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伪造总理签名案”侦破记
时间：2021-06-04 12:00: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伪造总理签名案”是我早期刑侦生涯中一件印象极为深刻的大案要案。其时，我在公安部治安行政局技术处文检组任组长。案件发生后，我被指定担任侦破专案领导小组下设的侦破办公室技术鉴定组长，负责组织和参与了从物证分析判定、查对信封信纸、查对笔迹，直到最后从笔迹上认定犯罪分子作案这一过程中的技术工作。
假“总理批示”骗走人民银行20万元
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接待了一位身穿灰色呢大衣、手提公文包的人，他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来给行长送急件的。银行工作人员见信封落款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并写“速送 （限下午五时四十分前送到）”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字样，便毫不迟疑地在来人的“发文簿”上签收并随即送行长办公室拆阅。
信封内是一件有“总理批示”的报告，内容如下：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些款修缮来做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万～20万元，可否，请批示。
1960.3.18
报告下面空白处有竖写“周恩来”签名和“三月十八日”字样，其左边空白处有批文：“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在签名右边也有批文：“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旧票，2.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人民银行总行的经办人看后深信不疑。当时总行的领导都到外地开会去了，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某局负责人遂批示：“请会计发行局立即把款送去。”几分钟后该负责人又接到自称“总理办公室”的催办电话，经办人员立即从北京分行集中20万元用过的人民币，经过整理后分装两个麻袋，派人按时送到民族饭店，交给已在大堂等候的“赵全一”。该人交给银行送款人员一件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的介绍信，信中内容为：“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随后，该人又按照送款人员要求，从自己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一张收到20万元现款的收条，连同介绍信一并交给了送款人。
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回京后，听到某局负责人汇报此事，认为应向总理办公室请示该笔款项如何下账。3月24日，经向总理办公室请示却得知，总理从未批过这笔款，并要他们将原件送去查看。原件被迅速送到总理办公室，至此方知这是一起巨额诈骗案！随即向公安部报告。
“赵全一”留下四份骗据
3月24日晚，我正在家休息，接到公安部经济保卫局长李钊电话，让我速到他办公室。赶到李钊办公室后，他说，现在有一个紧急案件，人民银行被骗了20万元。接着简要地介绍了案情，并当即将此案中的骗据交给我进行检验。这些骗据是：
一、装报告的“国务院”信封；二、有“总理批示”的报告；三、赵全一的介绍信；四、赵全一的收款条。
我先将这些骗据拿到治安行政局技术处文检组连夜进行检验。首先，我从笔迹特征认定“报告”“介绍信”“收条”的钢笔字和“总理批示”、信封上的毛笔字都是一个人所写，“周恩来”签名字迹是摹仿形成；其次，所用国务院信封有擦刮和二次封口痕迹，是使用过的旧信封；再次，介绍信上“总理办公室”戳记系用水彩描绘，“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是用誊写钢板刻蜡纸再用印油印上的。具体分析作案人情况，其应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毛笔书写得较熟练。“收条”中将“人民币”写成“人”字下加一个“巾”字，可能有其职业特点。
第二天上午，我组织文检组同志对物证作进一步检验分析，形成一致结论后，随即到刚成立的以杨奇清副部长为首的由公安部经保局、治安局和北京市公安局领导参加的专案领导小组汇报初步检验意见。大家都认可我们的检验意见。杨副部长指示说：“小刘，尽快组织一个以你为组长的技术鉴定组，参加案件的侦破。”我当即提出：“治安局技术处文检组的技术力量不够，要吸收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技术科的技术干部参加，技术科的设备条件比治安局技术处更完善，技术鉴定组应搬到技术科去办公。”杨副部长当场表示同意，并当面向治安局副局长石广平、办公室主任由文奎交待：“这个案子的技术工作由治安局技术处、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技术科组织技术力量，由刘文负责组织指挥。”
当天下午我就搬到位于王佐胡同的市局技术科去办公。我和市局技术科科长刘云起同志共同召集公安部治安局技术处文检组和市公安局十三处技术科文检室的同志，开会研究进一步检验物证和查对物证的分工。公安部参加专案技术组工作的有姚维坚、李登云、李荫芳、吕其盈、林中、贾大光、倪世荣，北京市局有刘树刚、张永增、干卫华、白培元等同志。分工如下：中央国家机关的物证查对和笔迹比对由公安部同志负责；北京市机关的由市局同志负责；刘云起负责技术组的后勤保障。
物证查对调查工作全面铺开后，又感到力量不够，经部领导小组批准，从公安部治安局上海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借调了物证照相技术人员张申、化学检验技术人员江菊珍、文检技术人员曹秀彭来北京参加技术组工作。
公安部专案领导小组根据案件发生的全过程和技术工作对物证的分析确定破案的途径：以物定向，以物找人，开展侦查。
根据罪犯熟悉一些民族工作部门、国家机关和银行的内部情况，并懂得一点儿中央领导的批文习惯，估计可能是潜藏在某机关内部的坏分子，或内外坏人勾结作案，也可能是被开除的原内部人员作案，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上的惯犯和劳改释放人员作案，或政治破坏的可能性。
从罪犯骗取大量现款来看，合谋或单人作案的可能性同时存在。案件虽然发生在北京，但从发生到发现，相隔六天，这段时间内公安机关没有任何侦查举动，一切风平浪静，因而罪犯可能仍在北京，但也有可能已逃匿外地。
根据这些分析和估计，确定以北京市为重点，全国张网，重点控制。采取广泛发动群众的方针，向广大群众公布案情，印发罪证、笔迹交群众辨认；严密控制各地车站、码头、机场，严防作案人逃往国外；北京市普遍开展清查并确定以国务院有关单位、民族系统、银行、财政、外贸部门和民族饭店为重点，查对信封、信纸、笔迹和罪犯面貌特征，3月18日的行踪、经济上的可疑情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