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与“枫桥经验”

时间：2021-05-03 12:02:5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http://img1.qikan.com.cn/qkimages/yhcq/yhcq201407/yhcq20140711-1-l.jpg

　　在1959年秋天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分别被罢官。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由林彪接替，黄克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由罗瑞卿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已有10年，由谁来接替他呢？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选择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委员谢富治，来接替罗瑞卿的公安部长职务。
　　自1958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掀起了“公安工作大跃进”，滥捕、滥杀、滥拘留、滥劳教、滥集训、滥收容，打击的人数超过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详见《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面对这样的局面，是改弦易辙，努力纠正左的错误，停止滥捕、滥杀，还是继续“大跃进”，错上加错？谢富治选择的是后者。在他的领导下，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大跃进”，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
　　让我们来看看新任公安部长的“三把火”，就可以一目了然。
　　1960年2月11日至27日，谢富治以新任公安部长身份召开了第10次全国公安会议。会前，公安部党组对这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指导思想进行了讨论。面对过去2年来在对敌斗争问题上的严重扩大化的现实，以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为首，提出了在对敌斗争问题上应该实行“由紧到松的转变”，放宽政策，停止滥捕、滥杀的错误。可是谢富治不同意，提出要继续“实行紧的方针”。他在全国公安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继续大鼓干劲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连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他说：“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阶段，党中央提出要争取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连续大跃进，公安工作也还需（要）有适合情况的大跃进。因此公安工作的方针，就是要充分利用大好形势，进一步地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把敌人控制得严一些，把房子打扫得干净一些，扫除来自敌人的一切危害，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建设环境”，“总之要加强专政，主动进攻，先发制敌，不让敌人乱说乱动，把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压缩得越少越好，让全国人民放心地搞建设而无后顾之忧”。会后，全国公安机关根据谢富治的要求，就像1958年“公安工作要点”提出的那样，“把需要逮捕的人都逮捕起来，把需要拘留的人都拘留起来”，把反对、抵制“大跃进”运动的人和潜在反对、抵制的人，统统抓起来，不让他们有抗争的机会。1960年，正当全国人民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时候，公安机关不是去救人，而是去抓人，全国逮捕、拘留人数是1959年的四倍，乱劳教、乱集训、乱收容更加是遍布城乡，泛滥成灾。大批被拘押的人员死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集训队、收审所。仅青海、安徽两省1960至1961年就死亡被拘押人员10万多人，全国有50多万人死亡（其典型案例见《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一文，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和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一书——笔者）。这些被害者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因为对大跃进不满发牢骚、进行抵制，或因为了活命，偷盗、哄抢粮食、食品，被拘押的，不是“阶级敌人”。
　　1960年秋天，全中国人民处于极其艰难困境之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急剧增加，在这困难关头，公安部在谢富治领导下又召开了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议题是根据公安工作“紧”的方针，研究开展一次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经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敌我斗争形势和开展社会镇反、内部肃反（清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上报中共中央。“意见”认为：“敌我斗争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情况，即在一部分地区和一些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单位，残余敌人有所暴露，有小的抬头，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比去年有所增加，斗争比较尖锐”。要求“从1960年9月到1961年6月的10个月内，在社会和内部开展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再给敌人一次有力打击”。中共中央于1960年10月21日批转了这个“意见”。但是，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出在国民经济建设上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会后，中央也感到不宜再继续开展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所以公安部的“意见”（也就是谢富治的意见——笔者）被暂停执行。
　　面对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被暂停执行的局面，谢富治仍不进行反思，却又以公安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题为《关于目前对敌斗争情况的汇报提纲》，提出在对敌斗争中采取“先放后打”的方针，先让敌人“放”，在敌人暴露比较充分的时候，选择适当时机，“给敌人一次全面有力的打击”。2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但是，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失败，各项工作，包括公安工作不得不进行调整，乱抓、滥捕、草菅人命的情况初步有所遏制，“秋后算账”也没有得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后，在刘少奇的主导下，对政法工作也作了总结，写了个《四年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报告中说：“在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绩（应该说是巨大灾难——笔者）的同时，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第一，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错捕了少数（应该是大多数，而不是少数——笔者）不应该捕、不应该判的人。少数（应该是多数、绝大多数——笔者）基层公安机关（包括公安部、省市一级公安机关也是如此——笔者）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用拘留、劳动教养和集训的办法，变相地捕押了一些人。还有一些无权关押人的机关单位（如公社、大队、工地、企业、学校）甚至个别党委机关、个别负责人，也非法行使拘留、逮捕的权力。或者滥用拘留、劳教、集训等手段，变相捕人押人。尤其严重的是，极少数的地方负责人（不是极少数，而是大多数——笔者），破坏了党对群众的领导必须遵守的说服教育原则，采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们的违背中央路线、方针的错误政策。第三，少数地方在劳动改造工作、劳动教养工作和狱政管理工作上破坏了正常的秩序——采用了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封建野蛮的管理办法去折磨人。有的单位（大多数劳改、劳教单位——笔者）发生犯人非正常死亡现象比较严重（很严重，见《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一文，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 6期——笔者）。有的非法举办的劳改（劳教、集训）队，甚至随便把人打死。第四，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发生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违法乱纪现象，随便检查信件，非法搜查人身和住宅，非法采取查对笔迹、捺取指纹等手段”，“造成了打击面过宽的严重后果”，“混我为敌，用对待敌人的专政手段打击了人民群众中只有一般违法行为的人，甚至是冤枉了少数无辜的群众”（几百万人算不算是少数无辜群众？——笔者）。

推荐访问:枫桥经验谢富治

谢富治与“枫桥经验”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