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道德共同体的构建
时间：2022-12-03 11:50: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周谨平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威胁。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冲击充分显示了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巨大危害。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广泛传播性、不可确定性和难预测性让所有人都身陷危险之中，无人可以高枕无忧。如何战胜疫情、渡过难关成为人类共同的责任与使命。形成共同体意识，构建应对危机的人类道德共同体成为我们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必然选择。
道德共同体是基于对特定共同善的理解所形成的群体。因此，道德共同体具有下述特点：（1）对于善有着普遍的共识，其中的成员都遵循特定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标准；
（2）成员相互之间形成了紧密的情感联结，担负彼此帮助的责任；
（3）成员之间相互尊重、认同，具有强烈的身份意识。如鲍曼对它的深情描述——“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
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1］（2）道德共同体既是真实的，又依系于人们的建构。它之所以真实，在于我们在历史生活中产生了同质化的特点，形成了彼此连接的纽带，发生了经常性的交往。在某种意义上，道德共同体的产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比如民族道德共同体，其共同体成员都分享着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民族价值与精神融入成员的血液，成为民族成员鲜明的身份标识。同时，道德共同体需要成员的感知和承认。这也是共同体与群体的根本区别——我们可能都生活在某种群体之中，但却无法形成共同体意识。所以，道德共同体需要人们的塑造、认同。无论是群体的同质特点还是历史文化传统，都为道德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基础。但是道德共同体的建立仍然需要人们在内心勾勒共同体的身份形象，产生身份归属感。
构建道德共同体对于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至关重要。首先，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需要道德共同体凝聚合力。公共卫生危机通常伴随着疾病的快速传播，这对所有人的身体健康都形成巨大挑战。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差异的社会，文化、民族、生活方式的多元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如果大家都站在各自的视角，强调自我利益的达成而不顾及公共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和分歧。这就是在公共卫生危机中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群体之间乃至国家和民族之间产生撕裂、冲突的根本原因。
在实际生活中，大家或依据自己的国家、民族身份，或依据自己的社会角色，或依据自己的价值倾向确定了共同体身份，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在区分之中，归属不同共同体的人们之间往往存在怀疑、冷漠乃至排斥。唯有超越狭隘的共同体意识，建构更为宏大、开放的道德共同体，才能相互尊重与包容，相互之间寻求协同与合作，共同迎接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挑战。
其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需要道德共同体来强化责任。责任是主体因自觉追求所设立目标而应该承担的义务。责任的产生与所处的情境密切相关。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为人们赋予了新的责任。这些责任主要包括分担人类社会应对危机的责任，帮助置身危机境地的人们规避灾难、渡过难关的责任。对于责任的担当需要道德共同体的支撑。
责任的产生与主体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有的责任源于普遍的人性，有的责任则基于人们之间所建立的特殊关系。共同体则是强化人们彼此联系、增进责任意识的重要机制。同处某一共同体就意味着成员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共同体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相互帮助的道德责任。鲍曼就此论道：“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相互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我们的责任，只不过是互相帮助，而且，我们的权利，也不过是我们需要的帮助即将到来。”［1］（3-4）
最后，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需要道德共同体消除偏见。偏见是人们对他人的敌意认知，主要表现在心理的抗拒和道德的贬低。以本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有的国家罔顾病毒是人类共同威胁的事实，恶意为其他国家贴上病毒传染源的标签。为抗击疫情付出巨大努力、承受高昂代价并且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成果的国家，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理解与支持，而不是被造谣诋毁。偏见遮蔽了国际社会本应遵守的道德原则，造成了国际间的冷漠、撕裂甚至敌对。
产生上述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形成包容性的道德共同体认知。要消除偏见，唯有认识到我们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大家同呼吸、共命运，只要危机没有消除，大家都处于病毒的阴云笼罩之下。构建道德共同体有助于我们建立正确的身份认知，接受彼此的差异，从而超越个人视野与利益的局限，自觉寻求广泛的共识。道德共同体内生对合作的根本诉求。道德共同体既代表着所有成员的利益，又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而是全体成员利益的有机融合。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见到每一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种善果。”［2］（3）建立道德共同体有助于我们围绕善的目标付诸共同努力，将他人视为合作的对象，从而铸牢身份认同，消除歧视和偏见。
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我们需要何种道德共同体，构建这种道德共同体是否可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需要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协同合作。特别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人们的交往早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跨区域、跨国家流动成为常态。在此进程中，任何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都可能成为全球性的灾难。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巨大挑战，构建道德共同体就显得尤为必要。道德共同体是有着紧密的生活联系、基于长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达成统一的对善的理解的组织。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所构建的道德共同体必然是能够突破民族、文化等因素多样性限制，达成广泛共识的身份定位。对于道德共同体的确立既依托于我们的历史过程，是各国家、民族人民相互交往的自然过程，又是我们应对危机的当代构建。人类的历史为这种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人类历史生活为构建道德共同体提供共同善的支撑。如果不能达成对善的共同理解，道德共同体就不复存在，恍如空中楼阁。人类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为所有人都提供了共同的传统、文化记忆，诸如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观念早已成为人们共同的价值追求。当我们回望人类社会前进的历史，不难发现，对于这些价值的期盼成为推动历史脚步的内在力量。诚如桑德尔、沃尔泽、泰勒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都“嵌入”所生活的道德共同体之中，我们的共同体生活经验赋予了我们对于善的独特理解，“离开这种历史，我们将缺乏男人、女人的意识，也无法确知我们如何给予、分配和交换社会资源”［3］（192）。
对于善的解读决定了人们对于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态度以及采取的措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应对的姿态和手段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大家对于善价值理解的差异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要消除对于善的理解的分歧，我们需要回到人类历史生活。无论有着怎样的价值排序，人类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们幸福的生活。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是一切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漠视生命、忽视他人利益对于一切文明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即便激进的自由主义，也认同个人自由不能建立在侵犯他人权利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人们都不是与他人隔绝的原子式存在，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在公共领域发生的行为都将对他人产生影响。唯有对个体行为予以适当的限制，才能维持健康的社会秩序。这一事实为我们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围绕生命安全达成构建道德共同体的共识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其次，全球化加固了构建道德共同体的生活纽带。道德共同体的形成建立在共同生活之上。共同的生活刻画出人们的交往方式，也让彼此产生了深层的依赖。全球化极大深化了人们的共同生活联结，如果说在全球化浪潮之前，各地区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相互的交往带有偶然性，那么，全球化则把世界各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彼此的交往从偶然走向必然，乃至成为必要。全球性的分工合作成为常态，人们的生活逐渐显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一件商品极有可能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生产、组装、运输、销售。当人们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消费时，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分享人类共同劳动的成果。
商品的全球性流通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生活方式的相互影响。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的是文化全球化。商品是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助推了文化的交织与汇集，构织了一幅多元文化的图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多样的文化，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也深化了对于其他文化的认知，滋养了开放和包容的社会道德心态。而且，在交往中，不同文化之间也相互参照、学习和融合，形成牢固的文化纽带。
最后，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为构建道德共同体赋予共同道德责任。道德责任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概念，文森特（Vincent）认为它可以从六个层面进行解读——作为品质的责任（virtue）、角色赋予的责任（role）、因果关系产生的责任（causal）、对行为后果的责任（outcome）、因能力而产生的责任（capacity）、作为可靠性的责任（liability），而这六个层面息息相关，构成统一的整体［4］（16-19）。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都将成为我们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就品质而言，道德责任意味着在相应的情景下会自觉做出正确的行为，积极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无疑是所有负责任的社会成员应该采取的行动。就角色而言，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存在，而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消除公共卫生危机无疑是社会角色所赋予的责任。就因果关系和后果而言，这两种维度的责任都与能力相关，只有行为主体对事件有明晰的认知并且具备干涉能力的条件下，合理地干预某种事件、避免相应的后果才能成为一种“应当”，进而产生责任［4］（20-21）。对于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应对危机时进行合作的参与者，在人类应对危机的历史和医学发展中也积淀、形成了丰富的有效应对知识和措施。如果大家都置之不理，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人类也将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因此，所有社会成员都肩负有合作抗击危机的道德责任。就可靠性而言，唯有众志成城，才能维系协同应对危机的社会关联，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积极的道德预期。
我们都生活在充满差异的社会之中，文化的差异、利益诉求的差异、制度的差异构成了五彩斑斓的世界。这些差异也对我们形成广泛的共同体想象形成了挑战。那么，我们如何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构建道德共同体？
首先，我们要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培育“共同理解”。任何道德共同体都必须建立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之上，需要有共同体成员紧密联系的纽带。“共同理解”无疑是强化道德共同体认同的肥沃土壤。滕尼斯、雷德菲尔德等学者认为，在真实的“小”的共同体中，“共同理解”是自然而然的，它不需要经过反思、批判和争论，雷德菲尔德将这种“小”的共同体描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安排”，最大特点就是同质性［1］（8）。而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我们所理解的道德共同体却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如鲍曼所言，当下的“共同理解”是一种“成就”，“而这种成就，又是在经历曲折漫长的争论和说服工作，以及在无限的其他潜在性进行艰苦的竞争之后才实现的”［1］（10）。
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文化的差异、认知偏差导致的理解隔阂，这种隔阂甚至会造成社会的撕裂。就如埃兹奥尼（Etzioni）所指出的，在某些社会，人们将公共利益（共同善）置于个人主体性之上，而有的社会则更注重对个人主体性的维护［5］（291）。由于共同体文化所引起的不同的价值排序将直接决定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政策制定、制度设计与公共决策，如若我们无法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达成价值的共识，那么统一行动也就无法达成，最终会严重影响防控危机的效率，让人类社会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形成“共同理解”呢？其一，我们应该围绕共同认同的价值形成道德共识。无论大家来自怎样的文化群体，有着怎样的价值偏好，维护健康的生命都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在全球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抗击疫情、应对危机已不再是某个特定共同体的责任。崇尚生命与健康是全人类的价值目标，就此形成道德共识无疑能够帮助人们建立统一的价值立场。其二，我们应该持有开放性的文化态度。每种文化都呈现自身独特的价值，植根于特定的历史传统之中。我们要寻求不同文化的共性，承认其他文化的意义，以理性的方式促进文化间的交往，深化相互认同。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文化对于防控措施的选择和执行产生内在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看待疫情的视角和态度。只有持包容的文化态度，才能达成相互理解，在找寻文化共性的同时协调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方式和手段。其三，我们要促进不同价值体系间的有机互动。埃兹奥尼提出了积极反应型共同体主义的概念（Responsive Communitarianism），意指持有不同价值排序的群体应该对对方持有的价值立场予以积极回应，探寻折中的价值方案。他举例说道，那些过分强调个人主体性的群体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公共利益之上，而只关切公共利益而忽视个人主体性的群体则需要更多关照后者，避免前者对后者的侵犯。因此，我们并不预设某一价值一定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优先性，而是针对不同的语境进行动态调整，表现为不同道德体系互动协调的过程［5］（291-292）。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互动、融合，无疑是深化“共同理解”的有效路径。
其次，我们要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维护共同利益。利益是建立和维系共同体的重要基础。要形成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的道德共同体，我们就必须为共同利益提供切实保障。一方面，我们要就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共同利益达成共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于利益的诉求通常存在某些偏向，这些偏向与特定的价值体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我们可以借鉴罗尔斯提出“重叠共识”的方式，对大家的利益偏好进行排序，厘定为人们普遍认同的核心利益。对于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而言，确保民众的健康、生命安全无疑是最根本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建立互利互惠的利益增进机制，实现利益共享。由于知识、技术、资源等方面存在的地区差异，不同区域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也表现出明显差别。我们应该整合应对危机的各种资源，从而形成抗击危机的合力。如果有的人始终无法分享利益，或者只付出代价而没有回报，就必然产生脱离共同体的冲动，甚至对共同体心怀怨恨，道德共同体势必面临瓦解的危机。
要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维护共同利益，我们就必须做到：其一，要将民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置于优先地位，以此作为达成利益共识的基础。面对不同的利益诉求，我们唯有达成核心利益的一致，才能为统一的行动创造条件。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让人们处在特殊的情境之中，日常的生活秩序被严重扰乱，挽救人们的生命、阻隔疾病的传播无疑是最重要的任务。关爱生命、提高生命质量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目标追求。其二，我们要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实现资源共享。作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任何人的生命与健康都应得到平等的关照。引导资源在地区、群体间的正向流动，让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受害者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救助成为应对危机的必然要求。只有通过资源共享，填补不同地域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能力差异，才能使那些生活在发展相对滞后、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的人们也享有充分保障。其三，诉诸人道主义关怀。如海伍（Ten Have）所言，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会产生应急性的伦理需要，但是伦理应急由于所处情境的差异难以形成系统化的原则框架。因此，人道主义不是一种应急性伦理，而应立足于稳定的基础之上。人的根本权利为此提供了牢固的基石，建立在人基本权利之上的人道主义不仅关注于如何救助难民、挽救个体生命，更关注对人的尊重与公平［6］（28-29）。
最后，我们要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塑造共同身份。塑造怎样的“自我”镜像对道德共同体的构建举足轻重。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隐含着“自我”狭隘化的风险。在危机中，人们对疾病的危害更加敏感，容易产生将自己与他者隔离的冲动。人们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可能会对疑似病毒感染者、患者产生心理抵触，并且希望付诸严格的措施对高危群体施加过度限制，甚至可能会对特定群体予以道德排斥，要求他们担负所有的责任。群体隔阂是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导致的危险后果，严重威胁着社会团结与稳定。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会定位自我，并以此区分他者。自我与他者的划分属于自我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给予自己群体归属感，明确自我的社会角色，以此作为认识责任与义务的基础。身份的塑造决定了我们参与社会交往的方式、态度。根据萨纳姆的理论，人们对待“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态度截然不同，“内群体中的人可以产生一种同类意识，在群体内成员表现为合作、友善、互助、尊重。外群体，与内群体相对应，指自己没有加入的、由他人组成的，或这群人与自己无关的群体。人们对外群体常常表现为冷漠、轻视或有偏见，尤其当内群体与外群体对立时”［7］（193）。狭隘的自我定位导致人际紧张——人们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同、凸显自我的优越性而对他者怀有误解、偏见、歧视，以至于通过社会制度安排、公共规范强化自我群体的优先地位。每当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不同群体的利益可能会出现矛盾与冲突，在狭隘自我的局限下，难免将自我群体利益置于他者利益之上，对其他群体表现出冷漠、敌意，为了保全自我利益而让其他群体付出代价。而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需要人类社会的协同合作，这就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构建与他人相容的共同身份。
其一，共同身份的塑造有赖于树立他人意识。共同身份意味着我们要形成他人意识，能够主动换位思考，不仅关心自身的健康、安全，而且能感知他人的情感与物质需求，消除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隔阂，培育基于共同自我的亲和力。正如科克—肖·谭（Kok-Chor Tan）所指出的，“我们合理地（以及可能地）期望人们遵守正义之要求的前提是，人们拥有某种共同的归属感，特别是在人们共享的道德共同体中”［8］（118）。其二，共同身份的塑造有赖于厚植宽容德性。狭隘的自我建立在对自我特殊性的过度关照之上。狭隘自我的背后闪烁着个人自私的身影，它赋予自我特殊性以道德优先意义，以此作为价值评价的标杆，从而建立盲目的优越感。某些国家和群体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总是强调自我行为的正当性，对其他国家、群体的防控行动妄加评论、横加指责，严重危害共同责任的分担。共同身份要求人们秉持宽容的道德姿态。所谓宽容，正如刘曙辉所言，包含着三个要素：一是否定的态度；
二是具备干涉的能力；
三是自我克制。宽容不是放弃道德底线和是非准则的纵容，而是在他人言论、行为不违背宽容精神，不伤害个人、群体自由、利益、权力的前提下不予以否定、干涉的道德态度［9］（42-44）。人们基于各自的价值偏好、文化背景和具体情境，对于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方式必然存在差异。只要这些措施都源自对生命、健康的尊重、保护，都以消除危机为目的，就应该得到认可。其三，共同身份的塑造有赖于明确“他者”界限。身份的认定需要明确的坐标，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防控者是所有身处危机中人们的共同身份。自我总是相对于他者而呈现的。之所以在危机中人际、群体间出现不和谐的声音，源自人们对他者认识的偏离，甚至有的群体将危机应对作为打压其他群体的手段，在国家、群体间制造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我们必须坚守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围绕抗击危机建立坚实的身份意识，为协同合作提供有力的精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