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叙事与民俗规约的互文性——,基于对中国傻女婿故事的解读

刘春艳

在中国民间生活类故事和笑话中，有一类已婚男子（已经订婚且按照准女婿身份与岳家交往的男性属于论述之列）与民众心目中的惯常男性形象落差较大，他们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处于弱势、边缘，总是被歧视、遭到嘲笑，构成民间故事人物家族的另类男性群体，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傻姑爷”“呆女婿”“憨女婿”“瓜女婿”“踱女婿”“痴女婿”“苕女婿”“囟女婿”等。故事里他们经常因为呆傻愚笨而闹笑话、或被刁难出丑，不同地区有各自习惯的称呼，所指人物类型并无区别，本文选用“傻女婿”统括各地此类故事，傻女婿的“傻”主要指主人公外在言行举止的呆傻，也涵括故事讲述者和其他人物对他呆傻的主观认知。笔者将包含傻女婿人物形象并以其为主人公、且发生在翁婿等姻亲交往场域的民间故事和笑话一律视为傻女婿故事。

傻女婿故事类型包含的型式繁多，事实上围绕主人公傻女婿的言行举止构成了一个故事群。钟敬文、艾伯华、丁乃通、金荣华、刘守华等故事学家都在中国故事类型索引或相关研究中进行过类型整理，具体优长得失笔者已进行过评述①刘春艳：《近百年中国傻女婿故事研究述评》，《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此不赘述。本文意在考察故事讲述与民俗规约对性别角色的交互形塑，主要依据的资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部印刷或公开出版的故事文本以及1928年林兰编纂的《呆女婿的故事》，因而笔者着重借鉴刘守华在民间文学教材编写中的简要归类并加以改进，将傻女婿类型故事分为三个亚型：一是“傻女婿呆头呆脑型”。如“忘了的词字”“呆女婿送礼沿途吃光”“总是晚一步”“猛吃的新郎”等故事，这些故事中傻女婿傻里傻气、生搬硬套、机械模仿、吃尽苦头，显得天真幼稚，行为荒唐。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莫过于“猛吃的新郎”，讲的是傻女婿和妻子一起去岳家做客，妻子担心他吃饭贪婪出丑，就和他约定夹菜的暗号，刚开始操作顺利，傻女婿表现斯文，后来妻子有事短暂离开，发生异常，傻女婿误认为是妻子的暗号，开始猛吃，遭到大家嘲笑。二是“傻女婿学话去岳家型”。因为过节、认门、拜寿等，傻女婿需要去岳家，为了避免说错话出丑，他外出学话。在岳家，面对众人的刁难和考验，傻女婿用学来的话机械应对，一开始顺利，后来还是卡壳出错，露出愚呆的真面目。也有些故事中他的话自始至终符合场景，令岳家众人刮目相看。三是“仨女婿岳家比试型”。故事中三女婿往往是傻女婿，两位连襟则是社会地位优越的士大夫阶层。三位女婿因为拜寿、拜年或过节共聚岳家，岳父提议做诗，意欲为难傻女婿，然而傻女婿却以貌似粗俗的诗，戏弄了岳父和连襟。

纵览以上三类傻女婿故事的内容，故事的发生往往涉及女婿与岳家的交往互动，这是傻女婿故事的鲜明特质，即主人公作为女婿（姑爷、门婿）的身份出现，故事之所以让人忍俊不禁就在于他的言行举止与社会对女婿的要求和规范发生冲突、抵触，造成“不和谐”，干扰了社会约定的伦理通则，触犯了中国社会礼俗的禁忌，从而释放了听众潜意识中破坏规矩、秩序的原欲，引发与故事中人物的共鸣。基于人类这种隐秘但又切实存在的内心欲望，故事中的傻女婿形象可笑却不可憎，甚至还有一些“可爱的因子”。

女婿作为婚姻交换中受妻集团的直接受益者，对给妻集团的岳家负有诸多义务。在岳家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事件中，女婿是人们期望中的慷慨的经济供给者、支持者、资助者。最典型的当属民间丧礼，在中原地区汉族的丧礼中，女婿身份的群体尤其是闺女、女婿往往是丧礼经济费用的主要承担者。由于岳父母的给予，女婿得以结婚成家，传宗接代、家族绵延的愿望才能够实现。因此，岳父母在女婿面前天然地享有尊贵的地位和充分的权益，逐渐形成一种显著的文化基因在社会生活中代代传续，构成中国特有的女婿民俗文化。

民间俗语虽然有“一个女婿半个儿”，但又有“只有说女婿的口，没有打女婿的手”，还有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河南还有一句老话，“丈母娘见女婿，急忙撵母鸡”，意思是丈母娘要好饭好菜招待女婿。女婿虽然应该在岳父母面前极尽讨好之能事，但是由于父系、父权制社会确定下来的“男娶女嫁”从夫居婚姻居住形态，结婚多意味着女性要离开原生家庭，进入全然陌生的环境，岳父母为了女儿的切身利益，往往又不自觉笼络女婿，翁婿之间无形中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张力。基于翁婿关系的复杂微妙，故事中岳父母的寿辰就成为女婿表达心情、展示才智和社会影响力的紧要场合。女婿们送给岳父母的寿礼起着联结双方感情的纽带作用，礼物的流向轨迹昭示着女婿对岳父母的义务，以及给妻集团的权益。不单如此，女婿们来拜寿时的衣着、车马、谈吐还关涉着岳家在村落社区人际网络的实力和位置，姻亲力量的彰显在这些场合体现得非常明晰。傻女婿故事群中有两类就是围绕女婿为岳父准备的寿礼推动情节发展，如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标号为1681C呆女婿向岳父拜寿、1681C1呆女婿送礼沿途吃光。故事中，傻女婿在去岳家的路上听到作为寿礼的鸭子不停地叫，以为鸭子渴了想喝水游泳，就放鸭子下水，鸭子越游越远。为了吸引鸭子上岸又投下寿面、寿桃等，结果寿礼全部一去不返，自己身上的衣服也彻底损毁，在狼狈不堪的情势下到了岳家，把妻子气得要死，无奈之下妻子把他藏在枯井里。还有的傻女婿路上由于饥饿难耐把寿礼全部吃光，但又感觉尴尬于是用大便充作礼物，把丈母娘气得将他打出家门。另有三婿拜寿的故事中，傻女婿家庭穷困，因为携带的礼物价值较轻、穿着素朴、步行而来（没有车马等交通工具），受到岳父及其家人的鄙视。

众所周知，在现实的岳家未来生活中，女婿及其家庭经常成为需要倚重的一支重要外援，这种援助不仅仅是直接显在的物质形态，往往还有隐性的间接支持，例如对于妻弟甚至妻侄上学、升学、就业、提干等学业和事业的帮助，对岳父母看病就医、社会福利的支持，以及岳家社会纠纷的处理、解决等等。因此，一些学者的田野调查以及笔者的生活经验都发现，一个特定传统村落的通婚圈是大体固定的，大多不会越出本乡本县，10公里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地理界限，也是大多数人较为理想的通婚范围，即“基础通婚区域”，这一距离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年代依靠步行当天能够往返。恰如刁统菊对华北地区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的研究中指出的，“通婚圈实际上是人们姻亲交往观念的空间投射”①刁统菊：《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5页。。进而，她对此进行了解释，“不喜欢村内通婚、希望和没有亲戚关系的人通婚并不意味着通婚的物理距离越远越好，远近是一个相对的观念。人们更愿意把女儿嫁得近一些……其实这是保证自家能够作为给妻集团获得应该享有的来自受妻集团的各种帮助并且保持其优越地位的起码条件”②同上，第49页。。所以，人们不喜欢女儿远嫁他乡，相应地，有能力的男性通常会在“本地”③这里的“本地”指民众心理认可的同乡人，包括位于相邻县、市交界处的跨界婚姻，而不单指行政区划上的同乡、同县。异地则指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差异较大、地理距离较远的外省。寻找婚姻对象，只有那些经济条件差、自身能力不足的男性才会娶外地媳妇。当然，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异地通婚的情形更为复杂。

法国民俗学家范·热内普（Van Gennep）的《过渡礼仪》一书提出“过渡礼仪”（亦有学者译为“通过仪礼”）。这一术语，认为形态多样的人生仪礼具有大致相同的意义，即促使仪式中“人”实现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的转变。从该角度来看，这些仪式过程均展示了三个阶段，即分离、过渡和融入。④参见[法]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范·热内普对礼仪之进程的研究为深入解读傻女婿故事的核心母题——学话拜见岳父，进而透视故事的民俗文化内涵提供了理论支撑。

傻女婿故事的主要两类“傻女婿学话去岳家型”和“仨女婿岳家比试型”，以及“傻女婿呆头呆脑型”中的“猛吃的新郎”故事，都着重讲述了女婿在特定时段（结婚回门、新年串亲、岳父寿诞等）来到岳家（首次登门），即脱离寻常环境、生活进入阈限状态，接受岳家群体的检视和品评。岳父母寿辰、结婚回门、岁时年节、相亲、乔迁新居、妻弟结婚等，都是能够生动展现姻亲交往的典型民俗场景，傻女婿故事的演绎必然要借助现实生活中这些重要的民俗仪式。民国时期至21世纪初搜集发表的很多文本一开始都交代了故事发生的仪式性背景，民俗场景的设定对故事的推进和人物的塑造别有深意。我们随手撷取一些：

呆女婿将到丈人家去会酒。——新婚后次年正月新婿例到丈人家去住些日。叫做会酒，亦叫住十五——但因太呆蠢，怕漏了怯——他父母因打发他带着五十两银子去学话。⑤林兰编：《呆女婿的故事》，台北：东方文化书局, 1970年，第82—83页。

正月初二，是照例新女婿去给岳父母贺年禧，岳父宴请新门婿的日子。傻女婿的老婆子，清晨一早就教调了他一番，和他定了个计策。⑥林兰编：《呆女婿的故事》，第157页。

新婚后第三天，新郎要跟新娘一道回一趟娘家，叫“回门”。别人头一次回门都高高兴兴，可这个新娘打头天晚上—上炕，就瞅着睡在炕头的丈夫，翻来覆去一夜也没合上眼。①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吉林卷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吉林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第877页。

明天就是正月初二，新女婿要“认门”了。②鄢陵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鄢陵县卷》，内部资料，1990年，第197页。

一次，傻子的岳父寿辰，专帖请门婿驾临。③兰考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兰考卷》，内部资料，1990年，第200页。

山里风俗，第四天娘家请新客。④杨英锋、李会良、袁占才主编：《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南鲁山卷》，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516页。

更有趣的是，去岳家的拜访作为女婿绝对不能缺席推辞，换言之，对女婿的考验是社会关系整合必需的程序，每一位男性社会成员终究无法回避。上述《傻女婿做客》中傻女婿面对妻子的奚落挖苦，想逃避到岳家的认门拜访仪式。傻女婿说：“那咋弄？我不去”？新娘说：“请的是女婿，你不去咋行”？可见，回门认亲仪式主要针对女婿而设，女婿是整个活动的主角与中心。也就是说，主人公傻女婿的行动范围自然地从家庭内部延伸到联姻家族之间，甚至扩展到社会商贸领域。因为女婿是以核心家庭当家人的身份出席以上正式场合，他的言谈举止、仪表行为关系着男方家庭甚或家族的声望，即使他智力低下、能力欠缺也要肩负起社会赋予男性的职责，所以女婿到岳家做客尤其是“新女婿认门”成为地方人群高度关注的群体事件。

我国各地各民族基本上普遍存在“新女婿认门”的习俗规矩。女婿第一次到岳家正式认门多发生在民间俗称“回门”的仪式中。“回门”形式极为多样，各地叫法不一，一般在婚后第三天举行，俗称“三朝回门”，但也会因时因地出现差异。“回门”虽不见于古代婚姻“六礼”，但各地回门风俗由来已久，至今仍然是民间婚俗中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通常认为，“回门”过后，婚礼才算彻底落下帷幕，两个家庭乃至家族的姻亲关系正式缔结、开始交往。在各地的回门礼上，多有刁难耍弄新女婿的民俗事象。例如河南东部地区，三日“回门”之际，女家不仅要用辣椒包水饺招待新郎，而且还有抹花脸习俗，就是用烟灰、黑墨等往新女婿脸上涂抹。河南南阳一带的闹新女婿俗称“闹新客”，届时除了往新郎脸上抹锅底灰外，还兴从新郎口袋中掏钱，俗称“掏喜钱”，发难者多为女方的嫂子或小舅子、小姨子等人。当地有俗谚曰:“姑夫钱，侄子花，越花家越发”。⑤吴存浩：《中国民俗通志·婚嫁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91页。据《黄河文化丛书·民俗卷》记载，闹新女婿的风俗在黄河流域普遍存在。另外，福建畲族有在村子入口处用对山歌的形式考验新女婿的习俗，如果对不上则要往新郎脸上抹锅底灰。在民间“回门”闹新女婿的风俗中，新女婿无论如何被刁难戏弄，都不能轻易生气发怒，因为那是无能蠢笨的表现。

通览各地具体的“回门”风俗，从名称到内容一致表明，与新娘相比，新郎才是“回门”仪式的真正主角。然而过往研究多关注“回门”礼对于女性身份的聚合功能，基本忽视了其于新郎的过渡意义。因此，笔者将从新女婿的主体视角来观照仪式，揭示傻女婿故事是如何对男性过渡礼仪进行戏剧化演绎的。

在新女婿认门中，女婿作为仪式主角一方面受到女方的热情招待，享受规格最高的待遇，如坐席要坐第一席的正位，另一方面则免不了遭受女方家的种种戏谑逗弄。新女婿第一次登门，岳家都非常重视，提前准备丰盛饭菜，有的还聘请职业厨师按婚宴标准摆整桌菜肴，邀请家族中能说会道、酒量大的男性（俗称陪客）专门作陪。这种场合街坊邻居都非常新奇来凑热闹，即“看新女婿”，是单调乡村生活里极为隆重的盛事。一些故事文本中亦有关于该场面的描述，如河南新蔡《二蛋走丈母娘家》：“这时，门口已挤满了村上的男女老少：老头、老婆、大闺女、小媳妇，还有不少年轻人。他们听说二蛋出口成章，说起话文绉绉的，都想来饱饱眼福。你挤我扛，非常热闹”①新蔡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新蔡县卷》，内部资料，1988年，第303页。。河南桐柏《二傻瓜学能》：“第二天，他去老丈人那里认亲，庄上的人们都围上来看，有的说有的笑很热闹”②桐柏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桐柏卷》第三分册，内部资料，1987年，第341页。。民间的看新女婿和看新媳妇性质类似，具有考验的意味，族人邻里观察品评女婿的长相外表、衣着打扮、谈吐气质、品性才学等，以判断岳家联姻的成功与否。因此，故事中岳父母才会非常在意傻女婿的衣着、车马、礼物，其和女婿角色的社会文化内涵构成互文关系。傻女婿故事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民俗土壤，映照着人们对女婿角色的期望和评判，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心理。

民众认为新女婿第一次上岳家做客举止要斯文，说话要文雅，酒席上能够随机应变，擅长人际应酬，既要有一定的酒量，又不能喝得酩酊大醉，否则会遭到妻家诸党的长久耻笑和轻视。这实际上是岳家衡量女婿品性、能力、智慧的尺度，反之也是奠定女婿在岳父家话语权益的机会。故事中，一方面，以岳父为代表包括岳母、大舅哥、嫂子、小姨子、小舅子甚至街坊邻里构成考验傻女婿的岳家群体，其中岳父往往是实际的主持者和裁判者，形成一种考验与被考验、主与客、年长与年轻、强与弱的二元对立。联系各地回门礼上耍弄考验女婿的民俗事象，就能够更好地体悟故事中傻女婿在去岳家拜访之前父母妻子忧心忡忡、出谋划策的情节构思。在众多关系结构中，岳父既是父系（父权）社会家长权力的象征符号，又是给妻集团的全权代表，还是女性婚姻命运的主宰者。翁婿关系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由于岳父的恋女情结和父权制家长身份，翁婿之间往往充满敌对意味和紧张感，女婿在岳父面前是一个完全外来的他者、弱者。因此，故事场景的设置实际上就是把女婿置于被动、不利的境地。另一方面，连襟代表的社会优势阶层与傻女婿在同为女婿身份的可比性基础上形成强烈的比照效果。故事中往往提到精明的大女婿、二女婿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官武将、文武状元、举人秀才，再不济也是有钱的商人。社会地位优越，外出交通工具不是坐轿就是骑马。经济实力雄厚，在为岳父拜寿时送的寿礼贵重高级。接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会做诗吟对、谈吐风雅。拥有丰富的人际交往经验，能说会道、八面玲珑。这类精明男性正是传统社会民众理想的男性形象，他们的精明和傻女婿的愚呆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他们的出现才推动故事进入到三位女婿比试的环节，他们的伶俐愈发衬托出傻女婿的不懂人情、不谙事理，他们符合女婿角色的言辞和行为更加反衬了傻女婿不合社会伦理规范的“另类”，从而成为“反面的典型”。

“傻女婿学话去岳家型”故事中，岳家对傻女婿的三叠式难题考验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傻女婿由被动、不利、弱势的身份状态，逐渐过渡到主动、有利、强势的过程。下面我们以流传于河南确山的《傻小学语》为例感知其通过意义。

第二天，傻小便穿上新衣戴上礼帽，提着礼品来到岳父家。一进门，见有许多客人都望着他，傻小就说，“一鸟入林，百鸟不语。”大舅子听了，忙给他端了一碗糖茶，傻小接过说：“可惜这么大的塘没鱼。”大嫂子起紧又给他打了碗鸡蛋荷包。到了吃饭的时候，傻小桌前只有一根筷子，就说：“独木桥难行。”大嫂子听了，又忙给他拿了一根。

吃过午饭后傻小要回去了，大嫂子、小姨子把他送到门外，难免说个三道个四的。傻小说：“母狗母狗别此呀（呲牙），劈头给你一钉耙。”小姨子害羞折回去了。大嫂子把他送到村外，傻小说：“请回去吧！明天在城里候话。”大嫂子回家对家人说：“这孩子恁聪明，会说话，还是快和人家成亲吧！”于是，他们就备好嫁妆，把女儿送给了傻小。①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确山县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确山县卷》，内部资料，1990年，第480—481页。

在这则故事中，傻小去岳家前被人认为呆傻、不会说话，约定的婚姻出现危机，从岳家回来之后，危机解除，很快得以成婚，完成人生大事。岳家采取“众人凝视”“请他喝普通茶”“吃饭给一根筷子”等方式对女婿进行程式化考验，观察其应对策略和应答话语，测试他的智力和应对能力。随着考验的逐一通过，傻女婿甚至变弱为强，他歪打正着的言辞“母狗母狗别此呀，劈头给你一钉耙”，调侃嘲弄了本来处于考验者位置的大嫂子、小姨子，“请回去吧！明天在城里候话”完全居高临下，吓唬住了对方，使得对方答应婚事，彻底扭转之前的婚姻格局。傻女婿在岳家的经历成为他身份过渡的必经之路，由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男性蜕变为社会认可接纳的成员，从一个阶段、一种状态进入到另一个全新的阶段、状态，从社会群体的他者变成了自己人。当然，不少故事中傻女婿在岳家拜寿时或者言辞不当，或者行为失范，总之是考验失利，自然傻女婿的另类形象于此铸就，彻底沦为社会边缘人物，成为人们嘲笑与隔绝的对象。

在新女婿第一次上门的故事中，女婿身份更像一种民俗文化符号，表面拥有高贵优越的待遇和地位，实则处于被审视、阅读、考验的位置。因此，特定的礼仪性场景将作为男性的女婿置换到被众人凝视、检验、评判的中间过渡状态，处于这个时期的女婿身份模糊、待定，相应地，其权利和地位也是捉摸不定的。如若通过仪式性考验，得到人们的认可接纳，新女婿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人生阶段，充分享有社会主流群体特殊的权益。反之，他可能被社会视为另类异常，处于边缘化、被歧视的境地。不少文本都交代故事背景即傻女婿是首次登岳家的门，也就是仍然作为新女婿的身份在和岳家姻亲交往。这种情节架构赋予新女婿登门特殊的意涵，即对成年男性的全面考验，以判断其是否掌握人际交往的社会能力。

综上，如果说婚礼更多是针对女性的过渡仪式的话，那么新女婿首次上门（到岳父家认亲）则可以看作是针对男性的社会过渡仪式，婚礼和新女婿上门分别对女性和男性实施跨入社会交往领域的考验，推动二者实现身份角色和权利义务的转换，进而构建联姻的两个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傻女婿故事的民间传述从某种意义上可认为是男性过渡仪式的戏剧化演绎。

“民俗的作用，在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的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地进行。”②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8页。可见，民俗对个体的规范是约定俗成、自然而然的。因此，“民俗对人的控制，是一种‘软控’，但却是一种最有力的深层控制”③同上，第29页。。傻女婿故事生动地展现了岁时节日（春节、中秋节），人生礼仪（婚礼订亲、回门、寿诞），新屋落成，生病探望等一年四季民俗生活中的各种姻亲往来活动，描画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状态和民间习俗。民间口头叙事承担着民间习俗存在和传续的强大解释功能，是一种教化社会成员和整合社会关系的内在约束机制。在故事的不断讲述中，老百姓实践着民间礼俗文化的代际传承，感受着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传递与维系，形塑着人与他人之间伦理阶序的格局，口传叙事与现实生活形成一种同构共谋的关系。每一个个体的人就在这样一张社会人际网络中完成自己的社会化、文化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性别规范的携带者、实践者和播撒者。

傻女婿类型故事的叙事模式，依托民俗的规约力量强化了社会性别和阶层等级的秩序，警诫在这个圈子边缘徘徊的弱势群体，必须遵循社会认可通约的规则，并以此为标准与方向努力靠近、达到，才能成为正常的社会人。背离或者不合社会性别角色规范的另类，只能沦为被人们耻笑唾弃的呆子、傻瓜。社会约定的通则就是在各种礼仪场合能否得体恰当地应对，特别是能否有文雅应景的语言，即“会说话”，实际上是统治阶层男性制定操控的有利于本阶层的话语霸权。借助民众生活的风俗惯例，女婿作为男性的性别身份和意识得以强化和巩固，并以在岳家的通过仪式为标志划分出社会地位和等级，傻女婿民间叙事实质上再现了男性性别角色的社会期待。

河南鲁山2010年采录的《傻子串亲》中的一段对话语言生动形象、意蕴丰厚。妻子的那句“去跟去不一样”背后的意涵耐人寻味，到岳父家拜寿并非简单小事，而是充斥着对傻女婿审视、考察、评价的一个仪式性事件，关涉到傻女婿的核心家庭在未来姻亲交往中权力、资源、话语的获得问题。因此，成功的“去”需要女婿做好充分准备，把握住机会展示自己，在岳家亲戚圈内树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开创良性稳固的姻亲关系。一旦出丑，给自己和妻子以及整个家族都将带来难以消除的耻辱。

女人说：“蹬啥龟孙哩！明儿个是咱爹寿诞之日哩，我想着回去拜寿，可惜咱家老忙走不开！还不如你自己去哩！”

傻子说：“那我去呗”。

女人说：“去？去跟去不一样，咱爹好听戏，你会唱？今晚上你先别睡哩，我先教给你几句。”

傻子说：“中，你教吧。”①杨英锋、李会良、袁占才主编：《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河南鲁山卷》，第439页。

故事的讲述者和故事中以岳父、连襟、大舅哥、小舅子等为代表的主流男性初始对傻女婿的轻视态度（听说女婿傻、缺心眼）其实从反面体现了所在社会预设的性别定位，即男性应该是家庭和社会的顶梁柱，生活的强者、智者、创造者。无疑，故事构拟的考验模式充分发挥了民俗对社会群体成员的行为方式规范约束的功能，对于维持现有社会性别等级和秩序起着强有力的作用。

为了持续巩固既定性别角色，傻女婿故事这个现成教材得到广泛流播。主流群体之所以要通过做诗、对话、难题等方式考验傻女婿，就是要检视对方是否符合他们的“会说话”参照标准，以决定人们对待他的态度是尊重高看还是轻视不屑。事实上，这个标准也是机械和有漏洞的，以至于傻女婿有时死搬硬套，竟然刚好套上，傻女婿学话得胜型也可看做是对主流群体考验标准的反讽和消解。但据笔者了解，学话得胜型故事在整个故事群中所占比例非常有限，没有构成故事型式的主流，因此并未撼动父权制男性统治的话语规则。傻女婿故事的另一个重要母题是难题考验，往往采用三叠式的叙事程式。在认门或者拜寿等阈限阶段，傻女婿顺利通过考验或者露出马脚、考验失利，其不同结果牵涉到后面截然不同的家庭待遇和社会评价，进而维护和巩固了社会结构、性别秩序，强化了社会既有准则和伦理观念。

维克多·特纳（Victor Witter Turner）在《仪式进程：结构与反结构》中详细剖析了社会存在的辨证过程即阈限和交融，其中他谈到阈限在社会整合中的延展，“如果阈限被看作是‘从正常状态下的社会行为模式之中分离出来的一段时间和空间’，那么它就可以看作是一段潜在的详细考察的时间，而它所考察的对象，是产生它的文化的中心价值和准则”①[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进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建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也就是说，处于阈限阶段的行为模式并没有解构原有的文化准则，而是与其遥相呼应。如青海回族《三女婿》：“从此后，丈人丈母把三女婿再不下眼观了，才知道他们的三女婿原来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②朱刚编：《青海回族民间故事》，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页。。甘肃酒泉《尕憨郎买话娶妻》：“岳父岳母打心眼里爱上了尕憨郎这个女婿，计议一番，连夜派人登门陪话，情愿分文不取，明日就把姑娘嫁过来”③《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甘肃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甘肃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1年，第750页。。上海卢湾《呆女婿的故事》：“丈人马上另眼相待，也请他上首座。以后谁也不敢轻视三女婿了”④蒋锡明、俞成伟主编：《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上海·卢湾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268页。。“傻女婿通过考验”的日常仪式实践重新确认了男性身份的社会定义和认同，虽然以上这几则故事里的傻女婿都是侥幸通过，并非真才实学之人，但并不混淆听众对男性社会角色的体认。更多的傻女婿则没有那么幸运，尽管他们在故事中对社会伦理秩序的破坏给听众带来无限快乐，然而听众在愉悦的罅隙头脑愈加理智清醒，男性形象和特质在与傻女婿划清界限的笑声中再次明确和强化。河南兰考《傻女婿》中傻女婿给岳父拜寿，回答岳父的问话时生搬硬套，驴唇不对马嘴，“岳父听了气得脸色大变，刚吃了饭，就急速催促女婿上路”。⑤兰考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兰考卷》，第200页。河南新安《猜木》中，三女婿当众说错话出丑后，众人听了哄堂大笑，“岳父狠狠地骂道：‘没用的东西’”。⑥新安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河南新安县卷》，内部资料，1989年，第246页。这些故事中主流社会对待低于社会平均标准者的真实心态显露无遗，另类的男性只能承受社会的边缘化放逐。

综上所述，傻女婿故事穿越时空的流播，以夸张戏谑的方式，巧妙地展现了社会对成年男性迈入社会交往领域的复杂考验过程，故事的叙事范式充分征用了民俗的规约功能，二者形成同构共谋的互文关系，维护着父权制社会结构的延伸和男性优越地位的扩展，消解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掌控地位。因此，表面上看，傻女婿故事的性别形象似乎有悖社会性别角色的现实规范，是另类的，但实质上仍然是对父权制男性统治格局的遵循与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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