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纠正文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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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代末到60年代初，为了纠正日益滋长和蔓延的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周恩来多次发表讲话。其中，1959年5月3日所作的《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的讲话》和1962年2月17日在《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堪称是周恩来纠正文艺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三篇代表作。
倡导“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要从思想方法上学会‘两条腿走路’”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着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周恩来以此为契机，将纠“左”工作延伸到文艺领域，及时清理和纠正文艺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为此，1959年5月3日，他特地邀请部分文艺界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部分在京的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座谈会，发表了《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的重要讲话。
讲话中，他针对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在文艺工作中的种种表现，深刻论述了正确认识与处理文艺问题的十大关系，并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提出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说：“‘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的统一……这是我们的哲学思想，也是我们的工作方法。这本来是老问题了，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一些同志总是强调某一方面，变成一条腿。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跌跤。比如，我们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速度方面要大跃进，但跃进也有一个限度，有一定的可能性，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可能了。”
周恩来用“两条腿走路”这个形象的比喻，强调要纠正实际工作中“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跌跤”的错误，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接着，他围绕“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这个主题，讲了10个问题，即十大关系：一、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二、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三、既要有思想性，又要艺术性；四、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既要有理想，又要结合现实；五、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又要和实际相结合；既要学习政治，又要和生活实践相结合；六、既要有基本训练，又要有文艺修养；七、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八、既要重视劳动锻炼，又要注意身体健康；九、既要敢想、敢说、敢作，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把客观的可能性与主观的能动性结合起来；十、既要有独特的风格，又要兼容并包（或叫丰富多彩）。独特风格是主导的……总之，要从思想方法学会“两条腿走路”。
周恩来的讲话，针对性很强，对当时的文艺工作具有极强的指导性。
他的这篇讲话酝酿已久。此前，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痔疮时，就已经在思考如何纠正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了。当时，他还约见了文艺界的陈荒煤、陈鲤庭、沈浮、郑君里、赵丹、张瑞芳等，躺在病床上同他们商谈文艺工作纠“左”的问题。他手里攥着纸条，不时地看着纸条说：通过各种会议，我发现我们许多部门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会“两条腿走路”。他认为“两条腿走路”，这是做一切工作的规律，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毛主席运用这个方法非常熟练。“两条腿走路”，去体会一下，就像小孩子开始学走路一样，一开始总是走不好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有片面性。尤其艺术作品，是精神产品，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会引起不同的意见。接着，他就文艺创作中如何坚持“两条腿走路”，谈了许多意见。
周恩来5月3日这篇切中时弊的讲话，是在继续“大跃进”的形势下讲的。尽管讲话的内容全面、周到，无 懈可击，但在随之而来的“反右倾”运动的冲击下，这篇讲话后来没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执行。当时，各部门、各地的反映相当冷淡。文化部党组怕这个讲话影响“大跃进”的情绪，竟然不让向下传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也只批准在20人左右的创作人员中进行传达。
由此可见，当时“左”的阻力多么大！
强调“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斗争，“左”的错误又有新的滋长和蔓延。直到1961年上半年，开始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科技、教育、文艺等部门也随之调整政策，纠正更加严重的“左”的错误。周恩来不失时机，从文艺工作入手，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和问题，认真研究调整文艺政策和改进领导文艺工作的措施。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1961年6月8日至7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分别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不仅阅看了大量的有关文字材料，还深入到会议代表中，做了3天调查研究。
6月8日，周恩来观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雷雨》，并同夏衍、曹禺以及这个剧的导演、演员座谈，强调不要因为赶任务而降低戏剧的质量。他说：“‘大跃进’这几年有时因指标定得偏高，超过了可能实现的标准，往往也就影响了质量。1959年，人民艺术剧院完成了900多场演出任务，这是好事。我记得在新年晚会上我还举杯为你们祝贺过。但是，不能长期处于赶任务的状态，不然既影响了戏的质量，也会影响你们的劳逸结合。今天只是提出要求，不是责怪你们，首先是领导上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希望拿这个戏做个例子，在已有的成绩上，进一步提高质量，现在各条战线上都提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你们人艺带个头，从这方面多做些工作。”
6月16日晚，周恩来接待完外宾后，来到新侨饭店，看望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的与会代表，并同他们交谈。那晚，多数代表观摩电影去了，黄宗英因低烧没去。赵丹在饭店楼梯口遇见周恩来，陪着来见黄宗英。赵丹又叫了陈荒煤、丁一、陈鲤庭、沈浮等代表。他们在周恩来面前无拘无束，有说有笑，讲了一些缺乏艺术民主和违反艺术规律的事例，谈论如何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周恩来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提问。
黄宗英说：“总理，在会上各组讨论都涉及艺术规律问题。我有个意见，不知该说不该说？”周恩来立即回答：“想到就说呗！”黄宗英接着说：“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言权，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说了。我们是不怕文责自负、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人替我们负。可我们工作的时候，负责的人……好像太多了，大家管这种现象叫‘婆婆多’。我们的党——各级党委，究竟以什么方式、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应该研究、讨论。”
随后，黄宗英讲了围绕她创作的电影剧本《好当家》“五个书记挂帅”的例子。《好当家》要求塑造一位公社党委书记的光辉形象，是中共上海市委交给上海电影局的重点剧目、重大题材。所谓“五个书记挂帅”，就是为搞这部电影创作，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亲自过问，中共上海电影局党委第一书记和所涉及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公社第一书记层层挂帅抓，电影厂书记亲自坐镇抓。黄宗英说：“我们那剧本，生活底子薄，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胖娃娃’。”
他们还向周恩来反映，会上对《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什么是“人性论”等争论很热烈。当时，会议组织者根据与会代表要求，给每人发了一本小说，对照电影开展讨论。周恩来伸出手来对陈荒煤说：“能发给我一本书吗？”赵丹把自己的那本给了他。黄宗英轻声嘱咐赵丹：“你别把画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周恩来笑着说：“我倒很愿意研究阿丹的意见。”谈话直到深夜，周恩来才离开宾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