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与张伟平的罗曼史|张艺谋和谁闹翻了
时间：2019-05-07 03:12: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这是一段始于22年前的兄弟情。张艺谋，1951年生，西北男人；张伟平，1958年生，东北男人。“我是在1990年春节的一次聚会上认识张艺谋的。那时候我对导演还没什么概念，我就知道巩俐。”张伟平曾对记者无数次描述过他们相识的场景。
稍微关心中国电影的人都对后面发生的事耳熟能详：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并从1996年开始搭档合作，迄今为止，共拍摄了11部融荣耀与失落、轰动与毁谤为一体的电影作品。他们情义至上的合作模式令无数人羡慕：“连大师都说，我们俩阴阳结合得非常好。”张伟平说；而他们的兄弟情更被媒体广泛报道，并具有了某种传奇色彩：“说话的时候，张伟平像是张艺谋的哥哥。沉默的时候，张艺谋像是张伟平的哥哥。”有记者这样观察道。
2012年春，在二张均寄予厚望的《金陵十三钗》折戟后，有关他们分道扬镳的消息不断传出，人们震惊的程度与当年的张巩分手不相上下。而时至今日，这已被证明是事实：有点残酷，令人欷歔。
男儿江湖多风霜，沧海一声笑无常。
在写下“张艺谋与张伟平的罗曼史”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并没有任何调侃与不敬之意，八卦他们的恩怨、评判他们的是非不是我的目的。之所以重新梳理他们的合作史，是因为：他们22年的兄弟情义，不仅曾深深地打动过我们，还改变了他们二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它也深刻地改写了中国电影史。
幸福时光
回到他们认识的1990年，那时候，张伟平已是个成功的商人，在北京经营自己的航空食品和医药生意；张艺谋则是国内外关注、风头正劲的第五代导演。他们认识的当晚，张伟平开着自己的夏利车送张艺谋回家。要知道，在那时候的北京，有一句流行语叫：“要拉蜜，开夏利”。开夏利，那可是富人的标志。
两人在车上一见如故，聊得甚为投机。张艺谋当时专为艺谋，生活能力很弱，衣食住行都很随意。张伟平说张艺谋是他见过最能吃苦的人，此后他就经常约张艺谋出去下馆子，满北京体验“舌尖上的中国”。几年下来，这一对哥们儿的交情越来越厚，几乎无话不谈却很少谈电影，因为张伟平对电影知之甚少。
有一种说法是：经营航空食品的张伟平曾不止一次地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张艺谋把手续未全、不能从正常渠道出国的电影胶片运到国外参加电影节。“那些都不算什么。”张伟平并没有否认这一传说：“首先是在没有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更容易看清楚对方，那个时候建立的友谊是最牢固的。”
1995年，在拍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期间，张艺谋和巩俐传出分手的消息，轰动海内外。张艺谋感情生活受到重创，作为好友的张伟平自然多加劝慰。可令张导最没想到的是，失去巩俐后，海外的投资商对他也失去了信心。在1996年一次平常的见面中，张伟平得知他的新片《有话好好说》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当场就爽快表示： “这片我投了！”张艺谋以为他是一时冲动，但他很快就把2600万的投资款划到了剧组账上。
2600万，在1996年的中国，对一个个人来说，那绝对是天文数字；即使放到今天，也不是个小数。张伟平为哥们儿义气慷慨解囊，令人感动，后来他曾略带悲壮与自豪地说：“当时除了我，谁还能真正为艺谋着想，站出来义无反顾地支持他的电影？”相信沉默寡言却心思缜密的张艺谋对此也是刻骨铭心，感同身受。
《有话好好说》赔了1800万。失败让张艺谋十分内疚，但也让张伟平认真研究起了电影：“这件事情让我们反思。第一，有全明星阵容不一定有好票房。第二，必须开始打造张艺谋的个人品牌。” 1997年，由张艺谋取名的“新画面影业公司”在北京成立。成立新画面的目的，就是要投资张艺谋的电影，打造张艺谋的品牌。用张艺谋自己的话说：新画面就是张艺谋专卖店。
新画面开张拍戏，理性开始占据上风。1998年的《一个都不能少》和1999年的《我的父亲母亲》，类型都是文艺片，演员全部起用新人，他们希望以这种小成本的投入来挽回此前的损失。二人的合作模式也由此形成：“我这个投资人有两本从不过问：剧本和账本。”张艺谋说。“《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共投资了3000多万元，最后留给我的是21麻袋白条。因为拍摄地都是偏远的农村，根本没有发票。我到现在也没有打开过。”张伟平回忆说。
这两部作品里没有一个大腕，却分别在柏林和威尼斯电影节上捧回“银熊”和“金狮”，成功地在海外奠定了张艺谋的导演品牌。张伟平认为：“中国观众知道一部电影中最重要的灵魂是导演，是从张艺谋开始；大家开始关注导演，我觉得最早应该是《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
有个插曲是：《一个都不能少》还拉开了张艺谋与知识界的冲突的序幕。当时的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批评，这部电影是在“替政府做宣传”，张艺谋在媒体上发表《给雅各布的一封信》，高调宣布退出戛纳。这封公开信成了新闻上了中央电视台，也激怒了一直对他充满期待与同情的知识分子。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称这是 “张艺谋的退场秀”，因为“他实在太需要一个机会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态度”。而作家王朔更直斥张艺谋为“投机分子”。
2000年，张伟平和张艺谋合作的第四部影片《幸福时光》，最终被证明是“既不文艺、也不商业的失败之作”，票房惨淡。这时，张艺谋和张伟平两人都强烈地感觉到：从剧本的选择到发行宣传都到了必须革新的时候了。“如果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们就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我必须了解市场，他也必须了解观众，不能让自己游离于市场之外。” 张伟平说。
英雄
另一种成功在召唤着他们。
2000年，由著名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武侠片《卧虎藏龙》在全球市场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仅在美国就创造了1.2亿美元的票房，由张艺谋发掘的新星章子怡也通过在该片中成功出演玉娇龙，一举成为可与巩俐比肩的国际影星。
张艺谋是个志存高远、不甘庸常的人物，长期困厄的生活又养成了坚忍和务实的个性。他曾多次对记者说：“我也有生存问题。”《活着》的被封，文艺片的尴尬，盛名之下的他感觉路越走越窄，而李安的成功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卧虎藏龙》的制片人是香港安乐影片有限公司总裁江志强，据说他为该片投入了1000万美元，而后来哥伦比亚以800万美元买走了该片华语地区以外的发行权，“这么大的利润空间他没赚着钱可能有点窝囊，就反过来投资张艺谋拍《英雄》。”一位接近江的人士说。《英雄》大旗一举，华语电影精英尽出，其摇旗呐喊者是张伟平，而幕后推手正是江志强。
2001年的中国大陆，总共只有1000块大银幕，而且几乎全被好莱坞大片占据，很多经营不善的电影院改造成了台球室、歌舞厅和旱冰场。《英雄》投资2.5亿元人民币，仅靠海外市场难以回收，张伟平必须思考打开国内市场，这是一个艰巨甚至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从这里开始，张伟平展示了他出众的营销才能。多达2000万元的宣传费用：包租公务机进行全国巡回宣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全球首映式，在深圳启动入场安检防盗版，让中国所有大城市的居民都看到了为一部电影做的电视广告，而以1780万元拍卖音像版权更是让众多业内外人士瞠目结舌。花样翻新，把把都是大手笔，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于2002年12月20日开始上映的《英雄》，最终收获了2.5亿元的内地票房、1.77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开创了中国电影大场面、大投入、大明星的商业时代。张伟平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在北京开着车走了几家影城，我看到很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孩子就更别说了，非常之多。后来我看到央视的采访说，很多观众都是二三十年没有进电影院的观众，他们能够去重新走进电影院，我觉得就冲这一点，我这辈子都值了。”
《英雄》还让作为制片人的张伟平正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它不仅是二张事业的转折点，更是中国电影市场化的转折点。南方院线总经理赵军后来曾感慨地对张伟平说：在《英雄》之后，才发现电影能赚钱，随后开始建电影院。之前没有人敢建电影院，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回投资。
《英雄》带给张艺谋的不仅仅是荣光，影片中隐含的某种权力崇拜和浓厚的商业气息完全颠覆了张艺谋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关于“张艺谋堕落”的批评蜂拥而至。面对批评， 张艺谋的选择是恶作剧式的，但也很能显示他的个性：“从《英雄》以后，我倒真的是有意识地做商业片。……并没有产业意识，只是觉得索性就把水搅浑吧，就有这点孩童心。既然大家都是一片批评，那我就再来一个电影。”
2003年，集合了刘德华、金城武、章子怡三大明星的《十面埋伏》上映，为了不让观众降低期待，张伟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演唱会，让两岸三地的当红明星全部到场，还专门从伦敦的中央公园租借了超大屏幕。人们注意到：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出现在主席台首排、张艺谋的身边。《十面埋伏》票房收入1.5亿，并首次在暑期档创造了票房过亿的纪录。
张艺谋商业大片的成功，在电影业引起了强烈震动。2005年，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人物陈凯歌拍摄了《无极》，以拍贺岁电影而迅速崛起的冯小刚则在2006年拍摄了《夜宴》，两片都是全明星大投入的古装大片，但都没有取得期望的成功。与陈凯歌和张艺谋都曾合作过的著名编剧芦苇略带伤感地说：“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比较高兴，我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我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张艺谋古装商业大片的极致之作，它集合了内地和港澳台最顶级的明星阵容，极尽耀眼；满眼的黄金与琉璃红相映衬，极尽灿烂；数以万盆的菊花铺满宫殿，极尽奢华。影片实现全球同步首映，创造了3亿元的国产电影票房纪录。值得记述的一个细节是：张伟平破例干涉了张艺谋的角色安排，请周杰伦在该片中首次出镜，张伟平说，“这才是化学反应。”这或许说明：张伟平不看账本，但已开始看剧本了。
千里走单骑
在《十面埋伏》完成后的2005年，张艺谋拍摄了为他曾经的偶像高仓健度身打造的影片《千里走单骑》。尽管张伟平以在云南丽江摆开400米长街的“四方宴”作为首映式，并震惊中外媒体，但票房仅有3000万，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为什么拍这部片？就是为了堵别人的嘴，别人不是说我们拍商业大片堕落了吗，就拍部文艺片，几千万堵一把嘴，中国有几个导演付得起这种堵嘴的代价？”张伟平对媒体这样说。
但是，花了几千万并没有堵上别人的嘴，在《黄金甲》之后，张艺谋与他所说的“首文界”（首都文艺界）已形同水火，在与媒体有限的谈话中，他也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观众对张伟平的过度营销也颇有微词。《千里走单骑》这个片名，倒是形象地勾勒出了张艺谋一骑绝尘的孤独背影。
《英雄》之后的张艺谋，实际上走到了一个“前有美女，后有虎狼”的情境中。如果坚持自己原来的创作态度与艺术主张，《活着》已经给了他教训。他曾无数次坦陈：我不是个思想者，也“无意承担某种角色”；而如果换一种活法，迎接他的将是政治坦途和灿烂的商业化前景。
对于已经把“务实”浸入骨髓的张艺谋来说，他的选择是顺理成章的。“接受是我最大的哲学，”张艺谋曾说，“先接受，然后再说创新求变。”而一旦坚定了自己的路径，他的爆发力是惊人的，他即将到达的地方甚至是他自己都无法掌控和想象的。
由于有过成功执导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经历，在文化商人叶迅的运作下，张艺谋开始打造“印象”品牌的城市山水实景演出。其商业模式是：由地方政府出资，以当地的风景名胜为背景，雇用当地人为演员，呈现原生态的地方文化特质。最先上演的是阳朔的“印象·刘三姐”，此后陆续开演的还有丽江、海南岛、西湖、武夷山和普陀山等。人们注意到：在张艺谋运作这些项目的时候，张伟平并未介入。
因为有了大规模实景演出的经验，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好事件发生了！2006年，张艺谋的团队竞标奥运开幕式成功。两年的辛苦、焦虑、突破、演练，张艺谋终于用他擅长的空前宏大的方式，为全球观众奉上了一道灿烂炫目的奥运大餐，随后，他又成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晚会的总导演。在主流的媒体上，张艺谋达到了他个人声望的最顶峰，成了中国文化的全球代言人。不知道谁在这时候送了他一个“国师”的称号，并流传开来。这个称号很有意思，一方面，这是对他能力与地位的一种肯定；而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它又含有明显的讥讽意味。 奥运以后，“找他的人可以从东直门排到西直门。”张伟平说，但是，张艺谋的选择则出人意外。在2009年12月上映的《三枪拍案惊奇》中，息影三年的他彻底地“恶俗”了一把。全片由小沈阳、孙红雷、闫妮三位话题演员担纲，风格是悬疑加喜剧，色彩是大红大绿，片尾高唱“不要疯狂地迷恋我，我只是个传说”。全片票房收了2.6亿，却引来了恶评如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评价说： “如果一个国际级大导演，仍然完全放弃品位和趣味的底线只顾赚钱……则不仅是张艺谋的悲哀，更是中国电影的悲哀。”另一个非专业影评人洪晃则更直接地说：“作为观众，这个电影就是在侮辱你的智商。”
有一种说法是：《三枪》是张艺谋为补偿新画面在他息影三年期间的损失而拍，张伟平的意见显然占了上风。张艺谋对此未加证实，只是后来承认：“《三枪》是掉沟里去了。”
有话好好说
在与几乎所有与媒体的交谈中，张伟平从来都是把他和张艺谋的兄弟情义放在第一位。“我和艺谋首先是哥们儿，电影对我来说没他重要”；“只要张艺谋拍一天电影，新画面就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如果有一天艺谋不拍电影了，新画面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就是为艺谋一个人开的”……尽管张伟平多次讲过类似的话，“但是当你亲耳听到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种震撼”，一位记者这样写道。
张伟平说到做到。张艺谋筹备开幕式期间，新画面干脆关张歇业。张伟平拒绝了很多国际知名公司的合作邀请，陪家人去云游四海，但照旧给员工发了两年工资。这种做法让许多人诧异不已，也感慨不已。
关于他们两人的合作，张伟平说：“我们两个是平等的，很准确地讲就是各负其责，影片拍摄创作全归艺谋负责，影片发行和宣传是我说了算。”但是，如果张艺谋受到批评，那张伟平还是他那张还击的嘴。为了维护张艺谋，或为了推广他们的新片，他曾对冯小刚、韩三平、贾樟柯、宋丹丹、于冬等圈内名人火力全开，令许多人对他忌惮三分。依托张艺谋的金字招牌，张伟平不仅屡创中国电影票房的新纪录，不断提高了制片方的票房分账比例，还直接间接地受到相关主管部门在档期、宣传上的各种关照，使得二张品牌在产业化的语境里变得十分强势。
但是，张艺谋很少以称兄道弟的方式来谈论他们的合作，作为一个有浓厚文艺情结的导演，对于外界的各种批评，张伟平可以不屑一顾，张艺谋虽然嘴上说不在乎，可他不可能真的那么无动于衷。尤其是奥运以后，他的名望到了顶峰，猎金也斩获不少，他还有必要沿着《三枪》这种挨骂赚钱的路子走下去吗？
2010年的《山楂树之恋》可以看做是张艺谋自我回调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纯真岁月的一次回眸。张伟平是坚决反对拍这个戏的，认为“它毫无商业性，我基本上是一意孤行”，张艺谋说。结果是，张伟平最后做出了妥协。该片最后的票房收入是1.6亿。
这一年，中国的电影市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上映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票房收了6个亿，创了纪录；年底贺岁档姜文的《让子弹飞》又冲过了7亿，马上又破了纪录，并且好评如潮。2004年，张伟平在一次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曾说：“对张艺谋最好的帮助，就是拍出比张艺谋还有票房的电影。”同时他认为：“20年内没有人能超过张艺谋这个（指《英雄》和《十面埋伏》）票房。”可他没想到的是：不到10年，就有人把张导远远甩在了后面。
时代变了，真的变了。作为在中国电影圈叱咤风云十多年的领军人物，张艺谋和张伟平都迎来了真正的考验。
如此，就可以理解他俩对《金陵十三钗》寄予的期望，张艺谋希望重创自己的艺术辉煌，张伟平则希望它能冲出10亿票房。这是一部竭尽他们心力、制作精良的作品，但却被广泛地批评为缺乏诚意。在一个以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民族悲情事件为背景的影片中，人们看到：一队妓女在生死关头身着性感美艳的旗袍袅娜走来，看到战场爆炸的惨烈场面被做成如同放烟花一样美妙的慢镜头，技巧的纯熟掩盖不了它思想的苍白。这部电影告诉人们的一个事实是：张艺谋已经走得太远，他或许真的是回不来了。他享受了娱乐的无限，但也不得不承受娱乐的无奈与无情。
张艺谋和张伟平可能都不会想到：这也是一部将为他们16年的合作画上句点的影片。想当年，张伟平曾这样展望过他们的未来：“我们谈到过，以后老了不拍电影了，就一起去旅游。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休息，或者看别人拍的电影。”而今，往日的恩义已断绝，往日的情怀已不再，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
他们改变了电影，电影也改变了他们。
不管人们怎么评价，张艺谋和张伟平都是中国电影不可复制的英雄人物，当分手已成定局，希望他们各自珍重，过好自己的人生，并为中国电影继续作出贡献。
有话好好说——这是他们合作的起点，也是现在送给他们最合适的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