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基于案例与对策的分析

时间：2021-06-29 04:00:2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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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是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国外政治风险及对策研究”（批准文号：11BGJ010）的中期成果，成果同时受“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高端学术研究课题”的资助。研究生谢玮、华琼飞、凌云志、Senko Mikhail（俄罗斯）、Carolina Gil（西班牙）对本文的完成作出了贡献。特此致谢。]
　　【内容提要】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跨国经营。目前，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经济体，在境外形成了若干个原油和矿产资源生产基地，获得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油气、矿产资源和其他资源。风险性无疑是跨国公司经营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必然会遭遇两类风险：经营性风险和国外政治性风险。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现身于国际商业和资本市场，国外政治风险已成为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政治风险案例分析
　　【作者简介】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政治学博士后、经济学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F279/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3-0068-20
　　自中国政府1999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从2000年的9.15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842.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5.76%，目前，中国已成为既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经济体。[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13， “Overview，” pp. xiv.] 中国对外投资能够达到如此庞大的规模，离不开中国企业与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也离不开跨国企业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一样，中国企业也必须开展跨国经营，为自己的商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为持续的发展谋求更丰富的资源，并为公司的运作搭建更高效的平台。近年来，受困于全球金融危机，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对外投资环境日趋恶化：局部冲突动荡依然存在，恐怖主义尚未偃旗息鼓；全球范围内政治风险发生的几率仍在提高。与此同时，因独特的历史原因和国家利益诉求，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仍缺乏对投资目的地政治风险的敏感性，尚缺乏“走出去”的相应经验。因此，与政治风险防控相关的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相关实践机制有待建立和健全。在上述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并提出一些积极建议，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企业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的理论演进
　　跨国公司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但当今国际体系仍由主权国家所主导，没有一个强力机构能够将其权力和意志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跨国公司所面对的政治风险正是源于市场力量和国家力量的碰撞。罗伯特·吉尔平在分析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时指出：“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着数百年的历史，它们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逐渐成为决定现代世界国际关系性质与动力的关键因素”。[ 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载《国际观察》2002年第3期，第31页。] 对于企业来说，风险和收益是相伴而生的。特别是跨国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风险，还要分析和规避由于被投资国和国际环境等因素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考察政治风险的概念并分析政治风险研究视角的变迁，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风险是一个宽泛且模糊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未给出公认而统一的定义。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有关企业跨国经营政治风险的理论基本上是西方学者站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立场上，以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为背景提出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从国外的研究文献来看，对于政治风险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投资者在国家资本输出的带动下，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形成了第三次资本输出的高潮。与此同时，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已摆脱了发达国家的控制，获得了独立，进而迫切希望得到经济上的独立。这些国家逐步通过法律取消了发达国家在本国的种种特权，收回了自然资源的租让、开采和占有权，对重要经济部门实施国有化，把握了本国经济的命脉。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政府间的正面冲突大量出现。前者以绕开贸易壁垒、实行全球经营、充分利用生产要素资源和追求更大利润为动力，向第三世界大举进军，构成所谓“对外投资的60年代”。后者则以日益强盛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为后盾，以保护国家利益与资源财富、建立国家经济新秩序和反对新殖民主义为目标，对外国资本实施严厉管制乃至直接征用和没收，导致出现所谓跨国公司“撤退的70年代”。[ 王巍：《国家风险——开放时代的不测风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在上述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较量中，国有化行为举世瞩目，成为政治风险观念的起源。国际经济中的国有化，旨在将外国投资及资产收归投资地所在国国家所有。有国际经济存在，就有国有化行为的发生。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在1960—1977年期间，全球实施过国有化政策的国家达72个，累计事件达1922起；其中阿尔及利亚、智利、古巴、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乌干达和委内瑞拉等7国的国有化事件占全部事件的73.4%。这类国有化往往以各自的政治因素为契机，均出于投资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作为，无法为投资者和经营者所左右，完全不同于一般商业意义上的国外经营风险，构成了政治风险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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