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读经岂止方法有误_儿童读经的方法

　　[摘要]《教育导刊・幼儿教育》2008年第二期刊载的《幼儿传承儒家文化的途径：由读经向学经的转变》一文，对我关于儿童读经方面的研究所作的介绍，曲解了我的主张。该文说我“引用的材料多来自鲁迅”，说我与儿童读经倡导者之间的分歧“只是一个方法问题的分歧”，说我主张编辑经典“洁本”以供幼儿接受，等等，与我的主张恰恰是相悖的。我有责任就该文涉及我的相关内容作出澄清。
　　[关键词]读经；儿童教育；创造力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8)07/08－0001－06
　　
　　《教育导刊・幼儿教育》2008年第二期载有《幼儿传承儒家文化的途径：由读经向学经的转变》一文(以下简称《学经》，凡是没有特别说明的引文均出自该文)。该文对我关于儿童读经方面的研究作了介绍，但对我的相关观点多有曲解。该文将我明确反对的观点说成是我的主张，并高度赞赏这种被认为是我提出的主张。该文奖予我本不应得之嘉誉，颇使我为之尴尬。为了让读者了解我的真实观点，我有责任就该文涉及我的相关内容作出澄清并发表一些评论。
　　
　　一、说我“引用的材料多来自鲁迅”，这与事实不符
　　
　　《学经》一文说：“读经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这种说法遭到更多教育专家的质疑，这当中呼声最大的当属刘晓东教授，他认为儿童不可读经。”《学经》一文还认为关于儿童读经的争论是“以王(财贵)教授和刘(晓东)教授为首的正反两方之间的争论”。这里要感谢《学经》一文的作者对我在这场围绕儿童读经而展开的大辩论中的学术定位。其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方克立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王财贵以外的另一个儿童读经的倡导者蒋庆进行过深刻的学术批评。蒋庆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共十册、十几万字)，并号召“中华儿童手持一编读之再读之”，允诺“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琅琅读书声中也”，方克立就此给教育部部长周济写信，陈述蒋庆所倡导的儿童读经的危害，而教育部就此专门发文，公开指出蒋庆所倡导的儿童读经具有危害性。留美学人薛涌也在《南方周末》就蒋庆所编《诵本》进行评论，认为蒋庆所倡导的读经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由此又引发了秋风、刘海波等人对薛涌的围剿。可以说，方克立和薛涌反对儿童读经的声音是很高的，我不敢自许呼声最大。
　　但我愿意承认，对于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至今依然温度不降的儿童读经运动，我曾试图系统地了解和认识，并就此发表过多篇论文进行讨论。在这次大辩论中，我主要是从教育学角度反思、反对儿童读经运动的，仅就这方面而言，我是迄今发言较多(可能是最多)的人。我反对儿童读经，现在依然坚持；我反对读经的“读”，这个“读”无论在中国传统教育中还是目前的儿童读经运动中，都不是普普通通的“阅读”的“读(read)”；我反对读经的“经”，这个“经”无论在传统教育中还是目前的儿童读经运动中，都被视为“常理常道”而不允许怀疑，只能敬仰、死记硬背和绝对遵从。
　　紧接着上面的引文，《学经》一文介绍了我反对儿童读经的所谓理由。《学经》一文说：“儿童读经看来弊多利少。但仔细分析刘教授等人的论据后不难发现，他们的反驳中，至少在两方面不是那么有力，表现在：首先，从提供的反对读经的论据看。刘教授呈现的材料丰富翔实，但不足也很明显，引用的材料较多来自鲁迅……”单就其对我个人的评论来看，《学经》一文此处明显与我相关论文中的事实不符。我个人写有多篇批评儿童读经运动的论文，其中有的论文引用过鲁迅的作品，但也有不少论文没有提及鲁迅。将这些论文汇总起来看，除了征引鲁迅的作品外。据不完全统计，我征引的有孔丘、孟轲、李贽、焦虼、梁启超、蒋梦麟、胡适、周作人、陈鹤琴、巴金、张岱年、上宫子木等中国人的作品，还有卢梭、杜威、蒙台梭利、爱默生、罗斯、福泽谕吉、爱因斯坦、皮亚杰、苏霍姆林斯基、奥苏贝尔等外国人的作品。由此可知，《学经》一文说我“引用的材料多来自鲁迅”，应当是失实的。
　　《学经》一文说我“引用的材料多来自鲁迅”是其对“论据”进行“仔细分析”后的“不难发现”，但是事实上。在我发表的评论儿童读经的多篇论文中，我引用前人的观点是请他们到前台为我辩护，同时也是礼敬那些从正面影响了我思考的思想者。不过我同时又反对以征引代替论证。于是，我使用了不同学科――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视角，分别在教育学、心理学、文学史、哲学史等领域寻找论据并据此立论。这里只以我发表过的一篇论文为例，以证明《学经》一文此处的断语是完全错误的。我发表过的《儿童读经能否读出道德中国》一文共分六部分内容，相应地，该文使用了六个小标题：
　　1、“填牛”理论和记忆的“黄金时期”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上是错误的。
　　2、盲目崇拜、盲目背诵，只能培养盲从的奴隶、精神上的瞎子。
　　3、构造未来生命比死记硬背古代经典更重要。
　　4、儿童读经运动弘扬的不是优秀传统文化，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5、要从教育学批判的视角看待儿童读经问题。
　　6、成人和教师没有权力改变人的天性。
　　可以看出，如果按照《学经》一文所说“从提供的反对读经的论据看”，读者恰恰可以发现，说刘教授“引用的材料较多来自鲁迅”不符合事实，因为以上六条是不可能单凭引用鲁迅的作品就能论证清楚的。
　　《学经》一文的作者说自己已经“仔细分析刘教授等人的论据”，然而，我却认为《学经》一文的作者要么没有“仔细分析”，要么搜集材料上有问题。他(或她，目前还不知道《学经》一文作者的性别，以下作“他”)不只是没有“仔细分析刘教授等人的论据”，甚至没有全面搜集我讨论儿童读经运动的文献。这位作者来自高校，从目前高校的现实条件来看，在图书馆或期刊网搜集某位作者公开发表的论文应当不是难事。然而他没有做到这一点，更不可能进一步做到全面的“仔细分析”。他像盲人摸象一样，摸到鼻子便说大象像棍子，摸到耳朵就说大象像扇子，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由于不了解我已经发表过的关于儿童读经的论述，他在此处所介绍的我的观点、论据是强加给我的。不能不说这是《学经》一文本来应当避免的硬伤。
　　《学经》一文的作者一方面说“刘教授呈现的材料丰富翔实”，但又说“(刘教授呈现的材料的)不足也很明显，引用的材料较多来自鲁迅”，其实这种表述本身就有逻辑矛盾。如果刘教授讨论儿童读经运动的文献“引用的材料较多来自鲁迅”的话，那么，应当说刘教授呈现的材料是相当单薄粗陋的，《学经》一文的作者怎么能说“刘教授呈现的材料丰富翔实”呢?
　　
　　二、儿童读经不会损害儿童的创造能力吗
　　
　　《学经》一文在“首先”断言刘教授“引用的材 料多来自鲁迅”后，又提出“其次”的问题，那就是：“刘教授等人认为读经会使中国现代儿童失去创造力。如果说儒学曾经禁锢思想、禁锢生命从而导致人们因循守旧，大家可能会同意，这也是中国近代缺乏科技创新的原因之一。但就此得出现代儿童读经会禁锢他们的思想、扼杀他们的创造力，则比较勉强。其一是时代不同，现在的儿童不同于古人只学习‘四书五经’，他们的学习内容全面广泛，上关天文，下涉地理，‘经’学只是他们学习内容的一部分。”
　　《学经》一文有一个特点，它有相当篇幅讨论我的观点，但是文中未加注释以指明学术资料的来源，文后的“参考文献”亦只字未提他所阅读的与《学经》一文相关的我所发表的文献。《学经》一文忽视了一篇学术论文应当坚守的最基础的规范。这不仅忽视了引文作者的权益，还给读者、尤其是想进一步了解或研究的读者带来了不便。
　　由于《学经》一文没有指明我在何处认为“读经会使中国现代儿童失去创造力”，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相关内容，我复述一下我在已发表的论文里涉及到的几处相关论述。在《儿童读经能否读出道德中国》一文中，我曾经这样批评儿童读经运动所倡导的死记硬背：“童蒙就是发蒙、启蒙，就是让儿童学会理解，学会思考。死记硬背不是发蒙、启蒙，恰恰相反，是蒙蔽，是用所谓古代经典蒙住小孩子纯净的眼睛，窒息小孩子的好奇心，禁锢小孩子的探索和创造。”“我们常常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比美国的好，比美国的扎实。其实我们所谓的扎实里潜藏着错误和危险――我们用课本知识、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的大量作业，过多地占用了儿童表现其天性的、游戏的、幻想的、快乐的生活。结果怎么样?连国人自己都承认，小孩子长大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总起来说却落后了。”这里主要是对中国教育现实的反思，是揭露死记硬背的教育传统对中国儿童教育正在发生的危害。
　　我认为儿童读经运动不仅会破坏儿童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还可能破坏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和竞争能力。例如在《反对儿童读经》一文中，我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实来批评儿童读经对儿童和民族创新精神的破坏。
　　我还认为，儿童读经运动由于脱离儿童的世界，脱离儿童的本能、兴趣和需要，因而占用了儿童本来是表现自己天性的生活，牺牲了儿童成长的一些时间和机会：“就像蛹在表面的静息状态下悄悄地在襁褓中一刻不停地发育着并准备着迈向新的生命形态(从蛹化蝶)一样，儿童在理性睡眠期间也在创造着新的生命形态(主要表现在各种不同性质的智慧发育阶段，也有以其他指标划分的发育阶段，直至变为成人)，只不过儿童的生活里里外外都是热闹的。但是成人独有的理性是在睡眠的，尽管它会随着儿童的成长而逐步苏醒。”儿童读经运动其实损害了儿童在探索、涂鸦、幻想、游戏、哼唱等活动中的自我创造――造人、创造那个未来的自己，因为“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是他将来要变成的那个成人的创造者。
　　这就是我所说的儿童读经运动所损害的儿童创造能力或创新精神的两个方面。
　　《学经》一文中有这样的话：“如果说儒学曾经禁锢思想、禁锢生命从而导致人们因循守旧，大家可能会同意，这也是中国近代缺乏科技创新的原因之一。”这表明《学经》的作者也认同儒学会禁锢思想、损害创新的，但是他却认为“就此得出现代儿童读经会禁锢他们的思想、会扼杀他们的创造力，则比较勉强。”为什么呢?“其一是时代不同，现在的儿童不同于古人只学习‘四书五经’，他们的学习内容全面广泛，上关天文，下涉地理，‘经’学只是他们学习内容的一部分。”《学经》一文注意到儿童读经运动已经不可能东山再起从而占据基础教育课程的主干，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儿童读经运动禁锢思想、损害创新、牺牲儿童生活从而牺牲儿童成长的一些时机等弊端。既然《学经》的作者也承认儿童读经存在这样的弊端，为什么还要为儿童读经运动辩护呢?既然儿童读经存在弊端，《学经》的作者就不能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可能如历史上那样用许多时间来占据儿童的课程，来证明目前之“读经”或他主张的“学经”存在的合理性。较小规模和较少时间的危害难道就不是危害吗?《孟子》曾批评“五十步笑百步”的思维方式，《学经》一文在此就犯了类似的错误。《学经》一文是主张“学经”的，对《孟子》里的话大概愿意接受。
　　话又说回来，当前的儿童读经运动公然鼓吹学龄前儿童读经，蒋庆甚至鼓吹胎教诵读，与历史上的儿童读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传统教育是要等儿童七八岁时才上“小学”的，而小学也“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也就是说，七八岁以后的儿童所接受的“小学”教育只止于“事”，学子自十五岁或十六七入“大学”后，才“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朱子语类》卷第七)，也就是真正开始阅读和学习经书的义理。而当今的儿童读经鼓吹者是跨越了“小学”阶段而直接让学龄前儿童学习古人也要十五岁以后才开始学习的内容。我以为，儿童读经运动不只是破坏创新精神的问题，而是要人(儿童)命的问题。
　　即便如《学经》一文所言，以其倡导的“学经”取代“读经”，让幼儿如其所主张，“首先，从学习《小学》开始，其次《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再其次为《诗》《书》《礼》《易》《春秋》等”，这依然是将古人十五岁以后的学习内容提前到学龄前阶段。古人有“皓首穷经”一说，大概是说从十五六岁一直学到白发苍苍，可见经书内容还是博大精深的，而《学经》一文的作者却要将这些经书全部“循序渐进”地安排到学龄前儿童的学习任务中。
　　这位作者说，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儿童不同于古人只学习‘四书五经’，他们的学习内容全面广泛，上关天文，下涉地理，‘经’学只是他们学习内容的一部分”，原来这位作者让幼儿学的《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书》《礼》《易》《春秋》等等，还只是他所安排的幼儿课程的一部分，可见他所设计的幼儿课程中的内容该是多么“博大精深”，许多成人恐难掌握，遑论幼儿园的小朋友呢!所以我说：幼儿学经同读经一样，不只是破坏创新精神的问题，更是要人命的问题!
　　
　　三、说我与儿童读经的倡导者之间的分歧“只是一个方法问题的分歧”是完全错误的
　　
　　《学经》一文的作者说：“其实，以王教授和刘教授为首的正反两方之间的争论，不是一个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间的分歧，只是一个方法问题的分歧。”这个判断过于轻率了!双方的争论是存在方法问题的分歧，然而，又不单单是方法问题的分歧。正反两方之间的争论，也包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的分歧。除此以外，双方在儿童观、教育观等方面存在的分歧势同水火，不能调和。我相信，我所发表过的相关文章对此已有论述，即便从本文也能看出，我在儿童观、教育观、文化观方面的立场和观点与倡导幼儿读经的一方是泾渭分明的。
　　值得玩味的是，《学经》一文说双方的争论“不 是一个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间的分歧”，然而该文开篇即谈“对待儒家文化应有之态度”，并将这句话作为全文首节的标题。显然，《学经》一文的作者试图暗示，对待读经的不同态度来源于对待儒家文化的不同态度。这是深藏于该文的又一个逻辑矛盾。《学经》一文接着说：“刘教授并不排斥儿童读传统的儒家经典，他只是认为幼儿读经年龄偏小，弊多利少，因为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的儒家经典的内容与方法难以选择。”这段话表述的是什么意思，我很难读懂。单从“刘教授并不排斥儿童读传统的儒家经典，他只是认为幼儿读经年龄偏小，弊多利少”来看，我从来没有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如果有哪位刘教授发表这种言论，我肯定是不同意的。例如蒋庆倡导学龄前诵读，甚至提倡胎教诵读，我就完全反对。胎教诵读，完全是巫术思维。限于此处篇幅，容我另文讨论。只拿学龄前诵读来看，让托儿所、幼儿园的小朋友“读”《易经》《尚书》《论语》等等，这本身就是胡闹。托儿所、幼儿园的小朋友通过什么来“读”《易经》《尚书》《论语》等等?读文字吗?小孩子大多不识字，即便认识个别字，也无法读通，更何况是古文呢!读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所以《学经》一文说“刘教授并不排斥儿童读传统的儒家经典”，这是错误的，尽管我主张初中以后，至少应当是小学高年级以后，才可以选择性地阅读古文或经典，但我反对所谓胎教诵读和学龄前诵读，也反对小学低年级儿童诵读，哪怕是选择性地诵读。《学经》一文所谓“刘教授并不排斥儿童读传统的儒家经典，他只是认为幼儿读经年龄偏小，弊多利少”，这种说法完全没有认识到我对儿童读经的批评不是出于“幼儿读经年龄偏小，弊多利少”的考虑。我是出于对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存在差异和其他的一些考虑而言的：那种将成年期的任务提前到童年期去做，甚至提前到学龄前阶段，甚而至于提前到母胎中去恶补的做法，是极端愚蠢的，是极端有害的。胎儿的世界、婴儿的世界、幼儿的世界是各自不同的，它们与成人世界更是不同；小年龄阶段与高一个年龄阶段的关系是类似蛹与蝶的关系，每一阶段各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世界、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自己阶段要完成的任务。把那些只属于上一个阶段的任务强行塞入年幼阶段，不仅不能有所收获，还会破坏年幼阶段的成长。正因为如此，现代教育学从脱离传统教育学的那天起，就坚持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教育的“大纲”应当符合儿童成长的“大纲”。所以我说：让婴儿、幼儿“读”古书，王财贵、南怀瑾、郭齐家、蒋庆等人都对此热情主张，蒋庆甚至倡导胎儿读经，这全是地地道道的念歪经，其“记忆的黄金时期说”“填牛理论”是经不住讨论的伪科学，是完全背离现代儿童观念和现代教育立场和观念的。儿童读经的倡导者们因为推崇古书里的“常理常道”而鼓动儿童读经，他们所持的教育立场、所建构的方法体系，都是与现代教育、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这种方法培养不出现代人，难以建设现代文化。
　　
　　四、说我主张编辑经典“洁本”以供幼儿接受，这与我的主张恰恰相悖
　　
　　还是回到《学经》一文：“刘教授并不排斥儿童读传统的儒家经典，他只是认为幼儿读经年龄偏小，弊多利少，因为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的儒家经典的内容与方法难以选择。”刚才是讨论“因为”之前的内容。但是加上“因为”一句后，全句遂无法理解，因为全句看不出有因果关系。这里无故生发了一个理解上的困难。由于作者将此说成是我之所思所想所言，读者必然认为我思维混乱、颠三倒四。其实这都不是我的观点，我也无由对此负责。
　　紧接着上述引文，《学经》一文写道：“鉴于此，他(刘晓东)要求在科学原则指导下编辑一些‘洁本’的经典，找到适合幼儿接受的方法。这为正确对待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范式……”看得出来，《学经》一文对所谓“刘教授”主张编辑“洁本”以供背诵的主张是相当激赏的。但是我要声明：我没有这样的主张，而且我是明确反对这种主张的。请看我发表过的论文中的两段话：
　　“有人说，儿童读经运动让儿童记诵四书五经，就是让儿童从小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儿童读经运动的文化学批判已经表明这是错误的。于是有的人便主张要检视四书五经，存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中‘科学’的东西为儿童编写‘洁本’以供记诵。这条路也是错误的――让小孩子死记硬背，即便记诵的是正确的东西，但死记硬背本身是违背正确的教育学观念的，是违背儿童的本能、兴趣和成长需要的，是违背儿童成长规律的。”
　　“即便出现‘洁本’的四书五经，阅读和学习它们也应当是初中以后的事情，至少应当是小学高年级的事情。少年可以阅读和学习点文言文，甚至也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背诵一点点，但是大量‘背书’是有害的。正如恩格斯所说，那种机械刻板、千篇一律、毫无创造力的所谓‘教育’，那种‘非常可怕的背书制度’，仅仅半年的时间就会使一个学生变成傻瓜。”
　　由此可见，我反对所谓编辑“洁本”让小孩子死记硬背的说法或做法，同时我也表述了反对的理由。《学经》一文在此犯下的这个错误应当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事实，而避免这一错误或发现事实只需要阅读有关文献即可。不过我很想知道，《学经》一文是从我的什么文献中归纳出我有这种怪异主张的。遗憾的是，《学经》一文没有遵从学术规范注明这种主张的出处。
　　《学经》一文高度评价了据说是我发表的那些看法，认为“这为正确对待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范式：反思以吸取精华，滋养现代国人的精神”。这里冒号后面的话语疑有语病，猜不透作者究竟想表述什么。但读者能看出，他是在为刘教授“要求在科学原则指导下编辑一些‘洁本’的经典，找到适合幼儿接受的方法”这种“正确对待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范式”叫好。按理说，《学经》一文的作者下面应当论述他的“学经”是如何按照所谓刘教授的“范式”，“在科学原则指导下编辑一些‘洁本’的经典，找到适合幼儿接受的方法”的，然而他在下文中只字未提编辑“洁本”，也未打算编辑洁本，直接让读经的内容全部变成学经的内容，只将“读经”的“读”改称为“学”而已。但他声称找到了“适合幼儿接受的方法”，然而这些方法更是令人拍案称奇。限于本文篇幅，恕我另文讨论“学经”及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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