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仰望星空，做天国的学问
时间：2021-07-05 16:03: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学而优则仕的进阶逻辑，到俞可平这里被颠覆了。
在争取了两三年后，这位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辞职请求，终于在今年10月得到中央批复。半个月后，他如愿回到未名湖畔，履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通常情况下，舆论对于官员退休后兼职大学多有微辞，俞可平这样一个中管干部的辞官从学，却收获了如潮好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说：“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在为官的时候已经著作等身;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敏感地带游刃有余，新意频出又从不逾矩……如今，他辞官归学，投身于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强烈的责任感，推动原创性思想的生产。”
站在人生的转折点上，面对众多媒体的采访要求，俞可平最终决定与《环球人物》记者进行一次独家的深度对话：“我看得出你们为这个采访下了不少功夫，也愿意有问必答，就算是对自己过去20多年亦官亦学的经历做一个总结吧。”
新中国首届政治学博士
一直以来，俞可平身上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大胆而犀利的学术观点。他的成长经历和最鲜活的生活细节，却很少有人知晓。如今看来，恰恰是这些被忽略的部分，生动印证了时代的发展。或者说，他人生的每一步，几乎都踏准了中国政治现实发展的节奏。
1959年7月，俞可平出生于浙江诸暨。他从小就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初中时甚至壮着胆子用农药喷雾器的钢管造“枪”，火药也是自制的。结果，一扣扳机，“枪”响了，“枪管”却炸裂了，差一点出人命。
在做了两年多生产队干部后，恰逢国家恢复高考，俞可平考入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就读政史专业，后来成为厦门大学哲学系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我们这代人，受毛主席的影响特别深。毛主席喜欢读什么？喜欢读历史、哲学。”他这样解释自己选择专业的原因。
在厦大三年，因为看到政治对中国的决定性作用，俞可平的兴趣渐渐转向了中国政治。“当时的我，内心似乎涌动着一种莫名的责任感，觉得应该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点儿什么，”俞可平说，“所谓责任，无非两种。一种是知识的责任，就是通过研究，推动学术的进步;另一种，就是通过实践，推动社会进步。”他试图揭开现实政治的种种迷雾，但中国高校里的政治学系在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大都放在法律系里讲授。1962年，虽然北大等多所大学建立了政治系，但研究内容十分有限，并未形成完整的政治学学科。这样的学术现实，让俞可平的“雄心”暂时缺少现实的路径。
幸而环境正悄悄改变。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随后，中国政治学进入全面恢复和重建时期，先是中国政治学会重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近20所高等院校也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1984年，俞可平毕业，并留校任教。恰逢厦大筹建政法学院，他开始担任政治学理论的授课教师，并着手创办《政法译丛》杂志。顾名思义，这本杂志是要对国外政法学研究的前沿观点进行翻译、研究。“但我已经下定决心系统地研究政治学，厦大没法给我提供这样的平台。”
也是在这一年，北京大学设立了全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中国新时期政治学奠基人赵宝煦决定招收开门弟子。得知这个消息后，俞可平非常兴奋。他一边工作一边备考。好不容易考完了，却迟迟等不到录取的消息。事后才知道，赵宝煦当时正在苏联讲学，委托系里的一位老师帮忙录取。“或许是担心自己挑的人赵老师不满意，这位老师决定，保险起见，谁也不录取。”俞可平说。
但坚毅绝对是俞可平身上最强大的基因之一。任何事情，但凡下决心要做，他就一定会尽己所能地去实现。第二年再考，他如愿走到了赵宝煦面前，和被推荐录取的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浦劬一起，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政治学博士生。
走近政治现实
入学一年后，俞可平放弃了当时非常难得的海外联合培养机会，试图说服导师同意自己转变研究方向——从国际政治转向中国政治，从政治理论转向政治现实。
“中国政治这么敏感，干嘛要学这个？”面对赵宝煦的询问，俞可平给出了两个答案：“第一，在中国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不是经济;第二，整个社会洋溢着改革的氛围，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参与到改革当中去。”
此后，俞可平一直专注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这一过程中，他深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比较单一，主要是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缺少定量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在涉猎大量西方学术著作后，他发现国外的分析方法其实挺多，比如系统分析法、文化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他于是一边学、一边写，在读博期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当代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而将这些新方法用于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分析，则助他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
博士毕业时，俞可平再次留校，但他已经结婚，无处安家。“北大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教师必须已婚生子，或年满37周岁，才能在筒子楼分到一间房。我一个条件都不满足，当然不可能分到房子。”恰巧，当时中央编译局有意加强理论研究，向俞可平发出邀请，还拿出数套房子让他挑选。俞可平说，自己被这样的诚意打动，但住房绝不是他做出选择的唯一原因：“在北大3年，我越来越觉得校园氛围偏重学术，并非研究现实政治的理想平台。但我又不愿意毫无过渡地进入机关单位，那样就难有思想和人格的独立。相比之下，中央编译局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选择：它是中央直属机构，能接触到中国政治的最前沿;它又是以翻译研究为主的专业机构，聚集了很多优秀的学者。这样的研究环境，对我而言，至少和住房同等重要。”因此，留校不足一个月，他便请调中央编译局，但同时在北大继续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