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腐殖质”：超社逸社的思想遗迹

朱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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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年3 月，流寓上海的一群清朝遗老成立了一个著名的诗社——超社。次年年底，由于部分成员“闻召即走”①郑孝胥：《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1572 页。，超社不解而散。1915 年春，在原班人马的基础上，诞生了逸社。通过不断吸纳新的成员，逸社至少存在了17 年之久。由于人员的连续性和思想倾向的一致性，可以把超社逸社视作同一诗社。加入超社逸社的成员“最多尊宿”②樊增祥：《樊樊山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1979 页。：有晚清民国时期的政界要人（如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禨、直隶总督陈夔龙、贵州巡抚沈瑜庆、安徽巡抚冯煦、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护理安徽巡抚沈曾植、伪满“总理”郑孝胥），还有重量级的学者（如京师图书馆馆长缪荃孙、翰林院侍读吴士鉴），更有清末民初的诗坛耆宿。这批人中，共有19 人（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樊增祥、陈曾寿、周树模、梁鼎芬、沈瑜庆、夏敬观、杨钟羲、朱祖谋、冯煦、左绍佐、吴庆坻、吴士鉴、瞿鸿禨、王乃征、陈夔龙、余肇康）进入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其中，陈三立和郑孝胥还占据着“宋江”和“卢俊义”（即诗坛正副领袖）的席位③王培军：《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目录页。。显然，在民国时期的文学地图上，这是一个“地标级”的文学重镇。但是，由于在政治和文化上坚持保守主义的思想立场，在诗学上以复古仿宋为旨归，超社逸社诗人在20 世纪政治史或文学史叙事中，要么被忽略，要么被贴上“反派”的标签。然而，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④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165 页。在自然界中，那些殒落的枯枝败叶一旦转化为腐殖质，就会为这个世界带来丰富的养分和生机。同理，超社逸社诗人看似“腐朽”，其实是现代中国的“腐殖质”，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勃兴，颇有滋养之功。因此，有必要从政治、文化和诗学三个角度，重新审视他们的思想遗产。

超社逸社的自我定位是遗民诗社。樊增祥曾在《超然吟社第一集致同人启》中说：“惟兹吟社，略仿月泉”，同时又自称“海上寓公，殷墟黎老”①樊增祥：《樊樊山诗集》，第1982、1983 页。，非常清晰地透露出清朝遗民的身份认同。超社之“超”，来源于“超览楼”，即瞿鸿禨罢相之后隐居之所。②瞿鸿禨：《止庵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年，第424 页。这种命名体现了海上遗老对瞿鸿禨的尊崇，寄寓了超然物外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逸社“逸”，与此略同。逸社第一集，社员们围绕“逸”字大做文章，瞿鸿禨有诗云：“命名窃比古逸民，茹恤同为旧朝士。”③瞿鸿禨：《瞿鸿禨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111 页。陈三立则云：“为招四老人，古之逸民选。”④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448 页。翻检《后汉书·逸民传》，可知逸社追慕的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逸民传统。⑤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2755 页。从社团命名和社友活动中，不难看出，这群诗人在政治上是忠于清朝而拒斥民国的。事实上，认同清朝和抵制共和是这群诗人抱团结社的政治基础。可以说，哀悼清朝和痛恨民国的情绪主宰了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

结社吟诗是一种颇具“表演性”的文化抗争行为，具有“返清覆民”的思想倾向。不仅如此，他们还参与了大量的复辟活动。《世载堂杂忆》曾说，辛亥之后，清室遗臣集居于上海和青岛两地，形成南北两股复辟势力，在上海，“瞿鸿禨曾任军机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沈曾植）、李梅庵（李瑞清）则中坚也”⑥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137 页。。因为曾经位高权重，瞿鸿禨（军机大臣）和陈夔龙（直隶总督）先后成为超社逸社诗人参与复辟活动的精神领袖。但真正出谋画策或四处奔走的核心人物，则是沈曾植、郑孝胥、梁鼎芬、王乃徵、章梫、陈曾寿、胡嗣瑗等骨干分子，其他成员则是他们的“亲友团”。末代皇帝溥仪曾经坦言，清室复辟的活动“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⑦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 年，第59 页。。超社逸社成员在三十余年中一直追随溥仪，活跃于台前幕后，深深地影响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局。其中，颠覆袁世凯、张勋复辟和筹建伪满洲国是他们参与的最大的政治事件。

民国伊始，超社逸社诗人视袁世凯为“窃国大盗”，将颠覆袁世凯列为首要任务。他们倾向于利用合纵连横的方式，努力结纳各派军阀，配合北方的军事实力派，企图达到复辟的目的。比如，1912 年到1913 年间，梁鼎芬、沈曾植、郑孝胥等人与青岛方面秘通音讯，来往密切，参与了旨在发动武装复辟的“潜楼密谋”。⑧宗方小太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近代史资料》（第48 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94 页。1913 年，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二次革命”，超社逸社成员也从中看到复辟的希望，“蠢蠢欲动”。1914 年开始，章梫奔走上海和青岛之间，成为联络南北复辟力量的“情报员”，给上海遗民圈带来了大量情报。与此同时，胡嗣瑗也打入冯国璋幕府，成为沈曾植等人的“谍报人员”。关键时刻，他利用职务之便，以冯国璋的名义，发表了支持云南起兵的密电，直接促成了蔡锷的起事。⑨陶菊隐：《政海轶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年，第26 页。1916年6 月，袁世凯病逝之后，逸社诗人天天聚会，开怀痛饮，异常兴奋。⑩陈夔龙：《花近楼诗存》（第3 编·卷1），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第11 页。

接下来的一个“高光时刻”是张勋复辟。此次复辟预谋已久，在沈曾植、郑孝胥、王国维等人的文集或书信中，可以看到大量细节。比如，1916 年到1917 年之间，沈曾植的诗作中到处都是关于复辟的隐秘信息。丁巳年（1917）正月，沈曾植在逸社同人中发起了关于《灵武劝进图》的题咏活动。在唱和与想象中，他们的复辟热情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1917 年6 月，沈曾植、王乃徵、陈曾寿、胡嗣瑗、章梫、梁鼎芬等人秘密进京，亲自参与了张勋复辟。他们或随张勋入宫奏请复辟，或草拟复位诏书，或被委以“学部尚书”“法部侍郎”等重要职务，或逼迫黎元洪在“奏请归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字画押，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①郑孝胥：《郑孝胥日记》，第1670 页。

张勋复辟失败之后，这群诗人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但从未放弃复辟的努力。只是，他们的行动变得更加隐蔽、谨慎。年迈的遗老献计献策，并提供道义的支持，有的人（如王乃徵、朱祖谋、朱荣璪等）甚至还曾北上拜谒溥仪。年富力强的则继续充当复辟运动的“马前卒”。比如，1924 年，郑孝胥被任命“内务府大臣”②郑孝胥：《郑孝胥日记》，第1987 页。，此后数年一直是溥仪倚重的“大臣”。1931 年，郑孝胥怂恿溥仪出走东北，后来被任命为伪满“总理”。胡嗣瑗、杨钟羲、陈曾寿等人也成为溥仪的“近臣”，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筹建伪满的政治活动，走上了一条自己也难以接受的不归之路。必须指出，除了郑孝胥，这群诗人多半是反对伪满的，但他们又不得不服从“君主”的“诏命”。当“君命”与国家利益发生龃龉之时，很多人（如陈曾寿、胡嗣瑗、朱祖谋）陷入了痛苦的伦理冲突之中。朱祖谋甚至渴望速死，以免陷入“应召”与背叛民族的两难之中。③何泳霖：《朱彊邨先生年谱及其诗词系年》，《华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2178 页。这批人的结局基本上是凄苦的。由于妄想扩大溥仪的权力，他们或者被解除职务（如郑孝胥、胡嗣瑗），或者被迫辞职（如陈曾寿），最后郁郁而终，甚至丢掉身家性命。

因其政治立场，长期以来，这些人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一直是饱受批判的反派人物，或被遗忘的历史参与者。但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由于国学热兴起和西方反激进主义思潮波及中国，中国学界开始修正对他们的看法。比如，王汎森曾经说过：“尽管我们无须同意其政治认同，可是的确值得重新检视他们的行为与动机，以丰富我们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脉络的了解。”④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王汎森序，第2 页。在笔者看来，民国时期仍然是中国命运的探索期，在当时的语境下，各种政治势力和政治制度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所以这批遗民才有如此积极的政治参与。失败者的奋斗和呐喊也值得尊重。更何况，这批遗民诗人大多是人格高尚的爱国者。而且，清遗民的政治学说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充满歧见。比如，虽然他们在大方向上是支持帝制的，但有的人主张“一国两制”，有的人主张共和纪元，有的人主张“虚君共和”⑤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第192—197 页。，各有根由，不一而足。这是一笔丰富的思想遗产，值得后人认真分析和消化吸收。

如上所述，超然吟社之“超”，除了有对抗民国的政治含义之外，还包含着对抗甚至超越新文化生态的思想维度。沈曾植曾经赞美陈曾寿能“守其师说，确乎不拔，有以自立于剥复之际，超然于吉凶悔吝之外”⑥沈曾植：《海日楼文集》，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9 年，第60 页。，可见，“超然”二字之中，含有道德自足、文化自信和生命哲学的意味。逸社之“逸”，也有类似的意蕴。以“逸”名社，颇有讲究。从逸社第一集的作品中，就可明显感觉到这一点。比如，陈三立诗云：“酒酣悲生肠，八极仍血战。蝮蛇伺我侧，吞噬逼寝荐。束手与俱亡，果验儒术贱。雁影迷关山，鸡声静庭院。留此歌泣地，聊许道不变。”⑦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448 页。可以感觉到，他对时局充满忧虑，并在非常严肃地思考现代中国的深层问题，即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宏大问题。沈曾植在社集诗作中，也说“天壤廓无际，逸者象其先”⑧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865 页。，隐然自许为天地之间的“文化先知”。这种自我期许不可谓不大！

超社逸社诗人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完全抱持古典文化信念的诗性心灵。从童年开始，他们不断地接受古典文化的滋养，后来与中国文化合而为一，甚至“道成肉身”，成为古典文化的化身。他们的思想、生活乃至于整个生命，都是古典文化的展开。但是，进入民国之后，他们感觉到安身立命的根基正在迅速崩解。特别是1912 年民国政府废止读经和1917 年左右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因此，他们要站出来，以各种方式守护着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风中之烛”。于是，当新文化狂飚突进之时，他们就成为一种反制的文化势力。

在超社逸社社史上，出现很多次以赏玩古物或追慕古人为主题的社集活动。比如，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或者欣赏郑思肖所画兰花、倪元璐所画柏树、黄庭坚诗集善本、蜀石经册、宋二体石经拓片、明人所摹东坡像、陶澍印心石屋食器、林则徐手札等文化遗物，或者拈出陶渊明、杜甫、苏轼等著名诗人的诗作，予以唱和，或者截取古人的名句，分韵赋诗。在他们的笔下，出现一大批历朝历代的忠臣、烈士、遗民、诗人、艺术家，如伯夷、叔齐、彭铿、申徒狄、屈原、商山四皓、严光、诸葛亮、陶渊明、岳飞、顾炎武、叶绍袁、杜濬、郭都贤、冒襄、方以智、余怀、朱舜水、于谦、王守仁、黄道周、倪元璐、史可法、张煌言、宋荦、曾国藩、陶澍、胡林翼、左宗棠等，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历代文化偶像谱系。

民国初年，超社逸社诗人参与了大量的文化建构活动。比如，针对民国政府的废止读经，他们发动了读经活动；
针对新派人物的批孔，他们参与了各种护孔行动。沈曾植就是孔教会的一名骨干，郑孝胥在民国初年与福建同乡沈瑜庆、王仁东、林开謩等人组织读经会，坚持了好几年。此外，他们还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的“文化工程”。这类工程表现在方方面面，比较典型的有史志修撰（如《清史稿》或地方志的修纂工作）、典籍整理和著书立说等。且以沈曾植为例。辛亥以后，沈氏曾为大量文集和古籍作序，比较重要的有：《雪桥诗话》《定庐集》《爱日吟庐书画续录》《学制斋骈文》《读易札记》《礼议》《汉书艺文志举例》《止庵诗集》《一山文集》《缶庐诗存》《涛园诗集》等。略举数例，便可感知这些工作的学术分量。沈曾植本人也是研究蒙古地理的著名学者，做过校勘《圣武亲征录》的工作。他的工作直接惠及王维国，王氏在沈氏校本的基础上著成《圣武亲征录校注》一书，后来引起国内外蒙古学界的高度重视，俄国学者卡法罗夫、法国学者伯希和、日本那珂通世都有相关注译本。所以，沈、王之间，存在学术薪传的关系。

除了沈曾植，超社逸社中还有一大批术有专攻的学者，比如，杨钟羲、冯煦、朱祖谋、缪荃荪、吴士鉴等。他们在诗学、词学、目录学、金石学等各个领域，整理古籍，著书立说，为现代学术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民国词学四家之中，朱祖谋和冯煦分占两席，《彊村丛书》和《蒿庵类稿》流播人手，今天的学界仍在享受他们的遗泽。最值得一说的是杨钟羲。进入民国之后，杨氏困于陋巷湫尘之中，蛰于冰天雪地之室，却笔耕不辍，撰成著名的《雪桥诗话》。当乾坤道息之时，这批人自甘困苦，将身家性命和高才䆳学，一概托付给那些“灵物泱莽”的文字①沈曾植：《海日楼文集》，第59 页。，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总体而言，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的文化信念是保守主义的。他们的文化理念在当时受到“五四”一代及其追随者的强烈抨击，却影响了一批比他们年轻一两代的知识精英，如唐文治（沈曾植的学生）、王国维（沈曾植的同乡后学）、陈寅恪（陈三立之子）、吴宓（陈寅恪的同学、王国维的同事）、胡先骕（陈三立的同乡后学）等。后来，这批人又守护着中国文化的火种，薪火相传，对五四激进主义文化思潮做出了有益的补正。在这批人和“五四”运动的综合影响之下，又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或思想家，如朱东润（唐文治的学生）、顾随（王国维和鲁迅的精神子嗣）、叶嘉莹（王国维和顾随的精神子嗣）、王元化（王国维、陈寅恪和五四人物的精神子嗣）。不知不觉之中，经过两三代的嬗递，那些被人们视为“朽物”的清朝遗老，已悄然降解为文化的“腐殖质”，释放出丰富的精神养分。当笔者研究20 世纪中国文化史时，经常惊讶地发现超社逸社竟有这么多的精神子嗣，文化的传承真是不可思议，充满了强与弱、正与反的辩证法逻辑。

在诗学方面，超社逸社诗人各有渊源、各具面目，诗学主张也不尽相同，甚至互有微辞，但不可否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宗宋诗派的拥趸，即“同光体”的中坚人物。他们崇拜的宋诗偶像是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刘克庄等人。而苏、黄的偶像则是陶渊明和杜甫，所以，他们将诗学渊源一直上溯到东晋。

在超社逸社诗人的作品中，陶渊明、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出现的频率最高。他们曾在苏轼、黄庭坚等人的生日集会上，赋诗分韵，玩赏善本，摩挲画像，唱和不休，处处表露出对陶、杜、苏、黄的追慕。比如，超社第七次社集活动于1913 年7 月15 日举行，主人是沈曾植。这一天正好是黄庭坚的生日，沈曾植便捧着珍贵的宋版《山谷内集诗注》来到泊园，请朋友们一起赏玩，要求每人从黄庭坚集中选一首七古，和诗一首。与会十人都有和作。酷爱黄庭坚的陈三立说：“是日适下涪翁拜，高唳尚想摩霄翮。”①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375 页。另一位超级“黄粉”沈曾植也说：“吉日长留瓣香敬，凌云想像高冠危。”瞿鸿禨则说：“瓣香我亦附私淑，步归哦诗霄月明。”吴庆坻和樊增祥虽对宋诗派略有微辞，却也凑趣地说：“嘉辰斋祓礼涪翁，碧树黄流想佳语”，“我诗妄欲追二公，正恐麒麟笑蹇驴”。②以上诗句引自《沈曾植集校注》，第624—636 页。又如，1921 年1 月27 日，正值东坡生日，王秉恩拿出自己珍藏的郎煜注本苏轼文集，请与会诸老一起赏玩。参与题咏的有陈夔龙、邹嘉来、冯煦、余肇康等人。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诗中表达了对苏轼的景仰之情。翻阅超社逸社诗人的诗集，可以感觉到陶、杜、苏、黄的气场非常强大。因为朝夕追慕，他们的作品也呈现出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宋诗风貌，甚至以肖宋为荣，以致于引起了胡适的强烈不满。1916 年8 月，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严厉批评陈三立等人，“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鼎耳”③胡适：《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4 页。。这封信发表于《新青年》第2 卷第2 号，是《文学改良刍议》之先声，成为点燃文学革命“导火索”的一粒“火星”。

新文学的根本精神是现代的，而同光体的根本精神则是古典的。识者认为，这批遗民诗人是古典诗学艺术的“回光返照”或集大成者。④王培军：《重估近代诗的文学价值》，《文汇学人》2018 年6 月8 日，第1 版。但在胡适看来，遗老的作品再精美，也不过是“赝鼎”而已。面对这批“赝鼎”，胡适未必“识货”，或不屑“验货”。以西学之新，衡量中学之古，不免有驴唇马嘴之错位。沈曾植的诗，公认是最难理解的，因为沈氏的学问极为渊博古奥。钱仲联说他“融通经学、玄学、佛学”，“取材于经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辽金史籍、医药、金石篆刻的奥语奇词”，从而形成了“奥僻奇伟、沈郁盤硬的风格”，说他是“括囊八代，安立三关，具如来之相好，为广大之教主”。⑤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前言），第3—4 页。他的古奥渊博令人气不敢出。但是，不可简单地因为其古奥渊博而认为他是泥古不化的“赝鼎诗人”。细读其诗，可以发现其中有一种通贯古典文化精神且又处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化视野，以及精微、博奥、繁复的语言艺术之美。

也不可以简单地说同光体诗作中没有现代艺术元素。相对于新文学作家，超社逸社诗人身上的现代元素可能更加复杂、深隐。比如，陈三立诗中的沉哀孤愤、纵横排奡、幽怪奇崛，就有浓重的近代色彩，未必是对宋诗的简单复制。王培军曾以《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其三（“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为例，证明陈三立是如何具有“现代感觉”的。⑥王培军：《重估近代诗的文学价值》。的确，在这首小诗中，陈三立接连运用了“微虫”“卧牛”和“茧素”等三个精妙的譬喻，不仅实者虚之、虚者实之，造成了修辞的“陌生化”，更关键是，三个譬喻还是一组颇富通感和象征意味的诗性意象。它的技法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象征手法非常相似。它也的确表达出陈三立在现代生活中的无力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通读陈三立的所有作品，不难发现，他是一位对现代危机思考得非常深入的思想型诗人。在他身上，有一种对现代的提防，以及因为古典传统的衰落而带来的哀愁（陈氏有落花诗句云：“仲尼已死文王没，乞得闲愁付落花。”⑦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第411 页。）。这与同时代的西方哲人（如马克斯·韦伯），颇有契合之处。

超社逸社诗人中，另一位诗学艺术高峰是陈曾寿。与沈、陈二人不同，陈曾寿并不追求古奥奇崛之美。他最好的作品，有的迷离惝恍、深醇悱恻，与屈原、李商隐和韩偓颇有几分神似；
有的清雄高古、孤往澄明，又展示出深沉的佛性和超强的想象力。清雄高古的代表作是《次韵治芗观落日诗》组诗。孤往澄明的代表作是《六月十五日同九兄四弟五弟步至飞来峰看月》和几首梦游江寺的诗词作品。深醇悱恻则以《落花十首》为代表。且以《落花十首》其一为例，尝其一脔：“微袅春衣寸角风，依然三界落花中。身来旧院元都改，名署仙班碧落空。一往清狂曾不悔，百年惆怅与谁同？天迴地转愁飘泊，犹傍残阳片影红。”①陈曾寿：《苍虬阁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107 页。这组诗作于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的第二年（1918）的春天，当然有哀挽清廷的意味，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艺术造诣。陈曾寿以落花为中心，层层叠叠、天衣无缝地编织着一连串的典语和复杂深蕴的意象，营造出一个唯美凄伤的语言迷宫。这组诗在遗民圈中广为流传，冯煦读后，竟然泣不成声②陈曾寿：《苍虬阁诗集》，第255 页。，这是因为，它妥贴地表达出清遗民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挫败感和文化悲情。清遗民诗人中，写过落花诗的大有人在，但艺术成就最高的，当推陈曾寿的《落花十首》。即便是今人，读到这组诗歌时，也不会无动于衷，因为理想与现实的背离总会使人产生深深的挫败感。跟陈曾寿一样，现代人恐怕也无法逃脱灵魂深处的痛苦。但杰出的诗人可以将痛苦转化为精美的艺术。越唯美的越深情，越深情的越痛苦。在这个意义上，无法否认陈曾寿与王尔德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1924年12月，钱玄同在《语丝》第4期上发表《告遗老》一文，以当面斥责的口吻，对清遗民们隔空喊话：“你们的道德实在太卑污了，你们的脑筋实在太污腐了。”③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2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99 页。这样的论调在20 世纪文化史主流叙事中，颇有代表性。如果排除道德谩骂和观念偏狭等因素，钱玄同的批评不无道理。笔者以转喻的笔法来重新阐释“污腐”的涵义：中国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了民国初年，就像一棵被虫蛀空的大树，在欧风美雨的袭击之下轰然倒地，接着不断风化、分解，变成文化丛林中的“腐殖质”。众所周知，腐殖质中蕴含着丰富的营养元素，具有适度的黏结性，既能疏松黏土，又能黏结砂土。腐殖质有一股腐朽的气息，却是促使丛林重焕生机的最大功臣。笔者觉得超社逸社也是现代中国文化丛林中的一堆“腐殖质”（有趣的是，这些诗人特别偏爱“落花”“落叶”等殒落颓败的意象，大概也与思想史的大势神理相通吧）。此种“腐殖质”具有非凡的滋养能力。可以想见，它仍然有待于被继续分解，它的营养成分也仍然有待于被继续转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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