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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雷带电的台湾作家陈映真:台湾作家陈映真

    时间:2020-08-17 07:16: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他是以《将军族》、《归乡》等作品蜚声两岸文坛的著名作家。   他是反对文化“台独”、强调“中国文学论”的爱国学者。   他是竭尽全部心力宣传和平统一的社会活动家。
      他曾经两度身陷囹圄,时间长达七年之久。
      他说:“不管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支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
      他就是――
      
      掏出所有零花钱买下《马克思列宁选集》
      
      在台湾“戒严”期间,1930年代的大陆文学作品被打入冷宫,谁要偷尝禁果阅读这些书刊,就有可能被人密告受处分甚至判重刑。可这种禁锢并不能征服渴望求知的心灵。还在小学六年级时,陈映真就从父亲的书斋中看到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这时他还看不明白书中的内容。到了初三,他又重温这本书。就这样,《呐喊》陪同他度过了求知欲甚强的少年时代。事后他回忆说:“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我都有一种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且不激越的爱国者。”
      1954年,陈映真在南部读高中时又看到了鲁迅赞赏或评论过的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陈映真早期的小说,便有这些作家作品的影子。1957年初夏,台湾爆发了攻打美国驻台湾“大使馆”事件,陈映真也跃跃欲试挥起自己的投枪,后被“警总”传讯。为此,他思想苦闷,陷入另一种“狂热的饥饿”。
      1960年代,正在上大学的陈映真,就像饥饿人找面包一样,到台北市牯岭街的旧书摊去找鲁迅,找茅盾,找巴金,找老舍,找沈从文,找曹禺,找张天翼这些所谓“共匪作家”、“附匪作家”的作品。这些禁书不能轻易买到,但陈映真意外地买到了《政治经济学教程》、《联共党史》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有一天,他在淘书时还看到一本破损严重的英文书,作为淡水英专学生的他,一眼认出封面上写的是“《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一册”,出版者竟是“莫斯科外语出版社”,书的头一篇则是陈映真仰慕已久却一直无法读到的《共产党宣言》。这使他心头一亮,犹如在沙漠中遇到了清泉,连忙掏出所有的零花钱将其买下,然后怀着又害怕又兴奋的心情,在窄小的住所通宵达旦地读了起来。
      正是通过这些禁书,陈映真更靠近了鲁迅,更了解了老舍和巴金们,了解了他们杰出作品中所发出的最深沉的呐喊。这时他才恍然感悟,在孩童时代,长辈们用耳语讲述过的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失踪或在刑场上慷慨就义的勇士们,燃烧在他们心中的灯火正是鲁迅,飘扬在他们心灵的旗帜正是《呐喊》。当他看到这些旧书上原主人的签名、眉批,看书时用的各种不同记号,扉页上写的购书日期乃至印章,他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激动。这些人他虽然一个都不认识,但他猜测读这些禁书的一定是在“保密防谍”运动中被捕、被拷问,甚至被处极刑的先锋战士。
      
      努力做“中国的孩子”
      
      陈映真为了学习文学创作,于1960年结识了从大陆去台的戏剧家姚一苇。1965年,姚一苇负责《现代文学》编务工作,十分同情这个大学生思想上的苦闷和对台湾社会绝望而带来的痛苦,便连续发表了他表现这种思想情绪的作品,两人由此加深了友谊。在姚一苇寄居的竹林路客厅里,姚氏谈到他初中时就熟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厦门大学求学时又细读过鲁迅的心路历程。在那个反共反鲁的年代,这个话题只能向知心人诉说。作为“回报”,陈映真也向他吐露了鲁迅带给自己的深远影响。两人越说越投机,姚一苇便描述了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鲁迅葬礼的庄严隆重,并告诉陈映真,他以鲁迅告诫他儿子的名言“不做空头的文学家”自惕。姚一苇十分钦佩鲁迅晚年因为参加斗争实践无暇写长篇小说的选择。“但即使把作品当成武器,创作也是最有力、影响最长久的武器。”姚一苇说。
      陈映真听了这番话,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在那人人惧怕“警总”的岁月,为文谈鲁迅哪怕是用暗语,一旦查出也属触犯当局的戒律。可正是这位只能写成“邹述仁”(周树人)的鲁迅,缩短了作为长辈的姚一苇与作为晚辈的陈映真的距离。当然,对政治和时局始终保持十分敏锐的戒慎和防卫意识的姚一苇,还不可能畅所欲言,许多地方只点到为止,而陈映真对此完全理解。姚一苇最后鼓励他说:“你的一生,最重要的是写小说,拿出有分量的作品来。”可在陈映真看来,参加革命实践比从事创作更为重要,故姚一苇含蓄地说:“我的话你恐怕很难听得进去,但是你要写,你只有不断地写才对。”
      “像一个初学骑单车的小孩,在下坡道上让自己眼睁睁连车撞上道旁的电线杆那样,1968年夏天,我被捕入狱。”陈映真身陷囹圄的原因,不是某些人传说的是他组织了“学习鲁迅、毛泽东著作小组”,而是他把革命实践看做比写小说更重要,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知识青年组织了相当于“共产主义小组”的“民主台湾同盟”。
      1995年8月,笔者首次访台时,陈映真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判决书复印件送给我作“纪念”。这个1969年初“特字第二十号”的判决书写道:1963年8月间,李作成结识了日本共产党员浅井。内地“文革”开始后,经李作成介绍,在美国人办的淡水辉瑞药厂任职的陈永善即陈映真等人,在浅井寓所阅读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另有《唯物辩证法读本》、《人民日报》多份,那里还有“毛主席”和“东方红”像章各一枚。1966年9月,这些人受大陆红卫兵组织的启发,决定成立“民主台湾同盟”,由陈映真负责起草组织纲领,分为前言、总的纲领、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我们的方针、总结五大部分,共有六千多字,于1967年1月修订通过,主要内容为:一、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二、确认毛泽东思想是台湾人民解放斗争中最确实的指导原则。三、通过群众统一战线为预备台湾解放、祖国统一有阶段有步骤的斗争。暂设书记一人,由吴耀忠担任。
      1968年5月,陈映真和他的战友被一个伪装为文教记者的侦探出卖,“民主台湾同盟”六位成员被一网打尽。经过审讯,陈映真于1970年春被送到台东泰源的政治监狱。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1950年代被逮捕而被判无期徒刑的“共谍”。他当年从旧书摊上见到《马克思列宁选集》和鲁迅著作扉页上的签名,顷刻间成了活生生的人,与自己同生活在一个远离尘世的监狱中。牢房本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那里,陈映真见证了被遮蔽的历史,亲身体验到那苍凉残酷、严禁鲁迅著作阅读传播的年代。活着的英雄们,对陈映真描述着那一场远去的风雷,一个消失中狂飙突进、风起云涌的时代……
      在坐牢期间,除了文友尉天骢常来探望陈映真外,另有其父陈炎兴。在第一次探望时,父亲对儿子说: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
      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当时,失去自由的陈映真听后热泪盈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即使将‘上帝’诠释成‘真理’和‘爱’,这三个标准都是不容易的。然而,唯其不容易,这些话才成为我一生的勉励。”
      为了做“中国的孩子”,也为了不使父亲失望,陈映真在狱中努力学习。他除在《中央日报》看到了岛内外风起云涌开展的保卫钓鱼岛运动外,还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订阅了《文季》、《中外文学》等刊物,从中感受到现代主义的没落和乡土文学兴起的磅礴声势。限于条件,他这时无法读到鲁迅的书,但鲁迅、茅盾、高尔基、契诃夫作品的情节,人物、语言的记忆,在囚禁的岁月中给了他精神的力量和心灵的自由,使他永远难忘。这时,他读得最多的是中国文史哲古籍,如《诗经》、《左传》、《史记》等,他从这些鲁迅读过的名著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光辉灿烂,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为以后的创作打下基础。
      
      自称“死不悔改的统派”
      
      蒋介石病故后的1975年7月,陈映真被特赦。他总共坐了七年零两个月的牢,回到社会后,他不改携雷带电的本色,很快用鲁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以许南村的笔名发表《试论陈映真》。姚一苇读了后说:“读了文章,才知道老天终究没有让他们把你毁了。”陈映真有时想到几个在狱中被逼发疯,或在出狱后极端恐惧而惊慌失措丧失斗志的人,体会到在1951年遭错捕入狱,过半年后脱离虎口的一位先生对他最深的牵挂,受到很大的感动。由此他在创作中继续以鲁迅为师,用小说形式反映动荡的台湾。这时,他的风格有明显的转变,“契诃夫式的忧郁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抒发”。
      1979年10月,陈映真再次被捕,理由是“涉嫌叛乱,拘捕防逃”。在审讯时对方从陈映真家里搜来一本英文版托洛茨基的《论文学》影本,一本通俗的《政治经济学》影本,日文版的《战后台湾经济》影本,一盒大陆歌曲的录音带,另还有国际特赦协会和其他人权组织的小册子和剪报等。可这些并不能构成“叛乱罪”铁的证据,再加上在美国的台湾作家几乎不分左中右,如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郑愁予、李欧梵等都在抗议信上签了名,美国作家组织和曾在爱荷华大学学习过的世界各地作家纷纷表示抗议,当局只好在三十六小时后将陈映真释放。重获自由后,他除在小说中通过“叛乱犯”去控诉国民党对青年的残酷迫害外,又重现鲁迅《药》中夏瑜式的革命者从容就义的悲惨场面,并批判先烈后代的异化和堕落。1987年后,陈映真由于全力投入政治实践,终止小说创作十二年。当他于1999年重新动笔时,这面台湾文化界的光辉旗帜,再次用《忠孝公园》等三篇小说证明他依然像当年那样充满文学激情,同时又富于理性的批判精神。
      新世纪来临后,这位自称“死不改悔的统派”的陈映真,发扬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硬骨头精神,与张良泽、陈芳明、叶石涛等人鼓吹的“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台湾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中国文学属于外国文学”的“文学台独论”论战,一直到他近年病倒“失语”为止。
      陈映真就是这样一位在台湾岛内师承鲁迅精神的勇敢斗士,一直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冲锋在前。不论道路如何险恶,他始终把自己的彩笔献给自己所爱的祖国和她的人民。正如台湾诗人岳宗所写:
      
      你属于
      整个民族
      整个时代
      如果历史是夜空
      你将是一永恒灿耀的星■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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