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初年女子教育的曲折发展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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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袁世凯统治时期，在复古思潮冲击下，女子教育向封建旧传统回归。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了“良妻贤母”的女子教育宗旨，在知识女性的强烈要求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率先打破“女禁”，其他高校纷纷效法，使女子最终获得了从小学到大学形式上完整的教育权。民国初年女子教育的曲折发展，反映出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转型的艰辛，对社会的整体文明和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国初年；女子教育；曲折发展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4—0106—05
收稿日期：2007—07—15
作者简介：徐晶(1974—)，女，河南安阳人，郑州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及中外教育史研究。
中国新式女子教育起步于晚清时期，民国成立及北洋政府时期，在知识界的积极倡导和教育体制逐步演进的过程中，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女子教育表现出“发展一停滞一再发展”的曲折历程。这种状况一方面折射出北洋政府统治的腐朽和动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转型的艰辛。民国初年女子教育的发展，对近代教育制度的变革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社会的整体文明和进步，也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催化因素之一。
1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蔡元培为总长的教育部引入新的教育理念，构建新的教育体制，否定封建的教育宗旨。尽管存在着观念认识、区域分布和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局限，女子教育基本上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由此，也为教育的整体转型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前提。
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法令，要求各类学堂一律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明确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可以设立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同时停用原来颁行的教科书，废止小学读经科。2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从共和政体和信教自由的理念出发，否定了晚清时期以“忠君”和“尊孔”为核心的封建教育宗旨，提出了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即德、智、体、美并重的教育纲领[1][P473]。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新型教育宗旨[2][P226]。9月以后，“壬子癸丑学制”逐步形成并开始实施。这一学制在教育体制、修业年限等方面有较大的进步。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男女教育平等精神和允许私人开办除高等师范学校之外的各类学校的规定，鼓励和促进了女子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在上述教育改革的形势下，全国各地学校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在开女子教育“风气之先”的上海，晚清女学的毕业生、热心教育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积极创办不同类型的女学，拓宽了女子教育的范围和领域。在中等教育方面，有袁希澔于1912年4月1日创办的以“勤、慎、庄、俭”为校训的上海爱群女校，第一批招收学生仅7人，但不久就有了较大发展。有为纪念秋瑾而创办的竞雄(秋瑾号)女校，以提高女子知识和技能、以自谋生计为宗旨；不久，由小学扩充为中学及师范学校，分工艺科、师范科、高等小学、国民小学和选科等。在专门性学校方面，有1912年2月闵兰言、柴玉霖、李华书等人发起开办的上海女子法政学堂，设正科和预科两种，招收16～30岁的学生80人，主要学习科目有法政学、英文、法文等；有3月1日张竹君创办的上海女子看护学校，该校以“通习最新看护理法，兼学产科”为宗旨，招收16～25岁的学生60人，修业期限为3年。在职业教育方面，有7月1日陈澄溪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创办的女子工业大学校，分设高等、速成两科，共收女生300名，其中高等科目为缝衣、制帽、刺绣、织物，学习期限为3个学期；速成科目为缝衣、制帽、织物中任选一种，学习期限3个月。又有1913年沈卓如女士发起的上海女子手工传习所，专授盘编花边、钩结花、结网花边、线绣、线结、抽纱、挑花等手工艺。
辛亥革命时期，许多女校学生积极参加了创建共和的斗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少女志士在要求参政的同时，潜心向学，或创办女校，或出国留学。1912年3月，陈婉衍将(南京)光复军女子队改组为复心女子学堂，决心“为女界输入文明”，“俾得教养兼施，增进学识，勉成中国新民，咸合完全人格”[3][P475]。为此，陆军部拨专款1000元予以资助。3月14日，陆军总长黄兴亲自批准向志愿出国学习的尹志锐等女士各拨款1500元，以备三年学费。
民国初年，女子师范教育再度备受关注。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发表的演说中，主张从教育开始回复自主的人格，同时必须以“提倡女子教育为首要之事”[4][P9]；而教育的普及，“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5][P358]。教育部也在颁发的《师范学校令》中，明确规定女子师范以培养小学教员和蒙养园保姆为目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女子中学和女子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8月，民族资本家凌铭之独资创办的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开学。这所学校以振兴女子教育和培养女教师为宗旨，在其校歌中有“同是圆颅方趾，知识完全，道德完全，蛾眉岂让人先”等词句；根据“就性之所近，授专门之学”的教育思想，采用分科制教学，即设立文学、数理化、唱歌、体操等专修科；同时，尝试废止考试，在国语教育中重注音(今之普通话)，在师范教育中别树一帜。是年，原上海崇明敦行女塾也增添师范类教育，后改名为私立敦行女子师范学校。在师范教育倍受重视的环境中，创办于1905年的湖南周南女校也奉令改名，称“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周南女校)”，学生由百余人增到四百多人，由湖南一省扩展到鄂、闽、鲁、晋及南洋各地。而由士绅于1909年创办的(河南开封)中州女子师范学堂也改为(河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在女子教育初步发展的背景下，3月20日，湖北女子教育总会成立，该会以“扩张女学，补助共和，期达于完全美满之目的”为宗旨，以周咏梅、段淑芬为正副会长。同时，湖南女子教育会也在长沙成立。虽然教育部将教育会厘定为“研究教育事项，力图教育发达”、仅有向官方建议权的研究团体，但事实上成为维护女子教育的重要机构[6][P229]。
据有关资料显示，与晚清时期全国四百余所女子学校、一万多学生的状况相比，民国成立之初，女子学校及学生人数均有较明显的发展(见附表)。
2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恢复和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力图使教育全面向旧传统回归，刚出现良好发展势头的女子教育便陷入困境。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民主、科学”为武器，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教育界的复古逆流，使女子教育走向了一个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