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数字化：基于国际大湾区比较视角

黄方方，孙清忠

（1.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2.暨南大学高教研究与评估中心，广东 广州 510632）

高等教育数字化是指把数字技术融入到高等教育运行过程中，使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功能发生由实向虚的模式变革，以此提高教、学、研、管的运营效率。高等教育数字化深刻影响甚至决定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是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创新路径。然而，高等教育数字化绝非易事，相比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更加复杂，国家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高等教育数字化不仅要求数字技术与教学工具结合，更需要数字技术参与学生培养方式的全过程转变，从而优化高等教育机构的运营方式、培养方向和价值主张，颠覆传统教学结构，形成与数字经济时代相适应的体系（详见表1）[1]。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方式、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培养等各方面的自主性均会得到极大提高。

表1 高等教育数字化特征

当前学者从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发展转向和高等教育分阶段培养模式等方面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较多研究。自20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内容主要是从全国范围出发探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前景和挑战，以及结合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数字化经验进行分析。学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教育、数字经济等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朱金周等学者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特点及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2]。但鲜有成果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而基于世界四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比较分析视角的研究更是未曾见到。将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数字化情况与世界其他湾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能够更好地反映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问题，还能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融合发展。本文旨在从国际湾区的比较视角分析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情况，从比较中发现不足，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实际情况提出促进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建议。

由于世界四大湾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教育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其高等教育水平有很大不同，数字化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也有很大不同。这里主要从世界四大湾区高校的数字化基础能力、数字化治理体系、数字化教学技术支持、数字化校园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和数字化高校集群建设6个方面展开比较分析。

（一）数字化基础能力

高等教育数字化与一个地区的研发创新投入密切相关，图1展示了2008-2020年中美日三国的研发创新投入占GDP的比重。从图中可以看出，日本的研发创新投入最高，美国次之，中国最低。从投入趋势看，美国和日本的研发创新投入强度一直维持在2.5%-3.5%之间，而中国的研发创新投入比例稳步上升。研发与创新为数字化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是数字化发展的基础。

图1 中美日研发创新投入强度对比

世界四大湾区具有不同的研发创新模式，因此其数字化基础能力具有不同的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世界四大湾区数字化基础能力对比

其中，旧金山湾区聚集了全球顶级的高新技术科技公司，其核心地带——硅谷是全球最具创新性的地方之一。湾区拥有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国际顶尖大学，为湾区的科技发展提供大量高素质人才。旧金山湾区拥有5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Facebook、英特尔和苹果等著名企业的总部设立在此，这为旧金山湾区的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技基础[3]。

纽约湾区是世界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和贸易中心，许多知名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汇集在此。湾区内拥有全美100多所高校，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等国际顶尖大学形成高校集群，为纽约湾区培育了无数高等教育人才。湾区内众多技术孵化器、先进技术中心和科研实验室等推动湾区科技和经济水平高质量发展。

东京湾区是日本最大的研发中心、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石油化工、现代物流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十分发达，高校集群效应明显。位于东京湾区的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筑波大学等著名高校为湾区提供了高素质的智力资源，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此外，东京湾区将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其研发创新投入占日本研发经费的80%，培育了大批具备高技术研发能力的技术型企业，如佳能、三菱电机等。东京湾区内还有众多的科技创新协会将高校、研发中心、企业和政府联系在一起，参与各种课题研究，推动高新技术发展[4]。东京湾区对科技创新的大量投入、创新主体间的密切联系为高等教育数字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能力近年来得到了显著发展。据《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数据显示，在全球前100名最具活力科技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位居第二，仅次于东京—横滨科技集群。湾区内具有一批颇具科研潜力和创新能力的高校，24所（24/157）大学入选世界大学第三方指数评价排名。高校学科优势表现突出，主要集中在化学、工程学、材料科学等技术领域。此外，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一批颇具活力的创新型企业，在全球最具创新力的50家公司榜单中，中国上榜公司数量共5家，其中华为和腾讯来自粤港澳大湾区[5]。

（二）数字化治理体系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是政府、社会和高校等社会各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合作，共同推进和管理高等教育，高校治理主要涉及到学校制度安排和权力分配等方面[6]。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高校治理的内涵与外延出现了新的特征，与传统高校治理相比，高校数字化治理体系具有互联化、扁平化和精准思维3个主要特征。由此可见，大数据可以改变高等教育传统静态化的治理模式，实现动态化、精准化、数字化的高效治理模式，进而促进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7]。

旧金山湾区注重平台的搭建。加州大学建立了数字化平台，内容涵盖学生、人事、财务、科研、设备、服务活动、教学、校友等数据。以人事管理系统为例，学校约40万教职工和学生助理的工资发放都是通过一个系统完成；
所有新入职注册和在职员工信息更新都可以通过运行系统完成，而且所有系统都已对接，包括工资、绩效评价、差旅费报销和医疗保险金发放等。通过数字化系统，师生不需要手工填写任何表格就能够进行科研资金申报，学校就能进行工资和奖助学金发放等，有效提高了高校运行效率。疫情期间，数字化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校新聘用的工作人员均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在线办理入职手续，实现了高校数字化运行和治理[8]。此外，根据相关规定，有些高校工作人员每年都要签署数字化资源使用的相关协议，保证合理规范使用数字技术。

纽约湾区很多高校设立专门的信息化部门。负责人一般为高校首席信息官（CIO），专门从事高校信息化工作，信息部门下属机构分为3个部门，分别为行政部门、业务部门和信息化业务部门。其中行政部门主要进行全校信息化组织、人力调配与资金统筹工作；
业务部门主要进行技术人才培养、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学校业务系统等方面的规划以及校园网络安全工作；
信息化业务部门主要负责学校信息化项目管理、应用系统建设与运营等方面的用户服务类工作。表3列示了四大湾区部分高校信息技术部门的规模状况，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高校数字化治理能力[9]。

表3 四大湾区部分高校信息技术部门规模

东京湾区也有不少高校进行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的案例。自1994年日本政府发布《行政管理信息化推进基本计划》以来，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飞速发展，高校建立治理信息化平台。在此基础上，学校简化了教职工的引进和培养评价等相关手续的办理；
实现办公自动化，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不需要纸质材料，所有流程都是通过信息平台网络处理；
建立共同会议平台，开展日常行政工作更加高效；
此外，通过信息平台实现学务系统、教学评价系统、薪酬系统和人事系统等各系统的有机整合，平台也能保证教学和人事信息的互通互联与安全性，实现高校数字化治理。部分大学建立 “行政文件夹管理系统” ，先通过系统对外部收取的纸质文件进行数字化加工，再通过 “统一资源定位” 将信息传送至各部门，省略各部门间的信息传递成本，节省交流时间，进一步提升高校行政管理效率[10]。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也进行了很多数字化治理的探索，尤其是在疫情期间，高校的数字化治理发展迅速。例如，很多高校建立便捷高效的线上行政处理流程、完善师生数字化信息系统、建立疫情健康申报系统、应用数字化于学习资源服务等，为高校治理提供了新的模式。具体而言，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与珠海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在线围绕珠澳数据融通进行交流，不仅增进了澳门高校对内地数据治理的了解，而且也增进了业界对内地数据治理发展的认识。中山大学在研究中总结出 “115模式” ，有效推进了高校数字化的建设和应用推广[11]。华南农业大学致力于打造 “四库三中心” 的一体化数据中心，推动校园数字化治理变革。腾讯在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信息化建设》研讨会上，提出将全力推动高校的数字化转型，构建了 “七个一” 转型蓝图。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的数字化治理探索提升了行政管理效率以及服务师生的质量。

（三）数字化教学技术支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技术在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教学中已得到广泛应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就有高校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开展数字化教育的案例。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建立了阿帕网（ARPANET），各高校使用共同的网络教育平台，技术支撑教育数字化体系初步成型。随后湾区内越来越多高校进行教育数字化转型，搭建网络平台进行教学。1999年，莱斯大学首次提出教育共享理念，建议开放高校的各类教学和技术资源，建立开放式学习型虚拟社区，达到真正的教育资源共享，革新了高校教育模式，这是美国高校开启技术化高等教育的先例。此后，加州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也加入到开放式大学建立过程中[12]。

位于东京湾区的日本放送大学具有优良的在线服务支持体系，其通过电视频道、数字通信卫星、网络以及学习中心4种渠道传送教学课程，课程内容包括专业教学、名师讲座等，每年制作、播送节目数量超过1200个；
同时建立 “网络校园” 、同伴支持系统以及网上会议系统， “网络校园” 用于学生成绩的输入和录取情况的查询，同伴支持系统用于学生之间的互助学习，网上会议系统用于教师教学和师生互动[13]。此外，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等都建有卫星地面站，通过交互式图像通信的方式进行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推动高等教育模式的改革和发展。联结大阪大学的两个卫星地面站被用于 “能量工程” 课堂教学，冈山大学和兵库教育大学的两个研究生院使用卫星地面站对博士论文进行辅导等[14]。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教育教学中也积极运用数字化方式。如中山大学建设了网络教育资源平台，专门制定了学习元数据规范和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规定[15]。暨南大学也实施了多项数字化教学技术支持的措施。其中硬件方面，暨南大学有完善的层次化结构的校园网络服务和先进视音频技术的智能化教室等；
在软件方面，学校有数字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以及一体化知识资源的数字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华南理工大学、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等都积极进行数字化技术投资，为高校师生的教育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四）数字化校园建设

大学建设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和信息技术的变化而改变。目前，世界各国高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已具规模,多媒体教室、数字实验室和数字图书馆等改变了传统高校的教育模式。199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发起 “信息化校园计划” ，被认为是数字化校园的雏形；
1999年，日本国立多媒体教育学院发起的日本高校多媒体技术应用研究项目，推动了日本高校的数字化校园建设；
1998年，教育部实施的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战略举措，使我国高校迎来了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多媒体教学为主导的数字化校园建设高潮。数字化校园是利用计算机及通讯等信息技术对学校与教学、科研、管理及和师生生活服务有关的所有信息资源进行全面整合的校园，是面向校园内外、超越空间的虚拟大学[16]。传统大学和数字化大学存在本质区别，其运行模式也全然不同，二者在大学理念、组织形态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详见表4[17]。

表4 传统大学和数字化大学的差异对比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世界上已有数字化大学的建设雏形与试点，如旧金山湾区的密涅瓦大学。该校2013年创办于旧金山，是一所没有校园固定模式、没有固定教学课程、没有黑板教学，以 “学生分为小班在线研讨、教师线上教学、学生四年一边上课一边游遍全球七座城市” 为模式的新型大学。此类大学模式此前从未出现过，是一种创新，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推翻和革新。

纽约湾区内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通过校园网为师生提供服务，推进数字化大学建设。如密歇根大学的服务器为每个学生和教师提供网络服务和存储空间，学生和教职工可以通过个人账号和密码储存个人信息。卡内基梅隆大学与朗讯公司合作，建立校园网络平台，让师生随时随地有校园体验感。康奈尔大学开启无线网络教学计划，师生能通过校园网进行任意互联，享用校园各项信息服务。

东京湾区内也有典型的数字化校园建设案例。如大阪大学于1993年修建了智能教学楼，装备了全球最先进的智能和信息教育设备；
青山学院大学于1999年秋季开始启动实践性虚拟大学工程，该工程在网络上设有假想企业，学生们能通过网络模拟进行企业经营业务的训练，对经济管理类课程教学授课十分有效。通过运用这些系统，学生们能模拟企业日常经营业务，在实践演习中显著提高了自身的学习实践和应用能力。尽管目前在东京湾区内尚未成立正规的虚拟大学，但1998年3月修订的大学设置基准已经承认远程课程学习为正式学分。远程教育学分是学生毕业学分认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数字化大学教育体系的认可和推进[18]。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也致力于数字化校园建设，注重在校园教学和生活等方面引入数字技术。其中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从筹建伊始，就秉持 “智慧校园” 的理念，在建筑设计、校园建设过程中推动这一理念落地践行[19]。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自2014年建立以来，致力于数字化校园建设，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大学数据中心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2017年还启动了智慧校园顶层设计项目，为师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在2022年7月也开展了智慧校园数据中台和服务门户及支撑系统建设项目的招标，加快推进数字化校园的建设。

（五）高校数字化人才培养

美国高校对人才培养一向重视，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其人才创新培养一直处于不断改革与发展之中[20]。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高校在培养数字化人才时，均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创新不仅是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关键，也是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旧金山湾区构建了以大学师生、科研机构人员和企业家为主的创新圈层，产学研联系密切。如斯坦福大学工业园首创产学研一体化新模式，为培养数字化人才打下坚实基础。纽约湾区作为 “学习型湾区” ，高校自然注重对人才的数字化能力培养。湾区依托高校和研究机构，通过实施 “全球科技创新计划” ，大力引进科技创新型人才；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以其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吸引了大批世界各地的数字化人才；
麻省理工学院通过推进高校与政府、企业的研究型大学建设，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技术转让转化，为培养创新型数字化人才提供了充实的教学和科技资源[21]。

东京湾区内的大学不仅为学生提供开放自由的校园环境，在课程设置方面也充分考虑到对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比如东京大学通过利用网络虚拟空间的 “元宇宙” 技术创立了 “元宇宙工学部”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等培养数字化转型人才；
名古屋大学通过 “登龙门” 游学项目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东北大学等名牌大学与三菱重工、松下等20家日本知名企业联合召开了 “产学合作人才培养圆桌会议” ，加强了高校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为培养数字化人才打下坚实基础[22]。

粤港澳大湾区也有不少高校为积极培养数字化人才而努力，如香港大学成立数码港学院，该学院是香港数码港内第一所提供咨询科技深造课程的高等教育机构。此外，学院还举办建筑数字化等技术培训活动，为行业培养新时期人才。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积极探索教育数字化平台建设，利用教育大数据一体化平台，实现精准施教和精准管理，创新数字化人才教学培养模式和路径[23]；
深圳大学与腾讯共建人工智能特色班，从本科招生扩展至硕士、博士，通过开设部分边缘学科及新型综合学科课程，培养新兴复合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24]；
南方科技大学针对 “人工智能+” “互联网+” 等新课题，围绕 “产学育人” 开展基础性科研服务云平台建设，同时设立创新创业学院，邀请不同科技领域的专家来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和讲座教学[25]，为创新型数字化人才培养提供充分的平台和环境支持。表5列示了四大湾区部分高校数字化人才培养特点。

表5 四大湾区部分高校数字化人才培养特点

（六）数字化高校集群建设

不同高校有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优势学科和管理体制，因此，高校之间需要多方协同和通力合作，开展广泛的数字化转型对话，相互借鉴，提高办学能力，为湾区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26]。随着高校的数字化转型，高校集群也开始具有数字化特点。

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高校通过建立数字化平台加强社会联系，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建立四校远程教育联盟，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教育资源，通过网上课程和交互式讲座等形式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远程教育课程；
2005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20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组织建设国际开放课件联盟，成员之间既可以共享教育资源，也可以互相增加对方学校的网络课程点击量，提高教学效率；
2011年，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开展网络稀有语言教学课程，采取联合网络教学的方式，不仅使学生对语言研究有更深刻的理解，还能提高教学效率，减少教学成本，促进师生和生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此外，在慕课教育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在线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合已成为世界一流高校的共识，各高校也积极尝试高校间的学分认定、积累和转换制度，推进高校集群数字化大学建设[27]。

东京湾区的高校之间也进行远程教育合作，例如庆应大学、美国维斯康星大学和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从1999年末开始进行日美间共同授课。授课方式多种多样，既可采用互联网进行网络直播，也可将课程内容存储到系统服务器上，学生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学习，提高了学生学习灵活度和自由性，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此外，1999年甲南大学、武藏大学和成蹊大学等5所大学利用互联网进行教育领域的合作教学，各大学拥有共同的数字教材和数字资源，分别用于各自的教学，弥补了本校教学的固有缺陷，实现高校之间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共享。

粤港澳大湾区内同样进行了高校在线教育集群建设。随着慕课在国内的兴起，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均宣布加入edX平台，香港中文大学等也加入了Coursera，港澳地区高校通过网络教育平台实现了和内地高校的教育资源共享和互动[28]。此外，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联合建立了远程开放教育服务中心。疫情期间由于难以开展线下教学，湾区内高校联合开展以慕课为主要方式的在线教学。据统计，中国港澳高校公布至国内外各大教学平台的课程已有105门，广东省内高校开展网络教学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

综合以上世界四大湾区高等教育数字化情况对比分析可知，世界一流湾区均是全球创新资源、创新人才的集聚中心，也是世界高水平大学的集聚中心，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摇篮，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各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和技术创新发展方向。四大湾区内各具特色的大学建立起协同发展的大学集群，实现湾区内大学教学资源和技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分别在人文领域和科技领域做到全球顶尖，并通过数字化高校集群建设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发展。四大湾区的高校重视在数字化治理体系和教学技术支撑等方面的建设，为世界其他地区高校实行教育数字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积极培养创新型人才，通过课程教学改革、开放自由的教学环境和游学项目设置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力，充分激发学生的个人潜力，为湾区各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储备。高校数字化转型也增强了高校的知识创造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和成果转化力，提升了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29]。

不同湾区高校的数字化发展模式不同，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还存在以下方面的挑战。

（一）数字化基础能力较为薄弱

随着当前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数字化改革已经成为国际教育改革的重点和趋势，高等教育的数字化改革需要数字化基础能力作为坚实的基础，但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化基础能力与世界其他湾区相比还有差距，尚待进一步提高。从整体的研发和创新投入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湾区相比还有差距，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研发和创新的投入，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为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从数字技术发展情况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技术还不够发达。首先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局限性。粤港澳大湾区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等方面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其他三大湾区相比还存在一定距离，将数字技术应用于高等教育更是存在一定困难。其次，数字技术构建的教学场景不太完善、数字化教学资源不够丰富、移动学习终端没有普及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字技术在高校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还未真正实现从 “教的课堂” 到 “学的课堂” 的转变。从表6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数字教学场景构建方面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

表6 四大湾区数字化技术建设及应用情况对比

（二）数字化治理体系的统一规划性较低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高校多倚赖政府，权力过于集中，高校治理体系多倚赖行政组织，普通教师和学生较少参与高校治理。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相比于传统高校治理，大数据技术时代下的高校治理效果更显著，运用大数据改革高校治理体系成为可能[30]。但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高校在教育信息化、数字化体系建设中缺乏统一的数字技术支撑，各高校大多只是建立简单的、独立的网络教学平台，对于数字治理体系缺乏统一的规划，对于数据的集成和利用还处于较低层面。数据共享度低、数字技术能力低下和数字治理体系不一等问题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高校大数据治理实践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31]。

（三）数字化教学技术配套支持有待落实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大多数高校的教育形式依然遵循传统模式，教育体系数字化面临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教师教学本身，还体现在大学的实体形态和运行模式的革新以及数字化教学应用上。

首先，高校教育体系数字化转型后，将会形成以学生为主导形式的开放式课堂，学校提供信息基础设备，课堂通过师生和生生沟通进行个性化教学，这对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带来了极大挑战。目前大部分高校依然沿用传统工业模式下形成的院校、专业、课程等教育教学体系，高校教育体系改革受到传统惯性的制约。新技术可能因高校缺乏数字化体系建设能力和管理制度更新导致应用效果不佳。

其次，教师是教育的主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目前高等教育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不足，数字技术对教学的支持没有得到完全落实。从粤港澳大湾区来看，尤其是内地高校教师大多运用传统的教学工具如电脑、投影仪和电子平板，使用新工具的能力有待提高。部分资历较老、经验丰富的教师不愿意使用新技术和新工具开展教学，偏向使用传统教学工具进行教学。他们更愿意使用黑板、粉笔、粉笔擦等传统教学工具，然而 “老三样” 所统治的传统课堂已不能满足教育者和学习者的需求，要培养 “老教师” 的数字化教学能力存在极大困难。因此数字技术对教育教学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因素的阻碍而难以落实。此外，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高校教育体制机制的运行逻辑差异巨大，教师等专业人员缺乏跨区域从业资格互认机制。在合作形式上，师资培训方式相对单一，大湾区内不同地区高校的教学安排不一致，难以统筹。

（四）数字化校园建设需要统一和完善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高校进行了大量的数字化校园建设工作，但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数字化校园的共享数据库的使用和管理方面存在问题。高校信息系统内数据繁多，当前的信息管理方式导致数据持续膨胀，出现重复收集师生信息的问题；
数据质量较低，没有统一的数据格式管理办法，缺乏数据的维护和即时更新。其次，高校数字化设施应用不普及。尽管高校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革，但是由于传统方式的惯性、新技术宣传不到位和新技术应用繁琐等问题导致校园的数字化改革没有发挥最大作用。最后，校园的数字化改革缺少全面的评价体系，很多改革没有从师生的角度出发，反而不如传统方式便捷高效。

（五）数字化人才培养和引进有待改善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还存在一些短板。第一，高端科研人才数量不足。相比旧金山湾区20%的科学院院士和36%的诺贝尔获得者、纽约湾区7所 “常春藤盟校” ，以及东京湾区拥有日本全国29%的大学数量、40%左右的学术研究机构数量等现实情况，粤港澳大湾区高科技人才储备显然不足。第二，粤港澳地区之间联系不紧密，阻碍了数字化人才的知识交流与科研合作。尽管近年来粤港澳三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但由于地理和政治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大陆与港澳地区的教育理念与方向始终存在很大差异。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内应用型高校偏少，高校、企业和社会的产学研合作联系不够紧密，学生的实习实践意识不够强烈。第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核心技术的掌握不足。最后，人才集群不稳定，流动性大。（如图2所示）

图2 各城市群数字化人才在区域内流动和区域外流动的占比

（六）高校集群数字化合作水平低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集群的数字化合作水平较低，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影响：第一，高校内部创新要素流动性不强。我们要想提升区域整体的创新水平，只有当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要素均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时才能实现。第二，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高校合作机制有待完善，教学统一安排存在困难，如大湾区内部的学术人才交流、科研项目跨境申请等体制机制建设仍不完善。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都十分重视科研成果转化，但相关政策对基础创新和资金的支持力度不大。第四，粤港澳大湾区内缺乏国际科技创新的统一大型合作平台。其他国际三大湾区均存在统一的合作平台，粤港澳大湾区虽然旨在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但目前还缺乏统一的平台来落实规范。最后，目前大湾区拥有的位于科技前沿的发明专利相对缺乏，专利质量不高。从国际创新专利来看，大湾区近10年的创新专利申请量占其专利申请总量的比重仅5.8%，远低于东京湾区（98.1%）、纽约湾区（31.1%）和旧金山湾区（21.9%）[32]。高校集群数字化建设除了需要强大的数字技术作为支撑外，还需要数字化合作与交流，相较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内高校数字化合作和交流水平较低，不利于高校的数字化改革。

世界四大湾区处在不同的社会体系和文化环境中，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数字化不能完全照搬其他湾区的高校数字化改革的路径。虽然不能照搬照抄，但我们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借鉴其他湾区的先进做法，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一）夯实数字化基础能力建设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研发和创新水平居于全国前列，但与世界发达地区相比还有明显差距，由于研发和创新是高校数字化建设的基础，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对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夯实数字化基础能力建设。首先，需要从总体上加强研发创新的投入，高校不仅需要加强与企业之间的研发创新合作，还要增加对师生研发创新的支持，提供资金保障。其次，提高研发创新的成果转化率，使企业和高校的数字化产品应用于高校的数字化改革中，并根据试点情况不断完善数字化产品，更好地为高校师生服务。最后，要加强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薄弱技术上的研究，借鉴其他三大湾区的经验，引进数字化技术产品，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应用于数字化改革中。

（二）推进高校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

实现高校数字化治理需要把数字技术应用于教学场景，为实现高校治理数字化，我们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在高校中设立完善大数据发展研究中心，统筹协调大数据建设工作，制定数据信息标准，建立共享交换平台，充分发挥数据产业的采集、解析及挖掘能力，整合学校信息化资源，消除信息壁垒，保障数据安全性，实现全量数据的治理和共享，依托和发挥高校学科优势和特色，为学校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决策支撑，推动大数据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深度融合发展。

二是设立专门的数字化教学模式场景构建部门，根据高校学生特点和教师教学习惯探索教学模式和发展方向。如开展个性化小班教学，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
在教学课堂中加入虚拟现实技术，构建数字化教学场景，开展 “云游世界” 活动，让学生有学习实践之感。可设置单独的监督管理部门，确保各部门按照制度与规划设计开展数字化治理。

三是除了以上的部门设定与职责划分，高校也应对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提供充分的财政支持，可设立专门的信息化财务部门对大数据技术投入和模型构建进行预算收支管控。同时将新建数字化项目纳入数字化转型战略，建立各部门的数字化治理绩效考核制度，对信息建设效果好的部门给予专项奖励，治理效果不理想或不明显的部门则适当减免福利薪酬。

（三）加强数字化教学技术支持和落实

疫情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内高校建立了慕课、学习通等一系列在线教学平台，促进了数字技术与高等教育教学场景的融合。但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还需要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教学平台的建设，提高技术支持，为高校师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同时，高校在数字化转型时需要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高等教育体系服务于学生，回馈于社会，因此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设定和方向确定时，高校需要充分考虑学生对教学的需求和偏向，改进传统数字技术系统[33]。

教师在数字技术的应用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加强对教师的数字化技术应用培训能够极大提高数字化教学技术的升级。2021年教育部发布相关政策指出，高校有必要建设 “互联网+教师教育” 的新型教育体系，以信息技术满足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网络教学平台和数字化智慧校园。为加强数字化教学技术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推动湾区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升级，建立粤港澳间的技术互联网络；
积累湾区内数字教育资源，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数字化资源共享平台，实现资源的高质量共享；
提升大湾区高校的数字化校园建设水平，实现现实教育和虚拟教育的融合；
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在教师教育培训中的作用，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技术安全维护管理体系，维护教育信息化技术稳定运行[34]。

（四）加强顶层设计，统一、完善数字化校园建设

数字化校园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不是从高校本身开始，而是需要教育体系的全面变革。首先，数字化校园建设需要国家政策层面的引导和支持。在宏观层面，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尚缺乏面向数字化转型的成熟框架模型，要从政策层面颁布区域内关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指导意见，高校根据政策设计原则，结合自身情况制定适合本校的数字化转型框架，进一步确定技术建设方案、教学体系设计和需要投入的资金等[35]，协同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落地。其次，高校自身实现数字化转型时，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技术链接和资源共享，防止各部门之间数据资源孤立，帮助形成高校系统化数字资源。同时将数字资源和技术应用于具体教学场景构建，增强学生和教职工的数字化教学体验感，真正实现高等教育模式和流程数字化。

（五）培养和引进数字化人才

对于数字化人才的培养，首先，我们应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技术素养；
学校应与数字化转型成功的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给学生提供更多企业实习的机会，熟悉数字化转型的真实具体流程。其次，建立高校与社会的产学研合作平台，针对需要大力发展的智能制造、互联网等优势产业，我们应重视和扩大对相应产业的数字化人才培育。

除培育数字化人才外，粤港澳大湾区还应在人才引进方面发力。相关数据显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对国际人才具有一定吸引力，但国际人才流动性较强。我们应积极引进数字化领域优秀的海内外人才，解决高端人才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活问题，给予足够的科研经费激励，让人才更有动力和创新力进行技术研发，并对有显著科技成果的人才给予荣誉称号和科研奖励；
此外，还应提高引进人才在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待遇，提升他们生活的舒适度和便利度。

（六）引导高校加强数字化改革合作

改革和合作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数字化的关键。首先，高校要注意在数字化转型规划与规则评价标准方面进行改革，结合数字化发展趋势，制定适合本校的数字化改革制度，保障数字化转型得以实现。其次，要加强与外部的有效合作，吸收校外力量共同参与建设数字化教育资源，促进高校内部的创新转化。第三，可以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实际特点发展区域联盟。如可以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高校，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数字化改革高校联盟，在教育信息化、智慧校园建设、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深入合作，形成高等教育数字化合作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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