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十大爱情名言_家人眼中不一样的张爱玲

　　如果你读过张爱玲那活灵活现的小说，你一定会万分佩服我这个表姐的想象力。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里，几乎所有成员都知道故事的蓝本其实就是家族里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反过来，张爱玲在散文中描述的她与父母、姑姑、继母和弟弟之间的往事却并不那么真实
　　我之所以称张爱玲为表姐，因为我们孙家与他们张家有两层亲戚关系。首先，我的父亲孙用岱是张爱玲后母孙用蕃的亲弟弟；其次，我祖父孙宝琦和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在七姑姑（孙用蕃）嫁给七姑父（张爱玲父亲张廷重）之前，就有亲戚关系，张佩纶的元配夫人朱芷芗，是我的曾祖母朱太夫人的亲侄女。
　　后母的心，她明明是懂的
　　“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从我表姐留下的文字看，她与她的后母、我七姑姑孙用蕃是势不两立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都说我七姑姑因为吸鸦片没人敢要，三十六岁才嫁到张家，其实在那个年代，凡有些家底的公子小姐都有“阿芙蓉（鸦片）癖”，七姑父在与张爱玲的生母离婚前，已有此癖好。而且，七姑姑二十六岁的时候就与七姑父订婚了。因为第二年我祖父孙宝琦过世，要守孝三年，正式嫁过去的时候也不过三十岁。
　　此外，在我十六个姑姑里面，七姑姑孙用蕃是较能干的一位，仅次于我的大姑孙用慧（孙用慧后来嫁给盛宣怀的四子，人称“盛老四”的盛恩颐)。七姑姑性格开朗外向，出嫁前交友十分广泛，和赵四小姐、朱五、陆小曼、唐瑛她们都是“死党”，也算是圈子里的一个风云人物，加上人也长得不错，眼睛很大，所以是不可能“嫁不掉”的。
　　两人结合是虞洽卿做的媒，孙家众姐妹开始是不同意的。我祖父孙宝琦曾经两度出任民国总理，治国治家均清廉严正，子女个个品行端庄，许多豪门大户都想与我们孙家攀亲，故有“孙家的女儿大家抢”之说。我的几个姑姑，她们分别嫁的是庆亲王奕劻、盛宣怀和袁世凯的儿子，虽说张佩纶的儿子也是世家子弟，但孙七小姐怎么可以给别人当继室呢？后来我祖父一定要给老虞一个面子，加上孙家和张家原本就有亲戚关系，就定下了这门“亲上加亲”的姻缘。
　　七姑姑做了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的继母后，并不是一个一心给他们穿小鞋的“后妈”，而是一直想和两个孩子搞好关系。
　　孙家是个大家族，我祖父共有五房太太，生了二十四个孩子，所以我的几个小姑姑，从十一姑到十五姑都与张爱玲年龄差不了几岁。一开始，她们还和七姑姑一同搬进了张家。
　　我祖父为官清廉，生活俭朴，家规严格。因为子女多，所以经常是姐姐的衣服小了以后留给妹妹穿。一般来说，我父亲这一辈人都是长到十岁才有新衣服穿。正因为子女们经常换穿衣服，他老人家还常常叫错人。所以，在我七姑姑看来，拿旧衣服送人很正常，是家族亲热、不分彼此的表现。因此，她就拿出了两箱旧衣服，给几个小姑姑和张爱玲挑选。哪知这件事到了表姐笔下就成了“猪肝色的旧布旗袍似乎还死气沉沉地贴在身上”。当然，表姐也是一个比较讲究穿的人，她五岁时梦想梳S头，穿高跟鞋；得了第一笔稿费就去买口红，所以如此嫌恶旧衣服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于是，穿后母的旧棉袍，就像是“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平日里，吃饭的时候，七姑姑总会等张家姐弟都到齐了才开饭，有时也会给张爱玲夹菜，问问她的学习生活情况。我表姐心情好的时候，也会与七姑姑互相招呼：“这个菜好吃呀，你多吃点。”但一旦心情不好，就会把自己孤立起来。
　　有一次，我父母去七姑姑家吃饭，表哥张子静（我管他叫“小煃哥”）很有礼貌，称呼我父母为四舅舅、四舅母，声音很轻，但很亲切。不见张爱玲出来，大家只好坐在一起开饭了，直到吃完也没见她出来打声招呼。当时，七姑父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了。
　　张爱玲在文中写孙用蕃一嫁过去，就怂恿丈夫搬家换用人。实际上，七姑姑1934年住进张家后，一直住在张家李氏老宅，康定东路87号。从张爱玲父母结婚，到他们姐弟出生，都住这老宅里。由于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欺骗了许多贵族富商，骗走了他们的钱。张爱玲父亲也被骗了。没钱了，才开始搬家，先是建国路，虹桥，再到1946年又搬到李家亲戚（李鸿章家族）的枕流公寓。其中几次搬家，都是因为经济拮据的缘故。就像张爱玲说的：家越搬越小，汽车越坐越大。这也说明张爱玲和父亲是有往来的，少而已，不是逃出门就再无回来过家。再说七姑父也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听女人话的“妻管严”。张家有个钱庄，钱都是七姑父在管，七姑姑是只管用不当家。
　　说到这个七姑父，不得不说他真是个慷慨的好人。逢年过节的，他都会打电话给一大家子的人，说：“你们过来玩啊，去酒楼吃饭，我请客！”张爱玲曾指责父亲，说他是个热衷于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不知她有没有想过，张廷重为什么会败家。如果她的生母黄素琼不是一天到晚闹新派——今天回娘家，明天出国什么的，他至于如此不安于室吗？倒是我七姑姑嫁过去以后，他才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生活。两人一起生活了十九年之久，可以说是白头到老的。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写道：“当时我姑姑没有告诉我败诉的另一原因，是我父亲倒戈。她始终不愿多说。但是显然是我后母趋炎附势从中接拢，舍不得断了阔大伯这门至亲——她一直在劝和，抬出大道理来：‘我们家兄弟姐妹这么多，还都这么和气亲热，你们才几个人。’”
　　其实，张家的确是有过这么一桩官司。张佩纶共有三个夫人——朱芷芗、边玉翠和李菊耦（张爱玲和张子静的奶奶）。朱芷芗的儿子张志潜认为，他母亲陪嫁的财产理应由他来继承，而张爱玲的父亲和姑姑则认为他们应该也有份。后来，七姑姑知道此事后的确出面调停，因为朱芷芗的父亲朱修伯也是孙宝琦的舅舅。结果，念在亲戚关系上，这桩官司最后以撤诉告终。孙用蕃作为张廷重的太太，撤诉后反而得不到任何物质上的好处，她真是希望张家能像孙家一样和睦相处。她二十四个兄弟姐妹，从未闹矛盾、打官司。没想到，我表姐偏要拿七姑姑的好心当坏心来讥讽。只为她写作上吸引读者需要吧。 　　至于最最有名的、写在《私语》里的“一记耳光”事件，估计表姐也是夸张了许多。她说1937年日本人打进上海，生母黄素琼的弟弟一开仗就在法租界的伟达饭店租下一套三个房间，举家搬去避难。黄素琼派人来接她，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
　　表姐文中说，她跟七姑父说了要去姑姑张茂渊那里住几天，七姑父知道前妻与妹妹总是在一起的，所以就心照不宣地“嗯”了一声，表示同意。后来回家后就遭到了七姑姑的一记耳光和七姑父的一顿毒打。
　　她写道：“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听家里人说过此事，根本就没有她写得那么恐怖。其实是有一次表姐从学校下课晚了，正巧碰见七姑姑从楼梯上下来，语气里有一丝不满，说：“这么晚才回家，也不说一声！”
　　表姐那天不知是心里有事，还是过于敏感，也没好气，随口敷衍了一句便要上楼。七姑姑就伸出手想拦住这个十五岁的犟丫头，让她把话说清楚。没有“骂开了”，也没有动手打她“嘴巴子”。
　　张爱玲当时其实也没有所谓的“本能反击”，只是机警地伸手推了七姑姑的手一下。不巧七姑姑“正扭了腰，哎哟一声”，惊动了楼上的七姑父。可见，七姑姑并没有一路尖叫着“她打我！她打我”去向七姑父告状，而七姑父就更加不可能为了这桩事将表姐“一阵拳打脚踢”了。
　　至于张爱玲所记录的痛打一顿后被关禁闭一事也是扭曲夸张了。她的确是在家里被“隔离”了一段日子，但那是因为她得了疟疾，怕传染给家人。我觉得表姐之所以那么夸张地描述“耳光事件”，一是因为她性格的确有些古怪偏激，二来也是为了文学创作更有戏剧化的效果。
　　在表姐的作品中有了恶名的七姑姑后来提及此事，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张爱玲成了著名作家，如果是受我的刺激，那倒也不是坏事。恶声骂名冲我而来，我八十多岁的人了，只要我无愧于心，外界的恶名我愿认了，一切都无所谓的。”
　　有一年放暑假，我表姐在七姑父的书房里写作文，写完后放在那里，到舅舅家去玩了。结果我七姑姑无意中看到了这篇作文——《后母的心》。她读完后很感动，认为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后来，凡有亲友到家里来，孙用蕃就会把这篇文章的大意说给人听，夸张爱玲会写文章。至于这篇《后母的心》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很遗憾，我未能亲眼看见。但我相信，“后母的心”，表姐其实明明是懂的。
　　后来，张爱玲在自传体小说《雷峰塔》的第三章中改变态度地忏悔了，说是“误解了、亵渎了后母孙用蕃的一番良苦用心”。我想，可能是她自己也到了古稀之年，回顾往事，不再偏激了吧。
　　她远离了世界上所有人，包括亲人
　　转眼已是1942年，因为香港开战，港大关闭，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只能回到上海。因为她还差一年就毕业了，所以为了完成学业，表姐想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因为交不起学费，她姑姑就让她去找我七姑父要，因为当年她父母的离婚协议上写着张爱玲的教育费用由父亲一人承担，而港大的三年七姑父都没有出过钱，这剩下的半年应该由他出，否则太说不过去。
　　就这样，已有四年多没有踏进家门的张爱玲，回了趟家。张子静曾经回忆道：“姐姐进门后，神色冷漠，一无笑容。在客厅见了父亲，只简略地把要入圣约翰大学续学的事说一遍。难得父亲那么宽容，叫她先去报名考试，学费让我送去。姐姐在家坐不到十分钟，话说清楚就走了。那是姐姐最后一次走进家门（老宅），也是最后一次离开（老宅）。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1946年我满月的时候，父母在席家花园设宴庆祝。听我母亲说，那天七姑姑和七姑父由司机开车送来参加，神色看上去有点不对。一问，才知道表姐张爱玲已经失踪好几天了。他们很为她着急，匆匆赶来，稍坐了一会儿就匆匆回去了。
　　表姐是不会回来了，后来七姑父也去世了，张家最后只剩我七姑姑和小煃哥这一对“孤儿寡母”。我们孙家的后辈便时常过去照顾他们。七姑姑老了，眼睛也不好使，小煃哥又是个老实头，加上在川沙郊区教书，只有周末才回家，所以是照顾不到家里的。
　　他们最后一个家在江苏路，二百八十五弄，二十八号花园洋房的阳台搭间，离我家很近。所以小煃哥周末也会找我谈心。说是谈心，多半是诉苦。小煃哥性格内向，脾气特别温和，平时从来不讲别人坏话，但讲起他姐姐，往往面无表情，连连摇头。
　　以前小煃哥想和七姑姑的表侄张信锦一起办个杂志《飘》，希望能给“孤岛”带来一阵劲爽的风雨，洗刷人们心灵的苦闷。于是，想约表姐写个稿。表姐却断然回绝，说什么“我是不会给没名气的杂志写的”。
　　表姐张爱玲和胡兰成结婚也不告诉家里人，等我们家族都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大汉奸后，大家的脸都没处搁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正在我们商量着是否应该劝劝表姐不要和胡兰成在一起的时候，他俩又离婚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闪婚”“闪离”，荒唐得不得了。
　　张爱玲去美国后，小煃哥好不容易与姐姐通上了信。他以为姐姐在美国，又是大作家，应该是很富有的，又听说母亲把遗产给了姐姐，便写了信去。想不到表姐回信说，自己也是勉强度日，实在无力帮助弟弟。现在我们知道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主要原因还是张爱玲不愿答理别人，更不想帮助别人，包括她的亲弟弟。
　　小煃哥后来也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写道：“她对自己的亲弟弟尚且这样，更况别人了。她从不悲天悯人，不同情弱者，慈悲布施与她无缘。她的世界，就她一个自己。她非常孤独，也非常自私，用自己的手作茧自缚，远离了世界上所有人，包括亲人。”
　　七姑父去世后，七姑姑来我家住了半年，后来与小煃哥一同住在了江苏路。七姑姑最后的那段日子，是小煃哥尽了孝。1987年，孙用蕃在上海去世。她的临终遗言是，身后的一切财物都留给张子静，并要求他不要酗酒抽烟。七姑姑的后事，表姐自然是不会来管的。后来，她得知弟弟张子静和我们往来甚密，也有些不高兴了。 　　1995年，张爱玲在美国加州公寓里孤独离世。那一年我正好从澳洲回沪探亲，路过香港时，看见报纸上刊登了张爱玲在美国逝世的消息，并刊有大块文章，心头一惊，赶紧买了报纸带回上海，准备给小煃哥看。
　　到上海时，发现内地也报道了张爱玲逝世的消息。小煃哥知道我回来了，就来我家看我。他神情凝重，似乎比以前更闷了。我知道他心里难过，没敢把香港的报纸拿出来。午饭时，我们尽可能说些别的，天南海北，不提张爱玲的事，但是他总是打不起精神。
　　她写的就是家族里“那
　　些男男女女的小事情”
　　张爱玲成名后，开始成为我们家经久不衰的话题。别人不知道，我们却晓得，她的很多作品都是根据家族里发生的事情改编的。我们这样的旧式大家族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一样，亲戚关系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怨女》，也就是《金锁记》，讲的是李鸿章家里的事情；《表姨和细姨》讲的是我们孙家的女儿们；《半生缘》则把康有为和盛恩颐综合起来调侃了一番。李家亲戚就住在康有为家对面的弄堂里，晓得康家讨了姐妹俩做太太。而大姑父盛恩颐也是出了名的风流“盛老四”，有一次竟然从妓院里带了两姐妹回家。再说光绪两妃，珍妃、瑾妃是姐妹，这几桩事被张爱玲听去了后，就变成了好看的小说了。
　　至于其晚期作品《小团圆》，大家都知道乃德指的是张廷重，蕊秋是黄素琼，九莉就是张爱玲本人。写到最后，她终于写到自己了。这部作品，表姐特别关照不能过早外传，所以应该算是她的遗作，近几年才解密。
　　令人惊讶的是，张爱玲连亲生父母和舅舅也不忘调侃一番。母亲和舅舅举家在伟达饭店避难时叫她也过去住的行为，到了张爱玲的《小团圆》里就变了味：“蕊秋大概觉得他这笔旅馆费太可观了，想充分利用一下，叫九莉也跟着去。”
　　她对父亲的描绘也好不到哪里去，说是“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
　　唯独对姑姑张茂渊的描写，还是比较正面的。表姐在《对照记》中，以少有的温情回忆了她与姑姑相濡以沫的日子。
　　总之，性格孤僻的张爱玲不屑与亲戚们来往，但她又离不开这个盘根错节的大家族。经常是大人们在议论那些“男男女女的小事情”，她就在一边悄悄听了去。经过艺术加工，就有了活色生香的故事。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表姐的创作生涯得益于她的家族成员，然而她又偏偏喜欢在文章里数落讽刺我们，一会儿骂娘舅，一会儿骂姑姑。我后来觉得，这可能也是她自我炒作的一种办法，毕竟一个女人要靠写作养活自己也不容易。
　　对于她的孤傲，我觉得和写作这一职业也不无关系。爬格子的人都知道，最害怕的就是被打扰。这种孤芳自赏的形象，也许是她刻意修饰了自我吧。
　　一个样样精通的“女才子”
　　撇开张爱玲的个性不谈，就才华而言，我们还是非常以她为傲的，叫她“女才子”。小时候的张爱玲非但外向，还喜欢牵头当老大，骑竹马啊，打篮球啊，样样精通。因为本来就是亲戚，在七姑父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在北京，在上海，她和张子静就来过我们孙、盛家玩。从十一姑到十五姑都与张爱玲年龄差不了几岁，而我的小叔叔孙用均则与张子静年龄相仿，关系最好。
　　表姐很小就表现出了文艺方面的天赋，其中音乐方面还是我父亲给她启蒙的。有一次，她来我们家玩。当时我父母住在北京，我还没有出生，张爱玲也就五六岁的光景。听他们讲，张爱玲来的时候，我父亲正好在拉小提琴练习曲，张爱玲马上说怎么这么难听。于是，我父亲换了一首《魂断蓝桥》，她又改口称赞起来，说小提琴我是不喜欢的，但交响乐还是喜欢的。
　　到上海后，我父亲加入了青年业余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和司徒汉、梁泯、马思聪、刘良模等作曲家都很熟。后来，父亲就鼓励她学起了钢琴。不过，去张家的时候，他还是会带一把小提琴过去，拉给张爱玲听。说起来，这把小提琴来头也不小。当初马思聪共有九把小提琴，老马又买新琴的时候，马太太发火了，说家里已经那么多了。于是，马思聪只好将其中一把差的转让。我父亲闻讯后，好像用几根金条如获至宝地换回了家。
　　张爱玲在绘画上也有造诣，会给自己的小说配插图。她良好的审美感也体现在了日常的穿戴上。记得有一年过春节，那时我才三岁，和大人们一同去枕流公寓李家拜年。当时，七姑姑、七姑父和表兄他们就住在那里，表姐已经搬出去了。她虽然不喜欢和我们交往，但一年一次的礼数还是有的，所以正巧她也到家里拜年来。她那时二十八岁正当年，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漂亮，不是说长得漂亮，而是衣服华丽。后来得知，她那一身服装是香港货。对一个尚未懂事的小毛孩来说，如此光彩夺目是具有震撼效果的。难怪，世人都评价张爱玲爱穿，而且敢穿。
　　我表姐不但讲究穿，吃上面也绝不含糊。她跟她生母一同住在开纳公寓的时候，每天到对街舅舅家去吃饭，并且要带一碗菜去。后来定居美国后，表姐偶然在超市里看到有苋菜卖，但因为没有炒苋菜所需要的大蒜头，她便决定不买了。
　　张爱玲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谈吃与画饼充饥》一文中：“有一天看到店铺外陈列的大把紫红色的苋菜，不禁怦然心动。但是炒苋菜没蒜，不值得一炒。此地的蒜干姜瘪枣，又没蒜味。在上海我跟我母亲住的一个时期，每天到对街我舅舅家去吃饭，带一碗菜去。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间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乎乎的苋菜香。”
　　当然，最令我佩服的还是表姐的文学天赋。有一次她去南京，在一片树荫下边走边写，说是一片叶子高高落下，飘来飘去，似乎在寻找什么。你猜她结尾怎么写的？说这片叶子在接近地面的时候，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然后kiss（亲吻）了。真是令人拍手叫绝的语句。这篇文章外文报上也找得到的。
　　事实上，我们家族里的年轻人们，现在也在看张爱玲的作品。我想，表姐作为海派女作家的一个经典范例，将成为永恒的话题，是张家的，孙家的，李家的，盛家的，也是所有读者的。
　　（责任编辑/金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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