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后白的部队【白崇禧在台湾】
时间：2019-05-15 03:16: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父亲在台湾17年，是他一生中最黯淡的岁月。 我家住在台北松江路127号。1950年代的松江路，还是台北市的边陲地带，路中央是碎石子，只有两旁铺有柏油，那一带都是一排排木造屋，好像是临时盖起来的公务员宿舍。我们家是两幢房子打通合成的，因人多，单栋不够住。依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大概可以住进一幢比较像样的房屋。那时台北的房价还很低，但父母亲一向不讲究场面，“国难当前”，大家一起克难，也就无所谓了。
这栋木造屋，给我们留下许多记忆，克难岁月，也有温馨的时刻。有一年遇到台风过境，倾盆大雨，一早我去母亲房中探视她，发觉她端坐在床上，地上摆了面盆、铝桶，原来我们那间木造屋抵挡不住台风的侵袭，开始漏水了。房中叮叮咚咚，雨水从屋顶滴到盆中，母亲看我进来指了一下屋漏，放声哈哈笑起来。我看见这个场景，也忍不住跟着笑了。是母亲的朗笑声，把我们在逆境中遭受的一些不愉快，驱逐得一干二净。
广西人有一句话：“冇有怕！”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在台湾，虽然四周时有无形的压力，但父母亲仍旧抬头昂首，“冇有怕！”
在写父亲的传记之前，已经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所给父亲做的口述史（《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但很可惜，访问了132次后，父亲就过世了，最重要的国共内战那一大段，没来得及讲。
父亲过去的老部下程思远（1966年回到大陆，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编者注）在大陆出版的《白崇禧传》，有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史实没问题，但有一些观点，我不太认同，传记的结尾提到父亲的死因，也是完全不属实的。
我觉得自己应该替父亲写本传记，对于父亲的过去，外界有很多误传，近些年也有新的史料和回忆录出版，我有必要出来作澄清和增补。我自己对父亲的一生，也有一些看法想记录下来。
对父亲的误读，两边都有，在大陆，他是一个“军阀”；而在台湾，因为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一到台湾，就被冷落起来，更不要谈还原真相。
父亲于1966年12月2日因心脏冠状动脉梗塞逝世。关于病因，两岸有很多谣传，有的非常荒谬，首先我要澄清，父亲的死因，绝不是蒋介石下毒，而是心脏病发作，这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我父亲一直有冠状动脉心脏肥大的病症，我也有心脏病，开过刀。
程思远在《白崇禧传》中，怀疑父亲是因饮酒中毒不治身亡，说他死时很痛苦，衬衫给撕成碎片，遍体抓伤。他写的这些，也都是听来的。最早的来源是在台湾，有一个国民党的退休特务，叫谷正文，自称是监控父亲的小组成员，接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制裁罪人”的行动来暗杀父亲，他讲的这些事，很有戏剧性，但纯属无稽之谈。父亲逝世当日，七弟先敬看到的父亲遗容，平静安详，大概病发突然，没有受到太大痛苦。
暗杀国民党将领这样的事情，在台湾没有发生过，蒋介石没有暗杀过其他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为什么要暗杀我父亲？他们虽然有过节，但也不至有这般深仇大恨。父亲过世后，葬礼举行“国葬仪式”，蒋介石是第一个过来吊唁的，我记得是上午7点50分，蒋介石满脸哀容，如果是他暗杀的，那做戏也做得太像了。
父亲到台湾后一直有人监视，这是确有此事。
1956年，父亲南下新竹、台南狩猎，发现座车后面有一部军用吉普一直跟踪，后来进一步发现，无论走到哪里，赴清真寺、开会、访友，任何活动，那部吉普如影附形，总是紧随在后。
父亲因此判断，自己已经受到情治人员的监控，于是在同年5月2日亲笔手抄密函一封致蒋介石，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陈述了三十多年来忠于党国的历史，然后向蒋介石质问遣派情治人员跟踪监控的缘由。
父亲写给蒋介石的密函，有副本递给陈诚，陈诚亲自向父亲解释：“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人跟随。”
“你现在是‘副总统’，当然有此需要，我并无此必要。”父亲回答。
尽管有情治人员的监视，但父亲名义上还是“四星上将”，这是终身职位，生活还是照常的。大概外人会想象父亲像是被幽禁起来一样。还有人说，特务偷偷将家里的黄金挖走，导致白家的生活很窘迫。在当时，还没有谁敢白天冲到我家里，又不是“文革”，又不是红卫兵抄家，台湾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父亲心胸坦荡，自问从未做过任何损害国家利益之事，遭此不公不义的待遇，自然难以释怀，这就是他在台湾生活极不愉快的症结。
父亲也一向厌恶特务政治。他曾批评明朝皇帝仰仗东厂、锦衣卫、宦官监军之不当，是明朝败亡原因之一，而他自己的晚年却遭到特务长年骚扰，也是绝大的讽刺。
这17年，父亲也没有外界所说的“抑郁”那么严重，不高兴当然也有，他在台湾的生活很不容易，但也照旧，从不丧志。他那一辈人，还是觉得拿了“国家”的薪俸，该尽的职责仍然丝毫不苟。国民党小组会议，本是一种日常例行形式，父亲这一组都是几位校官部下，可是父亲从不缺席，认真开会。大概他认为身为国民党员，就该尽一份党员责任吧。
父亲在台湾17年，是他一生中最黯淡的岁月。母亲去世后，我就去美国留学了。我记得当时父亲送我到松山机场，竟然破例送到飞机舷梯下，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父亲竟也老泪纵横起来，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等我学成归来，父亲先已逝世。
父亲在致蒋介石密函中，涉及他和李宗仁的关系。父亲与李宗仁关系深厚，北伐、抗战合作无间，有“李白”之称。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最后大陆失守，径自赴美，不顾大局，并且没有任何交代，并在美国发表不当言论，父亲对李的言行不以为然。
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关系一向紧张，矛盾重重，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击败蒋介石大力支持的孙科，蒋将其视作奇耻大辱。蒋李嫌隙越来越深，父亲夹在二人中间，左右为难。父亲到台湾后在回忆录中承认，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是他犯下的一大政治错误。
蒋跟白和蒋跟李的关系不一样，蒋跟李真的是针锋相对，蒋跟白的矛盾是阶段性的。我父亲跟蒋的关系，他自己讲过一句话概括，“‘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听”。
北伐的时候，父亲是蒋的参谋长，抗战的时候，是副总参谋长，国共交战时，是“国防部长”，可以说父亲一直是蒋身边的最高军事幕僚长，蒋如果不是很倚重他，不可能做到这个位置，而且蒋对他的军事才能的确是欣赏的，但他们两个人因为政治的利害，蒋对他也有提防之心，担心桂系因此坐大。
其实任何人都不可能被迫做一些事情，我想父亲也不是被迫的，他去台湾，是为了向历史一个交代，父亲跟民国的感情很特殊，李宗仁那样做，当然对父亲的信仰是一个打击，让他在台湾的处境很尴尬，我想他发表声明是真心的。
相比桂系的几个人物，李宗仁和黄绍竑都选择在1949年后回到大陆，都在“文革”时期过世，我父亲在台湾还是完成了他的信仰。唐德刚对我父亲也是熟悉的，我跟他谈，我父亲虽然打了一辈子仗，最后还是失败了。唐德刚说，你父亲的一生是成功的。我想也对，郑成功的一个祠，父亲题了一副挽联，其中的一句是“莫以成败论英雄”，他讲的是郑成功，这句话放到我父亲身上也对。
在我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我引用刘禹锡的《乌衣巷》中的一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讲的西晋东迁的事情，国民党从南京到台北，历史上的平行比较，让我想到了这首诗，这首诗也是《台北人》的主题，我看到父亲同辈的那些人迁到台湾去的命运。一个大时代的变动，政治可谓风云变幻，个人在其中是非常渺小的，在我家的几个兄弟姐妹中，除了大哥在“经济部”做事，其他人都从未涉足政治。父亲的命运，让我们对政治蛮敏感的，我们都觉得政治挺可怕的。
（根据采访、白先勇演讲及《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一书整理）
父亲过世后，葬礼举行“国葬仪式”，蒋介石是第一个过来吊唁的，我记得是上午7点50分，蒋介石满脸哀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