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最有名的诗_龚自珍“面目也完”说及其人文意义
时间：2019-04-26 03:21: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龚自珍的“面目也完”说，既突破了传统儒学诗教观念，又有着明确的人格诉求，即构建一种以“完”为其特征的人格理想。这不仅是先秦以来传统人格思想在近代的延续，而且昭示了近代之际传统人格开始向现代人格的转变，具有深刻的人文意义。
关键词：龚自珍 “面目也完” 人格理想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的诗文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批判精神，他提出的“面目也完”说，不仅具有丰富的诗学内涵，而且有着明确的人格诉求，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的内心世界和人文精神。
一
龚自珍在《书汤海秋诗集后》中云：“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唐大家若李、杜、韩及昌谷、玉 ；及宋、元，眉山、涪陵、遗山，当代吴娄东，皆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从诗学理论的角度看，这里是说诗歌的风格与诗人的个性应完全一致。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说诗人的个性品格决定了诗的风格，即所谓“诗品出于人品”；二是说诗歌的风格，也能显现诗人的个性品格，即“人品现于诗品”。对诗人来说，“面目”是指其情感个性特征，对诗歌而言，指其所呈现的整体艺术风格。至于“完”，龚氏认为“何以谓之完也？海秋心迹尽在是，所欲言者在是，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要不肯 他人之言以为己言，任举一篇，无论识与不识，曰：此汤益阳之诗”。“心迹”是指真实自然的心理状态，包括人的情感、思想、意识等诸多活动。“言”就是表达，能够完整地把自己的心理活动真实地表达出来，或还原为外在的物质活动，使得人的外在的言语行为和人内在的心理活动完全一致，以至于能互相发见，即是“完”。
细析之，龚氏的“完”内蕴了以下几点要求。一是尊重人的独特个性。他指出：“民我性不齐，是智愚、强弱、美丑之始。”（《壬癸之际胎观第二》）每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不同个性的人创作出的诗歌必然各具特色，面目各异，这是“诗与人为一”的前提，若是千人一面，也就不存在什么“完”；二是强调情感的真实。诗歌是诗人真实“心迹”的自然表现，没有真实的情感，也就没有诗歌真正之“面目”；三是重视诗文的独创性，所谓“不肯 他人之言以为己言”，就是说诗歌情感和风格均是己之所出，不可摹拟颠倒，更不可“记称剿说雷同”“混混失面目”（《叙嘉定七生》）。
儒学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毛诗序》）的，肯定诗歌抒写情性的特点，但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把“情性”限制在诗教层面。在龚氏这里，诗歌的“情性”是不受限制的，无论诗人“欲言”还是不“欲言”，都可以尽情地抒写。因此，龚氏的“面目也完”说突破了传统的诗教观念，且具有一种自由的精神，其价值倾向在于建构一种以“完”为特征的理想人格。如上文所言，尊重人的独特个性，就是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这是其“尊其心”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强调情感的真实性，就是强调人的生命真实性，是其“尊情”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诗文的独创性，就是重视人的生命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其“心力”思想的必然要求。对人的个性、情感、尊严乃至创造力的全面尊重，这是近代之际，个体生命的觉醒之先机，这种觉醒既不同于魏晋时期以追求享乐为特征的人的自觉，也不同于晚明时期的以尊重情欲为特征的个性解放思潮，它在重视个体生命感性的基础上，开启了近代思想自由之先河，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启蒙性质。一句话，“这已不是儒家诗教的‘人文合一’，而是重视诗人童心自然状态的完美人格的结果。”
二
具体说来，“完”在人格上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即“尊其心”、“尊情”、“尊我”，这三点分别对应的是人的人格尊严、情感、创造力。在龚氏看来，一个真正的人应该具有人格尊严、丰富的情感和无穷的创造力等诸多品质，但具有这些品质的人在现实社会中却难得一见。乾隆之后，“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西域置行省议》），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据此他指出，“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 ；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这些心中已经没有廉耻感、正义感的人对“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非但目未睹，耳未闻，梦亦未之及”。以致“臣节之盛，扫地尽矣”。这些人以苟且为能事，争媚邀宠，只想着个人之得失，而不思国家之安危。“内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明良论二》）。不仅不能“自尊其心”，而且连最起码的道德责任意识都缺乏。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尽心上》），廉耻观念作为人性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的人格独立和自尊的前提，也是国家的独立和尊严重要体现。“天下有一不伦之人，天下渐化为非人伦矣。”（《定庵先生年谱》）正是基于这种道德观念的自觉，他认为，“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明良论二》）“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所以如此，是因为士气与国运有着紧密的关系，“士气申则朝廷益尊，士业世则祖宗益高，士诗书则民听德益美。”（《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五》）。
龚氏所追求的人格之“完”，正是针对士心颓废这一社会现实而言的，其目的在于唤起士人肩负起国运民瘼的责任。在他看来，“一代之策，必一代材人任之”，国家的强盛“甚赖有士”。（《乙丙之际箸议第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士”主要扮着王治下究、民隐上达的这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他们的行为及精神面貌自然关系着国家的盛衰。他指出，“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貌似治世的“虚伪”是“衰世”之衰的重要表征，其根本原因是士人胸中的“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被摧锄殆尽，以致人性严重扭曲，已无法胜任治国安邦之责任。“迩来士气少凌替，毋乃官师空趋跄。委蛇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杀人何必尽砒附，庸医至矣精消亡。”（《饮少宰王定九宅，少宰命赋诗》）士人面对黑暗现实的“感慨激奋”的激情及其表现出的人格尊严已经严重丧失，与此相应的国运衰微，正是龚氏所深深忧虑的。 三
从“完”的人格要求出发，在人才的培养上，龚氏要求“各因性情之近”。《与人笺五》云：“手教言者是也。人才如其面，岂不然？岂不然？此正人才所以绝胜。”所谓“手教言者”也就是教育，它是“人才绝胜”的根本原因。龚氏进而指出，“主上优闲，海宇平康，山川清淑，家世久长，人心皆定，士大夫以暇日养子弟之性情，既养之于家，国人又养之于国，天胎地息，以深以安，于是各因性情之近，而人才成。”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培育人的“性情”，它离不开平和安宁的环境和正确的培养方法。“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阐告子》）在他看来，人性之初，本无善恶之分，只是后来沾染了道理闻见，才分所谓“善”与“恶”。这就是说，人的性情如何与后天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民我性不齐，是智愚、强弱、美丑之始。”（《壬癸之际胎观第二》）因后天的教育不同，所以人的性情也就会有智愚、强弱、美丑之别，而后天的教育归根到底要受社会环境的制约。龚氏指出，在国泰民安的治世，是士人读书成才的绝佳时机，而在日之将夕的衰世，士人只能“避席畏闻文字狱，读书只为稻粱谋”，（《咏史》）心力已消失殆尽，已失去成才的基本条件。
既然民性不齐，那么在培养方法上应“各以性情之近”，即依照各自不同的个性来实施教育，让其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让不同个性的人都尽可能地得到发展，即使是险者、怪者、戾者等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也应该让他们有自由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加以“约束”和“羁縻”。（《明良论四》）在《病梅馆记》中，龚氏以梅喻人，对统治者摧残人性进行强烈批判，“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有以文人画士孤僻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这种摧残的结果只能是“缚草为形，实之腐肉”（《与人笺五》），人的个性被扭曲，情感被压抑，创造力被窒息，使原本活泼、自然、感性的生命形同腐肉，毫无生气。
对此，龚氏明确表示要“纵之，顺之”，“以替疗之”（《病梅馆记》）。要求解除对人的束缚，还给人的生命以自由。唯如此，人才能“自尊其心”，才会有“感慨激奋”，才会有学大道、谋大事之精神追求，才能算是“完”人。
四
龚氏诗云：“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医国手”是指具有治国安邦才能的贤良之臣，龚氏以此自谓，表明其人生观仍是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标准，追求的是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古时丹”是指历代帝王治国之成功经验，也就是儒家的治国之道。龚氏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夏商周“三代之治”，其针对现实所提出的种种“对策”也就是三代之治国经验，这是只知读经明道、以道自任的传统知识分子经世观念自觉的结果。在龚氏骨子里所坚持仍是“士志于道”的士人传统，反映在人格上就是追求一种圣贤理想，这就是“完”的全部人格内涵。
因此，龚氏特别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将人生的意义归结为对社会价值实现。这种思想的极度发展，使其所追求的人格，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伦理规范，具有了启蒙性质。他对“自尊其心”的强调、对自我的尊崇、对人的情感的尊重，都不同程度地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基础，具有鲜明近代人文主义色彩。梁启超言：“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此言确实不虚。但要注意的是，龚氏之思想自由是建立在培养统治阶级合格人才的基础上的，它并未造成知识分子生存方式及其价值观的根本变化，在本质上并未背离传统的儒学规范。
综之，龚氏诗学思想中的“面目也完”说有着明确的人格诉求，体现了知识分子身上特有的那种人文精神。其所追求的以“完”为特征的人格理想不仅是传统重事功、道德的人格思想在近代的延续，也意味着近代来临之际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开始向现代性转变，即开始更加注重人的生命自由和存在的意义，具有明显的现代人文品格。
参考文献：
[1]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王佩诤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 杨柏岭.为何写作：论龚自珍的心力美学[J].古代文艺理论研究，2005（１２）.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夏晓虹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