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疗法视域下的《感情的野马》研究
时间：2022-12-04 08:05: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董运生， 丁 婷
(1. 重庆三峡学院 文学院，重庆 404020；
2.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3.重庆三峡学院 图书馆，重庆 404020)
“诗歌疗法”是文学与心理学的综合运用。诗歌疗法“主要是借用读书疗法与书写疗法的原理及方法，通过诗歌欣赏和诗歌创作，治疗精神性疾病，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中进行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1]。在西方，人们视阿波罗为诗歌和医药之父并将其作为诗歌疗法的源头。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就探讨了“宣泄”在情感升华、心理治疗中的作用。直到今天，“宣泄”仍被视为诗歌疗法重点关注的一个因素。在我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2]166，这其中蕴含有浓重的诗歌疗法元素。兴发感动的作用是诗歌的生命之所在。作者、读者由外界事物引起内心情感的生发并因此产生表达的冲动，他们通过写诗、读诗等活动以实现情感的抒发与宣泄。无论“言志”还是“缘情”，诗歌终归是一种内视点的文学，它借助于精炼而富有弹性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诗人内在的思想和情感。心理学研究表明，适度的情感表达有益于身心健康。
臧克家在《〈感情的野马〉小序》中说他在该诗的写作中“倾倒了个人对爱情的经验和体会”[3]600。在1947年8月17日完成的《续我的诗生活》中臧克家回忆道：“我静静地回忆着，静静地写作着。我写了《感情的野马》(安家集河岸上那个女孩子笑得那么可爱，那么动人)……”[4]342臧克家在诗中融入了个人的情感生活经历及其对爱情的体会，且有他同时期写作的其他诗、文等作旁证，故结合诗歌疗法相关理论对《感情的野马》进行一番新的审视是可行而有意义的。
对于臧克家而言，写诗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文学活动，更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清晰地认识到诗歌在减缓压抑情绪、治疗心理创伤中的重要作用。他曾将友情、爱情和诗歌视为“生命的三个抓手”，在失去了友情和爱情青岛求学时期，他曾通过诗歌“寻到一星温暖，向着明天能寄出一个小的希望”[4]309-310。五年战地生活中，臧克家曾有过两次情感变故，先是与共同生活了十年且已有两个孩子的王慧兰于1938年解除婚姻关系，此后与郑桂文结合但两人亦于1942年感情破裂。在1942年9月写作的《我的诗生活》中，臧克家这样回忆道：“家(我最留恋的！)完了，剩一个旧梦；
爱情(我付给它了多少赤心和诗的热情！)，完了，剩一心悲痛……我正寻找着另一个‘家’——灵魂的‘家’。我在拼命追自己的事业——诗。”[4]329透过作家的自述，我们不难看出其当时心理上所遭受的创痛及诗歌创作在医治创伤、安顿灵魂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臧克家与王慧兰在河南潢川结束了婚姻关系。臧克家在《我的诗生活》中说：“在潢川，我同一道从苦难中过来的十年关系的她永远分了手……二年以后我再经过这地方时，却不堪同记忆来一个对照了。”[4]324在1943年1月写的《拍》中，我们不难读出臧、王离婚后一次偶然相逢所引起的复杂情绪：“我向着我的方向走，/用牙齿咬我的那只手，/痛苦已经睡死了，/为什么要把它拍醒？”此时两人虽已离婚四年有余，但诗人内心仍埋藏着难以言说的苦痛。与臧克家这一时期生活交集甚多的姚雪垠在《璇宫感旧诗》中对臧、王的这次相遇亦有所提及：“心事悲欢常共语，惊看未语泪盈眶。叹君难写十八拍，一拍回头已断肠。”[5]16据姚雪垠回忆，臧克家当时情绪较为激动，眼睛中还含着泪花。
对于郑桂文，臧克家在二人情感破裂后一段时间内似乎有意避免提及，《我的诗生活》中谈到他所组建的“文化工作团”时提及了于黑丁、曾克、邹荻帆等多人，对于郑桂文却没有提及。时过境迁，在1980年写作的《诗与生活》中，臧克家提到了郑桂文以及她在演出活动中能演也能唱。据姚雪垠、孙陵等人在一些文章中提及，臧、郑二人关系并非十分和谐。这一情况对《感情的野马》中抱吟提及斐茵时亦有所影响：“性子比石头还硬，/她话头的锋针/多少次把他的心头刺痛！”
爱情很少成为臧克家的诗歌主题。早在1934年，他就已经认识到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中：“囿于自己眼前的苟安的小范围大言不惭地唱恋歌……那简直是罪恶！”[6]5然而，在1942年到1943年这段时间里，臧克家却写了一系列与爱情有关的诗作。1942年写作的《爱情——生活小辑之二》《情书——生活小辑之三》两首小诗，直接表达了诗人当时对爱情的看法。在前一首诗中，作者将爱情比作火：“它烘烤着/狂欢和悲伤蒸发出来的眼泪。/……它给人身上/烙满了疮疤，/然后熄灭了——/残留下冷灰一把。”在《情书——生活小辑之三》中，诗人说情书“是一个动人的谎”。透过这两首小诗，不难发现情感创伤及诗人当时对爱情的认识。这一心理状况，在《感情的野马》中亦有所体现，抱吟发现自己可能要喜欢上文曼魂时：“他警戒自己说‘危险，那是海！’/说着说着，他却向着那危险走近！”除了上边两首感悟爱情的诗作之外，臧克家还写了带有悲剧色彩的《卖狗头罐子的——民间故事诗》《牛郎和织女》等爱情题材诗作。在臧克家的创作生涯中，较为密集地创作爱情题材诗作仅此一段时间，这除了和当时诗人以文谋生的处境有一定关联外，也或多或少地展现了作者当时的心理状况及对爱情问题的思考。
《感情的野马》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书写表达。“书写表达是通过书写披露和表达与个人重要经历有关的感受和想法，由此促进身心健康。”[7]研究发现，书写表达对于减轻焦虑、治疗心理创伤、提高适应能力和自我效能感等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感情的野马》中，作者借抱吟之口实际上也对自己过去的生活进行了回忆：“有一个诗人，/他的家在青岛，黄海之滨，/……一时的怒气使他两个/在离婚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十年的关系潦草地总结了一笔……”“他们都是证人，证明/系着他和斐茵的不是爱情的丝，/是痛苦的铁链。”在长诗中，类似披露个人生活经历的诗句还有多处。透过这些诗句并结合臧克家及其友人的回忆文章，不难读出臧克家曾经的情感生活经历及其对诗人心理状况所造成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情属于个人隐私，爱情对男性造成的苦痛更是难以向人言说。通过《感情的野马》的创作，臧克家将个人的情感经历及心理创伤借助诗人抱吟、以“变形”的形式进行了一定的书写。诗人将内在世界通过艺术想象转化为大量美丽的意象，在这些意象的背后跃动着其情感的波澜。这在满足了诗人情感表达、诗美追求双重需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对创痛的注意。在书写表达的作用机制里，认知重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书写表达，书写者对消极情绪和过去的创伤经历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从而改变原来应对压力的方式，形成新的个人认知结构。文曼魂对抗战工作的执着、负责及其悄然离去，使抱吟从对爱情的沉迷中清醒过来，对爱情与事业有了新的认识。
作为一名热爱、执着于诗歌的诗人，臧克家对诗歌创作有着独到的审美眼光和严格的自我要求，并不断进行着自觉反思与探索，由创作而引起的焦虑时常在他的生活中出现。结束五年战地生活以后，臧克家对这一时期的诗作进行了反思：“抗战初期的诗，粗糙，狂野，热情……于是反过头来，往深刻处去挖掘，去探求……”[6]61臧克家在五年战地生活中奔波多地，为服务抗战、救亡创作了大量诗作，这些诗作高度集中地服务于政治上的需要，不少是急就章、缺乏必要的打磨。进入大后方重庆以后，诗人有了相对宽裕的时间去对自己抗战初期的诗作进行反思，发现其不足后下决心予以改变。
臧克家在诗美追求上有着高度的自觉，早在1934年6月为诗集《罪恶的黑手》写作的序中就已表示想借这个集子结束短诗写作，“最近的将来就要下功夫写长一点的叙事诗”[3]580。在1942年9月为叙事体长诗《古树的花朵》写的序言中，臧克家进一步谈及了自己对长诗创作的认识：“写长诗特别需要气魄和组织力……意识和材料也在压迫着我试探改变自己的风格，使它更恢廓些。”[3]598《感情的野马》正是作者改变自己风格所迈出的一个步子，与臧克家以前的叙事体长诗相比，诗中叙事与抒情结合得更为巧妙与和谐，语言更为华美，音韵更为自然，意象更为繁富，想象更为奇特，节奏更为流畅，是臧克家诗歌艺术发展道路上一次重大突破和发展。
诚如臧克家所说，长诗的写作确需要气魄与组织力。“诗的第一原则是抒情”[8]，对于叙事体长诗来说，尽管关注叙事，但其落脚点却仍然是诗，能否处理好抒情与叙事的关系关乎写作的成败。叙事诗是一种双重视点的文学，在它的写作中处理好情感的表达与情节的展现极为重要，这是对作家组织力的一个重要考验。在叙事诗中，情感抒发居于主要地位，因而成熟的诗人在情感的表达上往往用墨如泼，在事件的叙述上常常惜墨如金。在《感情的野马》中，第2章抱吟和万军长的闲逛、第7章过年前的演出等带有较强叙事性的章节都相对较为简洁，而在第1、3、5、6等章中，对于抱吟的心理、情感活动等却有着较为详细的展现。如第6章中点出抱吟进门之后，接着就是详细的心理变化：“抱吟，他的心/像一个生锈的齿轮，/他的心像一张洁白的天真脸/污染了人间的灰尘……今天，谁给他/擦亮了心的齿轮，/……”
臧克家对诗歌体式有着清醒的认识，视觉形式上的大体均齐和听觉形式上的严整悦耳在诗作中有着较为稳定的呈现。在《感情的野马》中，出于表达情感、情节变化的需要，长短相间的诗句打破了常见的大体均齐，极好地展现了情感的波动和情节的发展。这里以抱吟跟随文曼魂洗衣归去时的几句诗为例：“她抱着衣服走上了回家的路，/水点滴下来，/像清风摇落了荷叶上的珍珠，/这水点，/滴穿了寂寞，/这水点，/像甘霖，滋润了他的心窝。”该诗发表于《时与潮文艺》时为直排排列，长短相间的句子，既形象地再现了衣服上水滴滴下的情形，也完美地展现了抱吟情感上的波动变化。臧克家的短诗韵律大多较为严整，但就叙事体长诗《感情的野马》来说，为展现情节的发展和表达不断变化的情绪，诗人用韵较为繁密且多转韵，这在减弱长诗叙事性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抒情性。
我们常常在艺术家身上发现这种情形：“他感到苦痛，但是由于把苦痛表现为形象，他的情绪的强度就缓和了，减弱了……”[9]60-61在《感情的野马》中，为生动表现美丽多姿的爱情故事及主人公内心情感的波动变化，华美的字句、流动的音韵、鲜活的意象随处可见，整首诗作仿似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卷。文字、声音、形象等的综合运用，使诗人内心情感得到了艺术化的表达，苦痛、焦虑等情绪在美的追求中得以缓解。在对诗美的追求中，臧克家的注意力得到了转移，心理创痛和创作焦虑转向美丽的诗意。审美需要是人的正常需求，对于臧克家这样爱诗如命、从严作诗的人来说，诗美追求的实现不仅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减缓创作压力造成的焦虑情绪，也能在审美追求中升华情感、缓和他抑郁伤痛的心理。
诗歌疗法在目的上呈现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从微观层面讲，诗歌的阅读和书写有助于促进个人身心愉悦与健康成长；
从宏观层面讲，诗疗常常与诗教关联，在打造健康国民的同时也时常有助于培育民族精神、家国情怀。
在《感情的野马》中，文曼魂与抱吟、范医官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积极地参与抗战工作，尽心尽力地为伤病员服务，当发现抱吟与自己关系急剧发展时坚决地选择了离开。文曼魂的离去让抱吟从感情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对于个人爱情和时代潮流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文曼魂的离去，不仅教育了抱吟，也给广大读者以思想上的启迪：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若一味沉迷于爱情的小天地，终究要被时代所遗弃。
诗歌疗法不仅要关注低级情感，也应尽力将低级情感上升为高级情感。在《感情的野马》中，对爱情的追求是一种较低层次的个人情感，投身火热斗争、实现人生价值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时代情感。“低层次的心理对高层次的心理起不了调节作用……只有高层次心理活动对低层次心理活动的调节才是最有效的和健康的。”[10]94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追求进步与正义、积极投身民族解放的洪流符合时代对个人作出的要求，是一种高层次的情感需要。文曼魂的所作所为，不仅教育了抱吟并使他从爱情的迷雾中走出来，对于作者和广大读者也有着重要的教育和启迪。在这个意义上，《感情的野马》兼具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在对文曼魂和抱吟所作的一正一反对比中凸显了青年人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对于培育家国情怀、提高民族向心力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序诗中第一人称的运用与正文部分第三人称的广泛运用之间的差异值得引起注意。作者在诗歌小序里说他在诗中倾倒了个人的经验和体会，故而序诗中的“我”兼具叙述者与经历者双重角色。在该诗正文中，诗人多用第三人称来展现抱吟的爱情生活，由此作者不仅可以对人物的活动进行思考，也有利于进行自我反思和重构。在书写表达中，不同人称叙事对于自我重构有着不同的影响，相对于第一人称叙事来说，第三人称叙事可能产生更多的自我变化。另外，如果说序诗中第一人称的运用隐含了一种个人话语，正文中第三人称的运用则内蕴有时代话语的色彩。作为一种叙事抒情策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综合使用产生了一定的张力，在增加故事真实性的同时又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以引起作者、读者更多地关注和思考如何处理战争中的爱情这一问题，从而做出顺应时代要求的选择。
在诗歌结尾部分，抱吟的自我意识逐渐恢复了清晰，与此相应，作者的情感也在叙事和抒情中得到了升华和洗礼。《感情的野马》对作者、读者来说，不仅是一种诗疗，同时是一种诗教：从微观上讲，通过书写或阅读诗歌可以促进个人的身心健康、打造优秀的个体；
从宏观上讲，有助于认清时代环境及个人使命担当，为实现民族解放而不懈奋斗。
诗歌疗法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解读《感情的野马》的新窗子。该诗的创作不仅使作者因情感经历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治疗，为作者提供了“精神栖居地”[11]，同时也使他的审美需要得到了较大满足、缓解了创作焦虑。对于作者和广大读者来说，这首诗也是一种教育和洗礼：在国家和民族命运危急的时刻，热烈地拥抱时代、投身火热的斗争才是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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