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地下文学场域中的传奇与占位考察：贵州和北京

时间：2021-04-27 12:03:42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早期地下文学场域中，贵州和北京堪称一对双子星座，两地的地下文学都经历了各自令人瞩目的传奇故事，贵州的黄翔和北京的食指成为那个时代传奇的主角。前者引导出“启蒙社”，后者引导出“今天派”。这两个早期地下文学流派在当时各自占有了什么样的位置？谁主导了当时文學生产的审美趣味？这正是本文所要进行考察和回答的问题。但愿通过对他们的传奇与占位的考察，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那个时代特殊的诗性。
　　关键词：场域;占位;传奇;象征资本;黄翔;食指
　　本文将主要采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即一种文学社会学方法来考察早期地下文学中北京和贵州诗人的传奇与“占位”倾况，考察的时间大致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
　　北京诗人或“今天”诗人所获得的“主导性占位”具有左右场域规则的权力，它使“朦胧诗写作”所倡导的现代美学观念和文本策略成为“场域”内的主要“游戏规则”，而与这一套“游戏规则”相去甚远的贵州“启蒙式”写作只能被视为“非主导性”的边缘化的浪漫写作，它在“场域”内的“占位”相对来说自然较低。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之中有一个重点，那便是对“场域”动态结构的揭示，他认为一个“场域”在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之后，会出现一组对立的“二元结构”——在主导性的、拥有较高“占位”的位置与非主导性的、时刻觊觎高级“占位”的位置之间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结构的张力，彼此的斗争构成了“场域”的历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贵州诗人从来没有放弃对已经取得“主导性占位”优势的北京诗人进行挑战和冲击。他们总是以一种强迫症与受虐狂姿态来强调地下文学的起源在贵州并企图以这个源头之争来夺取地下文学场域内的“占位”优势。为此他们以启蒙式的泛政治策略及令人震惊的革命手段塑造了自己的先锋性和传奇性。吸引公众的眼球，营造狂欢效果的黄翔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挥舞着他那如炮筒状的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在天安门前疯狂的呐喊：他率领他那浑身捆绑诗歌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如外星人入侵地球一般奔向北京各高校。这一系列令人瞠目的行为，正如他的亲密诗友哑默所说：“黄翔以中国大地上第一代大字报诗人形象奏响了新诗大潮的序曲。”从中不难看出，黄翔的斗争策略仍然是以文革话语反文革本身，这种在肉体行为中爆发的非理性语言往往空有热情，但无形式，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空洞与陈旧也在所难免。但考虑到黄翔地处偏远，他的高年龄以及他可资利用的文学资源的稀缺，还是可以谅解的。在经历了几乎是一生的文学斗争之后，黄翔还是积累了他的文化象征资本，当他51岁时，他总算可以将其兑换成实际资本了（即实实在在的海内外名声）。
　　象征资本是布尔迪厄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在文学场域内部有特定的资本积累手段，资本的积累程度直接关系到积累者在“场域”内部的“占位”情况。积累象征资本的手段包括写作、发表和阐释的情况、同行认可的程度、学术机构的接纳程度等。贵州诗人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为何漫长，因为他们常常从文学场域中越界至其它场域，如政治场域等，因此他们纯粹的文学象征资本的积累就必然十分漫长。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贵州诗人才终于获得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占位”，部分国内外学者开始注意到贵州地下诗人早期的声音，并认为它或许是地下文学最早的声音，当然对于这一带有传奇性的说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野兽”的《火神交响诗》
　　1941年出生的黄翔，在受尽人间折磨之后，终于迎来了他迟到的光荣。1992年10月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将他和1942年出生的哑默（两人性格迥异，前者似火，后者若水）同时收入该中心主持的第10届《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并确认对他们两人作为1992、1993年度世界名人的提名：该中心并同时授予诗人黄翔“世界知识分子”称号和“二十世纪成就奖”。1993年1月由该中心和美国国际名人传记研究院联合发出邀请，邀请他们于当年7月上旬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参加两中心共同举办的第20届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大会。这一年黄翔走出中国，完成了他少年时代就想远走高飞的梦想。而好静的哑默却选择了一直呆在贵州。
　　黄翔大半生都被惨烈的命运所纠缠，他出生不久就离开亲生父母（父亲是国民党东北保密局局长，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南养母在湖南桂东农村养大。由于出生“剥削阶级”，黄翔仅勉强念完小学，从此便随养母干起了繁重的农活。他8岁时的某一天从乡间一口水井里捞出死鱼，结果被人当场抓住，认为有投毒之嫌，即被五花大绑当街示众，随后又被关进牢房，还差点判刑。后经化验，发现水中无毒，才得以释放。如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一天的童年经验对黄翔来说是致命的，他后来的恐惧、疯癫、被迫害狂都与这一天的精神创伤有关。从此他的命运真是与众不同，离奇古怪了。
　　1956年，黄翔15岁时，他的一个叔叔把他从桂东接到贵阳，在一间工厂当学徒。几乎就在这一年，他开始亡命于文学，尤其是诗歌，当然他也开始经历上百次的诗歌投稿退稿的厄运。
　　1959年3月的一个夜晚，黄翔在茫然的激动中辗转反侧，幻想着遥远的世界及新奇的生活，他爬上了一辆火车，远去大西北，他不停地做着精神分裂症式的白日梦，总认为有一位“穿着红衣裙的牧羊姑娘”会在歌声中出现并爱上他。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张逮捕证，其罪证是“畏罪潜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企图偷越国境逃往苏联”（据我所知，当时许多青年都有偷越国境的念头，好些人还付诸实践，我当时所在中学就有几个中学生如此做过）。接下来，黄翔被“劳动教养”3年，之后，成为一个“黑人”，在社会上流浪，露宿街头并在漫长的饥饿线上挣扎，后来在一家小煤窑里找到一份拉煤的工作。
　　1966年，文革爆发，那时已在一家茶场工作的黄翔又遭抄家，因从他手稿、书信中发现其“恋爱信件”中的诗歌流露出绝望的痛苦，即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关人拘留所。就在这时，他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似乎也是“有罪的”，很快病倒了，由于医院拒绝为反革命的儿子治病，孩子不久死去。此时的黄翔崩溃了，接着被送进精神病院，医生对他进行了麻木神经的痴呆性“政治治疗”。

推荐访问:占位贵州北京考察地下

早期地下文学场域中的传奇与占位考察：贵州和北京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