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高等教育之困】 扩大内需

　　2007年夏季,美国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剧增,最终引发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增长由此明显下滑。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我国应对此次危机的办法,还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这一任务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戏剧性地部分落在了高等教育的头上。扩大招生拉动内需,这一出于经济目的而匆匆上马的大动作,及其一连串的配套动作(提高学费水平、高校基建、公办高校贷款等),如今回头反观,就其拉动内需而言,诚然有其作用,但其作用也伴随一系列负面影响。高等教育能否有效地参与扩大内需?其参与方式如何?作用如何?配套措施如何?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找准我国内需疲软的症结。
　　
　　一 内需疲软症结:“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
　　
　　我国内需疲软,不是因为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因为居民没钱,是因为失衡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诚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言,目前经济“最突出的结构问题是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两极分化有逐渐加大的趋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所得不断上升,劳动所得不断下降。”[1]21而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则是“两高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低起点起步,只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吸引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推动经济增长。这符合比较优势原理,但也形成了对低成本扩张的依赖。在各类要素价格被压制的情况下,即使产能过剩和竞争过度,企业依然能够维持一定的利润空间,这是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屡压不下的重要原因,也是引发其他一系列问题的逻辑起点。2001年底入世后,长期延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出口导向战略不谋而合。2003年起,一方面,因入世及国际经济繁荣,在外部市场强劲需求的带动下,制造业投资和出口快速提高;另一方面,受国际经济形势鼓励,地方政府积极从事开发区建设,政府投资也迅速上升。
　　在“投资驱动、出口拉动”下,我国经济增长率连续五年超过10%,但这种增长方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快速提高人均GDP的同时,难以相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微观来看,压低工资降低成本,企业由此提高市场份额;但宏观来看,低工资使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国内市场规模有限,导致宏观无效率。微观“效率”提高的过程,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逐渐丧失的过程。由于这种“合成的谬误”,经济增长不能不寄希望于出口和投资,久之,形成“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2]48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骤降,出口锐减,由于无强大的国内市场依托,制造业投资放缓,失业增加,产能过剩,经济增长下滑。
　　实质上,中国危机并非国际金融危机的一部分,而是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即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引发,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迟早也会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也需要一场经济危机,借助经济危机的压力和动力,把经济增长方式真正转变过来。
　　正如学者所指出[3]:内需和市场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困扰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超过至少10年的时间了。这表明,也许我们过去启动内需的思路有问题,真正阻碍内需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没有解决。内需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让老百姓花钱的问题,要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通过相关社会制度的建设,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1998年扩大内需政策,尽管有效抑制了经济增长率下滑,但其实是以政府消费扩张代替居民消费扩张、以政府投资扩张代替私人企业投资扩张,而作为内需的最主要部分―――居民消费需求,没有得到应有提升,“两高一低”的不平衡结构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反而进一步突出。[2]47当前,为抑制增长下滑,宏观经济政策再次转为扩大内需。200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目标。结合1998年扩大内需的政策实践,我们可以总结如下经验:“保增长”和“扩内需”只是“标”,“本”则是“调结构”。
　　
　　二 高等教育参与扩大内需的理论假设与中国特色
　　
　　“调结构”,如前分析,最关键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所得;优化产业结构,减少出口依赖。从理论上来说,高等教育对此有较大的作为空间。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是促使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原因。[4]而当前内需不振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却不断下降。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造成投资增长快、消费启动难的结果。收入较高的人群,基本需求已经满足,这部分人的消费倾向相对较低,增加的收入多转变为投资;而收入较低的人群,节衣缩食,还面临子女教育、医疗等一系列问题,他们消费倾向相对较高,但又缺乏消费能力。[1]21“出身贫穷的年轻人,可以因为接受教育,得到技术,而在未来出人头地。同时,上一代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延续到下一代的趋势,也会因为教育而减缓下来。”[5]作为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高等教育可以有效促进社会公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减少分配不均,由此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就产业结构优化而言[6]:
　　产业结构是由要素结构决定的,一个是资本积累,一个是人。有什么样的人,我们的70%的农民都能够上到大学教育,那我们的经济结构一定不是现在这个结构,我们的创新能力一定是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去改变效率,改变要素结构,才能改变生产结构,这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的概念。
　　可见,从理论层面来说,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高等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具体作用方式如下图所示。
　　
　　图1高等教育参与扩大内需的理论假设与中国特色
　　
　　
　　
　　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促进社会流动,来调整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假设。但是一旦把调整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行任务分解,会发现这两者都面临同一个掣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转移的问题。这一点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是“调结构”无法绕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廉价劳动力过剩状况依然存在,低成本竞争局面无法打破,自主创新动力无法激活,农民这个消费意愿最强的群体收入有限,内需终究难以扩大。在工业化过程中,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当前,农民群体与整个社会结构是断裂的,其自身相对封闭,其贫困带有很强的群体性。农民和农民工都是一种固定的社会身份,在目前的户籍体制下,要改变这种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7]惟一可以借助的途径是教育。
　　
　　三 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高中教育机会瓶颈和体制限制
　　
　　中外历史经验表明,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不仅要依靠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且更有赖于农业就业人口的减少。[8]事实证明,文化素质越高的人越希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而且转移也相对容易些。但由于体制限制,尤其是高中教育机会瓶颈,高等教育转移农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非常有限。
　　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教育的现代化标志是:第一,12年制义务教育;第二,高中入学率为80%-90%;第三,大学入学率为40%-50%左右。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看,我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不在于高等教育没有普及化,而在于高中入学率低迷,高等教育对于落后地区的作用无法发挥。
　　2005年,我国初中升高中的毛入学率仅为52.7%。1999年至2005年高校入学率一直高于高中入学率,二者差距在高峰时几乎达到20%。[9]这一差距意味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受益者集中在城市居民中,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也是城乡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拉大、城乡贫富鸿沟加深、二元经济结构固化的过程。
　　2005年全国就业人口的教育水平分布为:文盲占6.2%,小学占27.4%,初中占45.8%,而高中仅13.4%,高等教育水平仅7.23%(见图2)。[10]
　　
　　图22005年我国就业人口教育水平
　　
　　
　　
　　以上是全国就业人口教育水平状况,如果单从亟需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第一产业人口来看,情况更不容乐观。全国从事农林渔牧及其服务业的人口中,文盲占10.1%,小学教育水平占39.7%,初中教育水平占45.3%,高中以上教育水平仅占4.9%。[10]49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内部资料《关于农民工流动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建设问题研究报告》显示:有52.16%的农民工只具备初中文化程度,还有12.12%的农民工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11]汤灿晴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也证实落后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遭遇高中教育机会瓶颈,其成因,可能与近年来积极扩大高校招生但是却对高中教育发展不足有关。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尚且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全国普遍情况更是如此。[12]
　　除了高中教育机会瓶颈,贫寒子弟还受到城乡二元教育体制的限制:在重点学校录取分数上,属地学生比异地学生低100多分,在同一所高校内,农村学生的平均分要比城镇学生高出20左右。[13]45同样的分数,在农村连专科都不能录取,在城市却可以进重点大学。招生名额的城乡差别更明显,高等学校在属地招生比例平均远远超过30%以上。2005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仅有八九万名考生的北京市投放的招生计划名额分别为346人和368人,而在有73万名考生的河南省投放的招生计划名额分别为74人和67人。[14]
　　教育承担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职能,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及其子女来说,教育是改变其命运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但是,体制的限制,尤其是高中教育的断层,使贫寒子弟难以企及高等教育,所谓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至少对于落后地区来说作用不大。
　　
　　四 高等教育提升人力资本:大学生失业之困
　　
　　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掣肘,但是高等教育对此作用甚微。不仅如此,高等教育自身面临大学生失业之困。
　　据新华社报道,2007年中国失业率大约4.1%,农民工和大学生是中国近五年内的两大就业团体。[15]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表明,2007年,在所有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所占比重为54.3%,其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占20.5%,而在新成长失业青年中,应届高校毕业生占40%,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5个百分点。[16]但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面临人才紧缺的问题,无论是技工还是工程师,其人才紧缺程度超过服务业,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17]
　　要对上述数据做一分析,有必要考察一下我国当前经济要素禀赋。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3～4万美元,90%的人口在城市,70%～80%的国民总产值来自服务业。但对我国来说:目前城市化率还不到50%,70%的人属于低收入阶层,只能自己洗衣做饭;还处在制造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对物流、贸易、财会、法律、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相对较少;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美元,居民人均金融资产仅1万多元人民币,金融、投资服务市场难以扩大。因此,对我国来说,一个合理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一定是一个以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为主,逐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产业结构。[18]所谓一般服务业,是指以制造业服务的生产型服务业以及为初始化服务的一般性服务业。[19]
　　从产业链来看,我国与其说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不如说是一个打工大国。真正的制造业是一条产业链,包括7个环节:制造、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和零售,目前我国所做的,基本就是第一个环节订单式制造,而从产品设计到零售的6个环节则掌握在发达国家,这6个软环节,所创造的价值是制造的9倍。因此看似我们在工业化,但实际上是替他国打工。从就业角度来看,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后6个环节,而我国制造业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这是大学生失业的真正原因。[20]
　　对于大学生失业现象,学界最常用的解释是专业不对口。事实上,本科教育本来就应该是通才教育,专科才是专才教育,美国的本科教育以通识教育为主,却没有严重的失业问题,原因在于,美国的服务业高达国民总产值的76%。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专业是否对口,而在于以订单式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不需要太多的大学生,它本身有庞大的农村打工人口支撑。经济学家郎咸平指出,“今天我们看这个国家大学生就业率是多少,不用看统计数字,看看它的‘6’与‘1’是怎么搭配的就行。只有‘1’没有‘6’的,大学生就业就不好。”[20]“只要稍微学过一点经济学的人都应该知道,只有服务业才需要更多的大学生。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大学怎么能施行扩招合并和产业化的政策呢?其结果就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20]
　　正是在这里,展露了一处悖论:从理论上说,有什么人,就有什么产业结构,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在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你不满意现在的产业结构,那么你要做的就不是人为地现在硬去改变产业结构,而是努力积累资本,发展教育,去改变你的‘落后’的要素结构。”[18]但是,由于高等教育先行的步子太大,脱离产业结构现状,不仅无助于优化产业结构,反而产生大量失业问题。在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之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有限。
　　
　　五 扩大内需:高等教育有待激活
　　
　　高等教育参与扩大内需,如果采取直接刺激消费的方式(扩大招生规模和提高学费),会产生较强的反作用。人们不敢消费,就在于社会保障没有跟上,逼得人们不得不储蓄。近十余年来,我国的教育改革以及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增加了人们对未来的支出预期,实际上使人们进一步失去消费信心,整个社会的消费意愿因此下降,反而使内需进一步紧缩。此次扩大内需,政府希望对教育、医疗、安居工程加大财政投入,减少这类支出对居民支出的挤出效应,由此刺激消费。这是对1999年高教扩招刺激消费政策的某种纠偏。这也意味着,高等教育直接拉动内需的做法需要纠正。
　　高等教育参与扩大内需,更稳健可行的办法,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社会流动,以优化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而间接参与扩大内需。这在理论上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如前所述,从现实来看,阻碍重重。
　　首先,通过促进落后地区的社会流动,打破低收入――低教育水平――低收入的锁定循环,由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这个理论上可行的做法,在现实中却受体制限制,尤其是遭遇高中入学机会瓶颈的限制。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行12年义务教育比扩张高等教育更加紧迫,也更加务实。
　　其次,高等教育提升人力资本不能脱离现有产业基础。中国今后的10~20年甚至20~30年的经济发展,恐怕仍然会是一个二元经济的结构,或者是一个多元经济的结构:一方面我们有了高端的产业,另一方面低端的产业还要在中国长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同样如此。我们只能通过逐步提升受高等教育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经过几代人的发展,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如果急于求成,就一定会是一场灾难,结构没上去、失业却大增。[13]45当前的问题在于,高等教育先行的步子太大,过早地培养了过多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的就业期待值,已经大大超出现有产业结构的容纳能力。
　　综上,高等教育参与扩大内需,就目前来看作为空间不大。要激活高等教育参与扩大内需的作用,需要相应配套措施,具体而言:
　　第一,在落后地区推行12年义务教育,使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对贫困人群免费。没有中等教育的铺垫,扩大高等教育不过是加剧教育两极分化,加大人力资本结构性比例失调,因此也拉大了贫富差距。解救之途和当务之急,是在“普九”的基础上,将义务教育范围上延到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在十大扩大内需政策中,特别强调了对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的改造,为此,中央财政“十一五”期间计划投入专项资金100亿元。本文建议在此基础上,进行落后地区12年义务教育的试点,并形成相关立法。
　　第二,出台国家战略计划,国家和企业联手进行产业升级,使过剩的大学生有用武之地。目前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术人员的绝对数早已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21]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前于产业结构。可以说现在缺的主要不是人才,而是使人尽其才的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不能依靠企业的个别行为,需要国家牵头,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
　　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在现有基础上要有效参与扩大内需,必须根据社会需求进行自我调整。
　　其一,加大技能型人才培养。中国的就业市场是一个分割的市场,包括农民工竞争的就业市场、大学生竞争的就业市场,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技工就业市场。技工就业市场提供的往往是大学生不愿意做而农民工还做不了的工作,目前这一就业市场面临严峻的人才紧缺问题。我国高职教育每年招生近300万,在校学生接近普通高等教育的一半,但是高职普高化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技工和工程师的培养有待进一步加强。
　　其二,加大产学研合作教育力度。2009年4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工商联和共青团中央等七部门下发通知,联手启动“三年百万”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该计划主要针对离校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要求各地抓紧确定见习单位、加强对就业见习的管理和服务。这其实是以行政力量推行的产学合作项目,具有事后补救的特点。最好的做法是从源头做起,强化产学研合作教育,借此有效调整师资力量结构、课程设置结构和教材内容,做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衔接。
　　
　　六 结语:视教育为软基础建设
　　
　　由于人才培养往往有较长的周期,高等教育参与扩大内需,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无法立竿见影,因此,我们更需要有基础建设的心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当前高等教育参与扩大内需的两大困境,一是高中教育的缺口,二是高等教育自身的过快膨胀。两者都是对于教育本身的漠视:前者忽视中等教育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意义,高中教育欠账太多,致使我国产业至少在未来的10~20年内,不得不锁定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解决农民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后者把高等教育简单视为拉动内需的经济工具,无视教育和产业链的基本状况,仓促扩大规模,不仅无助于社会流动,反而加大了贫富差距,不仅无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反而产生巨大的失业问题。
　　我们需要改变只有物质基础设施才是基础设施的观念,把教育视为软基础建设,视为拉动内需的持久动力,在扩张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更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2]51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只有这样,高等教育对于扩大内需的作用才能被激活,才能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创造前提。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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