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背景下波斯特对福柯权力技术思想的沿革

何冬玲，范启航

(1.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2.长沙理工大学 哲学系，湖南 长沙 410114)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反对传统理论中对权力、知识与主体之间关系的构想。他排除了诸如柏拉图(Plato)、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传统权力分析中“知识促使权力更好运行”的假设，认为掌握知识的哲学家或国王并不一定能统治好一个国家，因为知识并不完全客观地独立于权力之外，相反，没有权力关系就不会产生任何知识，不创设知识架构也就不存在权力关系。权力与知识的矛盾斗争决定了二者的形式和作用领域，权力生产并支配知识，知识又服务和影响权力。此外，福柯还排除了类似康德(Immanuel Kant)、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的“理性主体”之于权力与知识的第一性地位，他认为，权力与知识的发展变化与矛盾运动决定了主体的认识对象、认识方式以及认识结果，主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早已沦为一种为权力服务的“政治肉体”。在他看来，权力将统治需要的生产功能施加给“政治肉体”的种种手段就是权力技术。

虽然权力技术对人的规训结果是统一的，但其作用手段却是多样的，因而福柯对权力技术的分析，并非从国家开始自上而下宏观地进行，而是分散在精神病院、监狱、工厂等常见的社会职能场所之中。福柯从微观视角对这些场所的功能演变进行谱系学的考察，从中挖掘权力对人体的塑造与驾驭。例如，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一书中，福柯通过考察疯癫的历史，揭示权力通过对话语体系塑造来达成对肉体的约束、对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对其整体划一的要求[1]。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则沿用了福柯的权力技术概念以及微观视角，将福柯探究的社会样本从19世纪推进到了信息时代，以信息技术为切入点考察了权力运行的新变。波斯特认为，信息时代涌现的种种新技术为权力提供了新的规训手段，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权力的作用边界、作用对象、依存场域以及实现模式发生了显著改变，与之前的权力技术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福柯认为，资本主义的权力技术从封建时代的严酷刑罚转向了纪律手段，即通过精细划分时空来使用人体。时空是福柯权力技术分析的重要向度，这里的时空并非纯粹的物理性，而是社会关系的实体化，关系嵌入以知识为原则的时空建构之中，并决定了物理场所的形态与职能。同时，因为受制于技术水平，纪律的实施有着明显的时空边界，纪律首先需要划定一个封闭的空间作为其施行范围，空间的边界就是权力的边界。并且，限制人员随意进出以保证纪律发挥作用时成员的在场，从而为职能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基础性条件。当然，仅靠封闭空间还不能满足需要，对空间的合理设计才能更好赋予空间具体的规训职能。为了说明空间设计所带来的规训效用，福柯引用了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所设想的经典建筑学形象——全景监狱(panopticon)，该监狱由一座环形建筑和一座瞭望塔组成。环形建筑被分割成许多囚室，囚室的窗户一个对着外面，一个对着里面，使得光线能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外一端。瞭望塔则位于环形建筑的中心，并有一圈对着环形建筑的大窗户，以便监视者能够观察到环形建筑里的所有囚室[2](P224)。福柯认为，在全景监狱中，瞭望塔上监视者的视野被无限扩大，囚犯的私有空间被无限压缩甚至抹除。而为了进一步确保监视者的存在不被确知，甚至会在瞭望塔的窗户上安装百叶窗，以彻底隐藏监视者的身影。当被囚禁者凝视瞭望塔却无法知晓自己是否被观察时，他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被隔绝和被观察的孤独感。运用建筑学与心理学知识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其主要弊端是：在被囚禁者身上会造成一种有意识的、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发挥作用[2](P226)。现实中的许多职能场所都彰显同样的理念，诸如阶梯型报告厅可以扩大发言人的声音与视野；
管理者办公室的玻璃窗被设置成单向视野，用以观察员工而不被发现。

对时空精细切割与编码，建立起职能与肉体的紧密联系，诸如工厂确定岗位，安排工人到固定的生产车间，所依据的就是空间分隔与单元定位原则。每一个工位都确定一个流程，每一个工人都有确定的位置，于是，一个确立缺席者与在场者的体系就在工厂建立起来了，一种何处以及如何安排工人的体系也建立起来了[3]。在这个体系中，人的差异性被生产流程的差异性扩大了，人的状态与零件也别无二致，只剩下能否使用的二元区分；
人被打碎、被控制、被改造，成为整个可解析空间的一部分，被量化、被控制着发挥效能，而空间本身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了性质与功能的转化。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写道：“一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如堡垒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2](P195)纪律还对时间进行了更为精细地分割，并与肉体的标准动作相关联，使得时空、职能与肉体更为深刻地纠缠在一起。提高单位时间里肉体的使用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工业生产所需的效率。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持续推进，人们开始用小时、分、秒来计算时间，并把这种对时间更精细的划分与身体动作的编排结合到一起且严格执行下去。例如，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以固定速度循环，要求每件产品的加工与检查花费的时间都是固定的，时间短，合格率变低，时间长，又会影响效率，这就要求工人将动作尽量保持在一个标准的时间区间。除此之外，规训控制还不断寻求姿势和身体位置之间的最佳联系，肉体动作被分解成各种因素，躯体、四肢和关节的位置都尽可能被确定下来，每个动作都规定了方向、力度与时间，并且动作的连接也是预先规定好的，以确保更高效率地工作，确保肉体更为精确和专注地投入其中。在福柯看来，这种对时间的谋划，从传统消除懒惰的原则转向了不断榨取肉体中的生产价值。正如福柯所说，我们不应该仅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2](P218)。

根据波斯特的观点，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权力突破了时空限制。福柯晚年对20世纪后期涌现的新技术进行了考察，但他认为这些新技术只是19世纪诸多权力技术手段的延伸，并未产生革命性的变化[4]。波斯特则不赞同福柯的观点，认为相比于19世纪，信息时代下的权力技术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数据库技术的应用，使得权力的作用场域摆脱了具体的职能场所和时间阶段，从而变得可以随时随地。数据库是可以促进高效获取、组织、存储、处理信息的技术，它在信息时代下以全景监狱模式在暗中连续不断地进行运作。繁多的移动设备、监视器等硬件设备，以及海量的涉及人们学习与生活的各种应用软件，一方面成为了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在昼夜不停地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人们的出行、消费、社交、浏览网页等，都可以被数据库毫无遗漏地保存下来，然后进行调取、筛选和组合，以获取更精准的用户画像。相比以纸质媒介为主的信息传播方式，数据的调取与复制是如此简单，从遥远的地方都可以轻易获取、使用与传输信息。因此，在数据库的运作过程中，用户既不需要停留在特定场所，也不需要在某一时间被询问调查，他们只需要按部就班地生活，就已经处于严密的权力监视之中[5](P97)。波斯特认为，相较于福柯所说的“全景建筑”，数据库的监视不再谋求对建筑视野进行复杂设计，而是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其更加隐蔽并难以察觉。此外，信息技术的加持，也使得一些生产不再要求身体与具体时空绑定，如设计行业、媒体行业的一些从业者可以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出现了多种居家办公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在榨取肉体生产价值的效率方面有所降低，因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个体的生活领域，工作任务也往往被设计得比之前更为繁重。

在福柯的权力技术分析中，“身体”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蕴含着两层意味。

一是指被统治的“人的身体”，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受到极为严厉的掌控，承担着权力所强加的各种责任、限制与定义。福柯指出，自18世纪以来，权力技术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逐渐放弃了传统压制身体的残酷刑罚手段，认为其“非经济”且“易滋生反抗”，转而与知识合谋，采用了一系列的新方法、新技术、新话语来拆解和规范行为，进而控制和使用身体。另一方面，这种支配人体的新方法产生了积极的生产效用。权力通过新方法将个体区分与解析，再通过训练将这些混杂、无用且盲目的肉体组织起来，从中不断榨取价值，使之转化为资本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要素。可见，权力转变都与身体密不可分，前者以身体为最终作用目标，后者旨在从身体挖掘劳动价值。

二是指与“人的身体”相对的“权力身体”，它是一个抽象概念，在君主制度中依附“国王的身体”。福柯指出，“国王的身体”作为一种肉体性存在，是君主制度中权力的最高象征和政治实体，对封建社会的功能调节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6](P143)。但随着资本主义政治形态的逐步确立，“社会身体”在19世纪逐步取代“国王的身体”成为权力依附的新实体。福柯所指的“社会身体”并非是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而是权力之于个人身体发挥作用的物质性场所，诸如福柯提到的军营、工厂、医院、学校等，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依附的新的物质身体。

福柯在其晚年的访谈中阐释了“人的身体”与“权力身体”的二元对立关系。权力规训只能在职能场所给身体施加作用时才能获得，如学校的课程教学、军营的军事训练、医院的健康规划等诸多社会常见措施，都在持续而细致地对儿童、士兵以及患者身体开展权力工作。然而，一旦权力从身体中取得效果，就不可避免要回应身体的要求，诸如健康对经济、婚姻对道德范式及人格尊严等的要求，权力作用于身体之时，自身同样处于身体的反攻之中[6](P144)。在福柯看来，权力与身体一劳永逸的平衡关系并不存在，二者处于一种动态的矛盾之中，并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转变斗争形态。波斯特的权力技术分析则是延续福柯的思想，认为信息技术促使权力关系中的两种身体在信息时代展现新的形态。正如其所说，“作为现代社会的种种坚固的制度性常规，虽然已经存在两百年左右，但却被电子媒介交流这场地震所动摇，并重新构建新的常规。”[7](P21)

波斯特认为，福柯笔下承载权力的“人的身体”以及权力所依存的“社会身体”都在信息时代呈现出一种模糊与消散的倾向。在传统的认识论中，主体是一个感知的而非阐释的存在，人作为一种有感觉的动物，将自身置于时空中的某一点，依据感官所获取的信息来进行理性推算，并以身体为手段对外界施加影响，主体依赖于身体并与身体高度重合、保持一致。但在信息时代下，我们足不出户就能与世界各地的人实时交流，通过手机就能接收到全球各地的新闻，借助网络就能完成购物、工作等活动，主体也不必囿于时空中的某一点，而是消散于社会空间之中。与主体自在漫游伴随的是，主体性也处于被削弱甚至被取代的危险之中。机构在个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其数据，并以此为依据推送信息影响个体决策，甚至直接代替个体选择。在此情形下，传统认识论中那个“理性、自律、界定明晰的主体性自我”将不复存在。而数据库技术的广泛使用更是侵入了社会空间并将个体的身份多重化，从根本上置个体的意志、意图、感情和认识于不顾[8]。波斯特认为，身体的重要性在信息时代急剧减弱，主体在信息时代中展现的多重身份，成为权力作用的最终目标。数据库通过人们的消费、浏览、交流等记录来“认识”个体，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每个人构建独特的身份。权力规训也不再以身体作为直接对象，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按程序化的方式将权力施加于这些身份，哪怕这种身份与该个体的内在意识、自我界定的属性没有紧密联系，规训的效力却不会因此而折损。

同时，“权力身体”也呈现出脱实向虚的变化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校、监狱、工厂等传统规训场所会消失，而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产生所带来的海量监督与惩罚的新技术迅速发展，将助推权力依存空间的转变。以消费为例，当消费者选择信用卡或是电子支付替代现金时，本来的私人行为就变成了公共记录的一部分，这些记录足以构建出个体消费偏好、财产状况、身体健康水平以及性格特征。而随着个体行为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地被数据表征与存入，一套没有高墙、塔楼、狱警的“超级全景监狱”系统就形成了。这套系统的规训成本是如此低廉，它“无需缜密设计的大工程，无需利用像犯罪学这样的学科，无需乞援复杂的管理机器，也无需形成科层组织”[5](P121)，只需要将个体在终端上的点击浏览、消费支付、运动出行等数据收集上传，为个体建构独特的身份。对这些身份的处置就足以深刻影响其社会生活，诸如银行会通过个人征信的高低来决定贷款的额度；
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因全国联网可以限制其跨境出行、职务升迁等；
在虚拟软件中也会采用封禁账号的手段来规范使用者的言行。由此，数据库俨然成为信息时代下权力的新身体。

在福柯所阐释的权力技术模式中，构成主体的过程仍然属于“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过程，权力建构的主体还是内在性、现代性的个体，对自身在权力关系中的自我决定性存在清晰的认知[9]。尽管这种自我决定性因为“凝视”的压迫才嵌入主体之中，但主体仍保有不计后果的反抗选择。与之相反，波斯特认为，信息时代的主体构成采取的是“客体化”(objectification)这一相反路径，即通过分散的个体难以察觉的身份创设自始至终地影响与建构社会个体[5](P128)。这种“客体化”建构与信息时代之前的“威权”模式相比手段更加隐蔽，作用也更加温和。如果说，在福柯所阐释的“全景监狱”之中，人们或多或少带有一种不情愿或者不得已的心理，那么信息时代下的规训则是一种个体的主动参与，是在个体支持下得以实现的全民塑造[10]。

福柯认为，资本主义的权力技术虽然褪去残暴的外衣，但其本质仍是一种“威权”模式。权力以一种话语/实践的形式将社会权威施加在个体身上，通过对话语体系的系统梳理、对个体的不断监视、对个性的范围框定让个体维持在一种合规状态，权力也在此作用过程中反复调试而实现目的。在这样一整套权力技术体系中，将一种支配结构加入职能场所使其转变为规训空间，规训空间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被“凝视”的状态。这种“凝视”使得权力的效用，或者说权力的强制力在某种意义上转向了技术本身，个体隶属于此规训空间并在其权力关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是权力压迫的承担者，一种知识、一套体系、一种驯服被绑定在它身上；
另一方面，它还是权力压迫的实施者，个体知晓空间里“凝视”的存在，并出于对“凝视”的畏服而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这种被设计出的“凝视”是如此有效，以至于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征服，它“无需使用暴力就足以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安静下来，强制工人埋头干活，强制学生专心学问，强制病人遵守制度”[2](P227)。它还可以用于社会性实验，如观察医疗效果，比较针对不同罪行的惩罚方法，了解不同流程的生产效率等。

波斯特指出，信息时代的交流技术创造了一种独白性(monologic)、自指性(self-referential)的媒介语言。语言总是语境性的，即词语在何处使用决定了词语本身的意义。个体基于阶层与地理上的“位置感”，能够站在不同宗教、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立场，在一套统一的语境之下阅读、思考和交流，读者与作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波斯特认为，印刷文化以一种相反但又互补的方式提升了作者与读者的影响力，这一双重运动将作者造就成意见权威，将读者造就成批评家，从表层上看是矛盾的，实际上却是印刷时代交流双方典型的矛盾共振[5](P84)。但信息技术的出现搅乱了这种共振，它把遥远的距离和瞬时性时间结合在一起，表达者与聆听者相互分离但又紧密靠拢在一起；
它还打破了语义的稳定性，语言在信息时代下的飞速交流与传播，使其经常出现在一些与现实毫不相干的场合。这种语言与语境的分离状况，使得信息时代的媒介语言彰显独白性与自指性的特征。

波斯特认为，这种独白性而非对话性(diologic)的媒介语言是信息时代下权力塑造个体的重要手段。媒介语言的独白性，体现在交流的一端几乎输出了所有信息，而另一端只是接受。“人们调好台，心甘情愿地变成旁观者(spectator-participants)，每天三小时、四小时或五小时，一言不发地接收音讯。”[7](P65)权力控制语境建构与内容选择，通过媒体的单向输出潜移默化地塑造个体观念，诸如全球大卖的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宣传载体，其脸谱化、简单化的角色设计加深了人们对世界非黑即白的误解。同时，这种媒介语言具有很高的自我指涉性。屏幕中的人只能与屏幕中的人互动，与屏幕外的观众是隔离的，他们无法了解受众环境，只能模拟或是编造一个虚拟的语境来承载节目内容，在这套语境中创造交流及其意义。其实，许多娱乐节目，虽然依靠剧本与道具呈现一场热闹的人设表演，但整个过程根本不符合人们的现实生活，仅是一种娱乐资本的增殖和一场媒体语言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虽然无意义，却对个体产生了真实影响，它的单向度言说将个体拉进自指涉空间，使个体逐步脱离现实语境进行自我建构。

媒介语言建构事物与价值的新关联，形塑了个体对其“塑造行为”的悦纳态度。个体宁可在媒介语言中建构自身，也不愿接受传统印刷方式下互动性会话。有一种来自心理学角度的解释，即思考本身是痛苦的，印刷文化下的会话需要更多的精力成本，信息方式则提供了繁多且极具冲击力但无需思考的内容。另一种解释则如波斯特所说，媒介语言所建构的事物与价值的关联，对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消费广告就是其有力证据。从商品的角度看，钻石用来象征永恒的爱情、奢侈品象征高贵的生活品质，种种脱离现实表征与科学逻辑的商品宣传，都将一种价值与售卖的商品强行绑定在一起，在独白性、非对话的媒体上反复播放。波斯特认为，在这个消费话语所构建的超现实语境中，商品被赋予一种符号学价值，这种价值与商品的交换价值及使用价值都截然不同。在广告和商店中展示的商品是神奇的且令人垂涎和激动人心的，也是可以填满欲望的。而当购买行为完成，抽象消费者(the consumer)变为一个具体的使用者(a user)与商品或者物品产生日常关联时，这种超现实的价值便荡然消失[7](P91)。但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这种超现实价值并未如此简单离去。当主体为广告赋予商品的符号价值买单时，是先被消费语言吸引，然后被媒介语言建构成客体。而当个体为了持续享有强加在商品上的地位、财富等价值符号时，就不可避免要将自身的“被建构”推广出去，寻求群体对其价值的认同，此时个体就与消费话语一起成为“被塑造”的主体。信息时代下这种通过构建价值关联来塑造个体的手段不只是应用在消费环节，也会扩展到衣食住行等诸多生活领域。权力控制媒介语言代替说话人群体，创设语境与价值连接，从而吸引大批受众，同时，受众又为了维护自身的“崇高价值”将自己看作该“语境社群”的一员，为语境解释、为意义辩护、为群体排异[11]。被权力构建为骄傲的“自我的构建者”，为权力所驱驰，并将不断开疆拓土。

相较于福柯的权力技术分析，波斯特着重从技术角度考察权力的作用与手段，认为信息技术的加持消融了权力的时空限制，转变了权力的作用及依存对象，重构了权力的作用模式，最终强化了权力对个体的统治。在这个新的统治模式中，不受观察与规训的场所难以存在，福柯口中理性主体与权力的对抗体系，也随着新媒介语言对主体的瓦解变得难以为继。传统意义上，从宏观或微观等角度进行的权力分析，在未来机械人体、赛博空间或虚拟现实的纪元中，也将随技术与身体更为深刻的纠缠日益暴露其局限性。波斯特从技术出发进行的权力阐释，则为理解当下权力与技术的深刻纠缠以及未来权力形态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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