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陷阱规避的政治责任
时间：2021-07-05 08:00: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社会转型陷阱”描述了中国改革面临的系统性难题，规避“社会转型陷阱”，政府的政治责任担当是关键。“社会转型陷阱”规避中的政治责任建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政府自身来看，应该通过党建的民主与开放、政府体制的开放和地方治理的开放来开放政治过程。从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调节来看，应该通过遏制权贵资本、规范国有资本、优化民营资本来规范资本运作，通过建设社会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赋权社会组织来建设和谐社会。
〔关键词〕社会转型陷阱；开放政治过程；规范资本运作；建设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6-0049-07
“社会转型陷阱”是对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面临问题的一种总体概括，尽管学术界对此还存在一定争议，值得进一步探讨。〔1〕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概括对我们清醒地面对当前中国改革的诸多问题和挑战有着重要意义。“社会转型陷阱”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权力和市场的非正常组合，以及由此形成的有的既得利益者对政府权力“公共性”的侵蚀。政府是权力的掌控者，因此，“社会转型陷阱”表面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实际上却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而，中国要规避或者走出“转型陷阱”的困境，政府就必须承担起关键的政治责任。面对当前中国改革剪不断理还乱的诸多难题和挑战，中国政府要拥有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更重要的是要确立一种责任伦理。〔2〕
政治，是由人的社会物质生产派生的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形式，它的根本任务是对社会有机体做出调节。“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对社会公共事务做出决策，通过对公共权力的运作，实现社会资源、利益、价值权威性的分配和配置，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3〕“政治”本质上是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调节机制，它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政府的公共权力机制，对市场和社会等进行合理调节，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互动，实现安全、秩序和正义。有效的政治调节是一种具有异中求同、求同存异的度量和机制，从分歧中寻求一致，并用以缓和化解冲突。“责任”意味着份内应做之事和没有做好份内之事所应受的谴责和惩罚。“政治责任”的含义就在于：政府及其官员通过运用各种公共权力机制，实现政府自身的合法、有效运作，维护市场的良性、高效运行，实现社会的秩序、公平和正义等方面的职责。从内容来看，“政治责任”具有内在和外在的双重指向：从内在来看，是指政府维护自身合法性、提升自身运作有效性的职责，这是政府政治责任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从外在来看，政治责任还包含着政府对于调节市场和社会的职责，这是政府政治责任的目标和方向。内在和外在的结合才构成完整意义上政治责任的担当和实现。“社会转型陷阱”描述了整个中国改革面临的系统性难题，既包含着政府自身改革存在的问题，也包含政府对市场和社会调节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社会转型陷阱”的规避，从政治责任的角度来看，就既包含政府自身改革的责任，同时也包含着政府对当前中国市场运行和社会冲突进行合理调节的责任。具体而言，就当前中国来说，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开放政治过程、规范资本运作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政治过程的开放视野
政治权力的根本属性在于“公共性”，“公共性”有赖于政府对社会的回应程度，回应性的实现依赖于政治的开放性程度。这里的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指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开放。在这个意义上，“开放”又可引申出“参与”，就是社会不同群体参与该政治过程。没有开放，就没有参与。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主要指的是“经济开放”，那么接下来，“中国改革开放”应该将重心移至“政治过程开放”。事实上，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政治的兴衰和政治过程的开放度紧密相关。当政治开放的时候，社会就有参与的机会，政治就兴旺；反之，当政治封闭的时候，社会就变得和政治毫不相关，政治就会衰落。〔4〕规避社会转型陷阱，政治过程的开放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进党建的开放性。我国政权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居于主体性地位。这种主体性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特性、中国社会文化的属性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整合中居于主导和权威性的地位。“中国模式”的核心是政治模式，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如郑永年指出，“如果说存在着中国模式，那么共产党是这一模式的核心，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果与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分不开，而中国转型陷阱的规避以及未来的改革成效的关键也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改革。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对国家的有效领导，根本在于最大程度地回应和调和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诉求，这种回应和调和最有效的途径则是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政治过程。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过程其实就是不断扩大党的开放性程度的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等举措体现了这种开放性发展的进程。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未来建设的成效仍然取决于开放性发展的程度。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党建面向社会的开放性，即保持共产党向不同社会利益诉求的开放和最大程度地吸纳社会精英。一是当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共产党在执政上就向它们开放，把它们的先进分子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在给予新兴阶层政治参与权的同时，更要真正拓展农民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渠道。二是党要广泛地吸纳社会培养的人才以提高执政能力。毛泽东说，政策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效取决于干部的才能。如果仅仅靠党内培养人才，选拔干部，将导致干部的官僚化。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官僚系统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封闭性的“新阶层”。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政权就必然和社会失去相关性。〔6〕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必须更向无党派和民主党派精英人士开放，扩大干部选拔范围。第二，党建面向自身的开放性。没有自身的开放，面向外部的开放将成为一句空话。自身的开放式建党主要在于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是党内竞争，党的十三大实行了差额选举，十七大则把党内竞争引入到对未来领导层的选拔。未来党内民主的重点仍然是推进党内竞争，而党内竞争的关键是建立明确成文的竞争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