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贩卖未出世的婴儿]农村医保未出世婴儿险
时间：2020-07-13 07:31: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他们还是母亲腹中几个月大的胎儿时，便已经成为一桩“生意”中的待售“商品”。 参与这桩“生意”的，有人贩子、中介、医生、买家……甚至，还包括那些胎儿的母亲。
这是一个隐秘的贩婴网络。6月15日，《京华周刊》记者赶赴山东聊城，试图进入这个地下网络一探究竟。
中介
“你放心，我手头有货。”
人们都叫他“张哥”。
他40岁左右，平头，身材瘦弱，肤色黝黑。他的公开身份是经营药品的商人，但熟悉他的都知道，他的业务还包括贩童，是负责沟通买家和卖家的“大佬级中介”。
他狐疑地盯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喷出来，任烟雾在狭小的茶室中弥漫，又沉默半晌，疑虑似乎慢慢打消，这才开了口：
“听说，你想从我这儿买个孩子？”
这时，我的身份是一名“大学生”，找他的目的，是希望他帮我“表哥”买一个孩子。
找到他并不容易。几经辗转，才有知情人帮忙联系到他。他很警惕，几次改变见面地点，直到见面前半小时才敲定这家位置偏僻的小茶馆。
见面的时间是傍晚6点半。但他说，其实他提前20分钟就到了，一直坐在茶室外面，观望形势。
我开口询价。他几乎不加思索：
“男孩6万，女孩2万。”
他说，他提供的服务比一般人贩子更“高级”，他能提供怀胎7个月左右的孕妇，如果我决定“购买”，交了钱，等时机成熟便可以直接将孕妇领回家去，等待孩子出生。
他还说，如果我愿意加钱，还可以挑选孕妇的长相和身高，以保证将来孩子的“质量”。
“你放心，我们都给孕妇做了B超，都有医学证明。说是男孩，就保证是男孩。当然是在小医院做的，大医院不让弄这个。”
我感兴趣的是他如何进入这个行当，他对这个话题似乎并不防备，于是聊了起来。
他说，他从2000年起就开始干这一行了。那时候，他在聊城做医药代表，交友广泛。有一次，他结识了一群来自四川省资中县的朋友，酒桌上谈起了一桩“生意”。
当时，资中县的农村经济落后，许多农妇在怀了第二胎、第三胎婴儿后，面临着要么打胎，要么交超生罚款的困境。那些朋友由此想到了一条“生财之道”。
他们在酒桌上一拍即合。接下来，他们便开始分工协作。
根据事先商定的流程，“生意”在西南和山东两边同时展开。
首先，那些人贩子会通过关系获得西南各省超生孕妇的信息，想方设法上门“收购”孕妇，并将这些孕妇的信息反馈给他。由他充当“中介”，负责接洽买家。
如果找到了合适的买家，人贩子会将待产的孕妇“运”到山东。由他负责联系医院，安排接生事宜。
一般情况下，他会安排孕妇住进聊城的私立妇产医院。
“公立医院管理严格，还需要结婚证和准生证，很麻烦。”
他说，私立医院不仅能为外地孕妇提供接生服务，还能充当他的眼线，经常有医生向他提供有人想买孩子的信息。
孩子出生后，他还需要主持一个简单的签协议仪式。他手头有一份协议样本，签署人分别是买主和孕妇。协议大意是孕妇自愿和孩子永远断绝母子关系。
“让孕妇按个手印儿就成了。不让她们签名，我都搞不清楚她们叫啥，万一签了假名，也是个麻烦事儿。”
至此，交易全程结束。以交易额6万元为例，他可以分到1万元，另外5万元按照人贩子和孕妇事先商量好的比例分成。
“一开始孕妇并不多，挣的钱也很少。因为卖孩子不是孕妇的主要目的，一般给个万儿八千营养费就行。大概从2004年开始，情况就变了。其他农民一看生孩子还能卖钱，就有孕妇主动找上门来谈价钱，要求上咱们这儿来卖孩子。从那时候开始，孩子的价格就炒起来了。”
他说，十多年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孕妇的供应地已经从四川发展到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最初，他接手的孕妇大多是为了躲避超生罚款，随着“生意”不断发展，开始出现“职业孕妇”。在他接触到的孕妇中，有些已经生到了第六胎。根据他的经验，一般超过三胎就是“专门生孩子的”。
介绍完经历，他言归正传，又谈到了我们的“生意”。
我说，“表哥”想要一个男孩，但具体事务我还需要跟“表哥”沟通一下再做决定。
他答应了。他说，他也同样需要一点时间去寻找合适的孕妇。
临分手时，他又说：“你放心，我手头有货。老子干了十来年，聊城、菏泽、济宁，基本上我都跑过。从我这儿买，你就放心吧，我经验丰富，全给你办妥当了。”
孕妇
“生多了，卖多了，也就麻木了。”
5天后，“张哥”又露面了。这一次他带给我的消息是：他的人贩子朋友已经在云贵川等地的农村相中了4个孕妇，目前仍在积极寻找更多“货源”。这4个孕妇中，3人已经怀孕5个多月，另一个已经怀孕6个多月。她们都不是第一次怀孕，目前分别在各自家中静养。
我希望能见见那些靠生孩子牟利的“职业孕妇”。他拒绝了。他说，按照行规，“验货”前必须先交1万元定金，再等几个月，等孕妇的孕期到8个月左右时，人贩子会把她们“运”到济南，任我挑选。
“都是按你提出的身高等要求来筛选的，到时候如果你不满意，可以退货，但必须说明理由。”
他手里有一本手册，上面如同记载商品参数一样，写着孕妇的年龄、身高、地区、胎数、怀孕月数等资料。根据手册里的记载，他预计，最后能提供给我“表哥”挑选的孕妇将达到16名左右。
我问，有没有孕妇卖了孩子又后悔的？他说，他没遇到过，但他的同行遇到过。那个孕妇又哭又闹、要死要活的，那个同行只好把孩子还给她，最后不但把钱全额退还给了买家，还赔了对方一笔损失费。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一般中介和人贩子会在交易前和孕妇深度沟通，而且，“她们生多了，卖多了，也就麻木了”。
这一次，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推销”经历。他又聊了起来。
三年前，他“推销”出了一个生到第5胎的孕妇，名叫李兰，25岁。她从18岁生下第一孩子开始，7年间共生了5胎。
当年，怀孕8个月的李兰，被人贩子从云南“运”到聊城的一家医院。孩子出生后，哭声嘹亮，小护士高兴地把孩子抱给她看。但她把头扭开了，看都不看儿子一眼，就让护士抱走了。在场的医护人员惊愕不已，有人议论说：“这女人太冷酷了，没人味。”
在产后恢复期间，李兰悄悄地对他说：“张哥，不是我不想抱孩子，头几次，我总会抱着孩子哭，不舍得卖。后来我也想开了，生了孩子看都不看一眼，眼不见，心不烦。”
李兰告诉他，此前她已经和4个中介做了“生意”。聊城是她的第五站，也许还会有第六站、第七站……
他说，李兰是云南山区的农民，一家十余口人，地里的收成还不够全家的口粮。卖孩子主要是为了钱。
“我接触过的孕妇，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家里穷，男人又懒，很多老爷们宁可在家呆着，也不出去打工。有一些穷得实在不行了，就让自己的媳妇生娃卖。基本上一年半到两年，她们就得怀一胎，要不然家里连饭都吃不上。”
他说，“职业孕妇”也不容易，每次“运送”孕妇，他都给她们买软卧车票，“交货”之前，他会一再叮嘱买家多给点营养费，在生产后尽可能照顾她们一段时间。
随着“生意”不断发展，买家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今，他已经习惯提前给孕妇全面体检，排除残疾、遗传病等隐患。
他说，现在城里人买孩子，大多不愿找“职业孕妇”，担心怀胎次数太多，将来孩子生出来会有问题，但农村人并不讲究这些。
“现在都想找怀第一胎的孕妇，但价格也贵，我听同行说，还有大学生意外怀孕后把孩子卖了的，那都是天价。”
医生
“我手头有一大堆排着队急着要孩子的。”
我告别“张哥”，来到了聊城市仁爱医院，见到了妇产科主任刘智英。
这一次，我的身份仍然是一名“大学生”，基本情况如下：我的“女友”已经怀孕7个多月，在济南出生多有不便，希望在聊城接生。
刘智英点了点头，简短报价：“顺产1200，剖腹产2000，其它费用另算。”
我提醒她，因为我和“女友”是在校大学生，未婚先孕，无法提供结婚证、准生证等手续。
她说，她以前遇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医院可以负责接生，不需要任何手续，并提供一条龙服务。
“没有结婚证就办不了准生证，没有准生证，你到公立医院，连孩子都生不了，我们虽然可以给你接生，但出生证这个手续是办不了的。”
她说，2009年以前，即便没结婚，医院也可以帮忙办理准生证和出生证明，而且不额外收费，全算在一条龙服务内。但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当地计生部门开始“严打”，私立医院无法办出生证明，也就无法办理户口。
她还说，计生部门管理非常严格，曾经给私立医院下达文件，让医院每天将没有准生证来生产的人数和具体资料上报。
“不过你放心，我们从来不干这种事。这么多年了，一个也没有报过。”
她建议我花钱疏通关系，从计生部门办理准生证，或者等毕了业结婚以后，拿到结婚证时，再来医院补办准生证。
“反正我们给你登记了，到时候再办。也许过个一两年，政策就松了。”
见我仍然有些疑虑，她脸上堆起了笑容：“像你这种情况啊，的确是不容易。都是学生，一没毕业，二没收入，三没结婚，孩子怎么养啊？”
她试探地看看我，又说：“我建议你找个父母把孩子领养了。”
也许是觉得我有些动心，她主动递上了一张名片：“你要是真有这个意思啊，我就能给你联系。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朋友很多，主动求我给联系孩子的不少，我每年都能安排好几个。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你再考虑一下。”
我问，对方给不给钱？她说，具体细节要买卖双方自己商量，不过，根据她以往的经验，如果孕妇要求给一笔营养费，买家基本都不会拒绝。
我问，买家都是些什么人？她说，城里的、乡下的都有。有的是生不了孩子的，有的是生了女孩，想再要一个男孩的。
送我出门时，她说：“我手头有一大堆排着队急着要孩子的，政府机关的，当老板的，都有。你们要求经济条件好点的领养人，这我们都能理解，谁不想自己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呢？”
离开仁爱医院，我又去了另两家私立医院――水城妇科医院和博爱医院，以同样的方式接触到了妇产科主任秦月茹和王威。从他们的口中，我得到的是与刘智英相似的答复。
买家
“很多家都要（买）了孩子，不算个事。”
究竟有没有人通过医院和中介买到孩子？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聊城市莘县某乡的农民白勇。他曾有两次从一家私立医院购买孩子未遂的经历。他说，他的多名同乡或朋友都成功地买到了孩子。
白勇有一个儿子，但受当地“儿女双全”的思想影响，他一直想要一个女儿。妻子几次怀孕未果后，他决定花钱买一个。
2003年，依照当地的惯例，他先是找到一个买过孩子的同乡，又从同乡那里拿到了一名私立医院医生的联系方式。
在酒桌上，他向医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女孩，健康，父母最好是外地的，免得将来麻烦。
大约一个月后，医生告诉他，有个外地大学生在医院产下一名女婴，准备以1万元左右的“价格”出售。医生还向他推荐了一名中介，让他直接跟中介沟通。
收到消息时已是下午，白勇和妻子商量了一个晚上，决定次日一早交钱领人。然而，当他第二天赶到医院时，才得知已经有人提前交钱，将孩子买走了。
这让他懊恼不已。两年后，他再次从医生那里得到消息：一名中介带着孕妇来到了聊城，准备出售一个女婴。售价7000元。
这一次，他不再犹豫，直接带钱赶到医院，和中介签了合同。然而，孩子生下来后，孕妇却舍不得了，死死抱着孩子不放，坐在医院走廊里哭。白勇提出，他想带孩子到正规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可能这句话刺激到她自尊心了，她喊，我孩子没病，不检查！然后就跑了。”
他和中介追了一段，但没追上。无奈下，中介退了钱，他买女儿的愿望再一次落空了。
2008年，白勇的妻子生了个女孩，总算遂了全家的心愿。
在聊城，买孩子不叫买孩子，叫要孩子。白勇说：“很多家都要了孩子，不算个事。”
这似乎也是“张哥”的最大底气。他说，只要买孩子的人源源不断，他的“生意”就永远不会倒台。
他还说，他只是山东众多“人口中介”中的一员。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中介与买家之间只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沟通。所以，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在山东到底有多少像他这样的贩婴中介。
6月23日下午，“张哥”主动请客，选了一家餐厅请我吃饭。席间，他再一次承诺，只要钱到位，孕妇要多少有多少。但要见到孕妇，还要再等几个月。
结账下楼的时候，遇到一个少妇抱着孩子上楼。擦肩而过时，“张哥”扭头看了看少妇怀里的孩子，又诡异地冲我笑了笑，职业病般地低声念叨了一句：
“看见没，这孩子，值5万。”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来源：京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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