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
时间：2021-07-05 20:01: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伙伴关系外交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作用有限。但笔者依据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基本成型的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具有重要且广泛的政治安全效应。作为外交实践发展的产物，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既是双边关系的集合，有类别之分但无等级差异，也能在多边舞台促进各类合作机制和合作阵线的形成。其具体的政治安全效应包括：中国的主张和诉求获得有效传播和各国认同，一个尊重中国政治安全利益的全球共识网络初具规模；中俄的“网状伙伴外交”蓬勃发展，吸纳更多国家一道维护世界与区域的政治安全；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发展伙伴与安全伙伴的并进；向美国传递出一系列清晰信息，促使其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战略意图。笔者最后提出，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有望在国际安全领域衍生出更多共识网络、机制网络和支点国家网络。
[关键词]伙伴关系 网络政治 安全共识 机制网络 网络战略支点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6）05-0040-20
[DOI编号]10.13851/j.cnki.gizw.201605003
构建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旨在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伙伴关系外交持续推进，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拓展期和纵深发展期”。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概念。之后，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成型。根据笔者的统计，截止2015年底，中国共与78个国家和5个地区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伙伴关系网络，无疑会对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产生深远影响。
长期以来，一些中外学者对中国伙伴关系的构建存有质疑，即伙伴关系似乎不具备实质的内容或可信的承诺，像是空洞的概念或表达双方友好意愿的标签，对于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促进更是作用有限。笔者试图超越对伙伴关系外交的固有观念与传统评判，以中国政治安全诉求为中心，探讨新兴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该领域已产生和可预期的效应。
一、安全视野下的伙伴关系外交：
不被看好的政策工具？
伙伴關系是“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笔者认可这样的观点，即伙伴关系其实是一种国家间较普通、常态化的关系，是“对过去联盟关系的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冷战后，世界各国的结盟行为相对减少，伙伴关系外交蓬勃发展，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似乎都不看好伙伴关系外交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角色和效应。
同盟是传统意义上国家维护自身安全、遏制外在威胁的政策手段。学术界关于同盟的定义较为丰富，但基本都将国家间的安全合作视为同盟的核心内容。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认为，“同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国家安全而缔结的相互进行军事援助的协定”。《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定义同盟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集合它们的国力以增强安全而建立的一种长期的政治与军事关系”。当学者们在理论层面审视伙伴关系外交的安全效应时，同盟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物，由此产生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表1）。
从理论分析来看，同盟和伙伴关系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各有利弊。选择何者并无定律，应取决于国家对自身利益的研判和对国际情势的把握。不少学者认为，尽管伙伴关系外交秉持国际政治的理想价值和平等理念，但由于缺乏实质的约束力和可靠的机制安排，在安全领域往往效果不彰。阎学通、庞中英、孙德刚等学者都认为，中国的伙伴关系应该朝着准同盟或近似同盟的方向发展，这样才可能化解国家间严重分歧、产生安全效力。
国际政治现实也在呼应理论探讨的观点。中国伙伴关系外交在安全领域似乎既无心建树、也无力施展，具体表现为：
一是中国与多数国家建构伙伴关系时并不提及具体的安全合作，更多时候只是在联合声明或宣言中表达对某些安全议题的共同看法；即使涉及，也大多是增加军事交流、增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鲜有具体的军事合作制度安排。
二是伙伴关系外交既未能培育中国与某些伙伴国的战略互信，也不能打消国家间存在的战略猜忌或阻止一些伙伴国从事对中国不利的事情。譬如，中国与澳大利亚的战略伙伴关系既未打消中国对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所扮演角色的担忧，也未能减弱澳大利亚对中国和平发展决心的猜疑。又如，中日20世纪90年代建立起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未能阻止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屡屡生事，该关系定位甚至已不被当前的中日双方所提及。
三是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时会拔高中国及其伙伴国对彼此行为的预期，反而导致更多的失望或误解。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曾使中国期待欧盟尽早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但解禁过程的戛然而止却让不少国人失望或抱怨某些欧洲伙伴国的“口惠而实不至”。又如，中国政府未与韩国政府在应对“天安舰事件”上表达一致态度，引发韩国政府和民间的强烈不满，质疑中韩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无论理论探讨还是现实总结，伙伴关系外交在塑造国家安全上的不足都真实存在且相对突出。但首先需要反思，是否存在对伙伴关系外交期望过高的思维定式？现实中并不存在能够迅速化解国家间矛盾的灵丹妙药；无论何种国家间关系定位，其理想与现实总存在一定落差或错位。对伙伴关系外交的安全效应，学术思考应摆脱既定的理论演绎或零和思维的想象情境，真正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安全诉求，及时跟进最新的实践经验。
二、政治安全及其面临的威胁
选择政治安全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因为它始终构成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诉求，是分析伙伴关系网络安全效应的必然立足点。
政治安全是指一国主权、领土、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依据中国的政治状况，其内容“不仅包括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而且包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被动摇，其中最关键的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绝对巩固”。2011年版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上述要素中的大多数都属于政治安全的范畴，是中国政府一再宣称“绝不退让、妥协”的原则性议题。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核心内容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安全观作为新时期指导中国安全事务的新思想、新方针，仍将政治安全这个传统概念列为国家安全的根本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