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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方称谓语的跨文化对比研究]称谓语文化与翻译

    时间:2019-01-13 03:17: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一、引言      人们在交际中总以某种言语形式称呼对方。称呼他人是一种重要的社交礼仪。称呼用语即称谓语。称谓具有重要的社交功能:它是称呼者对被称呼者的身份、地位、角色和相互关系认定,起着保持和加强各种人际关系的作用。每一种语言,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都会形成各自独特的称谓体系和使用规范。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同的称谓体系。纵观中西方一些学者对称谓的研究,不难发现人们对不同称谓语的社交功能认识已相当系统,特别是在称谓语体系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只是在相互比较方面还够全面。本文拟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研究中西文化中称谓用语的差异。
      
      二、中西方称谓语的比较
      
      汉语中称呼不仅有“长幼尊卑贵贱”之分,还要“内外有别”不得混淆。根据礼貌原则,传统称呼不仅幼对长要讲究尊,对别人讲究敬,对自己要自谦,平辈之间也要互敬互爱,对幼儿还要亲昵,还要以颂扬的词语称呼对方等等。如儿女对父亲通称“爸爸”,表示尊敬时称“亲爱的爸爸”“俺爸”;向第三者表示谦逊时称“家父”“舍君”;在父子关系不正常时,又称“老头子”“老不死”。学生对自己的教师称为“×教师”;当回想教师的辛勤栽培时又称“恩师”。汉民族严格区分亲属关系源于汉民族的家庭文化。这种严格区分导致了汉语亲属称谓的复杂化,仅“孙”一级的称谓在《尔雅・释亲》就有七代之多―孙、曾孙、玄孙、来孙、仍孙、云孙等。《红楼梦》里贾氏大家族的几百个错综复杂的称谓语常常让外语翻译者不知所措。
      一般来讲,西方人际交往相互“称呼”时,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地位,即交际双方是“权势”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如果是“平等”性关系,双方将会采用对等交流(reciprocal pattern),即双方都用名字称呼对方(firstname:FN)。但当交际双方之关系是一种“权势”关系,即双方社会地位有距离,或双方属于初次交往,那么双方将会采用一种“非对等交流式”(nonreciprocal pattern)。其中地位较高者可能使用名字(FN)称呼对方,而地位较低者会采用“头衔+姓”(TLN)的方式称呼对方。在“非对等”式交流中,地位较高者所使用的称呼无疑是一种“权势”的标志;而地位、职业、职务较低者使用的“称呼方式”无疑是一种表示尊敬的手段。地位相当、背景相类似的人们相互交往,“称呼”时直呼其名的目的是为了表示建立平等关系或一种非正式关系的愿望。如英语用头衔称呼别人的方式与汉语不同,在英语中,虽有一些官职可作称呼语,如:Queen Elizabeth(伊丽莎白女皇)、President Clinton(克林顿总统)、governor(州长)、senator(议员)等等,但远没有汉语用头衔称呼那样普遍。如:组长、村长、队长、乡长、科长、主席等不论官职大小都可作称谓语。一般来说,德语中表示职业官衔的称谓词是不能用作称呼的,如不可以叫对方某某老师,某某科长等,少数例外的是教授、博士、校长、部长、市长等,但前面一般要加上Herr/先生或frau/夫人。亲属之间也一样,除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词外,表示兄弟姐妹等血缘关系的称谓词也不用作称呼。他们相互间直呼其名,如:Hans(汉斯)、Monika(莫尼卡)等,而不管被称呼者的年龄比说话人大还是小。晚辈直呼长辈的名字,这在西方国家是司空见惯之事,而在中国,就是严重的“犯上”了。对西方人而言,则显示了两辈人之间无拘无束的亲密感。与汉语一样,德语中称呼代词也分为尊称“Sie(您)”和友称“Du(你)”,但其内涵与用法截然不同,友称“Du”一般用于亲朋好友及家人之间,表示一种亲近和友谊,不分年龄及辈份,一律称为“你”。而尊称“Sie”则表示彼此之间有一定距离,一般用于非亲非友的正式社交场合。
      198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海外之音”栏目中刊登了美国华人教授彭重康先生的一篇短文,题目是《谈称呼与尊重知识和学术》。这篇短文的大意是说,他工作的那个大学有一个美国教授戴维斯曾在中国讲学三个月,回去之后,当这位华人教授问他对中国之行的感觉时,他的回答竟是“中国人不尊重知识和学术”。据作者讲,戴维斯教授是位学术地位极高的科学家,也是位名教授,桃李满天下。他对中国的上述看法起因于在中国期间许多中国人称呼他为“戴维斯先生”。作者又说,戴维斯教授自从得到博士学位后,三十多年来早已习惯了“博士和教授”的称呼。他说在中国时多人叫他“戴维斯先生”,他还浑然不知是在叫自己,他甚至于对一些常见的中国人说:“你可以正式的称呼我教授,或是亲切些称呼我博士,或是把我当朋友叫我小名,可是不要叫我先生。”可惜的是听者藐藐,新见面者更是十之八九叫他先生。照美国人的观点,他听起来很别扭,有中国人故意贬低他的感觉,于是如此闷了三个月,回来后的结论是“中国人不尊重知识和学术”。
      这篇短文一登,立刻引起了一场关于称呼的争论。一位叫陆佩佩的赴美自费留学生在1987年3月2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了《我对称呼的见解》的短文,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她首先表示同意美国华人教授彭重康先生的看法,在美国,“先生”是称呼一般人士的呼语,而作为特别尊重的教授或学者则应按其学历或职称其为“博士”(Dr.)或教授(Prlf.)。但她接着又说,英文的“Mr.”并不完全等于汉语的先生。因此,她对戴维斯教授由于在中国讲学期间被我中国人称为“戴维斯先生”而得出“中国人不尊重知识和学术”的结论,并因先生这一称呼而在中国闷居了三个月一事颇有微词。在为戴维斯感到遗憾的同时,她更为中国人感到委屈。她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先生”一词实在没有贬低他人之意。这种称呼用于学术界人士时实为对高级学者即严肃又亲密的尊敬称谓。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先生”一词便用于对大教育家、大理论家及学者文人的尊称。比如屈原就可称为“先生”。“先生”一词沿用至今,当我们称“鲁迅先生”或“蔡元培先生”时,我们绝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相反,表示了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和爱戴。陆佩佩最后说,如果戴维斯能及早地得到正确的解释,他会乐得入乡随俗,同时也增进他对中华民族风俗民情的一点了解。而且即使哪位同胞“不慎”从口中流出“戴老”之类的称呼(正如尊称郭沫若为“郭老”)时,也不会使戴维斯误认为是更深一层的辱没之言了,因为美国人极怕“老”…old一词。
      以上的例子说明,一个普通的称谓语,由于文化内涵的差异而引起了不同的文化感受。站在美国文化的立场上,戴维斯教授是有道理的;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陆佩佩也是有道理的。在这里,我们且不去评判谁是谁非,而是想借此说明由于使用称谓语的文化不同而造成的误解。
      
      三、造成称谓语不同的文化差异
      
      黎昌抱先生(2001)在研究英汉称谓词国俗差异时指出,主要因社会组织、生育观和生育数量、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家庭观念这四大原因导致称谓的国际差异。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补充说明家庭类型、文化取向等也是中西方称谓差异的原因。
      
      1.家庭类型
      封建制度统治和禁锢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多年,从本质上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所谓“宗法”,即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法则。现代社会里,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以核心家庭为主,而自古以来,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封建宗法社会,家族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多以大家庭即外延家庭相居。像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的宁国府、荣国府虽不多见,但三代或者四代同堂却非常普遍。因此传统的宗法观念对亲属称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封建社会在整个欧洲存在时间较短,而资本主义制度较早代替了封建社会,所以称谓系统中的宗法成分较少而人文成分较多。在西方国家中,人们多喜欢独立,小家庭制度盛行,子女一般到18岁左右就单独生活,因此大部分是核心家庭或丁克家庭,家族间的联系通常在节假日,他们不需要时时面临如此庞大的亲属关系。
      
      2.文化取向
      受社会结构、传统伦理及血缘、宗教社会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的称谓系统远比西方复杂。中国习惯于非对等式的称谓类型,而西方则偏爱于对等式。中国文化心理强调人际关系和谐,强调人的社会性,不突出个人和个性。这与西方社会以自我为中心,强调独立的人格、个性,推崇个人的成就和荣誉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为强调人际关系的亲热,常用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的说话者,这种现象在西方比较少见。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中西语言文化中的称谓语涉及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词汇学、词义学等学科,甚至牵涉政治、宗教、经济、制度等各方面的综合知识。我们研究中西文化中称谓用语的差异,尤其是各民族不同的词汇意义及内涵意义,对我们弘扬祖国文化,掌握一门及多门外语大有裨益,也有助于中国和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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