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种业不同历史阶段发展成效与展望
时间：2023-01-18 20:05: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解沛，宋子涵，熊明民*
（1.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北京 100081；
2.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北京 100081）
种业是农业的命脉，是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业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大力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力以赴推进种业振兴。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种业人呕心沥血，创造了无数傲人的成绩，留下了种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本文全面回顾了我国种业发展历程，梳理了我国种业发展取得的突出成效，提出了种业科技发展方向，以期为新时期打好种业翻身仗提供参考和借鉴。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种业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作物品种改良和推广基础十分薄弱，畜禽种业以地方品种利用为主，几乎全部是自繁自养，种业发展极为缓慢。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支持下，我国种业得到快速发展，掀开了中华民族种业发展的新篇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种业的发展历程，以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3 个时间为节点，将我国种业发展分为以下3个阶段。
1.1 种业起步发展期（1949—1977年）
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50 年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制定《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要求开展群众性选种活动，以农场为中心建立选种网进行品种改良，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五年良种普及计划”[1]。在该政策的主导下，迎来了我国种业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四自一辅”阶段，实行“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调剂”的方针，在全国建立起以县良种场为核心、公社良种场为桥梁、生产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推动体系。“四自一辅”方针的实施，基本解决了农作物和畜产品生产用种问题，农畜产品生产供给水平大幅提升。
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水稻、小麦、棉花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工作，对提高产量、改进品质、增加抗病虫害能力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逐渐开始成立专业化的育种科研组织，针对性引入国外高产品种进行畜禽改良。但我国种业发展基础仍然薄弱，生产用种呈现出“多、乱、杂”的特点，未实现良种的专业化生产[2]。
1.2 种业快速发展期（1978—2011年）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农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种子产业也得到了高速发展。为加强和健全种子工作，我国1978 年开始实行“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品种布局区域化和以县为单位统一供种”的“四化一供”方针[3]，使得种业技术指导和种子质量得到提高，在充分发挥良种增产作用的同时，节省了人力、物力，中国种业也逐渐从农民自己留种向专业化生产种子过渡，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2000 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标志着我国种业进入法制化轨道，对促进种业快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4]。该法鼓励科研单位建立种子公司，打破行政区划垄断经营种子，将竞争性机制引进种子行业；
实行“行政、技术、经营”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以加工为突破口，籽粒种子实行包装、标牌上市，种子产业（市场）化之路初见端倪。此后，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相关法规和条例，使我国种业市场监管和品种保护制度逐步完善。2006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首次从法律层面，对我国畜禽品种和遗传种质资源相关工作进行全面规定，为我国畜禽种业持续、科学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5]。2011年4月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了种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地位，并对现代种业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6]。
这一时期，种业市场化发展逐步规范，育种技术不断进步，育成了一批高产优质作物和畜禽新品种。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出台促进了种业市场逐步统一，有力保障了企业的相关权利，种业市场规模迅速增加，基本保障了我国对粮食和农产品的需求，探索实现了种子专业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种子“育、繁、推”体系初步形成，为种业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7]。
1.3 种业现代发展期（2012年至今）
新时期种业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引领现代种业发展，农产品生产量质齐增。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业发展，特别是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解决好种子问题”作为年度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单独列出，提出要“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8]。先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指引和规范中国种业发展的基本法律与时代进一步接轨。出台《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和《促进现代畜禽种业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提出加大种业扶持力度，加快国家级种子生产基地建设，推进种子企业做大做强。2017 年修订《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家级）》[9]，使品种审定更加多元化，标志着育种由增数量向保安全和提品质转变。2019 年，农业农村部实施白羽肉鸡育种联合攻关项目，着手推动白羽肉鸡育种工作。为提高我国畜禽种业原始创新，农业农村部于2019 年正式启动畜禽良种联合攻关计划，并在2021 年发布实施《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 年）》，作为种业创新的两大重要抓手，将全面提升我国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推动我国畜禽种业再上新台阶[10]。2021年7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
这一时期，我国分批启动了玉米、大豆、水稻、小麦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开展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马铃薯、油菜、花生等特色作物联合育种攻关，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先后启动实施《全国肉鸡遗传改良计划(2014—2025 年)》《全国肉羊遗传改良计划（2015—2025）》和白羽肉鸡育种联合攻关和畜禽良种联合攻关项目，推动我国畜禽种业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2.1 种业保障粮食和农产品稳产保供
2.1.1 起步发展期，种业保障我国粮食和农产品基本供应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亿t上升到1977年的2.82亿t，增加了1.5倍，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49年的209 kg，增长到1977 年的298 kg。肉类产量从1949 年的220万t增至1978年的856万t[11]，增加了2.9倍，人均肉类占有量从1949 年的4.1 kg，增长到1978 年的9 kg，但仍远低于29.45 kg 世界的人均水平。种业的发展有力促进了粮食和农产品的生产供应，但食物安全没有得到根本性的保障。
2.1.2 快速发展期，种业保障我国粮食和农产品有效供应 在该时期，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种业体系，大大促进了粮食增产及蔬菜、畜禽产品供应。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粮食产量从1978 年的3.05 亿t 上升到2011 年的5.88亿t，蔬菜产量从1978年的1.79亿t增加至2011年的5.98 亿t，肉类产量从1980 年的1 205 万t 增至2011 年的8 023 万t，分别增加了0.9 倍、2.3 倍、5.7倍；
年人均粮食、蔬菜、肉类产量从1978 年的316.6、186.2、8.9 kg增加至2011年的436.2、442.7、59.5 kg，分别增加37.8%、137.8%、568%。
2.1.3 现代发展期，种业保障我国粮食和农产品量质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粮食产量稳步提升，总产从2012 年的6.12 亿t 上升到2020 年的6.69 亿t；
蔬菜产量从2012 年的6.16 亿t上升到2020 年的7.49 亿t；
肉类生产结构持续优化，禽肉产量显著增长，2020 年达到0.24 亿t，牛羊肉产量稳步增长；
优质、高效农产品比例不断提升，粮食、蔬菜、肉类产品由数量需求向质量需求转变[12]。
2.2 科技支撑育种技术不断突破
2.2.1 起步发展期，杂交育种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 作物单产及畜禽养殖效率实现第一次飞跃。其中最典型的有小麦抗病矮化育种、水稻矮化育种、三系配套籼型杂交水稻育种、蔬菜杂交育种等技术。1973 年，以袁隆平为首的科技攻关组完成了三系配套并成功培育杂交水稻，于1975 年开始用于生产，至1977 年已推广超过3 000 万亩（200 万hm2），一般增产20%～30%，实现了杂交水稻历史性突破[13]。先后选育推广了抗锈高产小麦良种，摘掉了小麦是“低产作物”的帽子。畜禽杂交改良技术取得长足进步，我国逐渐开始成立专业化的育种科研组织，针对性引入国外高产品种进行畜禽改良。如1972 年成立了“全国猪育种科研协作组”，以杂交群为基础，通过“公猪外来化、母猪本地化、商品猪杂交化”，推动兼用型猪新品种培育工作。1973 年以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后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多批次引入肉牛品种进行牛种改良，在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建立了肉牛生产基地，改良本地黄牛，促进了我国肉牛产业的发展。此时的羊品种选育主要以解决毛纺工业需要为目的，培育毛用、毛肉兼用细毛羊和半细毛羊，同时培育裘皮羊、地毯毛羊和脂肉性能好的粗毛羊以及一些地方良种。而鸡种业则主要以地方品种为主，1965 年上海开始建成红旗机械化鸡场，1975 年党中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机械化养鸡场，禽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4]。
该时期，杂交育种技术推动了我国育成一批杂交新品种，具有代表性的有广场矮和珍珠矮等高产、矮秆、抗倒伏水稻品种，华北187和北京6号等抗病小麦品种，北京8 号和北京10 号等矮秆小麦品种，金皇后、英粒子、白马牙等玉米品种，矮脚早、鄂豆2号等大豆品种，京丰一号甘蓝、津研4号黄瓜等蔬菜品种，哈白猪、上海白猪、北京黑猪、新金猪、草原红牛、新疆褐牛等兼用型新品种[15]。同时，我国开展了新中国第一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摸清了当时我国作物资源家底，后续启动了畜禽种质资源普查，为现代种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2.2.2 快速发展期，育种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水稻两系和三系繁殖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通过远缘杂交创制了优良小麦抗性材料，取得作物分子聚合育种技术的突破和应用；
引进了长白、大白、杜洛克和汉普夏等世界著名瘦肉型猪种，加速了我国瘦肉型猪育种工作和杂交生产的展开；
颁布了《全国牛的品种区域规划》，开启了黄牛改良的蓬勃发展阶段；
1985 年，由中国、美国、泰国合资建立的北京家禽育种公司，开启了我国白羽肉鸡本土育种工作。
该阶段，育成了一批优质、高产的作物和畜禽品种，为促进粮食增产、保障农产品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育成了以超级稻为代表的一批抗病、抗逆、丰产的杂交作物；
首次育成了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蛋鸡配套系京红1号、京粉1号和中国西门塔尔牛，打破了国外畜禽品种垄断。代表性品种包括龙粳31、汕优63、中浙优等水稻品种，小偃6 号等小麦品种，中单2 号等玉米品种，中黄4 号、中黄13 号等大豆品种，北京新三号大白菜、中甘21 号甘蓝、湘研3 号辣椒、中椒5 号甜椒、中农8 号黄瓜、中蔬4 号番茄等蔬菜品种，华农温氏配套系I 号猪、京红、京粉系列蛋鸡、矮脚黄羽肉鸡配套系、中国西门塔尔牛等畜禽品种。
2007 年，我国首次成立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分设猪、羊、家禽、牛马驼、蜜蜂和其他畜禽6 个专业委员会，开创性地完成国内畜禽遗传资源大范围普查[16]。2009 年，我国启动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成立育种协助组，启动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正式拉开畜禽系统选育的序幕[17]。
2.2.3 现代发展期，分子育种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这一时期重要作物和畜禽的基因组序列相继公开，一些作物的基因编辑技术体系陆续建立，分子生物学技术全面应用于种业，实现精准育种。水稻基因组学研究及应用成绩瞩目，成功实现了无融合生殖杂交稻“从0到1”的突破，奠定了我国在水稻育种基础研究和分子育种技术领域的领跑地位。超级稻、节水抗寒强筋小麦、抗虫耐除草剂玉米、耐除草剂大豆培育成功。主要蔬菜作物完成全基因测序。2017 年，全国畜牧总站联合国内7 家单位建立了猪基因组选择平台，正式开启了国家层面的猪全基因组选择计划。目前，我国在动物基因克隆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猪、牛、羊等动物的基因组测序基本完成，中国荷斯坦牛分子育种技术体系成功建立，牛、山羊等家畜的克隆效率也达到国际水平。
该阶段，育种速度呈倍速增长，育成了一批优质或可机械化种植品种。例如两优培九、中嘉早17、南粳系列优质高产水稻品种，中单808 和中单909耐密高产玉米品种，CR 京秋新3号大白菜、中甘628 甘蓝、中农16 号黄瓜、博辣红牛辣椒、金棚八号番茄等蔬菜品种，农大3 号小型蛋鸡、大午金凤、中畜草原白羽肉鸭和中畜白羽肉鸭配套系等畜禽品种，高产白羽肉鸡和肉牛新品种也即将通过国家审定。我国主粮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蔬菜品种自主率达到87%，畜禽品种自主率达到75%[18]。一系列重大成果和关键技术的突破为保障国家“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3.1 强化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利用
组织国内种质资源抢救性收集和国外优异种质资源引进，进一步拓宽现有种质资源的遗传基础；
强化种质资源的深度鉴定，明确具有重大育种利用价值的优异等位变异，创制突破性和前瞻性新种质，显著提升种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水平，为打好种业翻身仗夯实资源基础。
3.2 强化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研究是种业科技创新的源头，是推动种业科技进步的动力源泉。要深度解析高产、耐密、抗逆等重要农艺性状形成的分子基础，揭示杂种优势形成的遗传和表观遗传机理，为生物育种夯实理论基础。通过加强种业基础研究，提出原创科学理论，作出原创科学发现，推动我国种业基础研究跃居世界先进水平。
3.3 强化种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聚焦种业关键技术瓶颈，重点加强生物育种技术攻关，以自主创新、协同攻关、产业化应用为导向，围绕生物育种创新链一体化布局，加强农业生物育种重要性状形成机理等基础研究，攻克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合成生物、智能设计育种等生物育种前沿技术，加强生物技术重大品种创制与应用，建立生物安全评价体系与检测技术，推动生物育种科技平台建设，加快产出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全面提升我国生物育种自主创新力、持续发展力和国际竞争力。
3.4 加快培育一批突破性重大新品种
围绕农作物单产水平提升和资源趋紧限制产能提升等问题，在创制突破性育种新材料的基础上，培育高产高效、绿色优质专用、适宜轻简栽培的重大新品种，推动我国农作物生产提质增效。围绕畜禽产品消费快速增长与生产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加快培育一批性能优良、产品优质、有市场竞争力的主导品种，研发高效繁殖精准调控、营养代谢及调控、资源利用与饲养管理等关键技术与装备，降低畜禽种源对外依存度，提升畜禽产业竞争力。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种业形势也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农作物种业正在经历以“生物技术+信息化”为特征的第四次种业科技革命，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贸易摩擦和竞争加剧，既给我国种业带来“弯道超车”“跨越发展”的重大机遇，也带来巨大挑战。我国种业存在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力度不够、创新基础薄弱、创新链发展不充分、科研产出与种业科技需求不匹配、产业链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既面临国际竞争的外部压力，也存在自身发展新阶段的内在变革需求，挑战与机遇并存。
近年来，我国种业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品种对外依存度显著降低，种业企业快速发展，种业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种业市场规模巨大，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种业代表了国家农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种业竞争的核心在于种业科技的竞争。当前，我国种业要在种质资源、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生物育种、品种培育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全力突破，全面推动我国由种业大国向种业强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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