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典籍翻译40年*——基于中国知网1979—2018年文献

⊙ 荣立宇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87)

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转折，国内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事业在几经波折之后逐渐走上了正轨。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汪榕培、王宏印、李正栓等学者的呼吁与躬耕之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方面的选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1-3]经过国内相关研究人员的不断努力，国内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逐渐成长为当下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学者曾取文献计量学的视角对国内1979至2014这35年间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成果进行了统计分析，折射出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在此领域取得的辉煌成绩。在国内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在经过了40多年发展之后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探讨相关问题的书籍、论文不断出现，这昭示出该领域的不断开拓与创新，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对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进行梳理与考察，从宏观层面获取该学科领域的全息图景，同时通过爬梳脉络彰显热点、发现缺失，以便相关从业人员在回顾该学科领域过往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扬长避短、弥补盲点。这样的工作目前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必须。然而可惜的是，目前学界尚未见到这样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笔者特撰此一文，拟采取文献计量学的视角，以中国知网为基础，收集改革开放四十年(1979—2018年)国内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全面考察与深入分析，以期呈现此一时期该学科领域成果的显著特征，为国内相关领域学者立足当下，开拓未来提供科学的依据。

既然是对既有论文成果的考察研究，那么收集相关文献、建立国内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数据库便构成了这项研究的起点与基础。现就本研究使用数据的建库过程与结果做一简要说明。本文使用数据库的建库工作基于中国知网(CNKI)，具体过程则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选择跨库搜索，搜索范围选定“期刊”“博士”“硕士”“国内会议”“国际会议”“报纸”“学术辑刊”“特色期刊”等8个数据库；
(二)文献分类项选定“主题”，搜索内容依次输入“藏族典籍+翻译”“藏族典籍+英译”，排除不相关文献和重复文献；
(三)文献分类项选定“主题”，搜索内容输入“主要藏族典籍+翻译/英译”，如“仓央嘉措诗歌+翻译/英译”“格萨(斯)尔王+翻译/英译”“萨迦格言+翻译/英译”等，排除不相关文献和重复文献；
(四)排除疑似文献，例如周润年、梁成秀两篇期刊论文，扎西卓玛一篇学位论文，所探讨者为梵文典籍由梵译藏方面的问题[4-6]，与本文所讨论的藏族典籍外译、汉译、民译等主题似是而非，故予以排除。再如周小涵，王治国两篇期刊论文，研究对象虽然貌似藏族经典，但实际上它们的研究对象为当代作家创作，并不在藏族典籍概念范畴，所以也一并予以排除。[7-8]

经过上述步骤的搜索、辨识、排除、收录，最终(截至2018年12月31日)得到期刊论文凡161篇，学位论文凡26篇，会议论文凡4篇，报纸文章凡1篇，共计192篇。本文主要以按上述步骤所得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合计187篇(161+26)为研究对象，也即本文自建数据库的规模。

在数据库收录的论文中，有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值得特别指出，其中包括：王沂暖《蒙文〈岭格萨尔〉的翻译与藏文原本》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首篇探讨藏族典籍民译的文章[9]；
梁文霞、张晓芸《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现状研究及对策——以藏族格言诗英译为例》，王治国《民族志视野中的〈格萨尔〉史诗英译研究》是这一时段最早探讨藏族典籍英译的文章[10-11]；
孙学明《藏医学典籍〈医学四续〉三种汉译本之术语比较分析》被认为是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领域第一篇学位论文[12]；
王治国《集体记忆的千年传唱——〈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13]是藏族典籍英译研究领域的第一篇(博士)学位论文。

下面通过对自建数据库收录文献的爬梳分析和归纳总结，试图从文献计量学视角呈现40年间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汉文发表)领域的宏观特征。

在不同的观照视角下，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在总体上呈现出不同的格局分野，下面分别从发表时间、研究对象、文章作者、作者单位、文献来源、项目支持等几个方面对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考察。

(一)按照发表时间进行统计

从文章的发表时间来看，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领域最早的一篇文献是1983年叶德发表的《〈西藏王臣记〉汉译本出版》[14]，从文章题目和篇幅上看，我们不难看出这篇文章的通告与简介性质，还谈不上是深入的翻译研究文章。接下来的岁月里，在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人员共同努力的背景下，国内的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逐渐打开局面，不断发展壮大。按照文章发表时间考察40年间国内的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宏观上，我们可以看到该领域发展过程中的步履轨迹，微观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该领域在不同时间节点所取得的成绩。具体见图1。

图1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发表情况分段统计(1979—2018年)

由图1可见，40年间，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产出经历了一个滥觞、发展的过程。在进入21世纪之前，论文数量不多，增长速度较慢；
迈入21世纪以来，论文数量大幅度增长。特别是2009—2018这10年间产出的论文数量达到165篇之多，占了40年间论文发表总量的88.24%。

按时间分段考察，很显然，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发表在最近10年出现了井喷的情况。究其原因，汪榕培、王宏印、李正栓等国内学者对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事业的躬耕与倡导，第一至第四届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①，无疑都极大促进了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事业的长足发展与进步。按照年份考察近10年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发表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该领域的最新动态。具体见图2。

图2 近10年(2009—2018年)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发表情况年度统计

图2显示，近10年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发表在年份之间虽然存在一些数量上的起伏，但总体来说呈现上涨态势，并于2016年达到了高峰。需要指出的是，2017年度的论文发表虽然较之2016年有所下降，但论文发表总量仍位列前三，与2015年论文发表量相当。2018年的论文数据有所下降，但是幅度不大。

(二)按照研究对象进行统计

按照研究对象进行统计，主要涉及两个主要指标：一是研究对象种类，二是研究对象题材。

1.从研究对象种类方面考察，应该说作为翻译研究对象的藏族典籍种类十分有限，主要局限于《格萨尔王》《仓央嘉措诗歌》《萨迦格言》《水树格言》《格丹格言》《米拉日巴传》《米拉日巴诗歌》等经典，在凸显这些作品经典地位的同时也彰显了尚有数量巨大的藏族其他典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与遮蔽，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的面还有待拓宽。按照翻译研究对象统计，则有如表1的分野：

表1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对象统计表(按作品种类)

由表1可见，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在刊发文章数量方面涉及最多的作品首推格《格萨尔王》《仓央嘉措诗歌》、藏族格言诗，论文数量合计达到学位论文15篇，期刊论文129篇，论文合计144篇之多，在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刊发论文总数中的占比非常高，论文合计占比77.01%，期刊论文占比80.12%，凸显了40年间国内典籍翻译研究的关注点。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尚有大量的藏族典籍作品为翻译界、翻译研究领域所忽略。我们在藏族典籍翻译及其研究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拓宽该领域研究广度的同时应继续挖掘该领域研究的深度。

需要指出，在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中个案研究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除此以外，还有少量成果属于宏观研究性质[15-18]，这些成果分别从语文学、翻译史、语料库等视角，考察了藏族佛教典籍、医学典籍、文学典籍等文本类型的翻译问题，为藏族典籍翻译的宏观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从研究对象题材方面考察，可以说作为翻译研究对象的藏族典籍题材比较广泛，涉及文学类、史学类、宗教类、政治类、医学类、文论类以及其他题材。按照研究对象的题材统计，则有如表2的分野：

表2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对象统计表(按作品题材)

如表2所示，在几种常见的题材中，文学类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这固然凸显了目前的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对于藏族文学经典的偏爱与重视，但同时也反映出当下的研究对于浩如烟海的藏族典籍中其他题材类型的作品覆盖面不够宽阔。

(三)按照翻译类型进行统计

按照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的分类，翻译有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三种。[19]民族典籍翻译按照涉及语种进行分类，则也有民民翻译(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民汉翻译(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民外翻译(少数民族语言与外语语种之间)三种。

就翻译类型进行统计，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涉及的三种翻译类型则为藏民翻译(藏语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之间)，藏汉翻译(藏语与汉语之间)，藏外翻译(藏语与外语语种之间)。其中静态数据(总的数据)统计如图3所示。

图3 近40年来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发表分语种类型统计(1979—2018年)

图3显示出藏汉翻译、藏英翻译、多语种综合几种类型的翻译的占比情况。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种静态的、基于当前统计数字的比例分配图示，尚不能显示不同时间段不同类型翻译情况演变发展的面貌。我们不妨再看动态的图示(见图4)。

图4 近40年来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英译、汉译专题研究分段统计(1979—2018年)

如图4所示，40年间无论英译研究论文数量、汉译研究论文数量，抑或翻译研究论文总量，都呈现出整体上涨的趋势。特别是2009年之后，出现两个显著特征：其一，论文数量上涨幅度明显加大；
其二，英译研究论文开始在数量上超越汉译研究论文。

(四)按照论文作者进行统计

鉴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事业走上正轨的时间不长，再加上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目前在此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人十分有限。按照发表论文作者进行相关统计，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我国目前从事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的主体构成。这里我们统计发文数量前10名者，如表3所示：

表3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统计表(按论文作者)③

根据表3，在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领域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依次为荣立宇、李正栓、王治国等，按照论文贡献量的排序则依次为荣立宇、王治国、李正栓等。三人合计发文数量为36篇，占据40年间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发表总量的19.25%，无可置疑地成为该领域论文的数量担当。按照核心期刊发文情况统计，排在前5位的学者则依次为荣立宇、李正栓、扎西东珠、王启龙、索朗旺姆，他们代表了该领域论文发表的质量高峰。另外，扎西东珠、索朗旺姆、岗·坚赞才让是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领域发文数量最多的藏族学者。

按照文章作者身份的考察还可以从作者的民族身份角度切入，即考察这些从事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人员中各个民族人员所占的比例，以此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对于藏典籍翻译研究的参与程度。统计数字见表4。

表4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统计表(按论文作者民族)④

从参与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学者的民族来看，目前主要是以汉族学者为主，藏族学者为辅，少数蒙古族学者参与其中。目前尚未见到汉、藏、蒙古族之外民族的学者。与汉族学者相较，藏族学者在理解藏语原文、查阅藏族原始文献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蒙古族学者构成了藏族典籍蒙藏语翻译研究的重要力量。

此外，倘若限定藏族典籍英译研究领域再就论文作者身份进行考察的话，我们还可以得到该领域学者学缘方面的认识。荣立宇对民族典籍英译研究学者按照师承关系区分出苏州学派、南开学派、河北学派、广西学派等。[20]以表5进行简要说明。

表5 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文章统计表(按作者学缘关系)

从表5中可以看到，在从事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学者团队中，研究视野包括藏族典籍的主要是南开学派与河北学派。参看表3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发文量排名前三的学者荣立宇、李正栓、王治国便来自这两个学派，这也反映出近年来南开学派与河北学派在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领域的贡献。

(五)按照论文作者单位进行统计

按照论文作者单位进行相关统计，可以揭示出我国从事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的机构构成，在一定程度上与按照论文作者进行统计重叠，但由于其中可能涉及某些作者单位变迁、部分作者属于同一个单位等问题，所以也颇有些不同。照此统计，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呈现如下面貌：

表6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文章统计表(按论文作者单位)

表6中列举的是国内在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领域论文贡献最多的机构，就期刊论文总量、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来说，河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西藏大学列于前三。就学位论文来看，河北师范大学、西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位列三甲。这些高校作为我国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的重镇当之无愧。其中河北师范大学无论在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数量方面，都拔得头筹，成为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领域论文发表的翘楚；
而西藏大学在核心期刊论文发表的数量优势则彰显了其高质量论文发表方面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

就全国范围内民族类院校范围进行考察，西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大学发文量进入前十。其他涉及藏学研究的机构如青海社会科学院、北方民族大学在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的产出方面贡献不多。应该说，这些重要藏学研究机构在藏族典籍本体研究方面的成果十分耀目，只是限于学者结构与发展定位，它们把研究重点放在藏族典籍本体研究上，对于翻译研究相对关注不够，这并不否定它们的藏学研究贡献。

(六)按照发文期刊进行统计

按照发文期刊进行统计，国内汉文刊物对于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方面文章刊载的倾向性便可一目了然。这不仅可以为从事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者投稿提供借鉴，也侧面反映出国内期刊对于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发表的贡献率。照此统计，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呈现出如此景观：

表7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文章统计表(按刊发文章期刊)

表7显示出国内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发文量最多的10家刊物，其中核心期刊共有6家。刊发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数量三甲依次为《民族翻译》《西藏研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其中不存在期刊以专题发文的情况。更进一步，倘若按照期刊类别将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归类，则可以得到表8的数据：

表8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文章统计表(按期刊类别)

如表8所示，按照刊发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的期刊类型进行统计，民族类期刊的发文量最多，占据半数以上的份额。而外语类、翻译类刊物发文量较有限。这说明目前刊发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的阵地仍以民族类刊物为主，综合类、外语类、翻译类之外的比较庞杂的类型(其他)发文量十分可观。

(七)按有无项目支持进行统计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各个级别社科基金不断扩大少数民族相关研究工作的立项规模，其中涉及许多以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为选题的项目，为我国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送来了东风。这些项目包括：王治国主持的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活形态民族史实《格萨尔》翻译与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40107)；
荣立宇主持的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仓央嘉措诗歌研究：译介传播与比较”(项目批准号：14YJC740075)；
李正栓主持的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藏族格言诗翻译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6BYY018)；
郑敏芳主持的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藏族文化典籍译者研究(1959—2019)”(项目批准号：20YJAZH139)等。获批项目特别是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项目不断增多为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表9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论文统计(按项目支持)

由表9可见，依托项目发表的文章已经占据了刊发文章总量相当高的比例，约为半数。这种情况反映出近些年来国家在审批项目方面对于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的政策支持，同时也为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较为理想的条件。

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在学科分类上既可以纳入翻译研究(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分支，也可以归入藏学研究的子范畴，它涉及古典学、文献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翻译学等诸多领域，是十分典型的跨越多个领域的交叉学科，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学术潜力都十分巨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我国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事业不断取得进展，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也凭借国家政策的引导助力和业内学者的辛勤付出，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蔚为大观的整体面貌。在此宏观背景下，通过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考察藏族典籍翻译研究(汉文发表)的既有成果，无疑可以为学界呈现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领域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景观，为致力于和拟投身于该学科领域的前辈后学提供镜鉴。当然，我们在瞩目40年来藏族典籍翻译研究事业取得成绩的同时，还要充分意识到该领域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较之于藏族典籍宏富的蕴藏规模，现有的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的覆盖面尚十分狭隘；
相对于大量存在的个案研究，宏大选题的研究成果尚十分少见；
相较于翻译批评的就事论事，研究成果的理论化尚十分不足。在未来的日子里，一方面，我们要避免好大喜功、故步自封；
另一方面，我们要持之以恒地关注这项事业，投身其中、继往开来、不断进取，为中国民族典籍的译介输出、中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贡献力量。我们坚信，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必定会大有可为，必将会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注 释：

①截至目前，全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学术研讨会已举办四届，依次为：2012年10月，广西民族大学举办第一届；
2014年10月，大连民族大学举办第二届；
2016年10月，中南民族大学举办第三届；
2018年10月，西藏民族大学举办第四届。

②这里的“其他类”涉及三篇文章，敖举·嘉样成来、扎扎的《蒙古族译师蒙文翻译藏文典籍历史述略》(刊于《西部蒙古论坛》，2008年第4期)，属于文献综述类；
胡丰月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出版的探索与思考——从〈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出版说起》”(刊于《出版广角》，2006年第19期)，属于藏族典籍研究著作书评；
朗杰扎西的《〈象鼻高山译语〉藏汉对译音义关系初步考查》(刊于《西藏研究》，2018年第6期)，则可以归入元翻译研究的范畴。

③文章数量按照第一作者统计，文章贡献量则按照独立作者1.0，第一作者0.7，第二作者0.3的系数计算，第三作者的文章贡献率不计。

④需要说明，这里的文章数量统计按照第一作者族属进行，第二作者、第三作者的族属不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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