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模范：《红色中华》中的才溪形象塑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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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政治宣传与动员工作向来是中共革命的重要一环，而模范塑造和政治引领则是苏区革命时期中共革命动员的重要方法。1932年5月至1934年9月的29个月中，《红色中华》一共刊发了66篇关于福建省上杭县才溪的新闻报道。才溪的苏区模范形象，是1933年4月以后《红色中华》采用正面报道、专题报道、高频度报道、全方位报道、借用政治权威发声等多种方法逐步塑造成功的，是中共党报性质催生和革命战争需要的产物。《红色中华》的苏区模范塑造和政治引领模式，是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现代报纸和大众传播进行政治宣传和革命动员工作的有益尝试，已成为今天中共“宣传口”的传统之一。
近代人物、群体、政党等与报纸、权力之间的互动，长期以来缺乏关注。由于学科旨趣的分野，历史学界和新闻史学界主要聚焦于报刊史的梳理(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倪延年、吴强编著：《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美]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而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步兴起的传播学，主要致力于传播学的理论探讨和现代媒体技术的应用等研究。(2)戴元光、邵培仁、龚炜编：《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戴元光主编：《传媒·传播·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的价值重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版；
雷跃捷、陈卫星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进入新世纪以来，上述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讨论。(3)潘光哲、李金铮等从阅读史的角度，剖析了报纸对读者的形塑以及报纸与政治的关系。王天根从新闻学、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的建构、清末民初报刊与革命舆论的媒介建构、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杨雄威、章清、陈红民、马建标等则更多从历史学的角度，结合其他学科，探讨了报纸与社会、政治的交互影响。见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李金铮：《读者与报纸、党政军的联动：〈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王天根：《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王天根：《清末民初报刊与革命舆论的媒介建构》，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王天根编著：《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黄山书社2011年版。杨雄威：《南昌教案与上海中西报战》，《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章清：《国难之际“报章版图”的重构——地方报章兴起的意义》，《史学月刊》2015年第10期；
陈红民、曹明臣：《传媒眼中的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与复职——以〈大公报〉报道与评论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6期；
马建标：《媒介、主义与政争：五四前后吴佩孚的崛起与权势转移》，《安徽史学》2017年第4期。对于后来者来说，以上研究颇具开创意义。不过，已有研究在时间上大多集中于清末民初这一时段，在内容上更多聚焦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缺乏现代政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报纸的利用研究。
本文讨论的个案——福建省上杭县的才溪(4)本文中的才溪，是才溪区、才溪乡、上才溪乡和下才溪乡的泛指或概称，具体论述则以所引用史料中的才溪行政区划为准；
才溪形象是指《红色中华》通过对才溪区、才溪乡、上才溪乡和下才溪乡的所有新闻报道，给受众所塑造的才溪整体观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各项工作成绩突出而成为中央苏区的模范乡、模范区，也曾是福建省苏维埃第一模范区。1933年11月，更是因毛泽东亲赴才溪实地调查，并撰就红色经典《才溪乡调查》而闻名于世。学界对于才溪的研究，多聚焦于《才溪乡调查》文本，或以《才溪乡调查》为切入点展开相关问题的探讨(5)刘宝联：《对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2期；
钟健英：《〈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民生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2期；
石仲泉：《才溪乡调查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观——纪念毛泽东才溪乡调查80周年》，《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2期；
蒋伯英：《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述论》，《东南学术》2017年第3期；
张国新：《对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两个版本的研究》，《井冈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吴强：《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社会学研究价值解读》，《龙岩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吴强：《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三论》，《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凌步机：《毛泽东长冈、才溪乡调查史实辨析》，《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
对于才溪本身，仅少数文章对当地妇女、民主建政、光荣亭，以及毛泽东、方方等中共党史人物与才溪等方面作了专门探讨或介绍(6)厦门大学历史系赴才溪调查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才溪妇女的反孔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75年第1期；
刘丰：《才溪妇女的奉献精神》，《福建党史月刊》1993年第11期；
张雪英：《才溪乡妇女的奉献精神——纪念毛泽东〈才溪乡调查〉70周年》，《龙岩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林强：《才溪:民主建政的典范——兼论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之目的》，《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6期；
钟建红：《“中央第一模范区”的农村政权建设》，《炎黄春秋》2017年第6期；
吴国安：《才溪乡光荣亭》，《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年第2期；
尚史：《“光荣亭”真光荣》，《福建党史月刊》2008年第12期；
康模生：《方方与苏区“第一模范区”》，《福建党史月刊》1994年第6期；
钟巨蕃：《毛泽东与才溪乡》，《政协天地》2003年第9期。；
其他一些关于苏区时期的妇女、经济建设等方面论著，常常提及才溪当年的情况或贡献。
本文拟接续李金铮关于抗战时期中共、《晋察冀日报》与读者这一类似话题，探讨作为现代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在局部执政时期是如何利用报纸这一现代媒体和大众传播进行革命动员工作的。具体讨论则以当时中央苏区模范乡、模范区的才溪为例，考察党和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7)《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从第50期即1933年2月7日起，《红色中华》改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的联合机关报；
从第86期即1933年6月17日起，报头上重新印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见《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编写组：《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对才溪作了哪些报道，采用了哪些方法、塑造了什么样的才溪模范形象？塑造才溪苏区模范形象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学界已有研究并未涉及。本文拟从历史学、新闻传播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角度，加以专文探讨。
今天的才溪镇地处福建省上杭县西北部，不同于中央苏区时的才溪行政区划。1930年5月，上杭县苏维埃政府下辖13个区苏维埃，才溪属于西三区。(8)中共上杭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上杭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1931年初，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杭武县，下辖上杭的白砂、旧县、才溪和武平的小兰、桃溪、湘店等区乡，才溪与通贤、官庄隶属于第七区。(9)中共上杭县委组织部、中共上杭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上杭县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福建省上杭县组织史资料(1926.12—1987.12)》，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9、33页。1932年前后，才溪区独立编制，下辖12个乡。(10)《上杭才溪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1932.9.17)》，中共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编：《才溪革命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25页。1933年10月重新规划行政区，才溪区下辖上才溪、下才溪等8个乡，全区共2188家、8782人。(11)《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3、351页。
为便于分析，下文将《红色中华》关于才溪的相关报道分为消息、通讯、评论三大类。依照上述划分方法，从1931年11月创刊至红军长征后的1934年10月，《红色中华》一共刊发了66篇关于才溪的新闻报道。其中35篇为消息、18篇为通讯、13篇为评论；
消息最多，占刊文总数的近53%。从年份看，1932年有6篇，1933年43篇，1934年17篇。从版面看，才溪在《红色中华》的8个版面中均出现过，以第2版和第3版出现次数最多，分别为14次、21次，分别占总数的21.2%、31.8%。从篇幅看，以101字至200字、201字至301字、301字至400字的新闻报道为最多，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0.3%、15.2%、16.7%。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和阐述《红色中华》所塑造的“才溪形象”，下面将66篇新闻报道分为两类，一类是才溪专题报道(共44篇，见表1)；
一类是关于才溪的非才溪专题报道(共22篇，见表2)。通过对以上两类关于才溪报道内容的分析，不难发现才溪苏区模范形象，主要有以下这些类型：
1.扩红模范。《红色中华》对此报道最多。据统计，在44篇才溪专题报道中，扩红被报道13次，在15类报道中位列第二(见表1，下同)；
在22篇非才溪专题报道中，扩红被报道10次(见表2，下同)，在13类报道中位列第一；
整个苏区革命期间，《红色中华》关于才溪扩红的报道共23次，在19类报道中位列第一，占报道总次数(98次)的23.5%。这说明，扩红模范是《红色中华》塑造的首要才溪形象，也是才溪给受众的第一重形象。
表1 《红色中华》关于才溪专题报道的分年分类统计表
2.妇女模范之乡(区)。妇女是革命解放的主要对象之一，也是革命的主力军之一。《红色中华》关于才溪的66篇报道中，有7篇是以妇女或妇女工作为标题的主题词进行报道的。这7篇文章介绍了才溪妇女在慰问红军、扩红、参战、协助作战、垦荒、春耕等方面的英勇身姿和骄人成绩。另据统计，在44篇才溪专题报道中，妇女工作及其成绩被报道14次，在15类报道中位列第一；
在22篇非才溪专题报道中，妇女工作及其成绩被报道2次，在13类报道中与“借谷”等并列第四；
整个苏区革命期间，《红色中华》关于才溪妇女工作及其成绩的报道共16次，在19类报道中位列第二，占总数的16.3%。这些材料说明，妇女模范之乡(区)是《红色中华》塑造的重要才溪形象，也是才溪给受众的第二重形象。
3.慰问模范。慰问红军及其家属、烈属等，是才溪群众的日常之一。据统计，在44篇才溪专题报道中，慰问红军及其家属、烈属等被报道13次，在15类报道中位列第三；
整个苏区革命期间，《红色中华》关于才溪慰问的报道共13次，在19类报道中位列第三，占总数的13.3%。这说明，慰问模范是《红色中华》塑造的另一重要才溪形象，也是才溪给受众的第三重形象。
4.捐献模范。积极捐献是才溪群众的另一日常。据统计，在44篇才溪专题报道中，捐献被报道6次，在15类报道中位列第五；
在22篇非才溪专题报道中，捐献被报道4次，在13类报道中位列第二；
整个苏区革命期间，《红色中华》关于才溪捐献的报道共10次，在19类报道中位列第四，占总数的10.2%。以上材料说明，捐献模范是《红色中华》塑造的又一重要才溪形象，也是才溪给受众的第四重形象。
5.耕种模范。耕种本就是农民的本色，更是革命生产的需要。据统计，在44篇才溪专题报道中，耕种被报道8次，在15类报道中位列第四；
在22篇非才溪专题报道中，耕种被报道1次，在13类报道中与“选举”等类别位列第七；
整个苏区革命期间，《红色中华》关于才溪耕种的报道共9次，在19类报道中位列第五，占总数的9.2%。这表明，耕种模范是《红色中华》塑造的另一重要才溪形象，也是才溪给受众的第五重形象。
此外，还有其他众多类型。如文化教育发展模范，合作社建设模范，参战和协助作战模范，购买公债模范，选举模范，帮助查田模范等。以上模范类型，划分标准不一，有的是从模范主体进行划分，大部分是从模范行为进行划分。这是当时报道的客观情况。正是上述不同的模范类型，汇聚并定型了才溪的苏区模范形象。
表2 《红色中华》关于才溪的非才溪专题报道分年分类统计表
体裁评论642总计221147主题扩红10172捐献431购买公债22妇女211借谷211救济211耕种11文化教育11合作社11选举11儿童团11少先队11运输粮食11总计2911810版面第3版532第4版321第5版211第6版211第7版11第8版11总计221147 篇幅0—100字312101—200字55201—300字312301—400字5122401—500字501—1000字2111001字以上44总计221147
才溪苏区模范的形象，是《红色中华》通过刊发关于才溪的66篇新闻报道塑造的。《红色中华》塑造才溪苏区模范形象主要包括三种方法：
第一，采用正面颂扬和专题报道的形式，塑造才溪的苏区模范形象
所谓正面颂扬，即对才溪各方面工作进行正面报道。这是最常见的、最普通的新闻报道手法。如1933年7月2日《红色中华》报道才溪群众踊跃捐献的情况说：“上杭县才溪区的群众为响应退还谷票的号召，退热烈的将所有谷票退了三千O五十五张(每张十斤)”。(12)《上杭群众退还谷票热烈》，《红色中华》1933年7月2日，第5版。又如1934年3月20日报道才溪节省的光荣成绩：“才溪区也可说是节省的模范，他们的区苏工作人员每月自带伙食四天，群众则每月节省半升谷子。最近已节省了二十余石。其他的节省办法如种菜卖柴等等也普遍的进行了”。(13)菲莪：《兴国节省运动的模范 才溪区也可说是节省的模范》，《红色中华》1934年3月22日，第3版。所谓专题报道，即对才溪某些具有典型意义和较高新闻价值的人物、事件、问题和社会现象等，进行记录调查分析解释评述等，从而揭示主题的深刻意义。在44篇关于才溪的专题报道中，以扩大红军、参加红军、加入红军等扩红为主题的专题报道有9篇，以慰问红军、慰劳伤病战士、慰劳红军等慰问为主题的专题报道有8篇，以春耕、夏耕、垦荒等耕种为主题的专题报道有7篇，以退还公债、募捐、节省等捐献为主题的专题报道有4篇，以各校总检阅、文化教育运动、剧团活跃等文化教育发展为主题的专题报道有3篇。专题报道的笔墨虽然聚焦于才溪的某一个方面，但多个专题且正面的报道，无疑大大提升了才溪的整体苏区模范形象。
第二，在写作方式上，擅长采用深描、点面结合叙述、多方比较、统计数字等手法来渲染主题，以期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
其中，深描即通过对才溪某一方面的情况加以详细描写或深度解剖等，通过深度刻画深化受众对于才溪苏区模范形象的印象。深描的报道一般篇幅较长。如1933年11月20日《红色中华》刊发了《选举运动的好模范》一文，共1437字(含标题，下同)。该文不仅认为福建的“选举运动以才溪区为最好”，“是我们选举的模范”，而且详细介绍了才溪区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即广泛而深入的动员工作、居民登记和选民登记运动、各乡苏维埃向选民登记工作、提出候选名单发布群众中批评、选举配合战争动员和深入阶级斗争而进行、居民参加90%以上、各乡妇女代表占30%以上，希望“各县区学习”，“作为参考”。(14)张鼎丞：《选举运动的好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0日，第3版。又如1934年1月1日发表的《一个模范的消费合作社》，全文1505字，是关于才溪最长的一则专题报道。该文详细介绍了才溪区合作分社发展的历史和工作概况，深刻总结了办理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号召“大家来学习它的光荣的模范”。(15)崔寅瑜：《一个模范的消费合作社》，《红色中华》1934年1月1日，第3版。
点面结合是一种被经常采用的写作手法。这里的点，主要指典型、个案等；
面，主要指宏观、整体等。通常是在正面颂扬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这种手法，给观众以有血有肉的整体才溪苏区模范形象。如1932年11月1日《红色中华》报道才溪扩红的情况说：才溪区“这一次动员了一百二十几个新战士，自动到前方去，充实红军力量，尤其是下才溪乡有林某四兄弟，及王某三兄弟，都一致参加红军，这是在扩大红军中一个特别热烈的现象”。(16)念文：《上杭才溪区的扩大红军》，《红色中华》1932年11月1日，第4版。又如1933年5月8日报道才溪做布草鞋慰问红军的热潮：“上杭才溪区同康党团女同志，在中央局号召做十万双布草鞋慰劳红军的动员中，热烈进行比赛，在一月之内，完成做布草鞋三百双以上，(全乡二百多妇女——儿童在内，)有王凤里，林喜连，王太珍三个女同志(都是团员)自动做卅双，廿五双，十五双，以为群众的模范，其他如十双五双的在大会中都热烈报名”。(17)《做布草鞋慰问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5月8日，第2版。
多方比较即通过内部、内外、先进与落后等多方面的比较，突出才溪的模范形象这一主题。如内部比较，1932年5月25日《红色中华》报道才溪五一扩红情况，说：“举行全区扩大红军总比赛，计从一九三二年一月起至四月卅日止，全区共计扩大红军，三百六十六名，大会时又自动加入红军的一十七名，各乡比赛结果以才溪乡最多，计从一月起，自动加入红军有一百零九名，取得第一等优胜”。(18)《上杭才溪区“五一”纪念中 扩大红军的热烈》，《红色中华》1932年5月25日，第6版。如内外比较、先进与落后比较，11月14日报道的上杭扩红总结，“才溪区顶瓜瓜！数量又多，成份又好，党团员也不少。欢送的一队队，慰劳品一担担，最整齐，最特色，政治影响最扩大，优胜旗二把给他取去了！……最不堪！最差！最落后可耻的是庐丰区，一个都没有，是上杭全县污点！收买政策失败了！城郊区立即开小差了三个！”(19)《上杭县第一期扩大红军的总结》，《红色中华》1932年11月14日，第5版。还有既内部比又内外比的，如1933年6月17日以“飞机和乌龟”比喻上杭才溪和大旧区的扩红，说：“上杭以才溪区工作为最好，才溪区以下才溪乡工作为最好，他们能猛烈扩大红军动员群众迅速实现党的决定，因为这一区党团多，干部多，有责任心，工人的领导很强。目前工作最落后的是大旧区，那里反罗明路线斗争不深入，所以工作就不行”。(20)《上杭党的活跃 飞机和乌龟》，《红色中华》1933年6月17日，第1版。
统计数字即大量采用数据、图表等统计方法来报道主题。前者如1933年7月11日《红色中华》以大量数据报道了“才溪区的红五月工作是福建全省的光荣模范”这一主题。其内容为：“(一)扩大红军□百廿二名(原来决定一百六十名)归队五十九名。(二)慰劳红军物品布草鞋二八九七双，雨伞一八六把，毛中二一二条，列宁帽二一二顶，秆草鞋六O五二双，疏菜等不计其数。(三)集中二连模范营，一连担架队，配合红军作战。(四)退还公债票五七三二元(原来决定两千元)。(五)借谷给红军一四O石，退还谷票三七五石。(六)向富农捐款，地主罚款共获得一三六OO元。(七)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一百廿元，捐助难民三五五元。(八)征收党员一百余名”。(21)《才溪区的红五月工作 福建全省的光荣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7月11日，第5版。全文几乎没有不必要的话，都通过各类数据来表达。而在叙述中采用数据加以论证的报道，则不胜枚举。后者如1934年1月10日，《红色中华》通过一个完整的表格和“推销”“数目”“报告人”三项内容报道了18个“推销公债”模范集体，才溪大地乡就是其中之一。(22)念民：《推销公债 等待更优胜的纪录》，《红色中华》1934年1月10日，第3版。显然，以数据和图表等统计方法塑造才溪的苏区模范形象，既精准科学，又简洁明了，不失为一种好的写作手法。
第三，在新闻报道的方式上，娴熟采用政治权威发声、高频率报道、全方位报道、短小精悍的报道、红匾予以专门表扬等方式来突显主题
借用政治权威发声，增强苏区模范形象的权威性，是《红色中华》经常采用的报道方式。苏区革命期间，才溪的各项工作得到苏区各级领导的多次肯定，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梁柏台和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胡海、少共先锋队中央总队长张爱萍、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和土地部长范乐春等，他们在《红色中华》刊发的对才溪工作大加肯定和表扬的文章(23)毛泽东：《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红色中华(二苏大会特刊)》1934年1月31日，第2版；
梁柏台：《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红色中华》1934年1月1日，第6版；
胡海：《为消灭四十万担荒田而斗争》，《红色中华》1934年2月20日，第1版；
爱萍：《“时刻准备着！”关于儿童团第一次大检阅的通信》，《红色中华》1933年4月8日，第5版；
张鼎丞：《选举运动的好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0日，第3版；
乐春：《福建省春耕运动的检阅》，《红色中华》1933年5月14日，第5版。，无疑大大提升了才溪的苏区模范形象。
在一个时期内，通过对特定对象的多次报道，增加其在公众平台上出现的频度和密度，以强化其在受众心目中的印象，这就是高频率报道。就才溪而言，在1932年5月至1934年9月的29个月中，从报道篇数(66篇)来看，其每月被报道的频率为2.3篇；
1933年最高，每月达到3.6篇。从才溪在新闻报道标题中出现的次数看，据统计共为26次，平均每月出现0.9次；
1933年最高，为15次，平均每月1.25次。从才溪这一关键词的出现频率看，在66篇报道中一共出现187次(其中，才溪专题报道中出现144次，非才溪专题报道43次)，平均每月出现6.5次；
如每月以30天4.3周计算的话，则才溪平均每周出现1.5次。虽然笔者目前无法判断才溪是否是《红色中华》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乡镇地名，但相对中央苏区几千个乡(24)《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52页。来说，无疑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才溪每一次登场，都是以先进形象亮相，才溪苏区模范形象自然得以构建起来。
全方位报道即通过报道展示才溪的方方面面。从新闻报道的主题暨内容看，66篇关于才溪的新闻报道，涉及才溪的扩红、妇女、慰问、耕种、捐献、文化教育、借谷、合作社、协助作战、购买公债、被难、参战、征收党员、选举、救济、帮助查田、儿童团、少先队、运输粮食等19个大的方面，如果加上慰问所包含的慰问红军、慰问红军家属和烈属等3个方面，耕种所包含的春耕、夏耕、秋耕、冬耕、垦荒等5个方面，捐献所包含的捐款、捐粮、节省、退回公债、退回谷票等5个方面，文化教育所包含的学校、妇女夜校、识字班、墙报、戏剧等5个方面，合作社所包含的粮食合作社、药材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3个方面，那么，《红色中华》的报道涉及到才溪34个具体方面的情况，几乎描绘了战时才溪的主要面相。且这些报道几乎全部是对才溪社会方方面面的正面肯定和大力颂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红色中华》给受众展现的，是一个全面的才溪、立体的才溪、样样先进的才溪形象。
大量采用短小精悍的消息、通讯等新闻体裁加以报道，是《红色中华》新闻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短小精悍的报道，信息量不大，但简短明确，给人印象深刻，易于记忆和传播。《红色中华》关于才溪最短的一次报道，是1933年8月1日的《扩大红军广播台》，加上标题只有48字；
第二短的是报道了积极做草鞋慰劳红军的两个才溪妇女，连同标题共74字。(25)吴致明：《扩大红军广播台》，《红色中华》1933年8月1日，第2版；
《二个妇女的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4月14日，第3版。另据统计，关于才溪的44篇专题报道中，100字以内的有5篇，占总数的11.4%；
200字以内的20篇，占总数的45.5%；
300字以内的28篇，占63.6%；
400字以内的34篇，占77.3%(见表1)。这说明《红色中华》倾向于用短小精悍的篇幅来塑造才溪的苏区模范形象，以强化和加深受众头脑中的模范印象。
创设红匾专栏，对模范予以专门表扬，是《红色中华》的一个创新。1933年4月26日的《红色中华》开辟了一个新的专栏——“红匾”(26)《红匾送给他们》，《红色中华》1933年4月26日，第3版。，专门用来表彰革命竞赛模范的栏目，内容主要登载模范们的姓名和先进事迹。红匾其实是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红板”(27)《紧急战争动员中的“红板”名单》，《红色中华》1933年1月7日，第6版。的升级版，两者的内容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红匾比红板的仪式感更为浓重。1934年3月1日，上杭才溪区与旧县区、通贤区，以及赣县白露区因为完成收集粮食任务而共同上了红匾。(28)《收集粮食红匾》，《红色中华》1934年3月1日，第1版。在红匾上作为先进受到表扬，无疑进一步提升了才溪的苏区模范形象。
才溪的苏区模范形象并非自然天成。它被纳入苏区治理版图之初，没有任何特殊之处。1929年6月，才溪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的背景下发动农民暴动，开始被纳入苏区的治理版图。直到1932年5月底被《红色中华》第一次报道之前，近三年之中，才溪一直是中央苏区内一个工作无甚特色的默默无闻的区乡。1932年3月，方方出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由于他在实际中的出色组织工作(29)康模生：《方方与苏区“第一模范区”》，《福建党史月刊》1994年第6期，第18—19页。，才溪的扩红、发展教育、慰问红军等先进事迹开始被《红色中华》加以报道。但检阅1932年的6篇报道，可以看出，才溪只是作为上杭县比较先进的工作区乡因而显得相对突出而已，它并未成为福建苏区乃至全苏区的模范。
1933年是才溪成为福建苏区和中央苏区模范的关键一年。4月8日，《红色中华》刊发了少共先锋队中央总队长张爱萍撰写的苏区儿童团第一次大检阅的通讯，文中记载，“在开幕礼未举行前，……上杭才溪的小同志表演得更为出色，颇得观众的赞誉，一点也不夸张的说，最后全场的观众，几乎全被他们吸引住了”。(30)爱萍：《“时刻准备着！”关于儿童团第一次大检阅的通信》，《红色中华》1933年4月8日，第5版。这是才溪在中央苏区各地比较下的第一次“出彩”。同一天，《红色中华》在报道才溪区苏慰劳红19军时，提及“下才溪乡黄东连同志在一月中还自动做了二十一双布草鞋，王太永姑同志做了十九双布草鞋慰劳红军，这是拥护红军的两个女模范”(31)《上杭才溪工农群众热烈慰劳红十九军》，《红色中华》1933年4月8日，第4版。；
4月14日，《红色中华》以《二个妇女的模范》为题，再次报道了这两位女模范积极做草鞋慰劳红军的光荣事迹(32)《二个妇女的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4月14日，第3版。。前者是“模范”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关于才溪的报道中，后者是“模范”第一次出现在关于才溪报道的标题中。5月14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范乐春撰文表扬，“上杭才溪区，就是最特色的模范区”，并详细介绍了才溪春耕运动中的做法和成绩。(33)乐春：《福建省春耕运动的检阅》，《红色中华》1933年5月14日，第5版。显然，在范看来，才溪是福建省苏区春耕运动的模范区。7月5日，才溪被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们是第一模范区”称号，并建立了光荣牌(碑)。(34)《上杭县的光荣动员 又有一团加入了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7月23日，第3版；
李中：《热烈进行文化教育运动 才溪不愧“第一个模范区”》，《红色中华》1933年9月6日，第5版。稍后的11日，《红色中华》刊登了《才溪区的红五月工作》，称才溪是“福建全省的光荣模范”。(35)《才溪区的红五月工作 福建全省的光荣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7月11日，第5版。到下半年的11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在《红色中华》撰文详细介绍了才溪区的选举，认为才溪区“是我们选举的模范”，是“选举运动的好模范”。(36)张鼎丞：《选举运动的好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0日，第3版。同月，毛泽东赴才溪调查，他在《才溪乡调查》中的第一句话即说：“中央苏区有名的上下才溪”；
在论述才溪的“经济生活”时，他说：“劳动合作社(别地称劳动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37)《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333、352页。可见，此时的才溪似乎已是中央苏区的模范，且其声名早已传到毛泽东的耳中。
进入1934年前后，才溪被临时中央政府认定为全苏区的模范。1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梁柏台发文认为，才溪的选举工作做得比较先进。(38)梁柏台：《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红色中华》1934年1月1日，第6版。2月20日，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胡海，又撰文介绍了才溪区开荒的宝贵经验。(39)胡海：《为消灭四十万担荒田而斗争》，《红色中华》1934年2月20日，第1版。可见，才溪不仅是苏区选举的模范，而且是开荒耕种的模范。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才溪作为扩红的模范、解决红军家属困难的模范、选举的模范、乡苏工作的模范受到了表扬。(4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1.2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案》(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304、307、348页。当时负责总务厅出版处工作的黄亚光回忆：二次全苏大会上，毛泽东多次表扬兴国县、长冈乡和才溪乡，着重介绍了这些地方的模范事迹，号召全苏区要向它们学习；
大会还给与会代表下发了《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两本小册子；
此外，还赠送了奖旗给兴国县、长冈乡和才溪乡等先进单位。(41)黄亚光：《“二苏”大会与长冈乡、才溪乡调查》，《才溪革命史资料汇编》，第141、142页。1月31日，《红色中华》刊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福建省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的很啊！……才溪乡的这些工作(指推销公债和救济群众工作，笔者注)也是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苏维埃，真正是模范苏维埃。”(42)毛泽东：《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红色中华(二苏大会特刊)》1934年1月31日，第2版。不难看出，此时的才溪已是名副其实的全苏区模范。
宏观数据也印证了1933年以后才溪成为苏区模范的事实。据笔者统计，《红色中华》关于才溪专题报道的标题中，“模范”一词出现的次数，1933年为12次，1934年为1次；
文中“模范”出现的次数，1933年为25次，1934年为3次。《红色中华》关于才溪的新闻报道，1932年为6篇，1933年43篇，1934年17篇；
其中，1933年占全部篇数(66篇)的65.2%，1934年占25.8%，两年共占总数的91%。
上述史实和数据表明，1933年4月份以后，才溪的苏区模范形象在《红色中华》的舆论场中得以逐步建立。《红色中华》塑造才溪苏区模范形象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现代传媒的传播效应，扩大才溪的榜样示范作用，从而影响和引领社会大众并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为争取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乃至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赋予才溪等苏区模范的历史使命。当然，才溪等众多苏区模范的先进事迹是事实，是基础，是底色。《红色中华》只是以这些事实和底色为原材料进行加工、提升、亮化，然后采用前述多种新闻手法加以塑造成模范形象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才溪乡、长冈乡、兴国县等众多的苏区模范，就是《红色中华》这一中共党报性质催生和革命战争现实需要的产物。而在国共“围剿”与反“围剿”战争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红色中华》向苏区民众源源不断地输入大量的同质信息，这其实就是大众传播学所指的“拉斯韦尔模式”“子弹论”“皮下注射论”或“刺激——反应论”，理论上可以发挥最大的政治宣传效果。(43)这些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强大的力量，人们极易为大众传播的讯息所击中的；
只要讯息“命中目标”，就会产生预期的效果。虽然这些早期传播理论遭受质疑或被后来者所修正，但不少专家仍认为，它们“对于分析政治宣传确实是十分适用的”，“是引导人们研究传播过程的一种方便的综合性方法”。分别参见[美]窝纳丁·赛弗林、小詹姆斯·W坦卡特著，陈韵昭译：《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著，祝建华、武伟译：《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事实上，作为受众的苏区社会大众，或多或少受到《红色中华》正面宣传的影响。如1934年2月间，上杭县才溪区苏负责人“看到《红色中华》上关于发动妇女组织学习生产的新闻后，区苏主席团就在讨论春耕运动时，特别提出要组织妇女生产组的问题”，结果组织了77个生产教育组，使妇女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44)《才溪妇女积极参加春耕》，《红色中华》1934年3月29日，第1版。1933年7月，红坊区模范营响应才溪、官庄、旧县的光荣榜样，于8日在该区的“授奖大会”上全体自愿加入红军，“给了中央局创造一百万红军以布尔什维克的回答”，成为闽西的第二模范区。(45)《红坊区模范营加入红军 响应才溪区的光荣模范》，《红色中华》1933年7月23日，第3版。
对于《红色中华》的宣传效果，中共中央高层党政干部和新闻传播者均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说《红色中华》“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动员、战争动员上的功勋，我们大家都知道与记得的。经济战线上的退还八十万公债节省三十万的胜利号召；
扩大红军的经验与光荣例子的传播……这一切，都是不可磨灭的成绩。《红色中华》是苏区千百万群众的喉舌，是我们一切群众的集体宣传者与组织者”。(46)博古：《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933年8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张闻天评价说，《红色中华》“相当地发扬了群众的积极性与各种工作上起了部分的推动作用”，“在编辑方面也比较更活泼有生气。因此报纸读者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47)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1933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第175页。曾经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秘书的任质斌后来回忆：《红色中华》“在激励苏区人民为伟大的解放事业而斗争方面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对于当时的战争动员和苏区建设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48)任质斌：《〈红色中华〉报始末》，《江西苏区文化研究》2001年印，第570、573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夺取国家政权和争取全国胜利为鹄的。显然，这样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没有人民群众的热情参与和衷心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党要实现自己的一切任务，最重要的条件是要能获得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形成伟大的争斗的力量”，因此，“宣传教育是实现党的任务的经常的基本工作”，“政治宣传和鼓动，乃是党调动群众领导群众兼以训练党员之必需的条件”。(49)《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1927年8月21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41、35页。《红色中华》及其塑造的苏区模范形象，无疑是苏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和革命动员工作的重要一环。本文的研究表明，1932年5月至1934年9月的29个月中，《红色中华》一共刊发了66篇关于才溪的新闻报道；
其中，关于才溪的专题报道44篇，关于才溪的非专题报道22篇。福建省上杭县才溪的苏区模范形象，是1933年4月以后《红色中华》采用正面报道、专题报道、高频度报道、全方位报道、借用政治权威发声等多种方法逐步塑造成功的，是中共党报性质催生和革命战争需要的产物。可以说，在苏区革命时期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发行量大、权威性高、影响范围广的《红色中华》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党报所定位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指导者的身份和作用，而作为特定目的塑造的才溪乡、长冈乡、兴国县等众多的苏区模范形象，则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助力作用。《红色中华》的苏区模范塑造和政治引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利用现代报纸和大众传播进行政治宣传和革命动员的有益尝试，并成为中共“宣传口”的传统之一。(50)李金铮对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的研究表明，读者虽有其独立性、能动性，但党政军机构的指示、规定和支持更有其不可忽视的塑造威力，这是党报不同于一般报纸的根本特征。见李金铮：《读者与报纸、党政军的联动：〈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第4页。这种传统的新闻塑造、大众传播和革命动员模式，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开放和多元传播的环境中，无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也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口”面临的新课题。
——给祖母诗选刊(2015年6期)2015-10-26模范护工微型小说选刊(2015年5期)2015-06-05人民广播事业的雏形——红色中华新闻台声屏世界(2014年11期)2014-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