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企业的特点【近代洋务工业教育特点分析】
时间：2019-01-16 03:27: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为了培养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工业教育活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的洋务工业教育表现出单一性、模糊性、双重性、初创性以及多样性等特点。形成这些特点的具体原因及其对中国工业教育发展的影响非常复杂，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探讨。
关键词：洋务派；洋务运动；工业教育；特点
一、学校级别的单一性
洋务派在不触及传统教育根本制度和学校体系的前提下，创办了一批进行近代工业知识和技术教育的新式学堂。但这些学堂独立于传统学校体系之外，下无低一级学校作基础，上无高一级机构供毕业生继续深造。因此，洋务工业教育缺少相互衔接、完整的学校体系支撑，是一个孤悬、凌空的教育层次。
学校级别单一的直接后果是洋务工业教育缺乏合格的生源，这首先表现在所招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合要求。工业教育需要新生具有一定程度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作基础，而入读洋务工业学堂的学生之前接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教育，所掌握的主要是文史经典和儒家政治伦理知识，这与近代工业技术教育的要求几如圆凿方枘。曾任福州船政局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P・M・Giquel，1835―1886)指出，由于制造专业的学生们人学之前毫无近代数理知识和外语基础，“就使学校预科的学习更为繁重”。这就大大降低了洋务工业教育中科学技术及应用工艺的教学效率。
生源不合格还表现在已有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与近代工业教育教学之间的错位与不适。近代工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学，要求学生在深刻理解科技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动手操作和实验，掌握工业生产的技能和技巧，并检验和反思书本知识，鼓励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中国传统教育教学方法的特点是重记诵轻理解、重接受轻反思、重书本轻实践等。这些弊端经过八股科举考试的强化，到明清时代发展到极致。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使得新式工业学堂的学生极易误将呆读死记、倒背如流这类习惯做法当作学习良方，而轻视实践和探究能力的发展。洋务派思想家李端菜一针见血地指出：“格致制造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勘察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器图，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此诸馆所以设立二十余年，而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者，唯此之故。”
单一级别的学校设置，不仅影响洋务工业教育的教学效率与效果，而且会带来其他问题。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洋务工业教育毕竟处在中国教育全面转型的初始阶段，尤其是考虑到洋务派面对顽固派拒绝引进任何西方教育因素的强大阻力，就不应该苛求洋务工业教育在体系上的完备。正是这些孤悬的新式学堂的出现，才使中国以后发展出较为完备的现代工业教育体系成为可能。
二、教育层次的模糊性
以当代的知识水平和学科专业标准来观照，洋务工业教育大体上应该属于中等专业性质的教育。但如果深入考察和仔细分析，又会发现洋务工业教育教学的层次界限其实非常模糊，很难将其明确归类。各种史料记载都表明，洋务教育的课程表中，除了大量中等程度的科学和技术课程，还有不少初级数、理、化和工艺课程，以及部分明显属于高等专业教育层次的科技课程。例如，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中，就既有“数理启蒙”、“代数学”、“讲求格物”、“几何原本”等初级课程，也有“讲求机器”、“微积分”和“航海测算”这些中高等教育水平的课程。再如，《严几道年谱》中记载，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中学过的课程包括“算术、几何、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其中，算术属于小学性质的初级入门课程，几何、弧三角、动静重学(动力学、静力学)、化学等则与当代中学课程的水平相当，而水重学(流体力学)、电磁学、热学等课程，显然属于高等教育水平的专业课程。课程安排在水平和层次上无所不包的笼统状况，充分说明洋务工业教育层次的模糊性。
“教育的层次结构和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不是凭人们的主观决策和善良的愿望，而完全是由社会再生产的情况决定的。从根本上说，教育发展和层次结构必须适应于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要求。”洋务工业生产的实际，既需要直接从事一线劳动的普通技术工人。也需要熟悉生产过程，具备初步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能力的技术人员，还需要一定数量高级专门的研发、领导和经营人才。因此，洋务工业教育客观上必须同时培养这三种不同层次的人才，而洋务工业教育的机构――洋务工业学堂或学馆又只有单独一级，这就必然使洋务工业教育从总体上显现出教学层次的交叉、混同以及由此造成的模糊性。
洋务工业教育层次的模糊性，容易导致不同等级的同类科目在教学时重难点和深广度把握不准，不利于有针对性地、高效地培养不同水平的专精人才。但是如果从拓展各级人才的见识，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以及加强不同层次教育力量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协作的角度来看，这种层次上的模糊性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还可以认为，在中国近代工业教育的起步阶段，正是这种教育教学中层次的模糊性，为人们厘清不同水平的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以及后来中国工业教育层次的合理分化提供了真切的体验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初等、中等以及高等教育，“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度、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赋予它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姑且不说洋务工业教育中很多知识和课程就是今天也仍属于高等教育范围之内，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引入中国的早期，即使是一些普通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知识，在当时也毫无疑问是高深的学问和本领。所以，至少可以这样说，洋务工业教育是一个尚未分化的、以中等专业教育为主体、兼具高等性质的专业教育的复合体，是后来我国中、高等工业教育的共同母体。
三、学生素质的双重性
洋务工业教育是在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所以，清廷和洋务派对新式工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设计也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通过他们赋予学生素质的双重性生动地体现出来。
洋务派的首要身份和基本角色是封建官僚，是旧有文化的捍卫者和既存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他们的工业活动缘起于对太平天国和其他人民反抗斗争的镇压。因此，洋务工业教育必然要求学生树立维护专制统治的坚定信念，成为封建纲常及伦理规范的卫道士。但随着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当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以后，统治阶级与列强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他们迫切需要新的技术手段来抵抗列强的交逼，因此必须对学生进行近代科技的教育，促使学生掌握从事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技术，以及创设、经营和管理这种企业的知识和技能。然而，机器大生产企业的开办和经营管理，必须按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行事。所以。洋务工业教育培养的新型人才一旦进入工业生产部门并按所学的知识和理论进行生产和经营，必然首先使封建的经济制度和秩序受到威胁与挑战，并最终会危及封建政治制度和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 这种双重性还表现在所培养的人才同时具备“军用”和“民用”两种可能性。洋务工业教育最初的直接目的就是培养出能制造“坚船利炮”的军工人才，但当洋务派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意识到列强经济侵略的危害更胜于军事侵略并由此确立了既要“求强”还要“求富”的方针以后，培养造船、矿冶、电报、铁路之类的“军民两用”工业人才就成为洋务工业教育的主要目标了。
学生素质的双重性要求对洋务工业教育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清廷和洋务派赋予学生旧道德及伦理观念，使他们成为封建制度的服从者，必然限制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这是应该否定的，但在当时这又是各种洋务工业教育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面对顽固派的阻挠，如果洋务派不以此为理由，洋务工业教育就无法出现，抵御外侮、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等合理、进步的愿望和计划也会失去实施的依托和凭借。至于由单纯培养军工人才发展到造就军民两用人才，撇开其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则是完全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和规律的正确做法，对推动中国近代工业教育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四、课程设置的初创性
在传统文化浸润中成长起来的洋务派领袖们对近代科技，以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虽然实践中的观察和了解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到，“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白天文、算学中来”，但他们却据此将“推理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等数学、科学原理和应用技术混为一谈，在工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中理、工不分，重点不突出。正如李端菜指出的那样，洋务工业教育大都“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以现代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理论观照，洋务工业教育中的这种做法是低效的。但如果考虑到当时所招学生近代数理知识的缺乏，并肯定科学原理与大工业生产技术的内在一致性，又必须承认这种课程设置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相当的合理性，对保证中国工业教育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得以生存和发展起到学理支撑的作用。
将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生硬地拼凑在一起，也是洋务工业教育课程设置初创性的表现。清廷和洋务派特别重视在工业教育中加强传统的人文教育。强调在传授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还要“教之经裨明大义，课以文裨知论人；瀹其灵明，即以培其根本”。在进行科技教育的同时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是符合现代教育规律的。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逐渐膨胀的19世纪晚期，这种做法在教育发展史上甚至具有某种超前意义。但在洋务工业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的结合是机械拼凑的。首先是结合的方式相当生硬。在洋务工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中，人文与科技课程内容各不相涉，泾渭分明，不存在两者相互融合和渗透的设计与安排；各自的教学方法也相互抵触：科学技术课堂上洋教习启发学生思考，鼓励学生动手，而读经课的先生则大多仍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以熟读成诵为能事。因此，洋务工业教育的人文教育犹如靠外力硬打进科技教育中一块楔子。其次，更为根本的是这种人文教育的内容与近代科学技术理念的扦格。洋务派为了保持和强化学生们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信奉，重点选取《圣谕广训》之类的专制教条和《孝经》之类充斥着愚忠愚孝思想的儒家典籍作为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以人文教育之名行封建政治和思想道德教育之实。这些内容的很多观点和逻辑是经不起学生头脑中科学知识及其思维方式检验的。总之，这种靠强制力量进行的人文与科技教育的拼凑，不仅不能相得益彰地使学生人文与科技素养平衡发展，反而会因两者的错位与矛盾而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冲突。
五、培养途径的多样性
选派学生到海外留学。洋务派认为，要培养优秀的工业人才，仅靠国内新式教育是不够的，还需“置之庄岳之间”，派学生到发达国家耳闻目睹和考察学习。才能对西方工业知识和技术及其最新发展状况有真切的把握和了解。同治十一年(1872年)，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多次上书请求，清廷决定自1872年至1875年，每年派遣30名聪颖幼童出国，15年后逐年学成归国。虽然因顽固派的造谣与诬告，留美计划以半途而废告终，但其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价值是巨大的。光绪二年底(1877年初)，沈葆桢、李鸿章等人又促成清廷选派了30名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分别前往英、法留学。这一选派活动成功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以后。洋务派还进行过多次规模不等的选派活动，其中大多都包括理工科学生。
变通科举制度，议设实学科目。在传统中国，科举制度是教育的指挥棒，对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洋务派虽然没有勇气对日渐没落的科举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但还是力图对其进行一定的变通，以诱发广大士子学习科技的热情。李鸿章早在1864年就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制器，欲学习外国制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欲觅制器与制器之人，则当专设一科取士”。1874年他又在《筹议海防折》中奏请开设“洋务进取科”。受其影响和启发，将科学技术知识渗入科举的奏议不断提出。同治九年(1870年)，闽浙总督英桂等奏开算学科，光绪元年(1875年)，礼部奏请开算学科，光绪十年(1884年)，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这些言论和动议受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但部分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清廷采纳。如1888年，乡试增加算学科。这种“微调”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但对提高技术人才的地位、吸引部分士子自学西方科技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对传统学徒制的继承。师徒之间在生产过程中口耳相传、以身示范，是传统手工业教育的主要形式。洋务派在近代化的工业教育中并没有抛弃和忽视这种方式。同治七年六月(1868年8月)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奏称：“请各厂分招十五以上十八以下有膂力悟性者。或十余人或数十人，俾易教导，名日艺徒。”这里的所说的艺徒就是随洋匠边工作边学习的青年工人。实际上，在洋务派所办的各种工矿企业中，师徒相授不仅是培养普通工人的主要方式，也是培养中高级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
此外洋务派还主持翻译、出版了一批科技书籍，既满足了洋务工业学堂的教学需要，又为部分人通过自学成才提供了可能。在洋务派的支持下，还先后出现了一些介绍近代科技的期刊，起到了“刊布流传，为未通洋文者收集思广益之效”的作用。其中，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当数英国人傅兰雅于1876年创办发行于上海的《格致汇编》。
虽然上述各种活动一般规模不大、作用有限，但影响却是深远的。洋务派在中国近代工业教育出现伊始就能多管齐下，利用各种途径促进工业技术的传播与推广，完全符合近代工业教育发展的规律和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
参考文献：
[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75.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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