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陈范_《苏报》馆主陈范:从官宦子弟到辛亥革命者

　　1903年,在中国报业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苏报》案,这是辛亥革命走向高潮过程中的一起事件,影响深远。对于这起事件,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了,但很少有注意到《苏报》的馆主陈范,更少留意他怎样由一名富有的官宦子弟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一个早慧的富家少年
　　
　　陈范(1860―1913) , 字叔柔、叔畴,号梦坡、瑶天等。原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他的父亲陈怀庭是位举人,曾任浙江富阳等地县令三十年,也曾入浙江巡抚杨昌�幕。他的母亲赵氏,是江苏宜兴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善诗文书画,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女子。陈怀庭夫妇共有十三个子女,陈范排行第三,陈范的长兄陈鼎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陈范的幼弟陈韬,就是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女学者、作家、诗人和散文家陈衡哲的父亲,也曾在外地为官。可见,这是一个很重文化教育且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家庭。
　　像那个时代许多大户人家的子弟一样,少年陈范被送进私塾去接受传统的文化教育,陈范“生而负异禀,弱冠通诗古文词”。 然而陈范除学习这些传统的文化之外,“尤究心经世之学”且“志盛气锐,欲以政治自效”,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
　　早年的读书和家庭生活对陈范一生的影响甚大,可以说奠定了陈范一生行程的主色调:因为受其母亲的熏陶,陈范爱好绘画;因为接受了考据、训诂等文字学方面的训练,陈范的文字功底很深;又为了追求功名,陈范在诗词经史方面也下了不小的工夫。柳亚子说陈范“其学穿穴经史百家,旁通内典,兼及重译诸籍,而尤长于诗”。
　　说陈范“长于诗”,绝非虚誉,还在他十一岁那年,他的父亲陈怀庭曾指着庭院中的梅花要他赋律诗一首,那时陈范刚从塾师读过唐诗十余首,还不太会做诗,但仍随口吟道:
　　风起香加远,春来放独先。
　　数枝横竹外,一树倚庭前。
　　带雪心偏洁,含烟色更妍。
　　晚来明月上,清影在溪边。
　　这首名为《梅花》的诗,既写出了梅花的形,也写出了梅花的神,且富于想象,颇有唐人诗中托物言志的意韵,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十一岁的少年之手。
　　此后陈范每有所感,就付诸笔端,以诗言志,以诗言情,做诗几乎伴随着他的一生,成为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铅山知县到《苏报》馆主
　　
　　像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陈范在接受了几年正规的封建教育后参加了科举考试,希望能够取得功名,谋个一官半职,显赫乡里,光宗耀祖。一开始还差强人意,中了秀才,但在接下来的考试中,陈范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竟是“累试不第”。 此时陈范仍幻想走科举致仕这条道路,在科举无望的情况下,捐资买了个知县的头衔,但陈范后来仍参加了科举考试,终于得中乙丑(1889年)乙科举人。这时陈范已是年届三十岁的人了,多年的科场生涯,使他无意于再应试,于是在1891年就任江西铅山知县。
　　铅山位于江西东部的闽、赣边界,本来也是个人才辈出的文化名区,但到了近代,该县变得糜烂不堪,自然灾害频发,人治也很成问题。
　　陈范决定次第整顿,革除弊端,但是遭到地方恶势力的阻挠和反对,也为上司所不满。就在这岌岌可危的局面下,铅山县的河口镇爆发了该县规模最大的一起教案――河口教案。
　　事发后,在处理教案问题上,陈范的意见与巡抚德馨的看法很不一致,本来德馨就对陈范不满,现在正好利用这次机会将陈范弹劾革职,时间是1895年。
　　落职后的陈范,心情十分抑郁,聊以自慰的是读书、作画、写诗、和朋友唱和,闲时他也以编辑母亲的文集自娱。
　　1897年至1898年,陈范来到上海,打算找个谋生的职业。一日从朋友处得知,《苏报》欲出售,正在寻求买主,考虑到自己对文字工作的兴趣,陈范准备尝试一下。
　　《苏报》创刊于1896年6月26日,日刊,是一家日商报纸,这一时期,《苏报》的内容是十分陈腐的,所载大多是市井琐事,甚至以黄色新闻吸引一些无聊读者,以此扩大销售量,并多次利用论说索贿,当然也少不了一些谄媚权贵的事。这样的版面是欺骗不了真正有识见的读者的,不多久,该报就因销售不畅而亏折日多,1898年,出售给了陈范。
　　陈范接管《苏报》后,摘去外商的牌子,将它变为中国人自己的报纸。陈范的妹夫汪文溥、儿子陈仲彝、女儿陈撷芬也赶来馆中帮忙。
　　当时,上海报界著名的报纸很多, 竞争很激烈。从一开始,《苏报》就面临着严重的困境,一是稿源匮乏,其次是销售不畅, 有倒闭的危险。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改变了陈范和《苏报》的命运。1900年夏,唐才常、林圭等人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 陈范也参加了这个会。随后,1901年春在愚园发动的拒俄密约事件和后来的“张园”演说会,都能见到陈范的身影。可以看出,急剧变化的时局对陈范的影响是很大的,陈范也在随着变化的时局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从保皇、勤王而渐趋激进。随着陈范思想的变化,《苏报》的政治态度也在悄然转变。
　　1902年4月,由蔡元培、蒋智由、黄宗仰等人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共有会员一百多人,陈范也是成员之一,教育会开会,陈范任评议员。中国教育会成立后,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发生退学事件,退学学生求助于中国教育会,中国教育会经过商议,决定接受学生的请求,于这年11月16日, 成立了爱国学社, 蔡元培任总理,“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 陈范参加了开社典礼,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爱国学社每月都要到张园去演说一次,开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人数越来越多。
　　陈范思想的变化,必然影响《苏报》的舆论导向。爱国学社成立后,经费不足,与《苏报》相约,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日为报社写评论一篇,报社则每月给学社一百银元为报酬,此时正为稿源发愁的陈范当即应允,于是互受其利,而《苏报》遂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之园地。
　　上海南洋公学退学事件发生后,引起了陈范和《苏报》的关注,《苏报》率先报道此事,澄清事情真相,赞扬学生的正义举动,斥责校方和顽固教习的愚昧、蛮横。后来,南京陆师学堂也发生了退学事件,《苏报》也给予了报道,抨击学校当局干涉言论自由。那时,清廷实行“新政”,各地竞相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这自然是件好事,有利于新式教育的普及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传播,但也因此,学堂内新旧思想交织,两种文明冲突得很厉害。罢课、退学时有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也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民众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很多报刊生怕触动时忌,不敢报道或仅是轻描淡写地提及。《苏报》特立独行,热情报道各地学潮情况。1903年2月,《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一栏,将各地学堂中的腐败黑暗现象公之于众,赞扬进步师生的抗争。这样,《苏报》大为世人瞩目,不但稿源不成问题,销售量也是节节攀升。
　　如果仅仅报道学界风潮,抨击权贵,那也最多只是态度偏激而已,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苏报》的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厚,措词越发尖锐,矛头指向也更加明确了。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到三十年(1904年)是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国内的报刊活动中心主要是上海,《苏报》就是他们建立的第一个舆论阵地,当时《苏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立场鲜明的文章。
　　1903年5月27日,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为《苏报》主笔,“《苏报》迅速向辉煌的顶峰攀升”。 6月1日,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大改革, 使得形式更加活泼,内容更加充实、精练,论说的分量重了,战斗性更强了,几乎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屹立于报林之中。
　　6月7日,章士钊在《苏报》上发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矛头直指满清大吏。
　　第二天清晨,陈范一见该文大惊,来到章士钊床前(此时章士钊尚未起床),“声叙本报不得作如斯猖獗状,自取覆亡”,要求言论有所节制,复归于恰当。当时,章士钊感到很难堪,“不知所答,几于面壁无言”。陈范也就暂时隐忍退去了。此后,章士钊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思忖“助人为理,覆人之产,不祥”,但是违背自己的志愿,勉强作些迎合时局的文章,也是不情愿的,准备辞职离馆。正在彷徨的时候,傍晚,陈范又至,“出语壮烈,较前顿若两人”,并毅然对章士钊说:“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 章士钊一听大喜过望,此后,《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尽情挥洒”,“外间之远迩轰动,官僚之随时恫吓”,皆“置若罔闻,丝毫无动于衷”,而“陈氏父女亦殊自安其素,并无片言商取进止”。
　　陈范何以前后判若两人呢?这是有隐情的。原来陈范在张园演说会场中,结识了一个叫钱宝仁的人,钱是镇江流氓,他参加张园演说会,也装模作样地登台慷慨陈词一番,但语无伦次。他与陈范密谈,自称是孙中山,秘密返国“策动革命”,陈范对此“深信不疑”。钱曾手示一小瓶,神秘兮兮地对陈范说是绿气(即氯气),“足可抵御捕役”, 他还对陈范说某处有金佛,可往取之,一生吃穿受用不尽。对于这些,陈范也都相信了。因此,陈范一开始读章士钊文章后的惊骇,是其感情的真实流露,后来的“出语壮烈”,是出于钱宝仁的指示。后来,陈范让钱宝仁到苏报馆帮忙,吴稚晖、蔡元培看出了此人的虚假,吴稚晖对陈范说钱宝仁不可靠,陈范不以为然,称钱氏“至圣至仁至义”。 吴稚晖听后大骇,觉得不值反驳,遂听其自便。“于是一切革命策略,惟钱宝仁之马首是瞻,不自违异”。 如此说来,陈范似乎有些“愚陋”了,而后来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竟是“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又若钱宝仁不骗人,《苏报》未必有案者也”。 其实,也不能完全作如是观,骗子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他总是巧言令色,深谙被骗者的心理,投其所好。陈范交友不慎,轻信人言,在吴稚晖的提醒下,仍执迷不悟,确实有失精明,但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潮和陈范此前的思想变迁,可以看出,陈范是同情和倾向革命的,如若陈范不赞成革命或反对革命,何以会列名爱国学社并参加张园演说会?又何以会与吴稚晖、蔡元培等过从甚密呢?还应该注意到钱宝仁是以孙中山的名义行骗的,说明陈范是心存革命信念的,革命党孙中山在他心中是有威望的,这样,骗子的伎俩才可能得手。看来,这位“孙中山”是假的,陈范对孙中山的仰慕是真实的。
　　
　　卷入《苏报》案
　　
　　1903年6月20日,清两江总督魏光焘电告外务部称:“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者邪说,已饬查禁密拿。” 6月21日,清廷根据魏光焘的电报下旨说:“朝廷锐意兴学,方期造就通才,储为国用。乃近来各省学生,潜心肄业者固不乏人,而沾染习气肆行无忌者正服不免。似此猖狂悖谬,行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所有学堂条规,并著督饬认真整顿,力挽浇风。以期经正民兴,勿误歧趣,是为至要。” 本来,魏光焘的电报和这份谕旨都只是很概括地叙说了当时的情势,并没有具体地指向《苏报》,但是,6月23日,湖广总督端方却给魏光焘去了一封急电,内中提到了《苏报》,说:“上海《苏报》系衡山陈编修鼎胞兄所开,悍谬横肆,为患非小。”并希望魏“设法收回自开”,否则,“我办一事,被发一议,害政惑人,终无了时”。 长期以来,《苏报》针砭时弊的激烈言论早已引起了当道者的注意和忌恨,只是暂时隐忍未发而已,现在,有了清廷的谕旨再加上端方的电报,《苏报》的厄运终于到了。
　　于是,两江总督魏光焘派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要他联络租界当局共同查办爱国学社和《苏报》。俞明震(1860―1918),浙江山阴人,此人思想比较开通,不同于一般的旧式官僚靠给上司打小报告攻击同类或用革命者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章士钊主编《苏报》时,屡屡对俞抨击,而俞总是“辄阅之一笑”。 这个人也就是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所说的那个“新党”,是“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的那个矿务学堂总办。《苏报》案发生后,他也未再做官了。《苏报》案初起时,清方尚未决定派谁去查办,俞明震恐伤士类,主动要求去处理此事,于是才有魏光焘派俞明震去上海之举。
　　1903年6月25日,俞明震亲自到《苏报》馆找陈范,恰逢陈范外出。第二天,俞又召见了吴稚晖,对吴说:“《苏报》闹得太厉害了,梦坡是我熟人……先生等劝其温和些,太炎先生似乎闹得亦太凶。”吴稚晖说:“二人脾气,恪士先生所知,但朝政如此,亦难怪出言愤激。”俞明震听到这里,皱了皱眉,又对吴说:“话如此说,太厉害,也叫当道受不了。”并起身至窗前案上,抽出一公文给吴看,原来是两江总督魏光焘所发的命令:“照得逆犯蔡元培吴敬恒,倡言革命,煽乱谋逆,着俞道会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审实正法。” 吴稚晖读至此,该公文就被俞明震抽回,并笑着与吴稚晖一同吃面。
　　俞明震作为查办大员,屈尊亲访《苏报》报馆,后又召吴稚晖告之内情,这是在暗通关节,提醒陈范、章太炎、章士钊等应有所节制。这一方面是当时官场办案的一种作风,在事情未发生前,预先告知当事人,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一方面也是俞明震开明的反映,他“恐伤士类”,有意放过《苏报》报馆一干人。
　　《苏报》接到这样的警告后,根本不理睬这些忠告,依然我行我素,倡言无忌,6月26日,竟刊出文章《论江南陆师学堂指退学生为革命党事》,指名斥责俞明震。27日、28日又连续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文章,抨击清廷,声称“革命之事不可一日缓”。29日,更是登峰造极,将章太炎驳康有为的长文摘录一段,冠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的标题发表,矛头直指清朝皇帝载�,斥之为“小丑”。这下当道者真的“受不了”了,清朝当局查封了《苏报》,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颠沛流离的生活
　　
　　 案发后,陈范在友人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陈范等先到东京后又到了横滨,在横滨山下町寓所,陈范终于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革命巨子孙中山先生,孙中山的音容笑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孙中山对革命的见解,使他很受教育和鼓舞。
　　1904年(光绪三十年)冬,冯自由、梁慕光、胡毅生等人在横滨组织洪门三点会,陈范携其二妾和女儿陈撷芬与会,这是陈范一生中又一个转折,如果说以前办《苏报》,由宣传改良到倡导革命,那是思想和言论的转化,那么,这次,他加入洪门,就是投身到革命的实践中去了。后来,洪门策划和参与多起武装起义,陈范作为洪门中的一员,虽未亲历战阵杀敌,但他积极奔走,为武装起义募集资金,声援国内的反清斗争,为革命做了不少事情。
　　这时,陈范的生活已十分艰难,“贫困无以自给”。身边仅有两妾两女陪伴。既然已落魄到这份田地,陈范也觉得不应再连累家里人,加之这时女权思想逐渐兴起,陈范受其感染也倡导男女平权,于是让其两妾改嫁。对于两个女儿,陈范向来是爱护备至的。长女陈撷芬,很有才气,1902年在上海创办《女学报》,提倡女学,鼓吹男女平权,因随《苏报》一起发行,被称为“女苏报”,后因《苏报》案受牵连被查封。在友人的帮助下,陈范将他的两个女儿安置在日本学校读书。
　　1905年春,陈范去了香港,访《中国日报》负责人陈少白。陈是孙中山的密友,也是一位热心革命的志士,陈范见到陈少白,因志趣相投,又因同是报业界人士,彼此晤谈甚欢,陈范受到陈少白的优礼款待。陈范在这个东方大都市里游览了一番,看看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职业,决意仍回上海。1905年夏,陈范从香港回到了上海,谁知这一回来,竟是自投罗网。
　　陈范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时间,后经多方营救才被释放出来。1906年秋,陈范出狱,移居浙江温州,在这个地方又住了一年多时间,此时的陈范依然是孑然一身,生活贫困,过着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的生活。
　　
　　再入革命潮流
　　
　　1910年5月,陈范患上了严重的足疾,一百余日不能移步,疾病的缠绕、内心的煎熬,使陈范心力交瘁,几乎死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未能忘天下事”。1911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南起义响应,两湖革命党人本为一体,可谓唇齿相依,武昌起义一爆发,湖南革命党人也跃跃欲试。1911年10月22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新军和会党攻打长沙,成立了湖南军政府,焦达峰、陈作新分任正副都督。陈范打算派汪文溥前去劝说都督焦达峰和新军协统刘玉堂率兵援鄂,不料形势骤变,立宪派与那些手握军事实力的旧军官站到了一起,发动了兵变,先后杀死了陈作新和焦达峰,劝说一事也就无果而终了。
　　湖南光复后,陈范与汪文溥共同参加了湘桂援鄂联军,陈范在湘桂联军司令部里任书记,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日子:清朝覆亡在即,夙愿即将实现,这对于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生活而仍心忧天下的陈范来说,自然是深感欣慰的。可惜当时的湘桂联军司令沈秉�毅力不足,又无远志,陈范对他很失望,于是在1912年3月离开湖南回到了上海。
　　晚年的陈范虽然仍倾心革命,但也没有忘记文化事业。1909年,柳亚子等发起成立了南社,这是一个提倡民族气节,鼓吹反清革命的文学团体,出于对旧式诗词的爱好和对革命的向往,加之南社中的重要成员如柳亚子、高旭、陈去病等或是陈范的密友或是他敬慕的志士,陈范也加入了南社,他是南社最早的成员之一。此后,陈范与柳亚子等相往还并以诗歌唱和,写出了许多抨击反动统治、悼念革命先烈、缅怀民族志士的诗歌。1912年6月,陈范又与柳亚子、高天梅、叶楚伧、李叔同等十五人发起组织了与南社并驾齐驱的国学商兑会,就是要在西学东渐的大潮冲击下,担当起保存国粹,进而担负起国学重建的责任。6月30日,该会宣告成立,会址设在松江张堰镇。陈范为国学商兑会做了不少事情。
　　在上海光复后的这段日子里,陈范的内心是充实、愉快的,他和他的亲友们又一次活跃于上海报界, 陈范本人也重操旧业,任《太平洋报》笔政。国家新建,百废待兴,一个以救国救民为职志的报界宿耆,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憧憬,运用手中的笔,勾画新国家的美好蓝图。他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宣扬共和,力图将中国引向现代国家的轨道。
　　1912年7月,陈范应北京民主报社的邀请,与仇亮一起赴京,陈范任该报编辑。在京期间,陈范发起组织了国学商兑会分会,希望通过分会的创立,壮大南社和国学商兑会的影响。在陈范的努力下,许多人加入了该会,并有女子加入,从而使国学商兑会有了女会员,这也是陈范重视女子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思想的反映。另外,陈范还介绍了朱师晦及其女公子等人加入南社,陈范为南社的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
　　但是,陈范与时任《民主报》主笔的景耀月政见不合,同时又因水土不服,不久,打算离开。吴漫庵邀他去桂林一游,他因经济困难不能去,史采�约他去湖南,他也谢绝了。他想回常州。多年的艰苦生活,陈范也渐感衰老,遇事力争,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陈范回到了常州。后来,他又从常州去了上海。
　　接下来的日子里,陈范几乎全是在贫病交加之中度过的。本来,清王朝被推翻了,民国建立了,陈范及其友人多年的愿望实现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事,但他不以功臣自居,对其早年办《苏报》、倡言革命的事并不标榜,其实他也不是不想追回原先被清廷没收的《苏报》产业。他曾求助于当时的江苏都督庄蕴宽,庄蕴宽是陈范的幼弟陈韬的妻兄,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女诗人陈衡哲的舅舅,而庄蕴宽本人在还不显赫的时候与陈范也是要好的朋友,陈范本想庄蕴宽会考虑这件事的,汪文溥也写信给庄蕴宽,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请庄蕴宽帮忙,但庄“竟置不答”;吴敬恒得知此事后,写诉状给当时的上海都督陈其美,请陈其美发还以前被没收的财产,陈其美“亦不理”; 接着,吴敬恒又写信给稽勋局,“亦无效”; 蔡元培等又将情况告诉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请抚恤陈范及其寡媳,也是“久不报”。 对此,蔡元培、吴敬恒等都愤愤不平,而陈范却派汪文溥谢吴敬恒等说:“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吾侪自靖自献,宁容贪天为己力?幸告吴先生,勿以我为念。” 于是,陈范闭门蛰居,潜心写诗作文。由于世事的变迁加之生活的艰辛,陈范的诗文冷峻萧瑟,正如古人所说的诗穷而后工,“几与杜陵方驾”。在陈范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就是靠写诗文和小说换取养老之资,聊免饥寒。许多人听到了陈范的事迹和遭遇后,都感慨万千,“以为贤者不负天下,而天下负贤者,非建国之祥”。
　　1913年5月,陈范身染沉疴,但他依然关心国事,临终前十日,还向汪文溥出示近期所作时论三篇,并“起坐读之竟”。 这时,他的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陈范病居沪西宝安里寓所,只得靠亲友照顾,有个名叫陈燕生的人,“以异宗慕君高行事之如父”, 这给病中的陈范以稍稍的安慰。但医药费用是陈范焦急的事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嘱托汪文溥“代其草一函,哀其弟某,请质屋分济医药”。 不久,他的次女陈信芳从日本归来,这使得垂危中的陈范悲喜交加,病情有所好转,然而,好景不长,陈范的病情日益加重,1913年5月16日,一代报人陈范在贫病中与世长辞,结束了他坎坷凄凉的一生,终年五十四岁。死后竟“无以为殓”, 靠着亲友的捐赠,才将其遗体装殓,置棺于上海西门斜桥之湖南会馆。■
　　(责任编辑/金 翎)

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