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
时间：2021-07-11 20:01: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61年7月11日至8月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了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会议“着重地讨论了一九五八年以来西北的牧区工作和牧区人民公社工作，同时，也认真地检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情况，初步总结了这一方面的主要经验，研究了改进工作的方针和办法”（《纪要》原文）。会议通过了《第一次西北民族工作会议纪要》，并上报中共中央。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会议纪要（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这个《纪要》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以“大跃进”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充分肯定1958年以来西北牧区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在牧区全面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见《纪要》原文），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牧区工作中“许多地方忽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民族问题，不认真贯彻执行甚至违背党的民族政策。最突出、最严重的是青、甘藏区（主要是牧区）的问题”；“目前在一部分地区，灾情特别严重，群众生活异常困难……必须全力以赴，救灾救人”；过去三年“有一些同志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少数民族，不关心少数民族的疾苦，侵犯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强迫改革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信任和歧视少数民族”；“近两、三年来，在青、甘藏区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犯了严重错误，遭受了重大损失，造成了很大困难”。会议纪要决定放宽政策，恢复和发展牧业生产，改善牧民生活，并做了许多具体规定；调整民族宗教政策，开放被强行关闭的部分寺院，允许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活动；在一定范围内纠正平叛、镇反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坚决实行‘四不’政策，凡是（叛乱）来降的，不论罪恶大小，一律不杀、不关、不判、不斗”；“不要在社会上乱戴‘叛乱家属’的帽子，以利争取和分化敌人”；不得“强迫改革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于犯有严重错误，屡教不改的干部，要给与适当处分，以资教育”；平反冤假错案，当务之急是立即释放那些还被无辜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人犯。《纪要》明确要求：“错捕了的要释放，错戴叛乱帽子的要摘掉；已经死亡的也要恢复名誉，摘掉帽子。要根据划清界限，从宽处理的精神，继续清理释放一批在押人犯，以分化瓦解敌人，安定社会秩序”。（以上引文都来自《纪要》）
中共中央在批语中说：“《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很好，中央同意这个纪要中拟定的方针和办法，请西北局发各级党委贯彻执行”；“西北的经验，首先是青、甘藏区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忽视民族问题是毫无根据的是错误的。有的地方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甚至在工作中违反这些政策，更会给工作造成损失”；“在我国各民族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民族问题这一重要因素决不允许忽视，如果忽视这个问题，不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在工作中不坚决地按照民族政策办事，就会使我们犯错误”。
中央批语虽然指出西北地区牧区1958年到1960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忽视民族问题，不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犯了错误，造成了损失，但是没有指出这些错误是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不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要求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并作一步走，使牧业区和农业区一样，在两三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才是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当时中央仍然坚信“三面红旗”伟大正确，所以不可能指出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何在。而西北地区不仅仅是牧区，农业区在“大跃进”年代同样遭到劫难，人民群众同样死伤惨重，其损失绝不亚于牧区。
青海和甘肃是西北地区贯彻执行《纪要》的两个重点省，而这两个省的牧区又是贯彻执行的重点地区。
青海省牧区有六个州，即玉树、果洛、海南、黄南、海北、海西，其土地面积约占全省土地面积85%，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当时藏族人口约47万多人，约占全省总人口244万的19.6%，占牧区总人口95万的49%。除海西、海北两个州没有发生叛乱外，其他四个州，即玉树、果洛、海南、黄南四个州从1958年春开始发生叛乱，到1959年被基本平息。然而在整个青海省，无论是农业区还是牧业区，无论是发生过叛乱的地方还是没有发生过叛乱的地方，由于以高锋为首的青海省委，以极“左”的专政手段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在青海“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并作一步走，在两、三年时间内，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完成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果造成全省工农牧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几十万人被饿死、整死，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很多，需要释放的无罪人员很多。我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做了些介绍，但着重谈的是农业区情况，对牧业区情况，着墨较少，不少读者来信来电话，希望我对牧业区情况作些介绍。本文就青海省牧区贯彻执行《第一次西北民族工作会议纪要》，纠正政法、公安工作极“左”路线、释放无罪被关押人员情况，再做些介绍。
1958年至1960年青海省公安机关在“公安工作大跃进”口号指引下，为推动“大跃进”运动的顺利进行，任意捕捉那些反对、抵制的人和潜在反对、抵制的人，三年共逮捕63064人，拘留6157人，判管制9918人，集训39419人，共计108558，占全省总人口244万的4.4%。其中在牧区共逮捕44532人，占牧区总人口95万的4.66%；农业区和西宁市共逮捕18263人，占总人口153万的1.2%。牧业区捕人比例大大高于农业区。
再看看牧区四个发生过叛乱的州的捕人统计数字：玉树州1958年至1960年（下同）共逮捕15402人，占三年该州平均人口100535人的15.3%；果洛州逮捕6593人，占三年平均人口 75176人的8.77%；海南州共逮捕9682人，占三年平均人口202552人的4.78%；黄南州逮捕7866人，占三年平均人口148977的5.28%。
下面举几个典型例子。玉树州玉树县红旗公社新寨生产队，三年共逮捕176人，占人口总数的36.3%；海南州贵南县嘛多公社，共有697户人家，1360名成年人，被逮捕关押404人，占总人口的16.7%，占成年人口的29.4%，涉及292户人家，占总户数的41%；其中一户捕一人的有228户，一户捕二人以上的有70户，有4户全家捕光。海南州兴海县夏塘公社沙乃亥生产队，共有41户105人，共划“四类分子”和“反革命社会基础”91人，占总人口的86.4%；玉树州的一些地方，成年男性被捕光，以致公安机关去捕人时，当地群众要求“留下人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