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陈西滢|陈西滢是个怎样的人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陈西滢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他戴着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人们对他知之甚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一个现代知名作家,陈西滢是相当寂寞的,真实的陈西滢几乎很少为后人所知,他留给了后人太多的疑问与悬念。
　　
　　从书斋到社会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生于1896年3月24日,江苏无锡人,父亲陈育是个读书人,早年在家乡开小学馆,后到上海帮人开办书局。从小在陈家长大的表叔吴稚晖看好陈西滢的潜质,在他的鼓励帮助下,陈西滢于上海南洋公学附小毕业后,1912年远赴英国留学。在英国修完中学课程后,先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文学,1922年在伦敦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陈西滢应在英国留学时结识的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时年二十六岁。
　　由于历史原因,有关陈西滢当年从事大学教学的资料并不多,时为北大英文系教授的温源宁对陈西滢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体型消瘦,中等身材,面色苍黄。显然,陈先生天生不是户外工作的材料,只适合做室内工作。一离开椅子,他就不是他自己了。一坐上椅子,他就百事可为,可以说话,可以阅读,可以讲课,我甚至想说,还可以打一架。他这种久坐不起习惯,竟然把他的躯体培育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当他坐在那里的时候,这种情况还不惹眼,但是,一站起来,他的头就显得太重,而难以被脊柱所支持:于是便形成了明显的弯曲。”
　　1924年春,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之邀,经上海到北京访问,堪称当年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而北京大学负责接待泰戈尔的正是陈西滢和他的好友徐志摩。泰戈尔来华,还成就了陈西滢与凌叔华的一世姻缘,也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彻底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同年9月,成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闻一多任首任院长。10月,陈西滢应好友王世杰之邀,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凌叔华也一同前往。
　　1929年5月,王世杰正式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在他掌校期间聘请了一大批知名学者、教授。沈从文、苏雪林都是他上任后作为人才引进武汉大学的。1930年6月,闻一多辞去文学院院长职务前往青岛大学任教,陈西滢顺理成章地接替了文学院院长的职务。
　　因抗战爆发,1938年3月,武汉大学被迫迁至四川乐山,文学院和法学院就设在乐山的文庙中。因1937年陈西滢的父亲在日军侵占南京时被炸身亡,作为孝子,陈西滢只好把母亲和姐姐带到身边,此时,他要靠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五口,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在武汉大学这段时间,陈西滢生活得并不十分快乐,不仅有家庭矛盾,而且学校里人际关系也十分复杂,长期受英国文化熏陶的书生陈西滢并不适应。好友王世杰离开武大后,由王星拱(字抚五)接任校长一职,陈西滢的日子不太好过,于是,1939年10月,陈西滢辞去了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
　　关于陈西滢辞职的情况,1941年2月,凌叔华在给胡适(时任驻美大使)的信中是这样解释的:“……这两年他为王星拱(现在武大校长)排挤得十分苦恼。王抚五为人一言难尽,他……嫉才妒德,不一而足,且听信小人,不择手段行事。因此武大几根台柱如端六、鲠生、南陔、通伯都辞了职了。”
　　陈西滢在武汉大学时,除了文学院院长的工作,他还先后开设过“短篇小说”、“英国文化”、“翻译”、“长篇小说”、“世界名著”等课程。虽然学生们觉得他是一位“通儒”,但遗憾的是陈西滢的口才实在不敢恭维,这就大大影响了上课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渊博的陈西滢对学生来说,并不能算一个好老师。
　　去职之后,陈西滢有一段赋闲时光,这段时间他又重新拿起笔,不过已经不是写那些“闲话”,而是写充满爱国精神的篇章。对此,凌叔华在回忆中说:“……倒是抗战时,他在重庆为《中央日报》猛写骂日本的文章,这些社论很受人注意,陈先生善于用犀利的字句批评时势,所以他很过瘾,但可把我害惨了……害得我在北平一年时间,日本北平特务、宪兵等,不仅来探问我来北平的真实目的,还要我写信给陈先生叫他来北平……”
　　为了帮助陈西滢摆脱困境,凌叔华甚至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希望为他谋一个职位。不知是否与胡适有关,1942年2月13日,陈西滢终于获得了一个机会,赴英国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工作。多年之后故地重游,陈西滢的心情自然是很不一样的。
　　194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陈西滢得知比利时大学想请一位教师讲中国艺术,便代凌叔华接受了聘书。这年9月,凌叔华和女儿远赴英国,与陈西滢团聚。
　　1946年1月,凌叔华和女儿陈小滢来到英国伦敦的新居。这年底,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巴黎成立,陈西滢被南京国民政府委派担任该组织首席常驻代表。
　　1964年1月,新中国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国的“国民党政府大使”降旗撤回台湾,但台湾当局仍要求陈西滢以联合国中国代表的名义,独自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十一号看守。1966年3月12日,法国政府要求台湾当局交出“使馆”,并要陈西滢迁出,陈西滢神经大受刺激,当场昏倒。之后,他辞去国民党驻外职务,回伦敦家中休养。
　　1970年3月29日,陈西滢因病逝世。
　　
　　与鲁迅的论战
　　
　　谈到陈西滢,不能不提到他与鲁迅之间的那场著名的论战,很多人也正是通过这场论战认识陈西滢的。
　　《现代评论》虽然是一帮留学欧美的学者同人刊物,但杂志的核心人物其实还是陈西滢,也以他的文章为多。
　　1924年年底,北京女师大发生学生运动,校长杨荫榆无理开除三名学生引发一场风潮。1925年5月27日,鲁迅与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马裕藻、李泰芬等六名教员在《京报》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学生。陈思滢则在《现代评论》上以“闲话”名义,发表《粉刷毛厕》等文章,为校长杨荫榆开脱,“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相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陈西滢《粉刷毛厕》)文章指责鲁迅暗中挑动风潮,由此引发一场激烈论战。随着论战深入,论战变成了人身攻击。
　　关于这场论战,周作人曾这样说:“……不久女高师风潮起来,《现代评论》援助校长杨荫榆,《语丝》则站在学生一方面,便开始了激战,鲁迅则更是猛烈。”(周作人《凌叔华的几封信》)
　　从有关资料看,这场论战与当时陈西滢和凌叔华的恋爱有很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陈西滢当初指责鲁迅抄袭完全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一时冲动。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这一期上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同时还配了一幅英国画家毕亚兹莱的半裸女性黑白画像。本来徐志摩想从凌叔华的画册上把画像撕下来,但凌叔华舍不得画册,答应替他描摹一张,报上发表的画像其实是凌叔华从画册上描摹的。但发表时徐志摩一时疏忽忘了说明,只含糊地写着“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
　　谁知事隔仅一周,有人就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指责署名凌叔华的这幅黑白画是典型的剽窃,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不久,凌叔华的《花之寺》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随后又有人在《京报副刊》发文,指责其有抄袭契诃夫小说之嫌。风头正健、正处在热恋中的凌叔华两次蒙受不白之冤,感觉很是受伤。徐志摩意识到此风波完全因己不慎而起,很快就给《京报副刊》的孙伏园写信,澄清事情真相。但此时京城已闹得沸沸扬扬。1926年1月26日,徐志摩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再次澄清此事:“……凌女士那张图案……完全是我疏忽之咎,与她毫不相干,事实如此……”
　　看到心爱的人受到诽谤,正在热恋中的陈西滢不免头脑发热,恰好此时又误听他人闲话,以为这些文章都是鲁迅所作或受鲁迅指使所作,于是在极不冷静的情况下,采取了简单的报复手段,公开发表文章反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系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
　　1926年1月30日,陈思滢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公开指责鲁迅:“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随后又在《剽窃与抄袭》一文中指责“思想界的权威”鲁迅“整大本的剽窃”。
　　这种无端的人身攻击,自然引起了鲁迅的猛烈回击。1926年2月8日,鲁迅在《语丝》周刊第六十五期上发表《不是信》,针锋相对地反驳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鲁迅在《不是信》中还说:“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着蕴藏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
　　随着论战的深入,双方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李四光、徐志摩等人也被卷了进来。
　　这场论战的进展是大家始料未及的,最后经徐志摩、胡适出面调解,事情才告一段落。
　　回望这段历史,既有政治的因素,也有误解的成分。因为陈西滢与杨荫榆都是无锡人,所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替杨说话,其实陈西滢与杨荫榆并不熟识,“他说我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的酒饭。其实呢,我同杨女士非但不是亲戚,简直就完全不认识,直到前年在女师大代课的时候,才在开会的时候见过她五六面……”(陈西滢《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致徐志摩信》)晚年陈西滢对女儿陈小滢谈到此事时说,他其实根本不认识杨荫榆,只是觉得学生不应该整天出去游行,他也看不过去学生们总是嘲笑杨是个老姑娘,所以要写文章替她说话。
　　1936年12月14日,胡适在致苏雪林信中谈及此事时,比较公允地说:陈源“误信一个小人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胡适这封信算是为这起公案做了一个定论。(《胡适致苏雪林信稿》)
　　
　　与凌叔华的婚姻
　　
　　陈西滢与凌叔华的婚姻从一开始也许就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关于二人相识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缘于泰戈尔来华访问。凌叔华自己也是这样说的:“不久,诗哲泰戈尔到了北京,因为燕京大学鲍思贵教授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很想提携后进的人,一次宴会上,她就介绍她的两三个女学生认识泰戈尔。泰戈尔原来被招待住在史家胡同的西方公寓,徐志摩、陈西滢是北大派去招待诗人的人。那时正是初春,陈师曾、齐白石等组织的北京画会正式成立,但找不到地点开会,陈师曾提议到我家的大书房开会,用吃茶替代吃饭……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如何传到了北大,于是徐志摩、陈西滢等教授便跟了泰戈尔来赴画会……由这一次北京画家集会之后,陈西滢、徐志摩、丁西林等常来我家,来时常带一二新友来,高谈阔论,近暮也不走……”(凌叔华《回忆郁达夫一些小事情》)
　　另一种说法,据陈西滢晚年对女儿说的,是因为当时凌叔华给他投稿,主动约见他的。“父亲与母亲的结识,说起来母亲主动的成分似乎多一些。那时候母亲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她的几篇小说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而父亲正是《晨报副刊》的编辑。母亲给父亲写信,请他去干面胡同的家里喝茶。父亲后来跟我回忆,他带着一种好奇心赴了约,想看一看这个写小说的女孩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陈小滢《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
　　凌叔华,广东番禺人,1900年出生。父亲凌福官至直隶布政使,先后娶过四房夫人,育有十五个儿女,凌叔华是三夫人李若兰所生,排行第十。凌叔华从小就酷爱画画,表现出很高的绘画天赋,深得喜爱书画的父亲的喜爱。父亲着意加以培养,不仅让其跟名师学画,从小还带她拜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为师学英语。十五岁那年,凌叔华考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预科。五四运动爆发时,凌叔华正在天津的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读书,与邓颖超同窗。1921年,凌叔华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动物系,曾与冰心同学。在大学时,她经常参加北京的画家集会。1923年3月,周作人到燕京大学执教,凌叔华给他写信要求帮助转系,周作人很欣赏凌叔华的写作才能,于是,在周作人帮助下,凌叔华从动物系转到外文系。
　　认识陈西滢后,凌叔华有时也参加新月社的活动,随后两人悄悄地发展起恋爱关系,不仅瞒过了凌叔华的父亲,甚至连他们共同的朋友徐志摩都给瞒过去了。
　　二人相识后,据说凌叔华与陈西滢约法三章,通常只以编辑部约稿或参加文艺活动名义相联系。
　　1925年1月10日,凌叔华的小说处女作《酒后》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这是她的成名作;3月21日,短篇小说《绣枕》又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五期上发表,引起更加广泛的注意。此后,凌叔华的文学创作渐入佳境。凌叔华除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外,还在《新月》月刊、《晨报副刊》等其他报刊上发表作品,成为名噪一时的青年女作家。可以说,她是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的。她这段时间的创作与陈西滢的影响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1926年6月,凌叔华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获该校金钥匙奖,当凌叔华从燕大毕业时,原本木讷不善交际的陈西滢却出人意料地送了一束玫瑰花,这大大出乎凌叔华和徐志摩等人的意料,给了凌叔华一个意外的惊喜。
　　1926年4月,凌叔华和陈西滢通过在凌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表哥冯耿光说媒,取得了凌叔华父母的同意。1926年7月,二人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结婚。
　　婚后生活并不像两人想象的那样幸福、和谐。这与二人性格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二人性格上存在很大差异。陈西滢寡言、挑剔、喜讽刺,而凌叔华则外向、热情、友善、娴雅、温柔而又热情。1926年9月,徐志摩在致胡适的信中也透露了二人婚后生活并不十分幸福的一些信息:“叔华通伯已回京,叔华病了已好,但瘦极。通伯仍是一副‘灰郁郁’的样子,很多朋友觉得好奇,这对夫妻究竟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外人见得到的至少)太近古人了!”
　　二人婚后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他们从不在同一个书房写作,而且互相“保密”。凌叔华作品未发表前从不拿给陈西滢“批评”,生怕这位尖刻的批评家泼她的冷水。陈西滢同样也只等文章发表了,才肯拿给凌叔华看。这也成为夫妻间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1927年10月,陈西滢和凌叔华远赴日本边游行边研修,直到次年9月回国。
　　1928年10月,陈西滢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凌叔华也跟随前往。武汉天气冬冷夏热,条件恶劣,又失去了北京的社交圈子,这些使凌叔华都难以忍受。好在还有好友袁昌英和苏雪林两位女作家交流,当时三人在文坛上都有了一定影响,时称“珞珈三杰”。
　　在珞珈山,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的婚外情,可以说第一次使陈、凌二人的感情有了裂痕。
　　1937年,陈西滢的父亲在南京被炸死后,因带着母亲和姐姐在身边,从此家里矛盾不断。陈小滢回忆说:“他把奶奶和大姑姑从无锡老家带到武汉。母亲和她们合不来,也会和父亲吵架。从家庭出身、生活习惯到语言都有矛盾。”
　　1938年,武汉大学西迁至乐山后,条件更加艰苦。1939年,凌叔华借口给去世的母亲奔丧,一个人带着女儿回到日据下的北平,此后凌叔华与陈西滢基本上聚少离多。
　　1943年,陈西滢赴英担任公职,后到法国任职。凌叔华则带着女儿住在伦敦,“他们两人的交流本来就不多,这样一来就更少了”。到英国后,凌叔华并不开心,与陈西滢一天天疏远,后来干脆离家到处教学,云游世界,他们共同的家已经名存实亡。用陈小滢的话说,“这也许是她逃避与父亲共同生活的一种方式”。
　　对自己与陈西滢的这段婚姻,凌叔华显然是不满的。“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这句话她对女儿陈小滢从小到大讲了无数遍,也反映出她内心深处的悔意。在女儿陈小滢看来,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凌叔华是个“识时务”、讲利害的人,而她父亲则讲是非,但有点迂。“从结果看,他们仍然维系着一个家庭一直到老,但我知道他们过得并不愉快。”“虽然他们两人这么多年来,还算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隔了这么多年看我的父母,我觉得他们俩是不幸的。”(陈小滢《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
　　据陈小滢说,“母亲一生都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也许陈西滢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她的内心世界。
　　
　　陈西滢这个人
　　
　　在一般人印象中,陈西滢是一个心胸狭隘、刻薄、喜欢讽刺挖苦别人的人。其实真实的陈西滢是一个十分忠厚、宽容的人,所谓文如其人套在他身上并不合适。
　　谈到父亲的为人,陈小滢深感父亲完全被人误读了:“《闲话》的文章很犀利又辛辣,给人感觉好像父亲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父亲是一个很宽厚的人,也不太爱说话,说起中文甚至有点结巴,总是说‘这个这个’,完全不像他文章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风格。”
　　陈西滢的密友徐志摩说他:“我的朋友……说绝对不敏捷的。他那茫然的神情与偶尔激出的几句话,在当时极易招笑,但在事后往往透出极深刻的意义,在听着的人心上不易磨灭的。别看他说话外貌乱石似的粗糙,那核心里往往藏着直觉的淳朴……我们的谈话是极不平等的,十分里有九分半的时光是我占据的,他只贡献简短的评语,有时修正,有时赞许,有时引申我的意思;但他是一个理想的‘听者’,他能尽量的容受,不论对面来的是细流或是大水。”(徐志摩《自剖求医》)
　　同在武大执教,与陈西滢、凌叔华交往密切的苏雪林曾专门撰文谈到陈西滢的性格与为人:“所谓‘爱伦尼’就是Irony,有嘲谑、讽刺诸义,相当于我国的俏皮话。”“爱伦尼虽有嘲讽意味,但谑而不虐,受之者只觉其风趣隽永,而不感到难堪。陈氏的爱伦尼则有时犀利太过,叫人受不住而致使人怀憾莫释……爱伦尼进一步便是‘泼冷水’,这又是陈氏的特长。”(苏雪林《陈源教授逸事》)
　　陈西滢平常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但与很熟识的朋友,说话往往就比较放得开,有时一激动就没了禁忌,忘了中国是一个爱面子的国家,这样难免让人面子上下不来。他的同事、朋友、著名作家袁昌英便经常成为他讽刺的对象。“陈氏对我们女同事为礼貌起见,俏皮话和泼冷水尚有保留;对留英同学、一向玩惯了的袁昌英(兰子)教授便毫不客气,致兰子常受其窘。记得某年夏季,兰子穿了一身白衣履,陈将她上下一打量,说道:‘奇怪,武大医学院尚未成立,白衣天使倒先飞来了。’”(苏雪林)
　　对陈西滢这个毛病,苏雪林有着远比一般人的理解:“陈源教授是因喜说俏皮话挖苦人,有时不免谑而近虐的,得罪好多朋友,人家都以为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或口德不好,其实他的天性倒是忠厚笃实一路。他在英国留学多年,深受绅士教育的陶冶,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加之口才如此蹇涩,不善表达,而说起俏皮话来,锋芒之锐利,却令人受不住,人家仅看到他‘冷’的一面,却看不到他‘热’的一面,所以对他的恶感就多于好感了。”(苏雪林《陈源教授逸事》)
　　对陈西滢这种性格,凌叔华自然有着更深的感受:“陈先生是不太夸奖别人的,但善于批评(一笑)。你若想要他说句好听的,比打他一顿还糟糕,所以我写东西都不让他看,免得他泼冷水,写不下去;其实,这就是他的个性,平常不爱开口讲话,以前与他出门做客,真是窘得很,不熟的人还以为他很骄傲呢!”
　　其实尖酸讽刺只是陈西滢的外表,从内心深处上讲,他还是一个相当忠厚、宽容、老实和传统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与凌叔华的婚姻危机的处理上看得出来。
　　徐志摩与陈西滢可以说是同一时间、地点认识凌叔华的,以徐志摩的经验、才气、性格、外表等种种条件,他与凌叔华之间互相吸引,产生好感,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与徐志摩相比,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陈西滢都明显缺少优势。
　　徐志摩当时正处在与林徽因的失恋期,像个祥林嫂似的到处唠叨。在随泰戈尔访日期间,他甚至向这位来华的外国人也一吐心曲。泰戈尔开导说,他不妨考虑一下凌叔华。“诗圣”的话自然打动了徐志摩。
　　不仅徐志摩喜欢凌叔华,徐志摩的父亲甚至公开表示,希望儿子娶这位才女为妻。
　　也许是诗人的缘故,徐志摩对凌的好感主要倾诉在书信中。访日归来的半年里,徐给凌写信就有七八十封之多。除了写信,徐还经常邀请凌到自己寓所谈心。由于陈西滢与凌叔华的恋爱是秘密进行的,徐志摩并不知道凌叔华已经名花有主。等徐发现好友陈西滢已经捷足先登,只好忍痛退出。徐的退出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就在这时另一个摩登女郎陆小曼闯入了他的生活。如果不是陆小曼的适时介入,事情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局。
　　一段时间,徐志摩与凌叔华的交往是相当密切的。
　　凌叔华最终选择嫁给徐志摩的朋友陈西滢而没有嫁给他,主要是因为徐是一个已经离过婚的人,她认为嫁给徐有点当姨太太的感觉。同时她也担心自己会成了花花公子徐志摩的一个爱情幻影。所以,凌叔华明知徐志摩各方面条件都比陈西滢强,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陈西滢。
　　但徐、凌的密切交往还是引起了一些议论。对于外界的议论,二人自然一概否认。
　　徐志摩坚持说:“女友里叔华是我的一个同志。”
　　凌叔华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也为自己辩护说:“志摩常与我写信,半疯半傻地说笑话自娱,从未有不可示人之语。我既愿领略文学情况,当然不忍且不屑学俗女子之筑壁自围。所以我回信,谣言便生了。其实我们被人冤得真可气,我至(自)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自(至)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写此信纯粹本于爱护同道至诚而已。”
　　甚至,徐志摩作古已经半个世纪后,凌叔华在1983年5月7日写给陈从周的信里仍然坚持:“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志摩对我一直情同手足,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
　　虽然二人都竭力否认他们之间的交往有超出一般的好友关系,但从后来发生的“八宝箱”事件还是可以解读出一些别样的信息。
　　“八宝箱”事件的真正无辜受害者应该是陈西滢。但对此事,陈西滢表现得非常绅士,面对一个是自己英年早逝的好友,一个是自己的妻子,他所能做的只是保持沉默。
　　相比之下,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JulianBell)的婚外恋对陈西滢的影响更大,伤害更深。这是一件非常伤陈西滢面子的事,不仅陈是名教授,文学院院长,而且朱利安还是陈聘请来的,这等于当了一回被蛇咬的农夫。陈西滢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对此事还是做了冷处理。
　　这段婚外恋闹得沸沸扬扬,朱利安不得不离开中国。
　　这段不甚光彩的婚外恋在陈家一直是个秘密。事情过去三十年后,1968年,陈小滢才从伦敦出版的一本朱利安・贝尔的传记中偶然知道朱利安与母亲的恋情,其中有一章就叫《朱利安在中国》。陈小滢把书带回家给父亲,想了解事情的真相,可陈西滢接到书后只是沉默。有一次陈小滢忍不住问了父亲。“我问他:‘这是真的吗?’他说:‘是。’我又问父亲为什么要和母亲结婚,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们为什么仍然在一起。他沉吟了一下回答:‘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华。’就这么一句话,然后慢慢站起来,回到汽车里。”
　　陈小滢后来从朱利安弟弟昆汀保留的通信中发现一封父亲给朱利安的信,陈西滢在信中指责他“你不是一个君子”。这大约是绅士陈西滢对此事所做的唯一的反抗。
　　虽然,陈、凌二人之间发生这么多事,二人到英国后一直聚少离多,但陈西滢还是维持着这个名义上的婚姻。这也是他的忠厚处。
　　陈西滢为人的忠厚处,还体现在他对人的态度,即使是论战的对手鲁迅,他也表现得十分“费厄泼赖”。陈西滢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中对鲁迅作品有较公允的评价:“新文学的作品,要算短篇小说的出产顶多,也要算它的成绩顶好了。我要举的代表作品是郁达夫先生的《沉沦》和鲁迅先生的《呐喊》……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阿Q不仅是一个type,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甚至后来《闲话》在台湾出版时,他坚持把涉及鲁迅等人的一些文字删去。对此,梁实秋深为感慨:“我提议在台湾把《闲话》重印,他欣然同意……删去的一部分,其实是很精彩的一部分,只因时过境迁,对象已不存在,他认为无需再留痕迹,这是他的忠厚处……”■
　　[注:本文参考了《凌叔华:古韵精魂》(傅光明著,大象出版社)、《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陈小滢口述,李菁主笔)、《凌叔华》(阎纯德)、《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陈漱渝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秀韵天成凌叔华》(林杉著,作家出版社)等书,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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