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普遍交往语境下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周边安全、区域发展与国家认同

程中兴

“治国必治边”，(1)邢广程，孙宏年编：《“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战略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自不例外。不过，今天的“边地”(2)“边地”是一个伸缩性极强的概念，既可指历史上的“边疆”(frontier)，也可指现实中的“边境”(border)。本研究参照的是马大正先生对“边疆”的定义，即“凡是有国境线的边境县的总和是当代中国狭义的边疆地区”。参见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早已不是传统“王朝国家”的边缘地带，而是马克思所言“世界普遍交往”(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539页。语境下的窗口地带。因此，“安边兴边强边”不是画地为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不是闭关自守，而是在“民族史”走向“世界史”(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的世界普遍交往大势下构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

中国陆地边境长达2.2万千米，与14个国家接壤，跨境而居的民族有30多个(按照我国的民族识别标准)，边境县(市、区、旗)高达140个，此外，还有58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边境团场。(5)《中国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一览表》，中国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6-07/14/content_335831.htm,2022年9月16日。探讨如何推进“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与政策意义不言而喻。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新时代的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立足于世界普遍交往的独特语境。所谓“世界普遍交往”，就边地而言，即指“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边地由此从“末梢”变为“前沿”，境外、境内、跨境融为一体，安全、发展与认同格局也随之重构。为此，需要突破人们对“边地”的定见，即前现代与现代的视域限制。诚然，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出场逻辑——按照哈贝马斯的民族国家类型学，(6)[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5～156页。不是从“国家”到“民族”，也不是从“民族”到“国家”，不是殖民地独立形成，也不是苏东剧变后分割而成，而是在古老的朝贡体系解体过程中逐步从“王朝国家”转型而来——似乎决定了“边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当以“前现代”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现代”的民族识别与国家建构为主要视域。然而，正如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是一个“民族史”走向“世界史”的历程。换言之，只有在“世界普遍交往”而非“闭关自守”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之，当前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立足新时代“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而互联互通意味交往媒介变革。事实上，我们已进入一个以“大交通”与“全媒体”为表征的新时代——甚至可以说，边地新时代即是“新”在大交通(如中国高铁)、“新”在全媒体(如5G技术)。正是以“大交通”“全媒体”为表征的互联互通，使“边地”从“末梢”变为“前沿”，前现代的“华夏边疆”、现代的“国家边境”，转变为新时代的“周边区域”。

虽然“一带一路”提出并付诸实施已有9年，边地开始进入“大交通”与“全媒体”连接的“新时代”，但中国的边地研究仍以“前现代”有疆无界的边疆(frontier)与“现代”有疆有界的边境(border)为主要视域，由此形成了“边疆治理”与“兴边富民”两大理路。接下来先做一个简要文献回顾，然后指出既往研究范式的解释力限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时代”边地研究的新议题(周边安全、区域发展与国家认同)。

(一)前现代视域下的“边疆治理”研究

以前现代为视域的“边疆治理”研究，可谓成果斐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边疆史地”叙事。对此，马大正先生曾在《当代中国边疆研究》(7)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对我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累积(截至18世纪末)和百年探索(19世纪以降)分别做了梳理。在对19世纪以来中国边疆研究3次高潮作了“综论”之后，又对8个专题进行了“分论”：“对中国边疆的理性思考”“古代中国疆域理论问题研究”“中国历朝各代边疆治理研究”“中国历史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研究”“近代以来中国边患与陆地界务问题研究”“中国海疆史研究”“中国边疆研究史研究”“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

综观上述8个专题的引用文献，不难发现，边疆史地研究居于主导地位。究其原因，则如李大龙所指出，(8)李大龙：《试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既与“中国边疆学”脱胎于“历史学”有关，也与现实中“分裂势力对中国边疆历史的歪曲解构”“一些邻国历史教科书对我国边疆历史的肆意诠释”，以及“‘新清史’等对我国清代历史有意或无意的解构”有关。

总体而言，前现代视域下的“边疆治理”研究，注重“以史为鉴”，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迁(如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与边疆经略(如马大正的《中国边疆经略史》)，它们对于新时代如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现代视域下的“兴边富民”研究

以现代为视域的“兴边富民”研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展现了各个民族共赴现代化的时代脉络。

就理论层面而言，兴边富民的中心词是“边(疆)”与“民(族)”，围绕这两个关键词，不同学科各自展开了一系列交叉研究，如《民族经济学教程》(施正一)、《民族政治学》(周平)、《民族社会学》(马戎)、《边疆经济学》(梁双陆)、《中国边疆政治学》(吴楚克)、《中国边疆社会学》(毕天云)，等等。综观这些文献，可以发现，由于我国边境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聚居区高度重合，无论是侧重于“边(疆)”的理论研究，还是侧重于“民(族)”的理论研究，都是交叉建构，在理论空间上具有互文性，因而主题突出、脉络清晰、体系自成。

当然，如何“兴”与“富”，即实践意义上的“兴边富民行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兴边富民行动”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家民委联合发改委、财政部提出以来，国务院分别于2007年、2011年、2017年颁布了3个兴边富民行动五年规划，“十四五”兴边富民行动规划即将推出。如何总结兴边富民行动20年的成就和经验？对此，早在2000年，国家民委兴边富民领导小组办公室就主编了《兴边富民行动：富民、兴边、强国、睦邻》，其后，《兴边富民行动》(赵显人主编)、《兴边富民行动理论研讨会文集》(乐长虹、刘永佶主编)、《兴边富民行动理论与方法》(王长文主编)、《兴边富民行动实施绩效评估》(9)王 飞：《兴边富民行动实施绩效评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兴边富民行动理论与政策》(10)张丽君等：《兴边富民行动理论与政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1年。等先后出版。综观这些文献，可以发现，经济增长、沿边开放、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民生保障、民族团结等是兴边富民行动的6大主题。

综上所述，现代视域下的“兴边富民”研究，在理论上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即把民族问题视做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在实践上则“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一言以蔽之，在边地发展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三)简要评论：新时代新议题

既往研究中，如前现代视域下的“边疆治理”研究，其于当代边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公用价值”不言而喻；
而现代视域下的“兴边富民”研究，对今后边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经验反思与决策支持意义。然而，人们也要看到“边疆治理”与“兴边富民”的研究视域限度。

其一，周边安全的限度。“前现代”视域下的“边疆治理”，秉持的是一种边缘安全观，这与“新时代”视域下的周边安全观有着本质不同。这是因为“前现代”的边地只是“王朝国家”的边缘地带(有疆无界)，而在“新时代”，边地已成为“民族国家”的周边地带(有疆有界)。从“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表明边地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的交互地带，传统的“边缘安全”已经变成“共同安全”。故“前现代”视域下的边地研究，其于边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历史上的边疆治理经验，而在于李大龙所说的现实中分裂势力对中国史“歪曲解构”“肆意诠释”之挑战(如分裂势力谋求根本没有任何历史、现实和法律依据的“大藏区”)。由此延伸开来的是新时代周边安全新议题。

其二，区域发展的限度。仅仅局限“现代”视域的“兴边富民”，已经被证明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不能从更大的“共同富裕”角度解决边地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因而不能融入“新时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1)程中兴：《西南边疆格局的当代演变与区域发展》，《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3期。事实上，由于互联互通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兴边富民行动”20年，边地与内地发展的相对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大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边地越来越突出。边民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担纲者，却在不断地“流失”，由此而来的边地“空心化”问题日益严峻。这表明，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既往的“兴边富民行动”远没有达到区域发展的“高质量”要求。

其三，国家认同的限度。无论是“前现代”视域下的“边疆治理”研究，还是“现代”视域下“兴边富民”研究，都对“新时代”互联互通所带来的跨境民族流动之于国家认同的冲击问题缺少必要的关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边地一族分属两国或多国的现象比较普遍，按照我国的民族识别标准，跨境民族高达32个。虽有研究者提出“和平跨居论”，(12)周建新：《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但关注的焦点是“文化民族”，很少触及“政治民族”。诚然，“文化民族”意义上的认同，有利于周边交往与“一带一路”的推进，但由此带来的“政治民族”意义上的认同游移也极大地弱化了他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认知。

总之，新时代视域下的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在“民族史”走向“世界史”的“世界普遍交往语境”下展开，并在“一带一路”所带来的交往方式变革中推进的，因而是在以“大交通”(如中国高铁)与“全媒体”(如5G技术)为表征的互联互通中拓展的。以“前现代”为视域的边疆治理研究与以“现代”为视域的兴边富民研究，其“历史公用价值”与“经验反思意义”不言而喻，但在边地已从“末梢”转为“前沿”的“新时代”语境里，边地安全、发展与认同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周边安全已成为共同安全，区域发展要求共同富裕，国家认同需要增进共同性认知——正是这3个“共同”，构成了新时代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3大支柱。

周边安全作为新时代边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第一个支柱，就其问题面向而言，是“境外”意义上的。(13)李怀周：《从软实力的视角看达赖集团、“东突”等分裂势力在境外的存在与应对》，《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2期。这是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不断走向“境外”的过程。换言之，没有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本不可能——这是一种“总体国家安全观”，(14)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即周边安全首先是一种共同安全。

周边安全议题中，又以反分裂斗争问题最为突出。例如，近年来境外敌对势力沆瀣一气，制造少数民族议题，极大地消耗了中国大量外交资源。边地实质上已经成为“反分裂”斗争的第一线，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公告文本中，就有3处提到“反分裂”斗争。(15)3处相关表述是：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②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③要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做好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等的工作。参见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https://www.neac.gov.cn/seac/c103253/202108/1152266.shtml，2021年8月28日。

总之，在世界大国中，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还没有实现国家统一，也只有中国还没有与周边国家完全划定边界(中印、中不边境线未定)。换言之，“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是边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第一要务，不过，在“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下，边地已从“末梢”变为“前沿”，“反分裂”斗争与既往有着很大不同。

(一)边地“反分裂”斗争的新趋势

在世界普遍交往语境下，新时代的边地“反分裂”斗争，呈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势。

(二)增强抵边战略投送与对外传播能力、推进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由上可见，边地已成为“反分裂”斗争的前沿区域。为此，需要不断推进边地战略投送能力与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前者离不开交通一体化建设，后者需要媒介融合赋能。

首先，边地已成为“反分裂”斗争的反介入地带，边地的战略投送能力建设迫在眉睫。长期以来，边地交通不便一直是影响边地战略投送能力的关键因素。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下，应以强边固防为导向，促成传统的互市贸易区、新开辟的贸易口岸与跨境公路、铁路、港口建设融为一体，使之既为边地安全与稳定提供技术支持，又为边地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次，针对边地已成为“反分裂”斗争的反渗透地带，边地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尤其重要。当前，受制于边地媒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边地对外传播能力水平非常有限，不能将人缘、地缘、文化缘优势转变对外辐射作用。(19)何明星：《边疆地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的优势、契机和举措》，《出版广角》2021年第24期。为此需要顺应交往媒介的时代变革，(20)程中兴：《顺应交往媒介变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民族报》2021年6月15日。通过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铸造，为“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21)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https://www.neac.gov.cn/seac/c103253/202108/1152266.shtml，2021年8月28日。提供技术平台支持。

总之，“治国必治边”，通过“大交通”与“全媒体”的技术赋能，形成抵边战略投送与对外传播合力，是“新时代”边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

区域发展作为新时代边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第二个支柱，就其问题面向而言，是“境内”意义上的。(22)胡 伟，于 畅：《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研究》，《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数据亦显示，我国区域间差距自2006年以后逐步缩小，但近两三年出现再度扩大的势头。(23)李 伟：《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cn.chinagate.cn/news/2018-01/13/content_50223130.htm，2018年1月13日。

边地作为一个独特的区域，相对于内地，发展长期滞后。为此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之初就启动了“兴边富民行动”。20年来，无论是基于官方数据的直接比较，还是基于田野调查的客观描述，抑或是基于量化研究的实证检验，“兴边富民行动”对边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24)胡 超，张甜甜：《广西兴边富民行动实践及转向》，《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

然而，如火如荼的“兴边富民行动”并没有减缓边民流失的步伐，边地“空心化”似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边民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担纲者，边民流失，边地“空心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成为空中楼阁。如何富民实边，已成为新时代边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紧迫问题。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发初诊的T2DM患者除血浆FGF-21水平外，BMI、LDL、FBG、FINS、HOMA-IR、HbA1c、FGF-21、TNFα、MDA水平也显著高于NC组(P<0.05)，这一结果与Fan等[4-5]的研究结果一致。超重的T2DM患者胰岛素抵抗更严重，机体可能在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的胰岛素抵抗状态下，血糖升高，从而导致血循环中FGF-2l代偿性增高。因此，FGF-21可作为糖尿病发生、发展的预测因子[6]。

(一)边地“空心化”的具体表现

边地“空心化”的直接现实是边民流失，以东北(25)韩淞宇：《边境地区人口过疏化问题研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人口学刊》2019年第4期。与西南(26)方天建：《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中越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研究——基于滇桂交界地区的实证考察》，《民族学刊》2018年第6期。最为突出。

以广西为例，目前广西陆地边境线0～3公里区域内共有192个行政村(社区)、1 394个自然屯，总人口约40.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占90%。人口迁移的公开数据显示，2008年至2020年间，广西8个边境县级行政区中，除凭祥和东兴外，其余6个县均存在人口外流现象且呈增长态势，家庭常住人口普遍低于户籍登记人口，“人户分离”现象突出。

表1：广西8个边境县人口外流情况概览(单位：万人)

从表1可以看出，人口外流以滇桂交界的靖西市最为严重，每年外流人口均达10万以上，且呈现加剧的趋势，从2008年外流10.2万上升到2020年的17.43万。这表明，尽管2008年以来，国家先后推出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十二五”及“十三五”规划，但并没有阻止部分边境地区边民外流的步伐。

(二)消除空间溢出与数字鸿沟，推进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总体而言，边地“空心化”是边地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结果。理解这一结果，有多个解释变量，我们认为，“大交通”与“全媒体”是重要解释变量。

首先，要留住边民，须解决“大交通”带来的“空间溢出”问题。边民流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诚然，“兴边富民行动”20年，有效解决了边民“急难盼愁”问题，但不能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上述广西边民流失的动因，相当大程度上可归之于广东的虹吸效应)，“大交通”加剧了这一问题。谚云：要想富先修路。然而，路修好了，并不一定致富，边民也不一定会留下来。当然，这一问题并非边境地区所独有的问题。晚年费孝通先生在对京九铁路考察时也曾发出这样的疑问：“酒肉穿肠过，为何油水没有留下来？”(27)费孝通：《从京九铁路通车说开去》，《群言》1997年第12期。对比一下广西与云南的“兴边富民行动”，就可以发现，云南的边境空心化远没有广西严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广西的兴边富民行动的重点是“交通大会战”，(28)胡 超，张甜甜：《广西兴边富民行动实践及转向》，《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而云南的兴边富民行动的重点是“边境小康示范村建设”。(29)李四明：《彩云之南边疆兴——云南省实施兴边富民行动记略》，中国民族网：https://www.56-china.com.cn/show-case-4046.html，2020年11月11日。有研究者指出：“在国内区域劳动力流动从总体上表现出由中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单向流动的条件下，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负的空间溢出效应。”(30)张学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兼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简言之，广西“兴边富民行动”之所以没有止住边民流失的步伐，原因就在于广东与广西的区域发展失衡，而4次“交通大会战”不仅没有“留住油水”，反而促成了“空间溢出”。

由上可见，从共同富裕的视角来看，“大交通”带来的“流动的现代性”，(3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对边地来说，并不是正面的。对此，需要坚持把交通、产业与村寨建设融合起来，同步规划、同步建设，使沿边村寨成为交通便利、宜业宜居的美丽乡村，使守边群众能够在乡创业的同时，通过“大交通”联通国内国际大市场，共赴小康。

其次，要留住边民，须消除“全媒体”时代的“数字鸿沟”问题。在“全媒体”时代，边民作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担纲者，数字能力短缺问题极为严峻。这是因为当代社会的再生产，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要厚实边民的人力资本，首先要培育边民获取数字社会信息的能力。以“语言扶贫”为例，众所周知，语言能力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并且是一种“元人力资本”，是形成和积累其他人力资本的重要基础。(32)黄少安，王麓淙：《民族地区语言扶贫的经济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20年第4期。借助于新媒体，通过开发“语言扶贫”APP，提升边地居民的语言能力，改善边地的语言生态，可助力个体脱贫和地区脱贫。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普通话能力对边地劳动者具有显著减贫效应。(33)丁 赛,阎 竣：《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推普脱贫”是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语言扶贫的主要内容，而在这一过程中，“全媒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平台。

总之，要消除数字鸿沟，需要从“能力脱贫”入手，其间，全媒体发挥了重要技术赋能作用。既往的兴边富民行动虽然促进了边地实物资本的积累，但不能有效提升数字时代的边地人力资本。换言之，一味地“输血”而不“造血”，已然满足不了新时代边地与内地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要求。

国家认同作为新时代边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第三个支柱，就其问题面向而言，是“跨境”意义上的。由于现代国家大多是多民族国家，身处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个体，一般在被赋予某个民族身份的同时必定属于某个国家。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多伊奇(Karl W.Deutsch)提出的区分标准，前者一般被称为“文化民族”意义上的族群认同，后者一般被称为“政治民族”意义上的国家认同。(34)Karl W.Deutsch,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ty,Cambridge:MIT Press,1966,pp.17～28.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映射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来，就是如何处理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35)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https://www.neac.gov.cn/seac/c103253/202108/1152266.shtml，2021年8月28日。

在边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跨境民族的认同游移问题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建设是从“王朝国家”转型而来，在划定“民族国家”边界的时候，“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地区”，现在不得不分属于两个或多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是“跨境民族”(也称跨界民族、跨国民族)(36)“跨境民族”“跨界民族”“跨国民族”，学界对概念用词多有争论，各持己见，一直未能达成广泛共识，甚至有学者对“跨国民族”概念持否定或质疑态度。参见周建新《跨国民族研究：中国的话语建构与表达》，《世界民族》2020年第5期。形成的最初来源之一。因此，“从严格意义来说，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真正导致了世界范围跨国民族的出现”。(37)周建新：《边界、边民与国家——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跨境民族的出现，必然带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游移问题，甚至会造成“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矛盾和冲突”。(38)[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5～40页。

(一)边地跨境民族的认同游移问题

边地跨境民族的认同游移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如何认知这一问题。

以云南为例，一省与三国接壤(越南、老挝、缅甸)，国境线长达4 060千米，跨境而居的有壮、傣、瑶、苗等16个人口在5 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39)谷家荣：《滇边跨境民族研究六十年的回顾与前瞻》，《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跨境民族占中国跨境民族总量中的近一半。如何审视这些跨境民族的认同问题呢？对此，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其一，“泛民族主义”风险论。认为跨境民族的流动性会加大国家认同的游移性，在国家观念与民族观念发生冲突时，民族观念往往会凌驾于国家观念之上，并产生有害的民族主义联想，进而出现泛民族主义风险。(40)刘 稚：《启示与抉择：周边国家民族问题与云南对外开放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例如，活跃在中国、老挝、泰国边境的“民族联合阵线”图谋建立“竂蒙王国”(苗族独立王国)；
越南的“福尔罗”(FULRO)分裂组织一直在争取建立独立的“德加自治国”；
“泛泰族主义”(Pan-Thaism)认为越南、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和中国的傣族、壮族、布依族同属“泛泰民族”，要建立包括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在内的“大东亚泰族联邦”。(41)崔海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这些“泛民族主义”多与宗教政治化交织在一起，是新时代西南边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大挑战。

其二，“和平跨居”论。认为跨境民族文化认同上的同一性，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助力，其“桥梁”和“纽带”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云南边境地区“一寨两国”“一街两国”“一河两国”的真实图景充分表明，在主权国家原则下，“跨国民族完全可以构建出相对稳定的和平跨居的生存发展模式”，(42)周建新:《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65～373页。“和平跨居”不仅仅是一个概念，(43)马曼丽:《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而且是一个事实。跨国民族间因文化同源而“民心相通”，这不仅是周边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阶梯。

综上可见，在探讨边地跨境民族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大多数周边国家与中国关系良好，同时，中国周边大多数跨境民族内部也不存在极端势力，因此，要跳出传统的“地缘政治”陷阱，即便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跨境民族之间存在政治联动行为，也更多的是“族缘政治”而“非泛民族主义”。(44)周建新：《跨国民族研究：中国的话语建构与表达》，《世界民族》2020年第5期。在世界普遍交往语境下，“跨界民族成为所在国安全威胁是有着严格条件性的，它绝非必然成为‘问题’，也并不必定带来安全威胁”。(45)王 军，黄 鹏:《跨界民族的安全问题——类型、成因与限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一言以蔽之，跨境民族认同游移是客观存在的，它能否成为“问题”，取决于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是否会逾越国家认同的边界，进而弱化边地的政治向心力，淡化边民的共同性认知。

(二)增强政治向心力、增进共同性认知，推进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解决跨境民族的认同游移问题，关键在于增强边地政治向心力、增进边民的共同性认知。其间，交通与媒介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增强边地政治向心力，有赖于交通现代化。按照政治地理学家理查德·哈特向的说法，对边地进行空间整合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首要功能”，而距离是一个关键因素，(46)Richard Hartshorne,“The Functional Approach in Political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40,no.2 ,1950,pp.95～130.要缩小边地与内地的地理与心理距离，交通扮演了关键角色。政治地理学家史蒂芬·琼斯进一步提出了“统一场论”(A Unified Field Theory of Political Geography)，认为边地的政治向心力塑造，取决于边境场域中的“观念—区域链”的控制与制造过程，(47)B.Stephen Jones,“A Unified Field Theory of Political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vol 44,no.2,1954,pp.111～123.即在观念空间(共同体意识)与地理空间(边地)之间构建起“观念—区域链”。显然，这一过程离不开交通现代化对边地空间的重构。

其次，增进边民的共同性认知，有赖于媒介连接。孔子曾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为此需要加强中华文化在边地的传播。很多学者因之提出了“文化兴边”(48)吕俊彪，赵 业：《“文化兴边”：兴边富民行动的另类选择》，《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文化治边”(49)方盛举：《我国陆地边疆的文化型治理》，《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文化戍边”(50)徐黎丽：《文化何以戍边》，《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等“文化润疆”战略。不过，“文化润疆”的力量有赖于媒介连接。套用人类学家安德森的说法，边地跨境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想象不是捏造)，离不开媒介现代化。在分析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时，安德森就曾指出，正是媒介(他分析的主要是印刷媒介)“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而“这种新的共同体实已为现代民族的登场预先搭好了舞台”。(5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总之，增强边地政治向心力，增进边民的共同性认知，本质上是一个地理、心理距离的缩减过程。从交往理性角度来看，(5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前者有赖于交通现代化对边地的空间整合，后者有赖于媒介现代化对边民的认知重塑。

如何审视边地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独特意蕴？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曾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有一个简单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更像个圆形。”(5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不过，今天的边地早已不是“民族史”意义上的“华夏边缘”，而是“世界史”意义上的“窗口地带”。从“民族史”走向“世界史”，境外、境内、跨境融为一体，这一马克思所言的世界普遍交往大势，正是本研究审视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语境。

从方法论上来说，本研究解释变量的析出，呈现为“世界普遍交往→‘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大交通、全媒体”这样一个过程。被解释变量的析出，则呈现为“前现代的边疆治理→现代的兴边富民→新时代的周边安全、区域发展与国家认同”这样一个过程。具体而言，本研究以“大交通”“全媒体”为切入点，聚焦并剖析周边安全中的反分裂议题、区域发展中的空心化议题、国家认同中的跨境民族认同游移议题。

就问题的意蕴而言，世界普遍交往语境下的边地安全、发展与认同需要坚持3个“共同”：周边安全需以共同安全为基础(如边地反分裂议题)，区域发展需以共同富裕为指针(如边地空心化议题)，国家认同需以增进共同性认知为方向(如跨境民族认同游移议题)——事实上，正是这3个“共同”支柱，支撑起新时代边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宏图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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