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利用中的教育分化及因应策略

谢俊贵 谭敏茵

1.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2. 广州大学社会创新研究中心 广东广州 510006

文化是包含文学、历史、教育、艺术、科学、建筑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在内的社会价值系统总和。公共文化资源建设既是国家软实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塑造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21 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公共文化资源”、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以及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公共文化资源管理改革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不仅有助于整合各类资源、丰富供给内容、创新供给模式、提升辐射能力，还有利于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和产品的便利性、可及性、基准性、多样性、均等性、公平性和公益性，进而缩小与弥合不同群体、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32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3%。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7.6%，城乡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差距较2020 年12 月缩小了0.2%。我国搜索引擎、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直播、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分别为8.29 亿、9.75 亿、7.03 亿、5.02 亿，分别占网民整体的80.3%、94.5%、68.2%、48.6%”[1]，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网络虚拟空间里得到充分释放。

早在2002 年，我国文化部和财政部就联合开展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并在2011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强化数字资源共享和提升公共数字文化供给能力[2]。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旨在落实“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行动计划,包括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和加快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3]。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的宏观目标下提出“推进教育信息化，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让教育资源惠及所有家庭和孩子，让他们有更光明未来”。同时，也提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公共文化服务”[4]。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大量公共文化资源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整合加工为数字化产品，并依托大众传媒、互联网以及各级各类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教育机构等公共文化场所或设施，基本实现了服务点全国覆盖、全民共建共享的目标[5]。

尽管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数字技术非线性、非匀速、差别化的扩散渗透特性，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普及路径主要表现为从经济发达地区到经济欠发达地区、从城市到农村、从高知能人群到低知能人群、从年轻人到长者群体，由此产生了社会教育发展的差距。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不仅使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建设和应用再次面临挑战，还使原本潜藏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获取和利用中剧烈的教育分化现象凸显出来。在社会学的视野里，教育分化在网络时代尤其是在万物互联时代既可归属为社会分化现象，也可界定为显著的社会问题[6]。如果这一问题未能及时解决，不仅将影响到我国教育信息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还将因知识的增殖特性而引致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再次增大，进而带来社会心理逐步失调、社会行为日渐失范、社会结构逐渐失衡、社会矛盾愈加尖锐的后果，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虽然关于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议题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关注，并围绕服务体系构建、管理模式整合、社会参与机制、法律政策保障、共享工程建设等内容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但对有关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的教育分化问题仍鲜有讨论。为此，本文拟以信息分化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国情，对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利用中教育分化现象的主要致因及其应对策略进行探讨。

在当代社会，数字化的文化资源以各级各类公共文化场所和设施为媒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教育领域之中，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和热议。在认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与教育分化之间的动态联系前，需要明晰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和教育分化的涵义。作为一个复合概念，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具有公共文化资源和数字资源的双重涵义。公共文化资源是指经由历史积累或当代创造并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被用于满足民众基本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信息，包括符号意义型、经验技能型、旅游景观型和智慧创新型等文化资源。数字资源是指以数字形式传播、存取、利用的信息资源总和。在网络时代，更进一步地说在万物互联时代，数字技术凭借其“万物互联”的特性为传统公共文化资源的建设和应用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动能，并因势利导衍生出新的利用形态和供给模式。因此，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是指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以数字形式展现的公共文化资源，属于公共文化资源和数字技术的合成物。

“马太效应”是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现象[7]，而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也体现于不同群体和区域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获取和利用上的巨大差距中。尽管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超时空性和时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为受教育人群提供了更加多样和便捷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但也因不同的经济水平、环境条件、知能素质和技术机制等因素而造成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在群体和区域层面的集中性分布和倾斜性流动，结果形成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积聚之势。本文认为，教育分化不仅表示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之间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拥有的差距，而且表示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之间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拥有差距的扩大趋势和发展过程，它兼具静态和动态方面的表现。因此，所谓教育分化，不仅指的是当代社会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教育发展失衡的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现象，还指的是当代社会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过程中即时生成的教育发展失衡的一种新的社会分化途径。它的基本涵义是：在当代社会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过程中，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有效应用，而导出的一种不同社会活动主体之间的教育差距及其持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

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型为其在互联网教育中的普及应用迎来了机遇，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但我们也应当意识到信息鸿沟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分化。急剧的社会变迁通常会导致加速的社会分化，这是社会分化的主要特征。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是由先进的数字技术引发的社会快速变迁的结果，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拥有和利用上的差距明显加剧了教育分化。从根本上而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利用中的教育分化依然是信息分化或网络区隔的问题。网络区隔是指个体能否上网、接入何种级别网络、能够使用何种质量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以及能否利用这些资源赢取金钱、声誉、权力以得到更高社会地位的区隔。信息分化是指全球社会各类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差异及其持续增大的社会分化态势[8]。信息分化是从信息社会学的视野出发，并依据国外有关数字鸿沟的研究所提出的概念。经过系统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后，构建起了信息分化理论。

信息分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当代社会信息化的推进并不是处于平衡的状态，而其非均衡性的特质不仅会直接造成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信息分化，还会对群体范畴的信息分化造成某些实质性的影响。在现今社会信息化的转型阶段里，各类信息活动主体之间难免因社会信息分配的不均等性而引致信息分化。同时，各类信息活动主体之间存在的信息活动要素差距也将加深各类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分化[8]。在此基础上，信息环境共享被认为能够减缓现代社会中的信息分化，并可缓解由信息分化招致的各类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职业分化和阶层分化，从而促进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缓和社会关系的冲突[9]。人们原本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获得机会上就存在着竞争和垄断，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人们接受的数字化教育质量更是参差不齐，由此在信息知识掌握和信息处理能力上形成的差距再次演变为新一轮的经济差距[10]。总体而言，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获取和利用中的教育分化问题具有区域性、群体性和时延性的特征。根据以上现实状况，本文认为信息分化理论是我们分析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拥有和利用中教育分化产生的根本症结的一个核心理论框架。

从20 世纪80 年代起，随着美国“重塑政府运动”的开展，新公共管理运动逐渐发展盛行并影响着许多国家的行政管理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把企业家精神应用于公共行政，并采用企业化的管理模式，视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为顾客而非公民。同时，政府的职责应从“划桨”转为“掌舵”。“特定的平均主义”理论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特殊地位给予了肯定的态度。托宾[11]认为，由于以私人或竞争的形式提供公共服务将难以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因此政府应当为市场提供平均分配的公共服务。基于对上述观点的反思，珍妮特·V·登哈特和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提出了强调民生价值和公共利益的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服务于公民而非顾客；
追求公共利益；
侧重公民权和公共事务而非企业家精神；
战略性地考量，民主性地作为；
责任并不是单一的；
服务而非掌舵；
重视人而不限于生产率[12]。因为政府和民众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所以民众应当在政府的帮助下达致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服务者的政府不仅要在社会活动中关注民众诉求，还要依据各个时期的社会需求实施相应的公共政策，以保障公民的公共利益。由此公共文化服务以民主、公平和满意度作为核心理念。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而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是政府承担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具体落实，也是确保民众平等地享有基本文化权益的紧要举措。因此，政府在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的过程里主动承担调控教育分化问题的责任并开展有效行动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数字化教育领域的延展和映现。

根据腾讯研究院《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显示，2019 年我国数字鸿沟表现缩敛态势，中西部地区、数字四线城市增速领先。在城市群数字文化指数方面，由于珠三角区域城市平均发展水平最高、长三角总量最大，因此它们是数字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呼包鄂榆、兰西等中西部地区指数、增速则排名靠后，提升空间大[13]。尽管中国长期致力于社会各领域的数字化发展，尤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物理隔离”使得在线教育直播、网络图书馆、数字博物馆等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迅速爆发，但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区域层面还是群体层面的信息分化仍然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甚至呈现出加速的态势。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利用上出现了严重的教育分化状况呢？在此，本文按照信息分化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其展开一个简要的解析。

(一)信息环境门槛形成资源壁垒

在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主体的信息环境条件不尽相同，而社会主体所处信息环境条件的差异与教育分化之间的联系密切相关。具体来说，社会主体所处信息环境条件的不同对教育分化的影响机制大致体现在三个层面：自然层面、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自然层面的信息环境条件差别是指由社会主体居住地的自然环境情况所决定的不同数字条件。由于企业在全国布置信息基础设施时每每基于市场规律考虑当地的地理状况、人口规模、需求空间、经济水平、成本效益等因素，因此信息基础设施通常被率先建设于经济发达或建设成本较低的地区，然后才逐渐扩展至经济落后或建设成本较高的地区，从而导致区域间和城乡间的数字化普及程度有所差别。技术层面的信息环境条件区别是指公共文化资源生产和供给方所在地的物质技术状况所衍生的不同教育支持，包括当地数字化基础设施状况和线下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型程度。社会层面的信息环境条件差异是指教育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和文化企业依据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种类、数量和质量所设置的层次化和差别化的收费准入门槛。

在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后，在线教育和数字文化资源的井喷式涌现对不同社会主体的软硬件设备和网络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无论是个人还是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的数字化设备和网络环境都略显尴尬，如互联网的上下行速度不能达到在线教育的直播需求或部分网络平台未能适应某些公共文化场所的网络基础设施。同时，我国东西部和城乡间巨大的信息鸿沟令许多农村和深度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场所在信息设备和网络环境上不能满足对充足、优质教学资源的现实需求。于是就出现了西北地区的牧民家庭为了孩子能接收到更流畅的网络信号而漫游于草原之上；
四川、云南、西藏等省区的深度贫困地区的大量学生在花费数小时登上海拔约四千米的高山后用手机上课；
西南某地学生蜷缩在高山顶上搭起的帐篷内参与网络课程；
居住在中部欠发达区域的学生蹲在房顶或坐在田间找寻信号[14]。这些都充分暴露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获取和利用中严重的教育分化问题。

(二)物质设备条件限制资源接触机会

社会主体的公共数字文化活动存在着对物质设备条件的要求，包括教育投资条件和设备占有条件。社会主体在教育投资条件和设备占有条件方面的差异都将造成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教育分化。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教育投资条件差异是指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活动的经济条件差异，即社会主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它包括对数字技术设备、收集和利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接受良好的线上知识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投资。作为知识社会的一种重要投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投资可以使教育增值，进而创新财富积累。因此，社会主体是否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方面具备教育投资条件将影响主体之间的信息差距乃至财富差距。虽然各个阶层之间既有的贫富不均现象客观存在，但当这种贫富差距与信息鸿沟在教育领域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必然会加剧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教育分化，并再次陷入贫富悬殊的恶性循环。

设备占有条件差异是指社会主体使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设备条件差异。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拥有着千差万别的数字化设备：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收入人群多数能够使用5G 网速、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先进设备，甚至有的人还能享用配有智能机器人、互动触摸设备、数字导视系统等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公共文化场所，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却连上网设备和基本网速都难以保证，且缺乏数字化的公共文化场所。截至2018 年，我国在乡镇区域仅完成了32 179 个基层数字文化服务点、32 719个公共电子阅览室和14 136 个数字文化驿站的建设[15]。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量涉疫情人员被要求居家隔离，但是，由于个体在经济状况和设备占有方面的差异，许多身处边远农村或家庭经济困难的民众无法享有同质等量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这势必使马太效应在教育数字化过程中日益显现，最终导致不同社会主体之间产生更大的知识差距。

(三)知能素质差距影响资源应用深度

信息素质亦即信息素养，是指个人在不同时期对信息的需求意识，以及搜索、评判和高效运用信息的一种整体性能力[16]。一般而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获取和利用中的教育分化与人们的知能素质差异息息相关。知能素质的差异是形成教育分化的重要主观条件。在当代社会教育数字化发展的过程中，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中蕴含的知识已成为社会的重要财富。但数字化的公共文化资源具有知能素质的使用门槛，它需要人们具备较高的知识能力和数字技能才能有效地获得和利用优质且多样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一旦个体或群体间因知识、能力、年龄和健康等原因而无法借助数字技术来获取和利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就容易在教育方面出现新的不平衡。人们在知识能力和数字技能上的实际水平差异不仅会导致人们之间的教育分化，而且其本身就是教育分化的重要体现。

同时，随着教育机构、图书馆和文化馆逐渐从传统现场体验向文化资源数字化的服务转型，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推广和应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升级都要求公共文化场所配备强大的数字化人才队伍作为支撑，这需要教育机构、图书馆和文化馆的工作者掌握精湛的数字技能。我国连年增长的网民规模是数字技术型专业人才培养和供给的巨大源泉，然而《第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20 年12 月，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比例分别是40.3%、20.6%；
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比例为19.8%[17]。毋庸置疑，当前我国网民群体间的知能素质仍存在较大差距和提升空间。信息富有者与贫乏者的差距不仅制约了我国教育公平的实现，还可能因知识分化而陷入贫穷的代际传递。如若政府对知能素质较低的个体或人群不予以足够的重视，这必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变革产生负面的影响。

(四)智能推荐算法限定资源接收内容

信息分化理论也即信息主体条件差异理论认为，物质技术条件中的信息技术条件差异是影响不同信息主体之间信息分化的关键因素[8]。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利用中的教育分化作为一种技术性差异现象，除了掌握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体能够相对容易地运用数字技术去获取和利用各种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数字技术的应用功能和实际水平也将导致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信息分化乃至教育领域的社会分化。在万物互联时代，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机结合在颠覆和重塑着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同时也推动着网络公共文化资源迈入“智能推送时代”。新兴的个性化推荐算法不仅改变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传播方式和产品形态，而且革新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生产方式和供给模式。个性化推荐的算法系统是在计算机技术和统计学知识的基础上，将数据、算法和人机交互技术融合后创设的使用者和资源的定制化联动机制[18]。具体来说，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推荐平台按照资源内容特征、浏览用户特征、实时环境特征等维度的变量聚合信息，挖掘使用者的数据，进而勾勒出特定的推荐模型。可以说，该算法取代了传统网络公共文化资源生产和供给过程中的审核者角色[19]。

然而，算法机器的程序化审核标准不仅可能因社会价值观念的缺失而造成公共数字文化内容虚伪难辨和质量低俗，还导致网民所得信息从多元化走向单一化。尽管民众平等地享有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但由于长期接收符合自身偏好的内容，信息主体的思想和眼界因信息的同质性而受到限制和变得狭隘，最终民众因知识分化而再次在教育领域产生马太效应。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在疫情前期，各公共文化场所的数字资源推送多数以本馆简单的信息介绍和数据库商的产品推广为主[20]，内容简单且资源整合有限。在疫情的中后期，尽管许多公共文化场所的信息推送汇总了各领域的数据库，但受个性化推荐算法和资源整理归类不足的限制，在数据库查找的内容几乎缺乏针对性[19]。同时，虽然有关数据库使用方法的推送繁多，但却缺少关于不同教育阶段或不同学科领域如何利用相应公共文化资源数据库的信息推送，因此大部分推送内容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由于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利用中的教育分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与数字技术相结合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信息分化或网络区隔，因而其潜藏在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必然会作为社会风险受到社会关切。在新冠肺炎疫情阴霾还未完全消散的当前，随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获得和利用中的教育分化问题不断升级，有关信息鸿沟引发的贫富差距风险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一种特殊社会关切。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是公共服务与数字化技术结合的产品，从新公共服务理论来看，坚持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理念和责任，遵循基本性、平等性、公益性、便捷性、审慎性和安全性的准则优化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配置，采用政府服务的方式为公民提供公共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都是政府对该理论的具体回应。

(一)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增强资源的可及性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的整体架构包括三个部分：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接收终端、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传储中端、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服务终端。每个部分的管理都需要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协作分工，特别是严格筛选和及时更新数据库中的教育信息，才可能最大化地聚集各种实用的信息数据库，全面整合有效资源，从而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丰富、实用的文化教育类信息。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必须以先进的、系统的、完备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否则填补信息鸿沟、缓和教育分化的愿望将无法实现。要让数字技术在文化教育领域的红利真正惠及到普通民众，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切实增加对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打通文化教育发展的数字大动脉。

数字资源流通网络的搭建不仅要求国家加快建设和升级农村和西部贫困地区的宽带基站、5G 网络、数字电视网等网络基础设施，还要求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尽可能地为各地公共文化场所增添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设备、提高满足数字化文化活动的面积标准。例如，政府在农村边远地区建设配有良好硬件设备和网络环境的文化站、社区阅览室、农家书屋、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并联合外地的图书馆、艺术馆和博物馆为当地的特殊群体和贫困人口提供数字化、多样化的馆藏资源。即便弱势群体或低收入群体难以承担起教育投资费用，但他们也能通过公共文化场所的数字化设备享受各类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并切身感受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建筑、文物在数字化屏幕上的灵动展现，从而推动传统的扁平式文化艺术和教育活动以立体式的形象普及传播。

(二)开展数字文化扶贫，减轻网络费用负担

我们可以从信息社会的信息增殖特性发现，信息的富有与贫乏影响着物质财富的获得。由于信息贫乏者缺乏获得和利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手段和条件，因而他们无法获得同质等量的教育类信息，由此造成的知识匮乏和技能缺失将大大降低他们的求职和升学机会。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发展目的，不仅要缓解群体层面和区域层面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而且要解决由公民的教育分化所引起的贫富悬殊问题。在当代知识社会中，减少经济贫困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消除信息鸿沟来减轻教育分化。所谓公共数字文化扶贫，是指政府和社会借助先进数字技术的扩散和公共文化服务的供应来减轻信息贫乏者在教育领域的知识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贫富悬殊现象的一种特殊扶贫手段。

具体而言，在全面加速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时，政府居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里的核心位置，并应充分动员各类社会文化组织和社会专业团体作为辅助力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以网络虚拟空间为基础，构建数字化、交互式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和多元化的教育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为农村和西部贫困地区提供便捷、直观的文化教育信息服务，展示、共享国内外品质优良的教育资源，为特殊贫困区域的教育公平贡献积极力量。在全面提升网络环境质量和网络速度体验的基础上，政府应按照不同群体和不同区域的现实情况实行分类降费或折扣免费的措施，并对基础电信企业和电子设备制造商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进而使特殊人群、城市低薪阶层、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多福利。此外，政府也应注重开发线下公共文化资源，让公民能够克服时空和费用的限制，享受到更丰富和多样化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从而推动教育公平性和包容性的实现。

(三)发展数字技能教育，缩小个体知能差距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要充分地获取和利用各类公共数字文化资源，除了要拥有良好的物质设备和信息环境，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能条件。尽管教育分化是造成现代社会信息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型中，知能素质差距是引起教育分化及由此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减缓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利用中教育分化问题的关键措施理当是缩减民众之间的知能差距。其根本措施不仅在于政府大力发展的全民科学文化教育，还在于提高民众数字技能的普及教育。全民的科学文化教育是广大社会成员拥有良好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而数字技能的普及教育是广大社会成员拥有平等获得和利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机会的重要保障。

为此，政府应当加强社会关于数字技能的公共教育培训，持续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数字知能素质，使其能够在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中适应和生存。数字素质教育和数字技术培训的首要任务是培养社会成员必须掌握数字技术搜集、评价、处理、分析、研究、利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各种知识，从而减少群体间、地域间由数字化技术使用差距引起的教育失衡。此外，公共文化场所的数字化人才储备也是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发展的重点。对于公共文化场所的工作人员而言，他们不仅要改变线下的传统服务形式，与时俱进地掌握数字化技能，而且肩负着线下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型的任务。因此，公共文化场所在政府支持下既需要为工作人员提供有关数字化设备操作和内容制作的培训，也需要通过采取奖励或补贴措施增强数字化人才的引进力度，以此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发展。

(四)提高政府监管力度，引导企业良性发展

Samuelson[21]认为，由于公共文化产品不受市场机制的制约，因而公共文化服务的供应者往往按照自身倾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并尝试予以掩饰。但因为用户消费的是公共的文化产品，所以也无法从中体现个体真实的消费愿望。这使得在进行公共文化服务时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进而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品质和供给的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建立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合作机制是一种高效推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的重要策略。由于个性化推荐算法的程序式运行机制使其无法成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守门人”，因而在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大量输出期间，政府应当加强对掌握算法技术的互联网企业的监管力度。具体来说，政府及社会管理部门应采用各种调节手段，对网络科技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或恶意竞争进行有效调节，激励个性化智能推荐系统创造、整合和宣传品质精良的公共文化内容，以形成良性、合理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管理流程和约束机制。

为了保证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政府及社会文化管理部门在任何时候都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落实规范监管，尤其要对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过程中可能造成社会失衡、引致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予以关注。同时，政府应鼓励和引导企业以普惠包容为原则向民众提供多样、丰富、价廉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此缩小公民因教育资源不均而产生的知识差距。在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因教育分化而引发的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日益凸显，因此我国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应对此给予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在群体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合理分布和横向流动，以实现我国教育事业的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在网络时代尤其是万物互联时代，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既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的特定进程，也是政府实现职能转变、管理与服务并举的有效途径。从CNNIC 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应用和推广的快速发展。尽管我国已开始通过推动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和利用互联网超越时空限制的特殊优势以力求教育公平的实现，但是，由于我国区域层面和群体层面的信息鸿沟尚未弥合，东西部、城市和农村以及高收入人群和中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教育分化仍然呈现出问题的严重性、涉及的广泛性和结构的梯度性，这无疑使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转型和推广成为一把双刃剑。当然，在我国东西部、城市和农村以及高收入人群和中低收入人群之间的信息鸿沟没有得到充分填补之前，他们之间的信息差距将依然存在。我们无法回避这些社会现实，且必须要予以正视。正因为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获取和利用中呈现出来严重的教育分化，我们更要深入研究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均衡化之路，并设法开创一条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兼顾区域间和群体间协调发展的中国教育数字化之路。这条中国教育数字化之路包括开展数字文化扶贫、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培养数字知能素质、提升政府监管力度等。各级政府部门应千方百计为农村和西部欠发达区域提供人力、财力、物力、智力、制度的坚实保障，并切实动员经济发达地区反哺贫困落后地区，大力推进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中的教育数字化发展，最终推动教育公平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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