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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祖诒:中国近代外汇制度的创始人

    时间:2023-06-19 17:35: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俞 栋

    凡去过香港的人,大多会专门去看一看位于中环、面朝维多利亚港的中银大厦。记得,它在1989年落成时不仅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而且也是建筑史上将结构与设计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作:外形如雨后春笋,寓意希望与进步,也显示了中国银行驰骋亚洲乃至全球金融舞台的雄心壮志。其设计者就是被称为“现代主义建筑最后的大师”的贝聿铭。其实,贝聿铭与中行渊源深厚,因为他的父亲贝祖诒曾任中行代总经理等职。

    贝祖诒(1892—1982),原名骐祥,字淞荪,江苏吴县人,生于金融世家,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唐山工学院,近代著名银行家,有一代“汇兑奇才”之誉,被视为中国外汇制度的创始人。

    他的父亲贝理泰1贝理泰(1866—1958),号安哉,江苏苏州人,入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6年任总行董事兼苏州分行经理,并开办中国旅行社苏州分社;
    热心地方公益事业,曾募集巨款开辟阊门至虎丘马路,还兼任吴县育婴堂董事、救火联合会会长和红十字会会长。,以染料行业起家,后涉足金融,协助陈光甫2陈光甫(1881—1976),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江苏镇江人,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银行家,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多个“第一”,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庄得之3庄得之(生卒不详),江苏省武进人,清末洋务派官僚、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人。于1915年创建了我国第一家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储蓄银行,将现代金融服务带到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遗憾的是,由于眼疾,贝理泰失去了在金融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只得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女去完成其未竟的事业。

    贝理泰十分清楚,要将子女培养成银行家,必须有扎实的外语及西方的经济学基础。于是,他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博习书院学习。在那里,贝祖诒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和数理基础,大学毕业后又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盛宣怀创办的汉冶萍公司做统计工作,与“数据”打交道,这也为其日后进银行与钱打交道奠定了基础。1914年,他进入中行总行工作,自此在中行深耕了32年。由于恪尽职守、业务突出、人品端正,他先后担任广州、香港、上海等分支机构经理,以及总行副总稽核、总稽核、副总经理、代总经理。其间,还身兼多职,如1928年任中央银行监事会监事;
    1933年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
    1939年,政府为维持法币币值,设立中英外汇平衡局和中美外汇平衡局,他任中英外汇平衡局五人委员会的中国代表,中英美外汇平衡局董事会的三名中国代表之一;
    1944年7月陪同孔祥熙赴美出席国际金融货币会议——即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41944年7月1日,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召开了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会议宣布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大机构,确立了美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构建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秩序。。

    抗战胜利后,他因受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赏识,于1946年3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在一年的任期内,他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主要致力于外汇管理,被视为最有才干的财政官员,后为对付通货膨胀,力主开放外汇,抛售黄金,因此卷入“黄金风潮案”51946年3月,国民政府决定开放外汇市场,实施黄金买卖政策。此事的起因是,当时国统区物价狂飙,民不聊生,国民党官方货币——法币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主持下,国民党政府企图以此来回笼泛滥的流通货币,抑制汹涌的通货膨胀。但在抛售黄金的过程中,官僚特权势力狼狈为奸,趁机大肆贪污营私,从而引发了一场极为混乱的社会动荡,上海市民连称:“国民党气数已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金风潮案”。。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1947年2月宋被迫下台,贝祖诒亦被撤职查办。1948年,他出任华盛顿中国技术代表团团长,赴美国考察,后留在香港,任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行长,1973年退休寓居纽约,1982年末去世。银行家张嘉璈6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留学日本,系近代银行家、实业家,曾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国银行副总裁、中央银行总裁,著有《关于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关于旧中国的铁路建设》等。对他曾有这样的评价:“贝为中国银行家,亦为国外汇兑与国际金融专家。一生为中国银行及国家财政金融服务达三十五年,而以在中国银行时间最久,计三十三年。中国银行国外汇兑业务之创办、地位之确立与业务之扩展,贝氏贡献甚大。中国币制于一九三五年改为法币及抗战期间法币之维持一切措施,贝氏参与协助,尤著功勋。”

    诚如上述,在贝祖诒的金融职业生涯中,最靓丽的功绩无疑是国际业务的经营。一般而言,为满足国家汇兑的需要,各国均设有国际汇兑银行,以免他国银行操纵汇价。虽然民国建立后中国金融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此项业务仍一直由外资银行主导。在外资银行中,又以汇丰银行实力最强。当时,外资银行集聚于上海,进出口都要靠银行汇款结算,汇丰上海分行的业务通常占六成以上,所以在1935年以前中国的外汇汇率一直由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每日挂牌决定。作为行使央行职能的中行,自然不能坐视汇率大权的旁落。但问题是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尚处于发育期,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西方强国抗衡,而政府当时实际控制的地区亦十分有限,外汇收入主要依靠广东侨资。这样一来,广东分行的经营好坏就事关全局、至关重要了。由于宋汉章和张公权对贝颇为赏识,进入中行的第二年他就被调到广东分行,先后任代理会计主任、总会计师兼营业部主任。其间,他不仅用中行发行的纸币收回泛滥于市的劣币,改变了清末遗留下来币值混乱的状况,而且积极开展侨汇业务,很快使之成为中行国际收支项目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尽管其时中国在名义上已经完成了统一,但在距离中央偏远的东南沿海地区事实上还存在“形统神不统”的问题,尤其是广东属于粤方言区,一向自成一体,尤其是不通粤语,就很难与当地人打交道。这对生于江南操吴侬软语的贝祖诒来说,无疑是融入其中、开展业务的一大障碍。为此,他一到广东便刻苦学习粤语,花了几个月时间就能讲一口地道的广东官话。在粤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后,其又将目光投向了毗邻的香港。1916年,他前往香港筹建机构,次年初中行香港支行正式开业。那时,在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檀香山和加拿大、墨西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暹罗(泰国)、菲律宾、安南(越南)等地有大批华侨,他们需要将在外辛苦挣得的收入汇回国内。为吸引和争取这部分优质客户,贝力主优化服务,主动改革取款汇兑手续和流程,并针对不少侨胞文化水平较低不识字的实际情况,准予其画“十”字为证,对不愿携带现金回乡者,可代为委托港澳批局7港澳批局类似侨批局的民间通信机构,旧称“港澳信馆”,营业范围只限于传递香港、澳门同胞与国内亲友往来的信函和汇款,后缩小营业范围,于1935年起只办理汇款业务。转解,有效满足了侨胞需求,从而赢得了大量客户,香港支行亦因此成为侨汇转汇内地的枢纽行。这种以客为本、不拘陈式的服务意识与创新精神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和智慧的。基于此,若将贝视为中行香港分行的奠基人,恐怕是没有太多争议的。

    如果说,贝祖诒对于中行国际业务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那么,待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将中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则使他更有了用武之地。伴随中行职能的变化,国际汇兑成为主要业务,贝亦因此出任总行业务部主任,并兼任上海分行经理。在其主管国际汇兑业务的18年间,虽外资银行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行日益增长的市场份额和从中赚取的外汇,为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资本。同时,中行也相继在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开设分行,海外布局逐步展开。

    需要指出的是,贝祖诒在中行、中央银行都身居要职,但他始终坚守传统知识分子慎独、仁义的品德。比如,在其负责的机构中主动做到亲属回避。尽管他的诸多兄弟、子侄都从事金融工作,但没有一人是在其管辖的银行工作的。这在当时裙带关系盛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环境中实属难能可贵。更令人称道的是,解放前夕孔祥熙一人就卷走了一亿三千万美元,而身为中行代总经理的贝却没有拿走一分公款。又如,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贝祖诒和夫人蒋士云都在沪,当他们得知张学良被囚,便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而那时很多人却是明哲保身,唯恐避之不及,甚至连许多世交密友都袖手旁观、保持沉默。而他们夫妇得知张被囚禁在奉化时,想方设法托人“走后门”,终于见了一面。此举虽不能救其出牢笼,但无疑给苦闷中的张带去了些许温暖。这件事在张的当天日记里有确切记载:“贝淞荪(祖诒)夫妇来看,住旅行社;
    贝氏夫妇返沪,余送至关山桥。”这份情义也让张铭记了整整50年,当他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中走出来重获自由时,不顾家人劝阻,第一站就飞往美国纽约去见贝夫人,以感谢当年的探望之情与真挚情谊。

    成功的背后是教育。作为苏州延续了600年的名门望族,贝氏家族十分重视子弟的教育。贝祖诒的祖父贝晋恩早年在浙江为官,后来告病还乡,经营典当、酱园等生意,成为“吴中四富”之一,闻名江南;
    得益于优渥的家境,父亲贝理泰在幼年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少年便中了秀才,20岁成为苏州府学贡生。若不出意外,很快便能走上仕途,而偏在此时贝晋恩去世,贝理泰只得暂时放弃事业,转而经营起祖上留下的产业。勤奋踏实、颇有商业头脑的贝理泰很快便做得得心应手,7年之后家族产业被他打理得井然有序,特别是理财能力突显,受知县吴次竹赏识而聘为幕僚,负责掌管全县赋税和财会工作,被时人称为“钱谷师爷”。贝理泰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并极有远见。针对当时“西风东渐”尤其是西方列强在科技、军事、经济上几乎处于绝对优势,将贝祖诒等五个孩子送到教会学校,接受新式教育,使其学会“睁眼看世界”,但又不盲目崇洋媚外,让他们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深研琴棋书画,接受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熏陶,传承国学,积累功底。这种教学模式亦使贝祖诒成为那个时代中为数不多的中西兼擅、卓有成效者。至于书法对其而言,则如明末书家黄道周8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世人尊称石斋先生,祖籍福建莆田,福建漳州漳浦县人,为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所云“作书乃学问中第八九乘事,幸勿以此关心”。因此,与在金融界的风生水起、长袖善舞相比,贝祖诒在书法上的名声确实不大。笔者在各类近现代名人的书法集、拍卖会或网上,都很少看到贝的墨迹及其哪门哪派的介绍,但只要偶见其“只字片纸”,却都颇为可观,让人有“零金碎玉”之感。

    笔者最早对贝氏书法产生兴趣是源于其1936年写给同为银行家、时任中行杭州分行行长金润泉9金润泉(1878—1954),名百顺,浙江省萧山县金西桥村人,中国银行的创办人之一,近代著名金融家,被誉为“金融界的常青树”“银行业的不倒翁”,曾任政协杭州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的一封函(现存浙江省档案馆)。信的内容是贝受友人之托,向金打听国外客商与华商合作开采青田钼10钼是一种金属元素,具有高强度、高熔点、耐腐蚀、耐磨损等优点,在工业上广泛利用。矿之事。因为金多次参加浙江省政府的谈判,比较了解具体情况和进展,故专门去函询问此事。只见古朴雅致的竖式信笺上打着朱丝栏格,小狼毫挥就的行书意态平和、无意于工,如信手撒珠,用笔徐疾有序,少有牵丝引带,却时有顾盼呼应,不见任何张扬与做作,气息古雅,朴实无华,于理性中透出几分优雅。可以说,这也是金融书法家的共同特点与路数。他们笔下的书法之美,往往不是一种笔精墨妙之美,也不是那种专业书家无懈可击的老练之美,而是那种不经意间略带草率又极其自由的云卷云舒之风。在显示这种格调时,或许还会出现一些无伤大雅的瑕疵与疏忽——或笔法,或结构,或章法,这才是银行家书法的原生态美,而不是令人毫无缺憾或几无余韵的完美与精致。

    贝祖诒身处传统科举时代,应该说他的书法和学问都受过极其规范的训练与约束,但由于其所接受的教育、从事的职业和“走南闯北”的见识等在当时算得上是“新新人类”了,与那些头顶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的遗老遗少自是不能相提并论,所以他的书法始终持有一种开放的视野而一扫科举制下的清规戒律,既有规范,绝不是信笔为体,又求个性,不拘一家,涉猎广泛,特别是书路较宽,面目多变:不仅会写“二王”一路,还能仿(颜)鲁公一路,甚至学过“苏黄米蔡(宋四家)”。最典型的是他写给“正芳女士”出国深造的临别赠言,那是一副不可多得的“杂糅”佳构,也让我们看到了贝氏宽广的书路。此件册页以黄山谷(庭坚)为基调,融合了“二王”、颜真卿、米芾等笔意写就,笔画粗细相间,顿挫分明,节奏轻快,内含骨力;
    结字平正而稍有奇崛,字势左倾,中宫收紧,左右开张,撇捺画舒展,收放合度,短横遒劲瘦硬,而作为主笔的长横却如长枪大戟,或如荡桨撑舟,纵伸横逸,起伏生姿;
    枯润变化,随机生发,墨色变幻,以贯众妙。

    这正是贝祖诒与许多银行家书法的不同之处,即:不囿于规矩但又不逾规矩,始终在“有法”与“无法”之间穿行,特别是那些用行草或行楷书就的稿行手札、尺牍小字写得极好:落笔轻快,收笔重按,笔致轻松;
    结体纵横相掺,单字爱取右上斜势,相互独立,不喜游丝引带,鲜有上下连笔,却如行云流水,气势贯通,灵动萧飒,气息雅逸。细细品味,无论其线条、行气,还是墨色、韵味等,都颇得汉魏乃至唐人写经一路书风之真谛,极具晋唐风韵。

    笔者一直以为,包括书法在内的所有艺术的高下、优劣比拼的不仅仅是形而下的技巧、技法,更多的是其人格、心性乃至职业的反映,所谓“字如其人”“见字如晤”“睹墨识人”是也。如宁死不屈成全了颜真卿的书法,精忠报国造就了岳飞书法,忠贞节烈成全了黄道周书法,义不食周粟造就了傅山书法,吃斋念佛不忘救国成全了弘一法师书法,“维新变法”又造就了康有为书法……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养就的节制、严谨、谦卑的品格与作风,亦使贝祖诒的书风多了几分清新平和、疏朗蕴藉的品味与格调。这也是当代不少书家片面地将书写技法的臻善臻美作为书法艺术的最高标准甚至最高境界来追求的悲哀所在。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长期惯性书写而形成的醇雅、文气,亦造成了贝氏书法审美风格表现上的弱化与俭薄,如写大字估计会力不从心,所以这也是影响其书法成就与地位的一个明摆着的问题。

    常言道:虎父无犬子。虽然贝聿铭没有子承父业,成为一名银行家,但因设计香港中银大厦和位于北京西单商业区长安街边的中行总行大楼而与金融界、与中国银行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贝祖诒到贝聿铭及其两个儿子,他们跨越了三个世纪,共同见证了近代中国金融业的沧桑巨变和百年中行的峥嵘岁月。有时候,历史和命运就是这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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