧骨高耸，皮肤像是一层油毡纸一样贴在突出的骨头上。2011年7月20日，杨春辉已处于弥留之际。杨磊赶忙通知妈妈，让她带着唐清梅和两个孩子尽快赶来。当天中午12时34分，杨春辉眼角流出一滴泪来，生命的气息在这一刻消失。当时只有小弟弟杨鑫守在床前。而杨磊正去车站接母亲和嫂侄。临走之前，因为担心母亲和嫂子到后，有可能捐不成，杨磊已经通知了爱尔眼库，让眼库的医生尽快前来取角膜。
接到母亲一行后，杨磊故意拖延，在公交车上，杨磊跟母亲打了个马虎眼，轻描淡写地说哥哥捐出了眼睛里的一个小东西。
爱尔眼科医院的王科华医生前来，顺利地取走角膜，给杨春辉失去角膜遮盖的眼球垫上海绵，装上假体——义眼。
母亲蔡晨南见到儿子的尸体后，太过悲痛，并未留心儿子的眼睛。
料理后事时，因为杨春辉不是长沙本地户口，在派出所开死亡证明时颇费了一些周折，爱尔眼库此前承诺在料理后事时提供帮助，杨磊因此对爱尔眼科有些不满。爱尔眼库方面也觉得非常委屈：角膜捐赠在中国尚处起步阶段，捐赠条例只是参照国际上器官捐献的原则，为捐赠者提供帮助时会遇到很多困难。设立基金资助捐赠者甚至收治捐赠角膜的临终病人，都是理想中的设定，如何实现尚未可期，更别说碰上其他的行政门槛。
76岁的宁背英得到了杨春辉的一枚角膜，治好了残存的左眼。杨的角膜“又透又厚，品质非常高”，爱尔眼库的医生介绍说。另外一枚由杨忠祥和刘宗分享。他们都是幸运的。据杨丽红介绍，此前一位新近失明的病人，因为迟迟等不到角膜，最终自杀。
7月25日，杨磊第一次跟母亲讲哥哥捐角膜的事，说得很含糊，但母亲蔡晨南一直有点疑惑。2011年11月的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里杨春辉跟她说，“妈妈，我眼睛疼。”第二天一大早，蔡晨南就给杨磊打电话，质问“是眼睛全被挖走了，还是什么？”
杨磊道出实情后，蔡晨南在电话里狠狠骂了儿子一通。高中文化的她并非真的反对捐赠，只是感到心疼。
但同村听说此事的人暗里都持反对态度，“捐了就不是全尸”、“阴间瞎了眼难过”。
春节时杨磊带着哥哥的骨灰回家下葬，风水先生说，龙年春节这段日子“不空”，不宜下葬，“清明节前后是最干净的日子”。今年清明后第二天，杨春辉的坟合土封墓，入土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