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苍茫中的星光 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
时间：2018-12-28 03:29: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余华的《兄弟》受到评论界的褒贬评价，带来一片喧哗。就余华的创作风格和他的写作手法，我们要对《兄弟》有客观的看法，不要让批判的声音淹没了优秀作家的才华和信心。本文从文本的重复、深刻的“简单”、背后的启示等三个方面认识这部作品的辉煌之处，在苍茫中寻找那本应该真实的星光，发现文本的真正价值是影射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和真实。
关键词： 《兄弟》 “重复” “简单” 启示
《兄弟》的问世，无论是在评论界还是在市场上都引起了一片哗然。对于余华的作品，我们的评价是褒贬参半的，不能否认他的笔法，但也不能认定他的创作是垃圾。对于《兄弟》，还是有很多卓越的地方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重复”再显魅力
有一段时间，余华的价值似乎已经有目共睹，不容置疑了。因为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作者那么无法回避中国的苦难和中国的残酷，那么无法忍受中国的冷漠和中国的绝望。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快乐、自满、俏皮、健康，形象和言谈都未免平庸的年轻人。面对中国的苦难、残酷、冷漠和绝望，他既没有成为沙汀、艾芜式的硬汉，也没有成为郁达夫、巴金式的哭泣型作家，甚至绕过了鲁迅的忧愤深广与金刚怒目。他的既超然又执着的立场，以及由此生发的灵动机智，充满奇异的形象力的语言，不论夹带着多少往往不必要的玄虚和枝蔓，不论有怎样的翻译外国文学的榜样，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都不得不说是一个创造，一个奇迹。
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里，他对苦难的描写差不多已经到了失控、发泄，甚至受虐狂的变态展览的地步了。但即使在这两部由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悲惨的死亡构成的唱片中，早期作品《在细雨中呼喊》已经显露出的生命本身所禀赋的无论自我和他人都不可理喻的欢乐、希望和尊严，还是和正常的悲悯、正常的愤怒、正常的反抗、正常的羞耻、正常的恐惧一起，冲破便面的“情感零度”的假想，随处可见。
这便是余华小说价值的两个相互依赖也彼此滋养的方面。一个作家能够将这两方面同时驯服于笔下，已经相当可观了。剩下的就是不断增强那属于自己的这两个独特的方面及二者奇妙地结合，就是在继续写作中不断剔除语言的杂质，净化笔墨，在净化中坚持，通俗地说，就是敢于重复。
作家的优秀并不在于不断创新，恰恰在于不断重复。在重复中深化他一开始冲动的执笔时对这个世界原本不错的领受。
《兄弟》（上）对余华自己来说根本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乃是重复从《细雨中呼喊》到《活着》再到《许三观卖血记》的主题――只是因为那一唱三叹的放肆的叙述，因为杂质越来越多被剔除显出的明丽爽朗，而重复得更加有力了，硬要说《兄弟》（上）有什么新意，主要也是重复，但创新就等于重复，正如新的一天永远只能是昨天的重复，没有重复就没有新意。
写作的资源，往往都是存在于生活的缝隙中，没有敏感的心灵或很强的精神警觉，是无法发现他们的，任何伟大的写作，无论是先锋的还是传统的，都不会仅仅是一些空洞的观念或语言法则，我们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笔下的生活是多么熟悉。面对已经沸腾的生活，许多中国作家更像是一个腐朽的无病呻吟者，他们在书房里，在经典上注释，收集着精彩的句子或结构，以期在语言上建筑更精彩的宫殿，惟独选择在生活中缺席，而余华在《兄弟》（上）中恰恰坚持着重复的笔法，将“文革中的故事”重复其苦难的真实主题，让我们在故事中体会真实的细节和当时的真情实感，并且带着作者个人的记忆、心灵、敏感和梦想进入此时此地的苦难生活，并学习面对他。这样，也许才能发现真正的时代精神，当个人面对世界的苦难和伤害，并承担语言的责任时，才能有了这真实的写作。
对于“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来说，包括《兄弟》（上）在内的余华的全部创作，其价值也还是在重复一个主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和面对中国的苦难，从惊讶于“人生苦”也愤怒于“人性恶”的鲁迅，从始至终被“苍凉”、“破坏”、“低贱”的身世之感到世界意识压迫着的张爱玲，到上世纪80年代一度抚摸“文革”创伤而若有所思的众多“新时期”作家，一直没有忘怀的不就是这个永恒的主题吗？现在确切地说，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中国作家普遍“高产”，普遍追求“创新”，然而尚有几人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个主题，并希望在这样的重复中有所创新？
基于这个理由，我接受余华在《兄弟》（上）中的又一次重复彰显的魅力。
今天欢迎余华是为了“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为了在日益轻佻的时代有一点沉重，是为了在日益昏迷的地方有一点清醒，是为了鼓励一个坚持用重复动作打捞人性的沉渣而不嫌其腐臭的日益走向成熟的作家。有些人成熟后，一天一个样，变化莫测；有些人成熟后，依然故我，甚至更加知道坚持的可贵和重复的价值。我希望余华的成熟属于后者。
二、“简单”隐藏的深刻
《兄弟》不费吹灰之力“发现”的实施和人性内容确实简单，写“爱”，就是李兰与宋凡平、宋钢和林红之间毫不展开的原始单纯的夫妻之爱，或者李光头和宋钢之间同样缺乏粘带的原始单纯的兄弟之爱；写“恨”，就是“文革”中无缘无故的相互仇视；写“残酷”和“痛苦”，就是将人打得一塌糊涂，不成人样；写“荒谬”，就是对刘镇全民参与的“全国处美人大赛”的场面描写。作者总是粗线条地将某个戏剧化时间夸大，放大“偷窥事件”和“蹭电线杆子”不用说了，写到用拳头多次打人，也非要数出一二三四五六七，不可止于人物形象，几乎个个都概念化、扁平化、脸谱化、小丑化（包括商量无故的宋凡平、李兰和宋钢、林红夫妇）。作者对事对人的描写皆直奔主题，紧扣上述几大元素。单调、重复、唠叨，故事进展除了不断地强化相同内容之外，就只剩单纯地增加篇幅。
不仅如此，叙述和语言也简单到极点，在实质中都是全知视角主观讲述，而且一律快速推进，节奏急促，从来不肯流连于细节描写和细致琢磨，全部采取吵吵嚷嚷的高调叙述，充分暴露人和事的简单，或许这正是《兄弟》的写作意图，而取消叙述和语言的复杂和深刻追求简单与浅俗，自然成了《兄弟》的最高写作原则。
因此，说《兄弟》简单，我同意，但不能简单地对待《兄弟》的简单，因为无论作者所要发掘的是历史和人性的简单，还是他有意制造本身就具有一定模仿效果和奇观性的叙述和语言之简单，都恰恰是我们需要正视，包含着某种启示的现象。
我们所谓“简单”，确切地说是包含“真实”、“残酷”、“贫乏”、“暴力”、“蛮横”、“悲哀”、“罪恶”、“死亡”，但也可以是公开的虚假，不知好歹的以苦为乐，不可揭示的巨大丰富性，台上无情，以及按捺不住但注定要归于无有的生命力，这是依然鲜活的有生命力的简单，是无处不在的真实的简单，是靠我们目前的智慧无法消灭、更无法改变的他伟大的、挡不住的简单。从“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就想抵达这种简单，现在简单了，大家却假装深沉和复杂，一致加以抵制和贬损，一致认为这不是我们的历史生活应该有的更不是我们的渐趋成熟的文学应该有的。
三、《兄弟》背后的启示
余华的写作从来都是在刻意地贴近着时代，他太想跟上这个时代了，因此他的作品总是在或明或暗中应和着时代，不仅《兄弟》有把握中国40年历史社会生活的雄心壮志，其实十几年前余华的写作就一直在极力地期盼笼罩住时代的主体精神。《兄弟》容纳了“文革”至今40余年的社会生活，作者要凸显的主题也是对这40余年的透析。
余华作为自由精神的作家，他所追求的是成为存在的先锋。因此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他在存在领域展开了新的探索，他的小说外表更加朴素，技术更加内在，立场更加清晰，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到达新领域事物本身，他小说中特有的当下的个人的立场，让我们真实地感到了他是站在此时此地的生活中发言的，而不是像一些人那样凌空蹈虚，这种坚实地触及事物并对人类当下的精神境界充满警觉的写作立场，丝毫不会影响一个作家的先锋面貌，他依然是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人。
一部小说把握或者映射了一个时代，这个判断中暗含着这个文学文本，以文学特有的方式把握或者映射了一个时代，它通过人物、情感和细节来观照时代、观照历史、观照社会生活，让时代的主题在看似与其无关的西部中浮现，而余华的所谓把握，是在粗糙的层面把“主题”融进了他的小说创作中去。余华对这“40年的把握”的确有他的真知灼见，他的《兄弟》就是以文学形式说出了他对现实的高见。
参考文献：
［1］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C］.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余华.兄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3］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济南：明天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