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日英签订通商条约后的对抗及关系调整

张兰星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在培里叩关之前，英国人就得知美国人将有相关行动，但其并未考虑率先派舰赴日。美国人成功打开日本大门，且与德川幕府签订“和亲”及“通商”条约后，英国人紧跟其后，先后与日方签订类似条约，以较小代价获取在日权益①1854年10月，日英签订《和亲条约》（又称《斯特林条约》），英国获得泊船、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多项权利。1858年8月，双方又签订《日英修好通商条约》，英国获得在（日本）通商口岸自由经商、宗教信仰自由、商议关税等权利。对于日本来说，两个条约均为不平等条约。参见：維新史学会.幕末維新外交史料集成·第一卷[M].東京：財政経済学会，1943: 196-197；
OLIPHANT L.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1859[M].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60: 630-634。。不过，英国要落实各条款，还面临各种问题，在德川幕府衰微，各藩蠢蠢欲动的情况下，日英关系有所变化②除了相关史料，国内外史学界均有论著讨论日本开国后与英国关系之变化，但少有学者将1858—1868年，即德川幕府开国后明治维新开始前的日英关系，进行整合梳理分析，相关问题尚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前期相关成果有：CHECKLAND O.Britain"s encounter with Meiji Japan, 1868-1912[M].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9；
DANIELS G , TSUZUKI C.The history of Anglo-Japanese relations 1600-2000: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M].New York: Palgrave, 2002；

BEASLEY W G.Collected writings of W.G.Beasley[M].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1；

鹿島平和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1卷：幕末外交[M].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70；
明治維新史学会.明治維新と西洋国際社会·明治維新史研究5[M].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高小岩.撬动历史的逻辑杠杆：由幕末萨英之战谈日本近代崛起之谜[J].鲁东大学学报，2017（4）等。。

1858年12月21日，英政府任命卢瑟福德·奥尔柯克（Rutherford Alcock）赴日担任公使。1859年6月4日，奥尔柯克乘军舰“桑普顿号”（Sampton）抵日，在高轮东禅寺开设公使馆[1]509。有人称奥尔柯克优柔寡断，他在日本期间，没有为英国争取更多利益[2]97。其实，奥尔柯克就任驻日公使期间，连自身安全都难以保障，更不要说发展日英关系了，他在日本战战兢兢度过了6年。通商系列条约签订后，日本频繁发生袭击外国人事件。1860年，东禅寺公使馆的办事员小林传吉（日本人）被攘夷浪士杀害[3]47。传吉来自土佐藩，随船出海捕鱼时遭遇风暴，漂流至孤岛，被美国捕鲸船救起，后来几经辗转，成为英国公使馆工作人员。看来，在日英国人的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

1861年初，奥尔柯克愈发感觉东禅寺有危险，遂前往横滨避难。当年7月，他又认为江户更安全，遂打算返回东禅寺。1861年夏，奥尔柯克从香港返回长崎，与荷兰总领事、英国公使馆书记员劳伦斯·奥利凡特（Laulence Olipahnt，1829—1888）、英国驻长崎领事莫里森（Morrison）等人商量，打算在返回江户时于沿途（富士山等地）游历一番。外国奉行竹本正雅曾劝诫奥尔柯克，不要超出英国人的活动范围，奥尔柯克等人不以为然，他们从陆路至小仓，抵达下关后，从海路到兵库，登岸后经大阪、奈良、桑名，返回东禅寺。日本攘夷人士得知此事，认为奥尔柯克等人的活动已经超出条约规定范围，玷污了神州（日本）的国土、灵地，必须惩罚他们。

1861年7月5日（另载为5月），水户浪士有贺半弥、前木新八郎等14人（另有15、16人之说），在高轮的泉岳寺集合，准备袭击东禅寺，杀害奥尔柯克，进行报复[4]48-49。幕府士兵尽力保护英国人，浪士仍然突破防守，奥利凡特的肩膀及脖子被砍伤，后被送到岸边的西洋船上进行救治[5]10。莫里森也被砍伤。奥利凡特是英方唯一的持枪者，他开了两枪，打死1名袭击者。随后，郡山、西尾向公使馆增派200名藩兵，逐退浪士。据统计，使馆有3名日本士兵被杀死，30人受伤（另说13人受伤，其中有3人来自郡山藩）。攘夷浪士则有3人被杀，1人被捕。第二天，幕兵又逮捕3名浪士，后有两人自杀，另一人自杀未遂。最终，7名肇事者逃脱。公使馆的部分建筑被烧毁。此为第一次东禅寺事件[6]103。

事件发生后，奥尔柯克告诉英国海军将领霍普（Hope）：“英国应该与日本暂时断交，立即关闭公使馆，并让幕府提供更安全的地方（建公使馆），日方必须对袭击事件负责。”[7]46幕府不敢懈怠，立即派代表处理事件。英、日双方代表于1862年3月达成协议：幕府拨款修缮英国公使馆，并增派兵力保护各国公使馆；
向奥利凡特、莫里森赔偿1万美元抚恤金[8]100-101；
逮捕嫌疑犯。1862年，奥尔柯克决定离开日本。临走时，幕府称抓到部分嫌犯，还处死了他们。奥尔柯克则怀疑被捕者的身份，或许他们根本不是肇事浪士。奥尔柯克感叹道：“在日本工作，必须兼备才能、勇气及武艺，那里时刻充满危险。如果不太疲倦，最好不要闭眼。一旦睡着，就有可能醒不过来。”[9]51鉴于此，奥尔柯克暂且返回英国养伤、避难，直到1863年春，他才又到日本；
同时，英国在横滨屯兵1500人，保护驻日同胞；
另外，英政府还频繁派代表与幕府官员谈判，反而增进了两国的外交关系。

奥尔柯克返乡休假期间，英国海军军官尼尔·爱德华·圣·约翰（Neale Edward St.John）担任代理公使，此人颇有军人作风，敢于冒险，决定返回东禅寺办公[10]294。1862年6月12日，尼尔乘皇家战舰“利拉德号”（Nenard）抵达江户，为了确保公使馆安全，他令“莱纳德号”（Renard）上的30名海军士兵（英国人）登陆，保护公使馆[11]294。另外，幕府还派535名士兵驻扎在公使馆周围，加固防卫。

即便如此，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有森半藏、矢泽金之助、黑泽五郎等18名水户浪士，仍然在6月12日晚发动第二次袭击。据尼尔描述，当晚他正在睡觉，被砍杀声及喊叫声惊醒，并很快得知东禅寺再次被袭[12]105。结果，英国士兵克里普（Crimp）及查尔斯·斯威特（Charles Sweet，另载为Suieat）被浪士杀死[13]337。浪士方面则有些人逃脱，有些人自杀。此为第二次东禅寺事件。

第二次东禅寺事件之后，法、美、荷代表向幕府施压，令其给出满意的“解决”办法。幕府立即赔礼道歉，向被杀的英国士兵赔偿3000美元。英国人认为赔偿太轻，要求支付4万美元。幕府无奈，只能答应，不然将引来更大麻烦。

相比第一次东禅寺事件，第二次参与袭击的浪士要少些，影响要小些[14]93。事件发生后，攘夷派借机抬头。后来，英国人将公使馆迁往御殿山，那里距横滨较近，也较安全[2]102。

1862年9月，英国驻横滨的生丝商人威廉·马绍尔（William Marshall）、美国奥古斯汀·海尔德（Augustine Heard）商会的英商伍德索普·查尔斯·克拉克（Woodthrope Charles Clark）、赴日考察的英国人查尔斯·利诺克斯·里查德森（Charles Lenox Richardson）、香港英商的妻子玛格丽特·布罗黛尼（Margaret Borrodaile，另说为马绍尔的夫人，其他资料未特别指出）计划从横滨港前往川崎平间寺。

当他们途径神奈川县生麦村（现横滨市鹤见区）时，遇到萨摩大名岛津氏（岛津久光）的行进队伍（700人）。一般来说，平民遇到大名的行进队伍时，须回避退让，甚至下跪。英国人不懂规矩，并未避让，引起随行武士不满。其间，布罗黛尼的马受惊，冲入队伍。萨摩武士（奈良原喜左卫门、海江田信义等人）被激怒，开始追杀英国人[13]338。里查德森被当场杀死，其余3人幸运地逃到神奈川（横滨）美国领事馆内躲避[15]236。马绍尔、克拉克被砍伤手腕及肩部，布罗黛尼奇迹般地没有受伤。此为生麦事件，又称神奈川事件。

事件发生后，英国外交大臣厄尔·罗素（Earl Russell）、英代理公使尼尔、法国公使德·贝尔考特（Bellcourt）向幕府提出抗议。英、法代表认为，萨摩武士的行为堪称暴行。美国公使则认为，按照日本礼法，遇到大名队伍时，道路两旁的民众确实应该下马，表示敬意，英国人没有这样做，当然造成误会，不过萨摩武士的行为过激，应当承担杀人后果。

为了威慑日本，保障英国人在日本的人身安全，英国海军于1863年派11艘军舰抵泊横滨。同时，英方对幕府、萨摩两方均提出要求：首先，幕府代表必须书面道歉；
赔款10万英镑；
幕吏协助英方逮捕罪犯；
幕府立即增派人员，确保外国人安全。其次，萨摩岛津氏应立即逮捕嫌疑犯，并在英军监督下，处死罪犯；
在必要时候，传唤岛津久光；
向英方被害者支付25 000英镑抚恤金（又称扶助金）[16]94。英方特别强调，幕府及萨摩必须分别承担各自赔偿。

事件发生后（1863年7月2日），幕府希望“和平”解决事件，且态度“端正”，很快便赔礼道歉，还保证尽快逮捕嫌疑犯，加强横滨、神奈川的安保，赔偿10万英镑抚恤金（1863年5至6月，英国人收到幕府赔款）[15]167。东禅寺及生麦事件后，幕府总共赔偿了11万英镑（前者1万磅，后者10万磅），分7次支付完[17]85。

而在萨摩藩，攘夷运动正兴起，以岛津氏为首的萨摩人拒绝道歉赔款。也有资料提到，事件发生后，幕府老中小笠原长行没有与萨摩藩商议，便武断同意向英方支付赔偿金，遂引起萨摩藩不满。1862年的生麦事件具有攘夷性质，表明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已经很深。事件发生后，即将赴日和已在日本的西方人均担忧人身安全，有些人甚至感到恐慌。从日方的处理态度可以看出，幕府已经衰败，对西方人唯唯诺诺，答应对方提出的任何要求。幕府虽然向民众标榜攘夷，但按照阁老小笠原的话来说，攘夷归攘夷，赔款归赔款，似乎可以理解为幕府表面上攘夷，实际上屈服。

萨英海战又称鹿儿岛炮击事件（1863年8月15日至8月17日），其在鹿儿岛当地又称“前之滨战役”。

生麦事件发生后，幕府虽然对英国屈服、道歉、赔偿，但无力令萨摩藩遵从命令。幕府表示，由于日本国法紊乱，要让萨摩藩接受英方条件，甚不容易，最好英、萨双方直接交涉，处理误会。对于英国提出的要求，萨摩藩态度消极，甚至不愿意执行，引起英国不满[18]287。有资料指出，萨摩藩拒绝道歉的原因是其处于攘夷中心地带，他们一直反对幕府与外国签约，更反对外国人抵日经商、定居。如果萨摩藩承认错误，则表明带头否决攘夷活动。英国代表并未考虑太多，态度始终强硬，表示如果萨摩藩拒不认错，便派炮舰赴萨摩惩戒。同时，英军为了给生麦事件中被杀同胞报仇，借机震慑日本人，决定采取行动[19]184。

当时，英军可调动7艘战舰（另说为8艘），分别为“欧尔雅鲁斯号”（Euryalus）、“珍珠号”（Pearl）、“佩尔修斯号”（Perseus）、“阿古斯号”（Argus）、“科奎特号”（Coquette）、“莱斯霍斯号”（Racehorse）、“夏沃克号”（Havoc），它们均为蒸汽船[20]232。其中6艘军舰的服役时间还不到10年[21]25，最老旧的一艘“阿古斯号”也仅服役14年。旗舰“欧尔雅鲁斯号”有34门火炮，“珍珠号”及“佩尔修斯号”分别有21门、17门火炮，所有英舰共有101门火炮，其中包括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炮。萨摩则有蒸汽船“天佑丸”（746吨吨位）、“白凤丸”（532吨）、“青鹰丸”（492吨，价值30万墨西哥银圆）。他们还从琉球召回3艘战船（帆船）。同时，萨摩岸边设有10个炮台及83门大炮[8]99。

1863年8月6日，英方令东印度舰队的奥古斯塔斯·里奥博尔德·库珀（Augustus Leopold Kuper）中将指挥舰队，从横滨出发，开赴萨摩鹿儿岛[22]3。随行人员有代理公使尼尔、公使馆员工高尔（Gower）、顾问谢博尔德、外交官员E.萨托（Satow）等人。

1863年8月11日，英舰队到达鹿儿岛湾[15]167。萨摩方面闻讯后，全力备战。8月12日，英舰队继续推进，在城下町附近（前之滨）抛锚。随后，40名萨摩武士登上旗舰“欧尔雅鲁斯号”谈判，他们提出：杀害里查德森的武士已经逃离，尚未找到，遂不能将责任强加于萨摩大名；
幕府并未尊重萨摩大名，便答应赔款，萨摩方面拒不承认；
英军不应该贸然率舰来鹿儿岛问责。尼尔态度强硬，要求对方在24小时之内就生麦事件道歉，交出嫌疑犯，并且赔款。萨摩藩没有答应，也未拒绝，建议次日双方代表于城内交涉。8月13日，英方熟虑后，拒绝了对方的提议，并要求岛津氏立即做出答复。萨摩代表谈到，即便领内藩士犯罪，也应该按日本律法办事，是否处以死刑，应该由岛津氏做出决定，亦拒绝英方的无理要求。8月14日，尼尔通告萨摩方使者，若不接受英方要求，便立即开战。此时萨摩藩已有应战觉悟。

8月15日，萨、英始终不能达成共识，只好开战。萨摩炮台先发制人，英军最初不熟悉战斗环境，被打得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英方牢牢扣住停在岸边的3艘萨摩藩蒸汽船，遏制其水兵主力。由于后者首先开炮，英军一气之下，烧掉3艘蒸汽船，并进行反击[20]235。其后，英舰开始攻击萨摩炮台及鹿儿岛城[23]3。英舰装配了新型大炮，命中率及射程均优于萨摩大炮，英方迅速夺回主动权。战争大致持续了3小时，基本分出胜负，英军最终获胜。8月16日，英军攻击了樱岛炮台后，撤出鹿儿岛，返航横滨，理由是补充物资，进行修缮，但表示还会再来。

从萨摩的损失来看，其炮台被击毁；
1/10面积的鹿儿岛城被炮击，500多间房屋被烧毁，造成18 000名平民伤亡[13]338；
3艘萨摩蒸汽船以及从琉球召回的战船均被击沉；
5名萨摩藩士兵战死（另说死8人，伤11人）。从英军损失来看，旗舰舰长约斯宁（Josling）、副舰长威尔莫特（Wilmot）战死，另有11名士兵战死（还有9人、22人之说），52人（另说41人）负伤[16]99。英舰重伤一艘，轻伤两艘。

由于萨摩方面仅死5人，且英军未登陆鹿儿岛，遂前者宣称赢得战争，赶走了英国人。不过萨摩大名知道，如果继续作战，萨摩藩将无力抵抗。鹿儿岛很多地方都被炮轰，城市受损严重，只能议和。英军也有损失，需要修缮炮舰，为保存实力，便答应对方请求[24]20。

1863年11月15日，萨英在横滨谈判。商议结果为：逮捕生麦事件嫌疑犯，并在英军监督下处死；
萨摩藩答应支付2.5万英镑的赔偿金（相当于2万两白银）[20]236。在国内，萨摩借口战败，无力提供赔偿，向幕府强借这笔费用（据说其后也未归还）[25]128-129。

萨英海战规模不算大，但其影响不算小：被英军炮击后，萨摩藩知道攘夷渺茫，痛感有必要加强军备，开始仰慕西方先进科技，转而主张开国。萨摩藩甚至希望得到英国支持，反对幕府统治；
英国虽有强大战力，却打得艰难，即便取胜，损失也不小。无论如何，英国让不肯驯服的萨摩藩尝到失败滋味，也让后者看到双方海军实力的差距。英国也因萨摩藩的强硬反击而重新评估对手实力，他们原本认为萨摩藩不堪一击，经较量后，才发现对手其实不弱，且有学习西方科技，与英国交好的意愿。英国人开始考虑新的方案，从原先支持幕府，转而亲近萨摩藩，培植亲英势力；
萨英战争后，攘夷人士似乎有所觉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国内，他们企图联合起来，将腐朽的德川幕府推翻[22]3。

萨英海战不但没有让双方结仇，反而促成其交好，如果说开国后日英关系重在幕府与英国的交涉，那么萨英海战后逐步走向萨摩藩（包括长州藩）与英国的牵绊。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经历几次攘夷事件的英国人已经发现德川幕府日趋腐朽，江户方面不能有效地保护英国人，保障英国利益，英国希望日本出现一个能够更好履行条约内容的新统治机构。同时，英国不想耗费精力，直接推翻现有统治者（德川幕府），遂怂恿藩国来反对幕府[26]134。

其次，1861年，日俄矛盾加剧，幕府重启筹建海军的计划。此时，日本对西方的了解不再局限于荷兰，而是希望向英、美、法等先进国家“取经”。当时，幕府与法国关系交好，遂给了萨摩藩献媚英人的机会[27]155。英国本来可以辅助幕府建设海军（最主要是售卖战船、军火），但荷、法人抢先一步，遂其考虑与萨摩发展关系，兜售军备，对抗法幕联盟。

再次，英国的强硬态度及行动征服了萨摩统治者。自岛津齐彬统治萨摩以来，就希望发展海外贸易，建立近代海军。萨摩藩被英军炮击后，虽然受辱，但同时也被对方海军震撼，甚至希望向英国学习先进科技。萨摩藩本有军事基础，具备一定实力，他们建成了日本最早的西洋帆船、反射炉，此外还生产火炮、火枪、火药等西洋产品，为萨英结盟奠定了物质基础。

最后，英国最初对日本的兴趣不大，其注意力放在中国。但自日英签约后，英国也要顾及在日利益，萨摩藩、长州藩成为其扶持对象；
1865年，帕克斯·哈里·史密斯（Parkes Harry Smith）担任英国驻日公使（1865—1883），其在位期间，立志为英国谋取更多利益[28]47。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帕克斯只知道有英国人与萨摩人走得很近。比如苏格兰商人托马斯·格罗夫（Thomas Glover）明确表示支持萨摩藩。英方翻译员厄内斯特·萨托（Earnest Satow）也很同情萨摩藩志士，反感腐朽的幕吏。帕克斯不敢轻率偏袒任何一方，仍然在幕府与倒幕（派）之间摇摆，其内心的天平却已经倾向萨摩藩、长州藩[29]347；
即使英、萨发生矛盾时，仍然有长崎英商冒险与萨摩商人做生意，交易军火。也有学者谈到，当时英、萨建立了模棱两可的关系，萨摩使者与一名比利时商人签订了贸易协定，通过此人，萨摩藩得以购买英国武器；
明治维新前后，美国忙于南北战争，对日影响力减弱，英、法趁机向日本渗透势力，前者扶持萨、长藩，后者结盟幕府，瓜分在日利益。

萨英建立联系后，随即开展一系列合作。1865年，萨摩藩派使者赴英[30]96，学习西方科技，购买西洋武器，以加强藩国实力[31]149。1866年5月，萨摩藩又派学生赴欧学习并考察。据说为了保持低调（不被幕府发现），萨摩学生均不用真名[32]42。在英国人托马斯·格罗夫尔（Thomas Glover）的帮助下，共17名学生赴欧留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日本文部大臣的森有礼。萨摩使者还与英方官员劳伦斯·奥利凡特、外交大臣克拉雷登秘密接触，使者向英方暗示，萨摩藩愿意开放港口，希望英国帮助藩国增强实力，对抗幕府。萨英通过一系列合作，在客观上促进了日本海军的建设及其造船业的进步[20]237。

其实，19世纪日英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调整，并非事件的简单组合和短时间的“化学反应”，而是一个发展过程。19世纪初英国人试图驱赶在长崎的荷兰人，取而代之，成为与日本建立关系的唯一西方国家，但其计划失败。其后，英国也没有将全部精力集中到开发日本（市场）上，最终美国成为首次叩开日本大门的国家。此后，无论英国将领斯特林与日本签订《和亲条约》（1854），还是埃尔金签订《日英友好通商条约》（1858），都没有耗费英方太多精力[33]73-80。就在美国忙于内战之时，日本频频发生攘夷事件，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受到挑战，英国为了彰显其在亚洲的淫威，决定用强硬武力逼迫日方投降服从，也趁机再次观察、调整对日关系。

鉴于英国与萨摩藩、长州藩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虽然培里敲开了日本大门，但英国却在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34]27。通过萨英战争，英国人实实在在地让日本人吃了苦头，让萨摩藩和长州藩看到东西方真实的差距。在对日态度上，美国人多以威慑、恐吓为主，英国人却用实战给日本人“洗礼”。之后，幕英关系逐步调整为萨英关系，中央（幕府）已经令英国失望，地方却让英方看到“活力、希望”，为了更多获取对日利益，落实通商条款，英国似乎可以重点开发后者。这种调整对日本内部变革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客观上推动了倒幕的开展。

猜你喜欢 柯克幕府英方 毕沅幕府与清中叶骈文复兴天中学刊(2022年5期)2022-10-26THROUGHOUT THE SPREAD OF NEO-CONFUCIANISM TO SEE JAPANESE’S WISDOM锦绣·中旬刊(2021年2期)2021-01-28制度：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书屋(2019年3期)2019-03-20“柯克舰长”的烦恼东方电影(2016年8期)2016-11-22《星际迷航》确定将拍第四部综艺报(2016年15期)2016-10-15沈明臣在胡宗宪幕府中活动研究中国市场(2016年8期)2016-03-07

推荐访问:通商 条约 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