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空间策略互动与绿色技术进步——基于长江经济带105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时间：2023-06-26 10:50: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章生 赵汉成
(江西师范大学 城市建设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应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必须采取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改变传统发展模式的根本在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1]。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为城市发展积累大量资金，达到“稳增长”的发展目标。一定程度上，土地财政改善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有助于加大创新要素的投入，继而可能推动绿色创新[2]。然而，也有文献认为，土地财政有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但现实中也出现了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实体经济成本上升等问题，且土地财政的地方竞争会进一步加剧这一现象，进而可能导致绿色创新乏力[3-4]。那么，土地财政及其地区竞争对绿色技术进步到底有何作用？这种影响通过什么途径产生？目前文献对此尚无定论。为此，探析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我国绿色可持续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在中国式分权管理体制下，各地政府积极寻求预算外收入，伴随着以经济绩效考核为主的政治晋升导向，各地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逐年增加，尽管土地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方预算内财政缺口，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但同时也引发了很多诸如推高房价、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等经济社会问题[5]。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绿色技术进步有以下负向影响。
首先，基于路径依赖视角。在分税制改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逐渐转向以土地征用、开发和转让为主要手段的发展模式，最终形成了土地财政[6]。同时，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土地需求增加，加之地方官员有强烈的动力通过出售土地吸引资本和增加税收，进而在“晋升机制”中获胜，使得我国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加剧了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度[7]。然而，这种依赖度的加剧，会导致企业的创新环境恶化，抑制企业的创新动力与产业发展，从而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8]。此外，土地财政依赖度的提高，还会对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增大政府的债务风险，提高融资成本，进一步对绿色技术进步产生不利影响[9]。
其次，基于投资依赖视角。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为我国GDP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获得了各地方的青睐，并加大对房地产开发的投资，以期通过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获得土地出让收入和带动当地经济增长[10]。但房地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过度依赖房地产开发投资，势必会挤压其他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用地成本，不利于企业创新发展，从而抑制了绿色技术进步[11-12]。
最后，基于对外贸易视角。由于地区竞赛的广泛存在，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土地财政补充地方财政缺口，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财税政策进行出口补贴，扩大出口。粗放的对外贸易，也伴随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建立，进而加剧环境污染，继而可能导致由于环境改善而带来的对绿色技术关注度降低，减少相关技术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进步产生负作用[13-14]。土地财政的扩大还会增强当地对外资的吸引力，从而形成绿色技术进口的路径依赖，影响当地企业对绿色技术的自主研发，不利于地区长远的绿色技术进步[15]。
(一)研究区域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11个省市，共有108个地级市，由于数据缺失，删除了普洱、毕节、铜仁3个地级市，选取了剩余105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区域。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纵深最长、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的经济带，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与沿海和其他经济带相比，长江经济带拥有我国最广阔的腹地和发展空间，是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地区。但是，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受益于土地财政规模的扩张，105个地级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从2011年的13207亿元快速增长到了2017年的24991亿元，增幅达到了89%。随着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增长，也带来了如收入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在内的诸多社会与环境问题。笔者试图从土地财政视角出发，聚焦长江经济带的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影响路径，以期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提供新思路。
(二)土地财政空间相关性
1.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空间相关性分析，常用的空间权重矩阵包括邻接权重矩阵、地理权重矩阵、经济地理权重矩阵等。参照安勇和赵丽霞[16]的做法，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时变空间权重矩阵。时变空间权重矩阵与普通重力空间权重矩阵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是静态的，而前者是动态的。因此，在分析城市用地布局时，应该考虑不同时期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才能使研究结果更加符合实际。静态意味着假设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在不同阶段是固定的，但这不符合经济现实[17]，而时变空间权重矩阵可以更好地描述城市间土地财政空间互动的动态演化特征，更准确地衡量土地财政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随经济因素的阶段变化一致，具体模型如下：
(1)
式(1)中,agit表示城市i时期t的人均GDP；
dit表示城市i与j之间的地理距离。时变空间权重矩阵(wi)是生成矩阵各元素wijt后，对每行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
2.空间自相关检验与空间策略互动现象。空间自相关指的是相邻或者相近的区域，由于空间相互作用，导致同一经济变量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常用的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有两种：吉尔指数和莫兰指数，这里选择莫兰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
全局自相关可以定量描述长江经济带105个地级市之间土地财政的空间依赖性和时空特征。其公式如下：
(2)
式(2)中，I代表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Wij代表空间权重矩阵。莫兰指数I的取值范围在-1至1之间，越接近1，表示空间相关性越明显，等于0则表示空间呈现随机性。在设定的空间权重基础上，构建了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105个地级市土地财政的莫兰指数。以验证其土地财政是否存在空间集聚。
表1结果显示，2011-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105个地级市土地财政的莫兰指数均大于0，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土地财政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即土地财政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
表1 长江经济带土地财政的Moran"s I值
为了进一步深入考察“长带城市”土地财政的空间关联性，在全局自相关分析的基础之上，运用莫兰散点图进一步对其土地财政的局部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由于篇幅，仅列出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的Moran’s I散点图，如图1所示。
图1结果显示，四年土地财政的莫兰指数分别为0.207、0.158、0.129、0.178，所有样本城市基本集中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表明土地财政为“高高”和“低低”型城市，空间上更容易形成集聚，即土地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周围的也是同类城市。这一发现进一步验证了长江经济带区域城市土地财政与邻近城市之间存在着正向空间相关性，也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策略互动现象。
图1 2011-2017年土地财政局部散点图
(一)研究设计
为考察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根据Vega等和沈坤荣等的研究方法，建立了基于时变引力权重矩阵的空间自滞后模型(SLX)[18-19]。其基准模型如下：
GMLit=α0+α1lfit+α2wt·lfit+γ1controlit+μi+εi
(3)
式(3)中，GMLit表示绿色技术进步；
lfit表示土地财政；
wt·lfit表示土地财政空间策略互动；
γ1controlit表示可能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控制变量；
α0为常数项；
α1、α2、γ1均为影响系数；
μi表示城市固定效应；
εi为随机误差项。
在检验了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后，拟借鉴王海成和吕铁的做法，构建以下机制检验模型，并确定其影响机制[20]。第一，用绿色技术进步GMLit对土地财政lfit及其空间策略互动wt·lfit进行回归，见公式(4)；
第二，用中介变量channelit对土地财政lfit及其空间策略互动wt·lfit进行回归，见公式(5)；
第三，用绿色技术进步GMLit对土地财政lfit及其空间策略互动w1·lfit及中介变量channelit一起进行回归，见公式(6)。只有当α1、β1、c1同时显著时，才存在中介效应。如果c1不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如果α1显著，且c1>α1，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ifdit)。变量含义与式(3)相同，channelit表示中介变量，具体包括土地财政依赖度(ifdit)、房地产开发投资依赖度(reiit)以及对外贸易(trait)3个变量；
α0、β0、c0为常数项；
α1、α2、β1、β2、c1、c2、c3、γ1、γ2、γ3分别为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的直接影响效应，β1c3、β2c3分别为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的中介效应。
MGLit=α0+α1lfit+α2wt·lfit+γ1controlit+μi+εi
(4)
Channelit=β0+β1lfit+β2wt·lfit+γ2controlit+μi+εi
(5)
MGLit=c0+c1lfit+c2wt·lfit+c”3channelit+γ3controlit+μi+εi
(6)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进步(GML)，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刘勇等研究发现，SBM模型可以避免径向和角度选择的差异带来的偏差和影响，更加有效[21]。由于SBM模型测算得出的效率值在0-1之间，对于效率值为1的有效单元来说，无法比较它们之间效率的高低，Super SBM模型则可以弥补这一点。同时，相对于ML指数而言，GML可以克服其在形式上不具备循环性的问题，在研究非期望产出的效率问题方面有更为广泛的应用。基于此，参照弓媛媛等的研究，采用Super 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并与GML生产率指标结合[22]，对“长带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水平进行测算。
(7)
在测算技术进步水平时，非期望产出的处理与测度环境要素约束下的生产效率密切相关，基于弓媛媛等人的研究，构建了如下Super SBM模型：
(8)
(9)
(10)
测量结果的可靠性与变量的选取是否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综合考虑生产要素投入、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后的综合经济效率，选取以下变量：投入方面，以劳动、资本和能源为投入要素。鉴于数据可得性，选取年末总人口做代表；
资本投入要素，用实际资本存量来衡量[23]；
能源投入要素，参照卢丽文等的研究，采用了用电总量[24]。
产出方面，所采用的期望产出为不变价GDP；
考虑到目前由于工业化导致的城市空气与水污染问题突出，非期望产出选取各地区工业烟尘、废水、二氧化硫排放量和PM2.5来衡量。
2.解释变量。土地财政(lf)：现有文献中，土地出让金经常被用作土地财政收入的指标，主要原因是它是土地收入的最大来源，且依赖度不断提升[25]。鉴于此，选取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土地出让成交价(万元)作为土地出让金表征土地财政，并作自然对数处理。土地财政空间策略互动(wt·lfit)：参考安勇和赵丽霞的做法，由时变空间权重矩阵与土地财政交互而成，探讨相关联城市土地财政对地方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26]。
3.控制变量。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因素有很多，考虑到缺失变量可能会导致一些内生性偏误，故增加以下控制变量，包括外商投资(fdi)、环境规制(er)和金融发展水平。
4.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采用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105个地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测算绿色技术进步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土地财政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空间策略互动所需的城市经纬度坐标来自百度开放地图平台。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泰君安数据库中获取外商投资、环境规制和金融发展水平方面的数据，并通过线性插值对缺失的数据进行补充。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效应估计
采用固定效应估计的Housman检验结果见表3。模型1、模型2分别报告了在不增加控制变量情况下和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估计结果。模型2加入外商投资(fdi)，模型3加入金融发展水平(fin)，模型4是一次性增加了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的平方项(er2)以及立方项(er3)，影响结果如是[27]。
模型1所估计的土地财政系数为-0.076，显著性水平为1%，空间策略互动的估计系数为-0.133，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结果表明，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绿色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模型4结果显示，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为-0.078，空间策略互动的估计系数为-0.098，二者分别在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进一步显示了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抑制了绿色技术进步。
模型4中，外商投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外商投资对绿色技术进步也有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技术转让刺激区域工业部门的技术创新[28]；
金融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285，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伴随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对绿色技术进步带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应提升金融业服务与实体经济水平，加强金融与科技行业的合作，使金融业更好地为技术进步提供支持；
环境规制及其立方估计系数分别为1.283和1.670，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环境规制的平方估计系数为-2.645，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伴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逐渐增加，它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从正向变为了负向又变为了正向，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之间存在N型关系，因此需要把握好环境规制的力度，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表3 影响效应估计
(二)影响机制
1.加剧土地财政依赖,抑制绿色技术进步。表4为土地财政依赖度的影响检验结果。首先，模型1—模型3中拟合系数同时显著，且模型3中拟合系数(-0.0360)绝对值比模型1(-0.0780)绝对值小，说明土地财政依赖在土地财政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存在影响。其次，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土地财政依赖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1622、-0.0810，且显著性水平都为1%。说明土地财政会显著加剧自身依赖度，地区间土地财政的横向竞争，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最后，从土地财政依赖度与绿色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来看，模型3中土地财政依赖度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拟合系数为-0.2495，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土地财政依赖的加剧会抑制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原因可能在于，土地财政依赖度的提升会引发自身的依赖效应，如抑制制造业的创新意愿、抑制三大产业的快速发展[29]、增加融资成本，最终对绿色技术进步产生阻碍。
表4 加剧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
表4的实证结果证实了土地财政依赖度在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影响绿色技术进步过程中具有传导作用，它会通过加剧土地财政依赖度，引发路径依赖，进而抑制绿色技术进步。
2.房地产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表5为房地产开发投资依赖的影响检验结果。首先，模型1—模型3中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的拟合系数同时显著，说明房地产开发投资依赖在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影响绿色技术进步过程中存在影响。其次，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依赖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0147、-0.0306，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5%。说明土地财政会显著提高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依赖，地区间土地财政的竞争会显著削弱本地区对房地产开发领域的投资力度。最后，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模型3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依赖度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拟合系数为0.3394，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房地产开发投资依赖度的提高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向房地产开发领域的倾斜会产生投资挤出效应，挤占制造业发展所需资金，进而抑制制造业发展，扩张信贷规模和降低信贷效率[30]。还可能会对企业控制风险造成冲击，不利于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遏制区域创新能力，最终显著抑制绿色技术进步。
表5 房地产投资的挤出效应
表5的实证结果证实了房地产开发投资依赖在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影响绿色技术进步过程中具有传导作用，它会通过加大房地产开发投资依赖度，产生投资挤出效应，继而抑制绿色技术进步。
3.加剧对外贸易的污染输出入，抑制抑制绿色技术进步。表6报告了对外贸易的中介检验结果。首先，模型1—模型3中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的拟合系数同时显著，且模型3中土地财政的拟合系数(-0.0736)绝对值比模型1(-0.0780)绝对值小，说明对外贸易在土地财政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存在影响。其次，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对外贸易的拟合系数分别为0.0018、0.0121，显著性水平分别为5%、10%。说明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均会显著扩大城市对外贸易。最后，从对外贸易与绿色技术进步的关系来看，模型3中，对外贸易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拟合系数为-1.5906，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对外贸易的扩大会抑制绿色技术进步，原因在于，货物出口对环境有积极影响，环境污染的逐渐减轻会降低当地对绿色技术的关注，同时，低质量的对外贸易会通过污染输出入抑制绿色技术进步；
此外，对外贸易的扩大还可能会形成对绿色技术进口的依赖，抑制国内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
表6 对外贸易的污染输出入
表6的实证结果证实了对外贸易在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影响绿色技术进步过程中具有传导作用，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扩大了对外贸易，但低质量的对外贸易导致污染输出入，抑制绿色技术进步。
通过搭建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框架，构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体系，运用Super SBM模型与GML生产率指标结合的方式评价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审视了长江经济带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房地产投资的挤出效应、对外贸易的污染输出入三个方面进行机制检验，识别土地财政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论如下：一是2011-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105个地级市土地财政存在显著全局空间相关性，土地财政的协同度水平为“高高”型和“低低”型的地级市，空间上更容易形成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互动现象；
二是土地财政对绿色技术进步有显著负向影响，并进一步加剧负向影响；
三是土地财政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加剧了自身依赖度，引发路径依赖效应，进而负向作用于绿色技术进步；
加剧了房地产开发投资依赖度，产生投资挤出效应继而负向影响绿色技术进步；
扩大了对外贸易，但低质量的对外贸易却通过污染输出入抑制了绿色技术进步。
以上结论对长江经济带及其全国的绿色经济转型，具有一定启示，具体如下：其一，应当保持土地财政适度规模，减轻土地财政的依赖度；
科学调控地区间策略行为，尽可能减少土地财政的地区竞争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抑制。其二，优化投资结构，合理控制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在发挥房地产行业作用的同时，避免挤压对其他行业的投资，更好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其三，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强对进出口贸易的监管，加大对本国技术的保护，激发企业创新研发积极性，以避免过度依赖国外技术进口，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