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谈话记录和半个世纪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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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谈话记录和半个世纪的演绎
任远 任重
绿色稿纸的谈话记录
红色稿纸的谈话记录（首页局部）
本文提要
●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上对这次谈话也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和评论。肯定的说法和《毛泽东文集》说法差不多，最常见的是“凤毛麟角”，“首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学，毛泽东主席肯定了他开辟的哲学史、宗教学研究的新途径”。否定的评论不一而足，都很少涉及学理上的争论，似乎父亲任继愈的学术成就是靠着毛泽东才做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父亲挨批，是因为所谓的“右”；文化大革命以后，父亲又挨批，是因为所谓的“左”。
●父亲也说，有可能他应 该写一部文革史，还着手收集了不少素材。大多数人写文革是记录遭受的磨难，非人待遇。他则考虑中国哪里出了问题。
今年是父亲诞辰 100 周年，也是父亲去世的第七个年头。国家图书馆征文，我们迟迟没有写。一方面他的经历及所做的工作大家都了解；还有《任继愈文集》和不少有关他的传记、回忆文章，再说什么显得重复。另一方面父亲在家里，习惯上不谈自己工作上的事情。他手头的事情又多，问到他什么，他经常是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一边答非所问地应付一下。我们从他那里知道的事情非常有限，谈不上有更多的了解。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还是在他去世后，他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专门约我们谈，我们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人渐行渐远，凡事早该尘埃落定，时间，改变着一切。但是有时候正相反，过去不注意，没有深入考虑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回忆过程中，倒是觉得线索明晰了。消失已久的 1959年在毛主席家谈话记录最近被发现，让我们联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也对这几十年父亲的思想和为人有了深入的了解。
一、发现谈话记录
我们整理父母遗存的文稿、书籍，无意间发现一个很旧的硬纸夹子，里面放着几个牛皮纸信封。打开其中一个，里边有两叠发黄的稿纸。一份留有我母亲字迹，绿格 400 字稿纸，共 8 页，
其中父亲做过个别的修改；另一份留有我父亲字迹，红格 500 字稿纸，共 7 页，没有修改痕迹，应该是整理完最后抄写版本。两份内容比较，主体部分完全一致，绿色稿纸内容稍多一些。这是两份手抄“毛主席接见任继愈谈话经过”记录，记录的内容是父亲 1959 年 10 月 13 日和毛主席谈话要点，是事后根据回忆整理的。
绿格稿纸最后还注明，1967 年 4 月让任远抄过一次。那时文革正值高潮，造反派全面夺权已经开始，社会非常不稳定，家里也多次被各种“红色组织”抄过。也许父亲是为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做个准备。但是抄的那份文稿至今未再见到。
父亲一辈子学哲学，教哲学，研究哲学，对个人荣辱之类的事物看得比较透，比较淡。他看不上有的人借着领袖的威望树立自己形象。所以这次谈话，他完全是按照一项非常重要工作任务来看待的，不但没有大肆张扬，甚至从未自己主动提及。他的同事、学生也都不太清楚谈话的过程，即便是我们问起来，他也是只言片语，从不多说。他去世后这几年，我们完全遵循他的一贯态度，他自己不说的，我们也不多讲。
二、旧事重提，只因“旧事不旧”
现在想根据这份记录多说几句，简单说，是因为半个世纪后，这件事还受到各方关注。
谈话之后的 1964 年，按照毛主席批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父亲是第一任所长。一开始这个单位和学部另外几个同时建立的研究所，都处于保密状态，叫做北京 XXXX 信箱。从筹建到 1966 年 5 月文革开始，主要是做聚集和培养人才、系统了解和掌握宗教动态几项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开创性的理论研究。研究所分成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个研究室，首先进行了各国宗教概况的调查，并且出版了自己的期刊《世界宗教动态》。
文革运动中，学部是众矢之的，整体下放河南五七干校。文革结束，宗教所得以恢复工作。随着解放思想，各种思潮空前活跃，各种针对父亲的说法也就纷至沓来。
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上对这次谈话也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和评论。
肯定的说法和《毛泽东文集》说法差不多，最常见的是“凤毛麟角”，“首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学，毛泽东主席肯定了他开辟的哲学史、宗教学研究的新途径”。
否定的评论不一而足，都很少涉及学理上的争论，似乎父亲的学术成就是靠着毛泽东才做出来的。
这些不同的说法，除去个人或团体的因素（立场、利益）外，人们对事实本身和产生谈话的情况背景不了解也是个原因。于是
就想在这里就抄录一些记录中的内容，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谈话的情况。
三、记录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接见谈话的时间是 1959 年 10 月 13 日凌晨 4 点半到7 点半；地点是中南海毛泽东同志家里；当时在座者除了毛泽东同志和父亲外，还有陈伯达、胡绳和毛泽东秘书林克。
谈话记录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
2.关于哲学问题
3.关于逻辑学方面的问题
4.关于百家争鸣和学术批判问题等等。
这份记录中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内容，包含哲学和宗教问题，和《毛泽东文集》所述，他人公开发表的文章说法一致。毛泽东在更早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谈过差不多的意思，一直到 1964 年还谈到过，前后意思是完全一致的。林克同志晚年的回忆录所述也是完全一致的。看来这是毛泽东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意见。作为党的领导人多少年来一直关注这些哲学、宗教问题，应该是出于世界、国家的实际情况，为提高理论水平，了解现实状况，树立新中国社会共识，指导国家健康发展而提出的。
任重后来问过父亲，他和毛泽东谈哲学、宗教问题的感觉是什么。他说也没太想到，作为政治领袖，他在哲学、宗教方面书读过很多，而且真看透了，记忆也很准确，谈话中准确引经据典来加强对观点的支持。他说毛泽东视野宽，掌握社会情况，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并不偏颇，交流中谈话轻松而且深刻。
毛泽东见面就说：“今天晚上不打算睡了，想找你来谈谈。你写的全部文章我都看过了。”“我看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有些地方还有可取之处，但他没有讲清楚。你写的佛教禅宗的文章我也看了。对于禅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完全抹杀它，是不行的。”“王阳明接近禅宗，陆象山不太纯。（意思说不十分像禅宗）”毛泽东对陈伯达说：“禅宗的《坛经》你们看过没有？我早就说过，要你们找来看看。继愈同志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很容易看。”接着他背了几段《坛经》，并作讲解。在这份记录中未详细说明毛泽东是如何讲解的。林克同志的书中讲到毛泽东“对禅宗更为关注，对禅宗六祖慧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 2 月。140-141页）。“慧能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时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
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为毛泽东称道。毛泽东言谈幽默诙谐，有些话含蕴颇深，值得回味，不能说与禅宗全然无涉。”（同上）
记录中毛泽东还说：“中国哲学史，古代先秦部分研究的人比较多，近代现代的已开始注意起来了。只有中间一段似乎注意得还不够。你们有人注意这一段，很好。”
“研究哲学史，对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艺也要注意，它们的联系很密切。你对历史注意不注意？对当前的问题关心不关心？”
“宗教史也要研究。佛教史你在搞，很好。道教、福音书有没有人搞？”
“基督教（福音书）还是要抽个把人搞，你们是一个 500 人的大系嘛（这里是指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父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笔者注）。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他们对它有了迷信就不行。”
“XX 搞阿拉伯哲学史怕不行吧，因他相信那一套。我们对旧中国没有迷信，我们就研究得透，蒋介石对旧中国有迷信，到死也没有办法。”
“老子的问题你们争论得怎么样了？”毛主席指着陈伯达对父亲说：“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吧？”
“古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值得学。禅宗的独创精神，成佛不要去西天。”
“《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我们是不放第一枪。现在印度骂我们，我们不动，等到一定时机，我们就狠狠地还击一下。”（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 1962 年 10 月 20 日开始，至 11 月21 日基本结束，整理后的父亲亲手抄件略去了这一句——笔者注）
“《礼记》的礼尚往来也学了，对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左传》的‘退避三舍’也学了，我们打仗有时一退不止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我们有时一退几百里。”
1978 年 12 月 20 日父亲发表于《文汇报》的《忆毛主席谈古为今用》说：主席屈起一个手指，说我们学《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在对敌斗争中坚持不放第一枪；然后又屈起一个手指，说要学《左传》的“退避三舍”，在井岗山反围剿时，解放战争时打莱芜城时，都曾经大踏步后退，甚至一退几百里，不止三舍；接着又屈着第三个手指说，我们学《礼记》的“礼尚往来”，对敌斗争，不无辜寻衅，敌人挑衅，也不立即报复，等待时机，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敌人。这里讲的就是 1959 年 10 月 13日凌晨毛主席的谈话。
记录关于哲学部分有这样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讲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的规律。现在把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伦
理学、法律、文艺都放在里面讲，如何包得下？像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从前可讲得不多，经过这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太丰富了，是不是要独立出来单讲呢？”
“一切东西都是发展的，动物是从植物发展来的，最初是先有的藻类。动物植物将来未必有一条不可改变的界限，以后若干年，植物也可能动起来。如果动植物之间没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人吃植物就不能活下去。”
记录的最后是父亲的附注说明。他说，这份谈话过程是根据回忆整理，仅记录了毛主席的话，内容分类是整理时加上的。回忆会有遗漏。陈伯达和胡绳没有讲更多的话，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写在这里，未记录在其中。
“这次在毛主席家的谈话是大家围着一个方桌，交谈很随便，中间吃了一顿饭，边吃边谈。胡绳和我到毛主席家比较早，陈伯达因司机不在，晚到了一个小时。离开时林克同志还留了电话。”
记录还涉及其他问题，不再一一赘述。
四、宗教学研究与宗教信仰者的不同角度
毛泽东对父亲的佛学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指出“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因为他们对它有了迷信”。
不“迷信”而研究宗教的，不仅在国外，在国内，在父亲之前也已经有了许多成果。父亲的导师汤用彤先生，就是一位“不迷信”而研究佛教并且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学者。汤先生几十年前的研究著作，至今仍然是研究佛教的必读之物，成了经典著作，与他严谨的、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和方法有着直接关系，也正是“圈外之人”的优势所在。毛泽东说的不迷信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表述，信仰者听来也许不舒服，不过从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对社会的贡献看，这种无神论的、科学的学术研究不能被替代，也是无法替代的。
父亲的佛教研究，是上一代学者传统的继承。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佛教研究，也是上一代学者传统的进一步发展。被毛泽东称赞的那几篇文章，结集出版以后，也得到了国际佛教研究界的高度评价。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权威学者、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冢本善隆，曾带着父亲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登门和父亲商讨佛教研究问题，以此为契机，建立了中日佛教研究互相交流的长期机制。
1982 年，父亲在古籍整理规划会上提出，佛教典籍作为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极需要通过整理进行保护。后经批准成立大藏经编辑局。他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基础，用其他各种现存的大藏经进行比照，编成《中华大藏经·上编》107 卷，先后有 160 多人参与工作，历时十余年，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是他的努力，也是全体编辑人员的成就。
编纂过程中，不仅得到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国际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术界整理佛教文献的重大成果，也是我国学术界在传统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这套书先后获得全国古籍整理成果一等奖、全国图书奖荣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被列入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国的国礼之一。国际佛学界对《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完成以后，父亲即着手筹备续编的编纂工作。非常遗憾的是，续编尚未完成，父亲就去世了。
五、在宗教研究中坚持无神论，被批判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实事求是地对待宗教问题，包括尊重信仰者的信仰，是父亲一贯的学者的立场。这种立场在我们国家，本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这种立场给父亲带来的，却是许许多多的烦恼和精神上的痛苦。
文革前的 1964 年，父亲离开北大哲学系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学部各个研究所，特别是一些老的、研究传统学科的研究所，比如哲学、文学、经济、历史等研究所，聚集着众多高级干部和著名学术权威，所以 1966 年文革开始，重点批
判的是那些院、研究所一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学部的“红卫兵”也有着高涨的“革命激情”，也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抄家、批斗、劳改等各种方式样样俱全，我家也被学部和宗教所的“革命小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