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罗素来湘讲学及其影响_杜威罗素

　　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罗素应邀来湖南讲学。在当时湖南各报对其讲学的报道中，长沙《大公报》的记载最为详尽。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探讨杜威、罗素来湘讲学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杜威在湖南讲学的内容主要围绕教育问题展开，罗素在湖南演讲的专题为游俄经历及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平民主义教育学说受到思想界、教育界人士的热烈追捧；罗素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说，对那些正在为中国的前途苦苦思索、关注社会政治思想的年轻人影响较大。�
　　关键词：杜威、罗素、湖南讲学、长沙《大公报》�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070-05
　　
　　作者简介：喻春梅（1970-），女，湖南石门人，湖南警察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文化交流有两种重要途径：一种是落后国家的人到先进国家去，如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暴露无遗，有识之士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主张放眼世界，学习西方，近代留学便在这种屈辱和奋进中开始了，一批批热血青年相继留学欧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一种是先进国家的人到落后国家来，如欧美文化发达国家的大学者纷纷成为中国文化名人和团体争先邀请的讲学对象，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杜威以及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等先后应邀来中国讲学，在中国文化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湖南，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交流非常活跃。前者有像蔡和森、萧瑜、萧三、李维汉、向警予、蔡畅、劳君展、魏璧、张伯龄等有志青年，相继赴法勤工俭学，他们把在法国的所见所闻寄给国内的亲友或报刊，成为国内人们了解西方文化的难得读物，他们有的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有的成长为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人才；后者有杜威、罗素来长沙讲学，为湖南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主要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探讨杜威、罗素来湘讲学这一事件及其影响。
　　长沙《大公报》是当时湖南极有影响的一份大报，它本着引进新文化的目的，对杜威、罗素在湖南讲学，积极介绍，充当了传递新文化的重要媒介。在当时湖南各报对其讲学的报道中，长沙《大公报》的记载最为详尽，包括行踪、演讲等内容，并且增设副张。后来，政府将讲演稿印成专册，“都是采用《大公报》的记录稿”[1]（P192），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一、长沙《大公报》密切关注杜威、罗素讲学
　　1918年秋，应日本帝国大学之聘，杜威前往日本演讲哲学。最初杜威并没有把在中国讲学列入他的东方之行的计划内。1919年初，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博士和北京大学的陶孟和教授，欲赴欧美各国考察战后教育，途经日本，他们特意拜访杜威博士，并以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等五个学术教育团体的名义邀请杜威来华演讲。杜威被他们的诚意打动，再加上他的弟子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写信极力邀请，杜威遂欣然允诺，于1919年4月30日，携夫人、女儿抵我国。
　　一年后，中国又迎来了另一位世界大师――罗素。陪同罗素来中国的，是他的学生勃勒克小姐（1921年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聘请罗素的主人为中国公学、新学社、共学社、北京大学四团体。应湖南教育会之邀，杜威、罗素分别于1920年10月25日、26日来长沙讲学。“省教育会陈君夙荒、孔君竞存等因教育改选、各县选人皆来省。拟趁此时机，开一讲演大会。邀请中外名人来会演讲。适杜威尚在北京，罗素将到上海，乃函商在北京之熊知白，在上海之李石岑。熊李等均甚赞成，各方交涉，均已得有圆满结果。”[2]两位大家首次在湖南会面。这次演讲会盛况空前,中外名家（除了杜威、罗素外,还有国内大家蔡元培、章太炎、张东荪、吴稚晖、张溥泉、李石岑等）集聚一堂，给湖南这个内陆省份吹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学术讲演至1920年11月2日结束。
　　声誉遍及世界的杜威、罗素来长沙讲学，对湖南人来说，是一次与西方文化直接对话的绝好机会。长沙《大公报》对此高度重视。当杜威、罗素来长沙讲学一事还处在筹备阶段，长沙《大公报》就密切关注。早在1919年7月15日，长沙《大公报》就报道了《杜威博士来湘确息》的新闻（原定9月前后来湘，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直到第二年十月才来湘）。长沙《大公报》为杜威、罗素来湖南讲学营造了极为浓烈的气氛。
　　长沙《大公报》充分认识到这次演讲的意义，“此次国内外名人来湘讲演，于学术改进、文化宣传，所关甚巨。”[3]为了及时捕捉和传递讲学内容，长沙《大公报》“特请北京大学哲学士李君济民、北京大学文学士杨君文冕专纪杜威、罗素两先生演辞；唐君汉三、金君缄三、毛君泽东分纪蔡、章、张、吴诸先生演辞。务期记载翔实，刊布迅速，以副阅者雅意。”[3]杜威、罗素离开湖南后，长沙《大公报》继续报道他们在别处的演讲，以飨读者。这些报道，充分显示了长沙《大公报》开放的眼光。
　　二、杜威、罗素在湘讲学的内容
　　杜威在长沙停留9天时间，所讲内容围绕教育问题展开（详见附表）。杜威把教育分为三大部分：（一）社会，即教育的目的；（二）学校和学科，就是中间一条过渡的桥，即教育的工具；（三）学生，即教育的基础。学校是学生和社会中间的桥梁。如果拿工厂比诸学校，学生就好比原料，那么，学校造就学生使社会有用，就像工厂用原料造成物件使社会有用一样。教师是制造者，是指导者，要知道学生的特点，包括弱点，要知道学生未入校以前已有的本能和经验，对学生要因材施教，然后学生能得完善的生长与结果。好比“工厂人的眼光，必定首先观察原料是何种物件，何种性质，同时又要知道原料有何用处，买原料的时候就观察所买的原料将来造成何物应用到社会上去，又要晓得社会上要应用的是什么。”[4]教育的大方针，当以学生的性质为中心点，其余都是次等。杜威指出，教育的目的是致用，学校就是造就社会的人才，因此学校的变化，应当同社会一致，然后造就的人才，方可有用。因为昨天所学的，与今天、明天社会所要的不同。杜威批评现在一般学校的通弊，过于守旧，过于稳健，社会上有了变化，而学校却根据习惯，总是一成不变，如此造出的人才对社会是无用的。杜威提倡平民教育，指出应打破教育是为少数人的装饰品、奢侈品的观念，要打破贵族教育，因为贵族教育不公平，人人必须有求学的机会，才算得是教育，才能适用于社会。平民教育是治国的利器。近五十年来，能成一强有力国家的，必靠一般平民都受教育，如德国、日本、美国等。中国现在最要注意的是多办学校、扩充教育的范围，尤其小孩受教育是最不可少。中国现在想要进行实业、政治种种的整顿和一切应当进行的地方，只要注重国民的教育，等到国民教育略略普及，那么一切问题都可解决了。
　　杜威在湖南所做的关于教育哲学的演讲可概括为四个原理。他总结说，“前几次我所讲的，不但是普及教育的原理，并且是民治教育的原理。总共有三个线索，把他贯成一气的。（一）普及教育的必要，使人人皆有求学的机会；（二）教育的目的，是发达人的本能与学识，使人人自己能在社会上有立脚点，因为教育要与个人相联络，只要运用他的活动，就可与他相联；（三）教育要与社会相联，所教的人才，要供那时地的需要，换言之，就是社会要有实际，把他作原料，要可以制成社会的幸福。”[5]他在湖南演讲的“第四个原理：就是说教育的本身，须引起社会的兴趣。”[5]教育应该与社会的需要互相联络，否则不能收教育的效果。
　　罗素于1920年5、6月间在苏俄考察五星期，对于苏俄政治的判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在湖南演讲的专题即为游俄经历及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详见附表）。罗素因舟车劳顿，急需赴京休养，因此在湖南不能久留，仅停留两天。罗素自称信仰共产主义，对苏俄模式有褒有贬，他称赞苏俄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反对苏俄目前政治体制中的专制。罗素提出苏联共产党的目的是共产主义，这种伟大的理想是他所赞成的，但以共产主义为目的，而要以专制为手段，使自由丧尽，是他所不赞成的。罗素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到了穷途末路时，顺应潮流而产生的，它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平等、消除战争、铲除商业主义、人人自食其力。他在演讲中衷心地希望共产主义成功,认为资本主义总有灭绝的一日。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他指出要想共产主义成功，第一要件即要工业自给与粮食自给，如果一国中粮食不能自给，必需品也不能自给，这国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失败。罗素预言按照俄国现时的情形，共产主义一定在俄国失败。世界上有条件实现共产主义的只有美国，因为美国粮食很充足、工业很发达，但实行共产主义，必有倡这主义的人，而美国倡此主义者极少，因此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五十年内没有实行的希望。如想成功，必须美国变成共产主义，或美国不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还是幼稚时代，不适宜实行共产主义。罗素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教育是根本问题，没有教育，则人人不肯牺牲自己为共产主义做事。共产主义的主要弊病是对外招致世界各国的反对，对内采用强硬手段压制人民，因而，实现共产主义最好是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俄国没有实行科学的共产主义，所以归于失败。什么叫做科学的共产主义？就是说这种主义能使人人享幸福，人人都快乐。这样做去，共产主义就可望成功。罗素的观点反映了一战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
　　
　　
　　三、杜威、罗素在湘讲学的影响
　　杜威、罗素的湖南之行，受到了湘中官绅暨各团体的热烈欢迎，湖南省长谭延�也亲自出面宴请杜威、罗素及其他在湖南讲学的国内名人。他们的演讲不仅引起了湖南各界的极大关注，就连当时远在万里之外的湘籍留法学生也都知道这次演讲，并且憧憬着演讲会在湖南产生深远的影响，“湖南听说请了中外的名人大开讲演，那种‘德谟克纳西’的主义，想必要一天高似一天，将来等我回国的时候，就不见今日的湖南，只看见东方的瑞士。”[6]
　　在检视中国传统文化，急需西方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来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无疑受到中国的思想界、教育界人士的热烈追捧。在湖南，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平民主义教育学说得到许多教师和学生的直接聆听，再加上长沙《大公报》等报刊的详细报道，他的学说得以传播开来，广为知识界知晓。“九年十月杜威、罗素、吴稚晖、蔡元培等来湘讲演，学界俱为倾服，尤以杜威之教育学说收效最大。”[7]（P79）杜威平民主义教育学说对当时湖南平民教育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杜威在教育中贯彻他的民主思想，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按照杜威的观点，实施平民教育的宗旨，是在使人人皆有求学的机会。平民教育是把教育事业为全人类着想，为组织社会个个份子着想，使它成为利便平民的教育，不成为少数贵族阶级或有特殊势力的人的教育。
　　可以说杜威的演讲主要是影响了教育界，而罗素的演讲主要是影响了那些特别关注国家政治命运的人士，这与杜威、罗素当时在湖南演讲的内容有关。罗素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说对那些正在为中国的前途苦苦思索的年轻人影响较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些迷惘的年轻人对社会政治思想的渴望。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人们彷徨、苦闷之余，开始把目光转向一战中诞生的俄国新生政权。“以欧为师”亦或“以俄为师”？在湖南，1920年地方自治运动呼声正高，运动是否可行？该怎样进行下去？面对一系列问题，人们渴望这些博学多识的学者指点迷津，提供改造中国与湖南的方案。在社会、思想发生剧变的年代，更多的人想从他们身上寻求的不是纯理论的东西，而是改造社会的实际建议。青年毛泽东是这次演讲的记录者之一，罗素的演讲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毛泽东曾与新民学会会员就此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并且与正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也谈到这次演讲，“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8]（P103）。毛泽东认为：“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9]（P28）很显然，毛泽东对罗素的观点进行过深入辩证的思考，既有认同的地方，也有不赞成的地方。具体来说，毛泽东赞同罗素主张共产主义的观点，但不赞成他用教育的、改良的方法改造社会，毛泽东主张用专政的方法、革命的方法来改造社会。若干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仍将罗素的著作置于案前，随手翻读。1936年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深情地回忆到：“五四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10]（P57） 所谓“湘城讲座”指的即是这次演讲。
　　象谭延�这类手中握有权力的政客及持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希望在现行的社会里，进行一些改良，他们更多关心的是为当时正在进行的联省自治运动讨教良方。1920年11月1日下午四时，湖南报界联合会假座长沙总商会，欢迎杜威及章太炎、蔡元培、张溥泉、吴稚晖、李石岑、杨端六诸名人，并邀请省长谭延�、商会会长左益斋、教育会长陈夙芳等作陪。会上提出讨论的问题有三：“（一）中国现非采用联邦制不足以止乱。德美两国联邦制度，行之已久，利弊若何？欧战以后，有无变迁？（二）中国实行联邦制，以湖南为首倡。湖南宪法内容，应如何制定，才算完善，方可被其他省取法？（三）湖南宪法应用如何方法产生？”[11]杜威给出的答案是，中国既欲制省宪，又欲制国宪，而现在各城镇乡自治机关尚多未能成立，且当战乱之后元气凋丧，先要注重教育实业，与民休养，不可因制宪问题再起纠纷。可以先制定一临时宪法，暂行若干年，再正式制定。
　　罗素在湖南的演讲还引发了五四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张东荪在湖南听了罗素的演讲之后，感慨良多，1920年11月６号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他认为，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实业，社会主义应该缓谈。[12]而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主义可谓如火如荼。很多人是把罗素作为社会主义者来崇拜，把社会主义当作是拯救中国的药方，因此当张东荪介绍说罗素认为救中国的唯一道路是增加实力、发展实业，而不是主张社会主义后，很多人纷纷质疑张东荪，认为张东荪曲解了罗素的本意。于是，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就此拉开帷幕。通过论战，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在湖南，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如毛泽东、蔡和森等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张平子.我所知道的湖南《大公报》[M]//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 《英美两大哲学家定期来湘详�》，长沙《大公报》“本省新闻”，1920年10月15日.�
　　[3]编辑部特别启事[N].长沙《大公报，1920-10-26.�
　　[4] 杜威.教育哲学[N].长沙《大公报》,1920-10-27.�
　　[5]杜威.教育哲学[N].长沙《大公报》1920-11-9.�
　　[6] 章兆丰寄戴鼎镛的信[N].长沙《大公报》“留法通讯”，1921-04-15.�
　　[7] 宫廷璋.湖南近年来之新文化运动[M].《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专著一）.�
　　[8] 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新民学会文献汇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9] 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1] 昨晚报界欢迎名人大讲演[N].长沙《大公报》“本省新闻”，1920-11-02.�
　　[12]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N].上海《时事新报》，1920-11-06.�
　　(责任编辑：平 白)�
　　Lectures Given by Dewey and Russell in Hunan and Their Impact in Light of Changsha “Ta Kung Pao”
　　
　　YU Chun-mei�
　　(Teach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Theories,Hunan Police Academy,Changsha,Hunan 410138,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Dewey and Russell were invited to Hunan to deliver a lecture.Changsha “Ta Kung Pao” gave the most detailed report about this event among various newspapers in Hunan at that time.In light of the report given by “Ta Kung Pao”,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event itself and its impact.Dewey’s lecture was mainly about education.The special topic for Russell’s lecture was his travel experience in Russia,Bolshevik and the world politics.Philosophy and pragmatism,populist pedagogy proposed by Dewey were hailed by people from the ideological circle and educational circle.Russell’s lecture exerte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youngsters who were by then languishing about China’s future and social political thought.
　　�Key words: Dewey;Russell;lecturing in Hunan;Changsha “Ta Ku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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