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普脱贫下的鄂东城镇语言能力调查研究
时间：2023-06-26 22:30: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婧婧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冈 438000）
城镇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兼具城市和乡村的特点，“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来看，它们既具有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1]。身处大别山腹地的鄂东地区是集革命老区、多民族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于一体的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推普是脱贫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实现鄂东城镇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必须弄清楚该地区居民的方言、普通话和英语的掌握情况。想要掌握这些情况，就势必对该地区的语言能力进行调查研究。
狭义上的鄂东地区主要指黄冈地区，包括英山、罗田、浠水、黄梅、蕲春、武穴、红安、麻城、团风、黄州10 个县市，127 个乡镇街，4 290 个行政村，面积1.74 万平方千米，总人口约750 万人[2]。本次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调查对象主要为鄂东城镇居民，包括少年、青年、中年、老年4 个群体。本次调查采用纸质形式和网络形式共同完成，数据收集时间从2021年12月到2022年2月，跨度为3 个月。共发放调查问卷300 份，收回有效问卷287 份。另外，还随机挑选10 名受访者进行访谈，有面对面形式，也有网络形式，在访谈中由调查人员提问，受访者自由回答，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和资料，并加以记录。
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背景信息；
第二部分为调查问卷的主要部分，主要调查居民“语言能力”，包括普通话听说读写能力、方言听说能力、英语听说读写能力[3]。希望通过调查问卷的整理、分析，了解鄂东城镇居民掌握了哪些语言，语言的能力如何，进而直观地看出鄂东城镇居民语言掌握的具体状况。
2.1 整体状况
通过调查，发现鄂东城镇居民的英语语言能力较弱，普通话语言能力较强，方言语言能力最强。具体来说，有81.00%的居民表示“完全能听得懂”普通话，63.30%的居民表示用普通话“能熟练交谈”；
有93.20%的鄂东城镇居民表示“完全能听得懂”方言，88.50%的居民表示用方言“能熟练交谈”；
在287 名调查对象中，有126 名学习过英语，占比44.08%，其中仅有9.00%的居民表示“完全能听得懂”英语，5.30%的居民表示用英语“能熟练交谈”。把普通话、方言和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进行对比，发现鄂东城镇居民的普通话和方言“听”的能力强于英语“听”的能力，具体的语言能力排序为：普通话＞方言＞英语。鄂东城镇居民的普通话和方言“说”的能力也强于英语，但和“听”的能力有所不同的是，方言“说”的能力强于普通话，具体语言能力排序为：方言＞普通话＞英语。鄂东城镇居民的普通话“读”的能力强于英语，具体语言能力排序为：普通话＞英语。鄂东城镇居民的普通话“写”的能力强于英语，具体语言能力排序为：普通话＞英语。
2.2 社会变项差异状况
2.2.1 不同性别的语言能力状况
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显示，鄂东城镇居民的普通话、方言、英语语言能力在性别上出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来说，鄂东城镇居民女性的普通话、方言、英语能力均强于男性（见图1）。在普通话语言能力上，男性居民平均值为3.50，稍低于女性的3.83。在方言语言能力上，男性平均值达到4.09，比女性的4.11 也略低。在英语语言能力上，男性平均值为2.16，女性平均值为2.32。社会角色意识的性别差异是导致鄂东城镇居民语言能力在性别变量上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男性相比，还处于弱势，需要更多地依靠外在的表现来获得别人的认同和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在语言使用上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社会经济地位高、具有社会声望的语言种类。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密切相关，某种语言在社交互动中使用的频率越高，运用的机会越多，那么该语言的语言能力就会越来越强。
图1 语言能力在性别上出现的差异对比
2.2.2 不同年龄的语言能力状况
经过方差分析（全称为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鄂东城镇居民的普通话、方言、英语的语言能力在年龄上出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均值比较发现，在普通话语言能力方面，年轻人的普通话语言能力比较强，均值差不多都在4.0 以上，中老年人的普通话语言能力较弱一些，均值差不多都在3.5 以下。在方言语言能力方面，各年龄段人群的方言能力都比较强，老年人的方言能力最强，均值达到4.25，其余年龄段差别不大，均值都在4.0 左右。在英语语言能力方面，英语能力相较普通话和方言来说弱了很多，18～45 岁的人群英语能力在所有人群中最强，均值达到了3.34，其余年龄段中17 岁以下人群，均值在2.5 左右，45 岁以上人群，均值都在1.5 以下。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是造成鄂东城镇居民语言能力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全国推普工作普及之后，各乡村城镇的学校才开始重视普通话的教学，国家倡导英语学习之后，英语才成为和语文一样的“重点科目”。年龄越大的人，上学期间学校提供普通话教育、英语教育的机会越少，而年龄越小的人正好相反，接受的语言教育更多，获得普通话、英语表达能力的机会越多。这就造成了青少年的普通话、英语能力较强，中老年的普通话、英语能力较弱的语言状况。语言能力在年龄上出现的差异对比如图2所示。
图2 语言能力在年龄上出现的差异对比
由图2 可知，方言能力与年龄成正比，即年龄越大，方言能力越强。年龄越小，方言能力越弱。普通话和英语能力与年龄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呈正反比，而是呈现出“分层”变化。具体来说：青少年的普通话能力和英语能力较强，中老年的普通话能力和英语能力较弱，18～45 岁是一个分水岭，青少年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普通话和英语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中老年阶段，随着年龄的增大，普通话和英语语言能力越来越弱。7～12 岁的人群，普通话水平处于“能基本交谈”以上，英语水平处于“会说一些常用语”和“基本不会说”之间。但明显18～45 岁人群的普通话能力和英语能力都开始呈下降趋势了，英语能力下降程度略大于普通话。除此之外，中青年人群的普通话能力总体要比方言能力强，但到了45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方言能力开始大大超越普通话。由图2 的数据可知，鄂东城镇居民的语言能力状况大致是从“70后”“80 后”两代人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的。
2.2.3 不同职业的语言能力状况
鄂东城镇居民的普通话和英语能力在职业变项上出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方言能力在职业变项上并未出现差异（p＞0.05）。根据图3均值比较的结果发现，职业为教师、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学生的人群普通话和英语能力较强，其他职业类型人群普通话和英语能力较弱。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的居民，方言能力都比较强。职业为教师、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学生的人群，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对普通话和英语能力会有比较具体的要求标准，普通话、英语的使用频率相较其他职业也会高一些，这就造成了这类人群的普通话、英语能力较强。而母语传承链条保持完整是鄂东城镇居民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方言语言能力都较强的重要原因。在家庭语域，方言被大部分人群稳定使用，很多居民从小就开始说方言，对方言最熟悉，方言能力自然很强，即便后来又学习了其他语言，但方言能力已经完备，很难受到普通话和英语语言的干扰。
图3 语言能力在职业上出现的差异对比
2.2.4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语言能力状况
鄂东城镇居民的普通话、英语能力在受教育程度变项上出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方言能力在受教育程度变项上出现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图4 数据对比，发现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鄂东城镇居民的英语能力都要低于普通话和方言能力，但英语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呈正比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英语能力越强。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英语能力越弱。小学水平的人群基本不会英语，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基本能用英语进行交谈。普通话能力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和英语差不多，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普通话能力越强。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普通话能力越弱。只读过小学的人群普通话能力还处于只“会一些简单话语”，到了初高中学历的人群已经可以用普通话进行基本交谈了。但无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如何，方言语言能力都比较强，都可以用方言进行基本的交谈。
图4 语言能力在受教育程度上出现的差异对比
由图4 可以看出，初高中文化水平是一个分水岭，初高中文化水平以下的人群，方言能力一直强于普通话能力。初高中文化水平以上的人群普通话能力开始反超方言能力了，直到大学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群，普通话能力到达了最高峰。这说明，鄂东城镇居民的语言能力状况大致是从初高中时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的。学校是推普工作的重要阵地，在培养普通话能力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随着全国对推普宣传工作的重视，农村中小学也逐步由原来的方言教学向普通话教学转变，教师也在课堂教学中使用普通话，推广普通话，让学生在普通话的语言环境中形成良好的使用习惯。
针对以上一系列数据分析发现，鄂东城镇居民的语言能力呈“双语化”趋势，虽然听说读写的能力有所区别，仍然有接近95.00%的居民同时会方言和普通话，还有44.00%的居民学习过英语，虽然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一般，但学习过英语的人群中90.00%以上的人都可以简单地运用英语。
综上所述，首先，鄂东城镇居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主要使用方言与普通话；
其次，绝大多数男女都会说方言与普通话，少数会说英语，而且女性的普通话、方言、英语能力均强于男性；
再次，在年龄上，青年群体更倾向于普通话，而年长者更倾向于方言，大约从“70 后”“80 后”开始，他们的普通话能力开始逐渐强于方言，英语能力也提升了很多。最后，普通话和英语更通行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而方言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中都比较流行，从初高中学历开始，人们的普通话能力开始强于方言。
3.1 推普脱贫的重点对象
由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鄂东城镇居民的普通话能力与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都有关系，越是年轻、职业趋于脑力劳动的人群，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就越倾向于说普通话，并且普通话能力也越强。这跟其他学者在不同地域调查得出的结论大体一致：2011年谢俊英在进行全国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时，2022年付义荣在调查闽南农村语言状况时[4]，都得出了类似结论[5]。说明鄂东城镇居民的语言状况符合语言国情，没有特殊性。从推普的角度看，在鄂东地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应该放在居民中年龄比较大、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从事非脑力劳动的人群。具体来讲，就是45 岁以上、初中文化以下、非脑力劳动的人群，他们的普通话能力最弱。从脱贫的视角看，45 岁以下的中青年群体是家庭脱贫的骨干力量，“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它也具有效用、成本和收益等经济特征”[6]，劳动者普通话能力的增强可使其收入得到提高[7]，只会方言对经济收入有消极影响[8]，讲好普通话对于脱贫非常重要[9]。普通话作为国家法定通用语言，极具显性威望，同时，普通话也是我国使用范围最广、社会功能地位最高的语言，在一般社会生活交际中占主要地位。一旦掌握普通话，在求职时，职业信息搜寻变得更加便利。在工作时，可以获得更多机会。在外出、生活中，可以更好地实现与外界的交流，这些都无疑会有利于居民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另外，随着我国与国外的交流日益增多，人们对英语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工作中也增加了英语的使用机会。如果中青年群体可以在熟练运用普通话的基础上，再熟练掌握英语，那么对于经济收入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平等获取社会资源、平等参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总之，就鄂东城镇而言，45 岁以上、初中文化以下、非脑力劳动的人群无疑是推普脱贫的重点对象，除此之外，45 岁以下的中青年群体，也应该进一步加强普通话、英语的双语培训。
3.2 鄂东方言的现状与未来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可知，鄂东城镇居民无论是从整体状况来看，还是从社会变项差异状况来看，会说方言的人口比例都相当高。有81.00%的居民表示“完全能听得懂”普通话，63.30%的居民表示用普通话“能熟练交谈”。有93.20%的鄂东城镇居民表示“完全能听得懂”方言，88.50%的居民表示用方言“能熟练交谈”，不到3.00%的居民认为自己听不懂方言（有可能是父母双方或一方是外地人，家庭主要语言是普通话，那么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即便生活在方言圈里也听不懂方言）。这些数据进一步说明，方言在鄂东地区仍旧最为流行，居民的方言能力仍旧较强，普通话能力虽然在某些变项上均值高于方言，但并没有强势取代方言之意，而且在鄂东地区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弃用方言的现象，大多数居民都是“双语者”（兼说方言与普通话），普通话并不对任何一种语言（方言）构成必然威胁。
从调查来看，鄂东方言生命力还很顽强，远未达到濒危的程度，并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居民的方言能力仍然会继续保持，但在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也会逐渐明显，甚至是越来越大。居民普通话能力会越来越强，但在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也会逐渐显现。青少年、受教育程度高、从事教师等工作的居民普通话能力会得到进一步提高。在全面推普的大形势下，要进行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思考，普及普通话的同时兼顾方言发展，对鄂东方言应要做好相应的传承与保护工作。
“开展语言国情调查，调查特定地区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是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一项重点工作”。语言扶贫事业是中国扶贫脱贫事业的有机构成部分[10]，探讨推普脱贫的重点对象和鄂东方言的现状与未来是鄂东地区后脱贫攻坚时期语言扶贫的主要任务。通过调查，了解了鄂东城镇居民的语言能力呈“双语化”趋势，虽然听说读写的能力有所区别，仍然有接近95.00%的居民同时会方言和普通话，还有44.00%的居民学习过英语，虽然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一般，但90.00%以上的人都可以运用英语。从推普的角度看，45 岁以上、初中文化以下、非脑力劳动的人群是推普的重点对象。从脱贫来看，45 岁以下的中青年群体，也应该进一步加强普通话、英语的双语培训。
鄂东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较好，并未威胁到方言的生存和优势地位，总体而言，鄂东地区语言生态和谐。在大力发展教育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同时，也要兼顾方言发展，对鄂东方言要做好相应的传承与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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