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出发的小说张忌《南货店》的显豁、隐微与空缺
时间：2022-11-18 11:35: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陈 思
《南货店》是一本针脚细密、完成度极高的小说。它以上世纪70年代末的高中毕业生陆秋林为主人公，围绕他在供销社系统内的工作与交际，穿插供销社种种行业内情，以浙江宁波市下辖的宁海县为活动空间，长卷一般铺陈刻画了浙东地区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平民生活与社会历史。
从阅读感受来说，小说具有明显的新意，这是一部回到物质本身、回到日常世故人情的小说。学者毛尖觉得，“小津安二郎如果动手写小说，大概就是张忌这样吧”。金理认为：“作家希望从草迹、麦浪、波纹里看出大致齐整的风的姿态，那就是由马师傅体现的，流贯于民间大地、务实低调而又灵活多变的实践智慧，这是《南货店》的根基。”我们不会遗漏小说显豁的世情图景。
这些显而易见的亮点，不应掩盖小说其他值得激动的地方。《庄子·齐物论》里有一句话：“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一个文本未曾说出的与说出的，同样意味深长。《南货店》隐藏着更大的潜能——它也是一部收集、提取社会史经验、并借以审视1980年代的复杂文本。小说带着读者穿越种种僵硬概念和文学陈规，回到中国地方，回到“社会”。同时，小说也暴露出了某种有待于填充的空缺，供有识者思考。
《南货店》隐藏着更大的潜能——它也是一部收集、提取社会史经验、并借以审视1980年代的复杂文本
我们从小说显豁的地方谈起。
无论读者或者批评家，首先注意到了小说中物的陈列。小说的中国古典韵味来源之一是白描，而白描的好处是让物的物质性凸显。由于一定程度缩减了修饰成分，句子当中的名词成分更为显要。物，以其本然面目直陈于读者面前。
小说的三部分，分别描述上世纪70年代末陆秋林在长亭村南货店当店员和店长，再到黄埠区供销社任文书和团委书记，最后80年代末在宁海县担任供销社系统下土特产公司总经理的经历。上世纪70-90年代浙东地区的村-乡/镇-县三级空间是作为这些物的时空背景而存在的。
于是我们关注到小说的街景。康德意义上的风景，强调审美的无功利性。而《南货店》里的街景，反其道而行，突出与生活利害相关的烟火气。县城东西一条桃源街最热闹，整整一条街的店面，是棉布商店、五交化商店、糖烟酒副食品商店、肉店水产店、旅馆照相馆。工农点心店在桃源街东边末尾，当地人从西往东逛，走到最东头一碗点心下肚才算圆满。桃源街上四层高楼，是秋林暗恋对象春华工作的百货大楼，一楼糖烟酒，二楼百货，铁丝上面票架子滑过来滑过去，象征着商业系统百货公司营业员的高人一等。县城有一条中大街，兴国饭店就在这段路上，由东往西走一段，往北转是解放路，旧时叫沥石街，做水产生意。齐师傅就住在解放路尾巴，两层小楼，曾经是这条街上最有名的水产铺面。长亭村坐落在县城出西门往台州必经之路，原本有亭子后来建了路廊。三岔镇大集，主人公吃完夜粥配肉烤鲞，第二天一早看见的是：副食店门口摆了一个花生柿饼摊子，副食品店门口往西，剃头、镶牙、配眼镜、修钟表、补锅修桶、磨剪刀、打项链各种摊子摆了一路。
在这样充满生活烟火气的空间中，物从历史中款款走来，读者得以“寻味旧时”。小说第一部分，是许多读者最津津乐道的。马师傅带着藏青色袖筒，紫檀算盘和一杆精致的象牙秤出场。在月底“盘存”悬案中，因为二百元的亏空，南货店的三位“老商业底子”(马、齐、吴师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齐师傅下海，带回十斤香鱼干、十斤跳鱼干；
马师傅上山，带回一百元现金和三十斤笋茄；
加上吴师傅在家使出缺斤短两的手段，最终不仅补上亏空，还盈余了几十元钱。秋林姆妈做隔纱糕，探望坐牢的父亲。老倌给秋林专门磨了第一层热豆浆。大明死去的夜晚，是和米粒、老倌一起吃汤包。农村小伙杜尔吸引干部家庭的许敏，源于炒螺蛳。秋林带杜英约会，喝的是汽水粉。在物资匮乏的时代，我们看到人物因物的获得与充盈，有了短暂的幸福感。进入1980年代，上海力士牌香皂引出上海女人杨会计，秋林帮着知秋要到香皂，送给于楚珺。杜梅房中永远传出铁车的声音，后来她婚姻不幸，悬梁自尽，房间里挂满了用过时的的确良衣料缝制的列宁装。物的身上，凝聚历史的光晕。
物的身上， 凝聚历史的光晕。物是人物的性格显影
物是人物的性格显影。齐师傅早餐要吃红枣炖银耳，工农点心商店的包子馄饨差强人意，而兴国饭店才是他心中的白月光，进城往往要停留，来一盘冬笋肉片、牡蛎蘸酱油、雪菜烧黄梅童和番薯面。“齐师傅喜欢吃海货，黄鱼季吃咸齑烧黄鱼，带鱼季就吃萝卜丝烧带鱼，并无固定，但每次都会点一份糖霜花生米，再点一份五香干丝，这是过酒的，天热时过烧酒，天冷时过黄酒，黄酒里面要打一个鸡蛋，切姜丝，温热。酒一口，菜一口，有滋有味，肚子吃完，回家困觉。”就算困难时期，吃一份光面，也有讲究。吃完后，桌面干干净净，擦净嘴巴，吃完烟，付钱，慢吞吞回家。哪怕遭遇背叛，自寻短见的路上也不忘吃上一碗白酒酿，还要花五分角子加个蛋。齐师傅擅长挑水产，无论是带鱼、黄鱼、白蟹、乌贼，最好的一份总是他挑来。春节前到县里挑带鱼，力主把最好的一堆分给秋林，条条手掌宽，鱼鳞如同银子一样闪亮。齐师傅一辈子与海盗、海货过不去，给他带来最多麻烦的大儿子就叫“齐海生”，海的深邃、暴烈与无常，时刻笼罩在这对父子身上。齐师傅的尊严、体面、能力，尽都体现在这些物中。
马师傅不仅精于吃，还精于用。他回家招待干部子弟，打开卧室的那口花梨木大橱，捧出朱红色小箱子，里面是各种票据，酒票、烟票、糖票。他换上整洁的一身中山装，到中大街附近钉子巷菜市场，用肉票和省下的一包油亮红枣，换得五斤猪大骨，外加不要肉票的猪尾巴，最后带上一条透骨新鲜大黄鱼和新鲜蔬菜拎回家。马师傅拿手好戏是用砂锅炖肉骨头，省油，而且喷喷香。房管局邵局长的公子进门时，桌上茶杯里是绿茶、白糖、橙皮丝，宁波产的上游牌香烟整包拆开，红枣、干荔枝、瓜子、花生，各放一个青花碟。马师傅在柜台上手艺最好，一双手又胖又小，灵巧地包出一个个漂亮、紧实的三角包、斧头包；
正月里，亲自在南货店门口炒带壳花生、炒南瓜子，在门口偷偷烧樟树叶，祈求银子咣咣响。马师傅的周到圆融、深谋远虑和传统底蕴，都体现在他穿衣日用之中。
三位师傅中最不成器的是吴师傅。他在偿还亏空时故意让饼干受潮，倒酒时多打沫，卖白砂糖多包一层粗纸增加重量。但就是这缺德、抠门和懦弱的吴师傅，追求寡妇米粒时也下血本。他代表南货店送上红枣包、桂圆包，看见米粒桌上只有一碟炒盐、一碗大头菜，大手一挥，收购她十斤鸭蛋。他想到百货商店买雪花膏，然而肉痛舍不得，从儿媳妇的雪花膏里偷出一些包在油纸里，靠着洋货的神助攻，终与米粒做成露水夫妻。吴师傅的懦弱与卑微，也要借助物得以现身。
其他人物也是如此。齐师傅二儿子罗成，小说借物来比喻：“性格太软，像块蒸熟的年糕。”废品收购站站长孔一品一登场就让秋林生吞蛇胆，果然如毒蛇一般阴冷鬼祟。令人恶心的童小军，出场时就站在粪缸旁。此人靠溜须拍马上位，用黄桃罐头贿赂领导，邀请许主任吃冰糖鳖、黄岩草鸡、柚子皮炖牛蹄，还打算“专门寻来两三斤重的青蟹，用鸡蛋老酒喂三日，然后整只放锅里蒸”。但他的形象已经和粪缸绑在一起。
物在事件转折处，成为情节推进的道具。齐海生因家庭变故性格扭曲，从而玩物丧志。他童年寄情蟋蟀，成年豢养野猫和松鼠。爱春贪嘴，小京生花生和柿饼足以买通。用松鼠调情，是齐海生征服爱春的绝活，而松鼠的惨死，则是与爱春决裂的导火索。卫国和云芝的关系之所以被毛一夫破坏，也源于对物的认知。在浴室里，因为牛仔裤的穿法，毛一夫进入卫国的生活。毛一夫代表了物质享乐主义的重新崛起，他收集好看的港台杂志，还学上海人做假领子、带他们吃炒鸡、去黄岩县扯布做时装，让云芝起了崇拜与爱意。而卫国无论喇叭裤、火箭头皮鞋穿得再夸张，永远像拙劣的模仿者。卫国与云芝仅有的两次感情推进，也是因为物。初次是卫国用弹壳做的埃菲尔铁塔模型，最后一次则是家中的一番布置，“卫国晓得云芝喜欢外国生活方式，今朝特地弄一桌西餐招待。……云芝看见满书架的书，书架前一张百灵台，百灵台上大大小小乳白色盘子放着香肠、牛肉片、烤鸭，两个高脚玻璃杯子上烛光摇曳”。在人物命运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刻，这些物在发出讳莫如深的微光。
走笔至此，不禁心头一动，枝蔓一笔。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对物的审美消费，是当代中产阶级习以为常的。“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通过消费物，通过自身努力来获得价值的永恒，“它引起一种狂热，一种小摆设、小用具和吉祥物的狂暴世界”。小说对物的展示，显然更偏于它的消费属性，附加了它在被消费时的荣光。当对物的阅读快感来得平顺，我们也应对自己的审美惯习有所自省——就像步入上海街头售卖老物件的复古商店时那样。
物与人的关系，本质上还是人与人的关系。秋林发现海生滑头，源于海生去三岔镇拿了人家一包烟。秋林感佩许主任，因为自己上门送上一袋橘子，而许主任转天就让人还了一袋糯米，不仅礼尚往来，更有不接受贿赂之意。后来秋林感觉到许主任的堕落，也始于许主任大权旁落时对上游牌香烟大发牢骚。童小军上门活动土特产经理一职，拎着青蟹上门。许主任老婆漫不经心地让他将青蟹倒进浴缸，原来浴缸里早已满是青蟹；
最后童小军做通了工作，不仅靠的是拍下所谓买“五条中华烟，两瓶茅台”的现金，还靠的是将来从她那里收购白糖、烟酒的承诺。秋林与许主任老婆交恶，因为派人拆穿废纸里的把戏。秋林当上土特产公司经理，为自己的灵魂感到不安，因为自行车后座拖回来的水果罐头。秋林与太太结缘，源于帮了杜家姆妈一个大忙。为了盖过杜知礼家，杜家姆妈在嫁女儿的标准席面上加上扣肉、肉圆菜、黄鱼胶、腌鲍鳗。“新鲜黄鱼胶油里发一发，再添上菠菜、牡蛎，透鲜”。“腌过的鲍鳗又咸又香，下饭最好不过。”喜烟全靠干部子弟卫国帮忙，搞到了安徽芜湖牌。若无这批安徽芜湖牌香烟，秋林与杜英就没有后来。小说把强情节融化到“物”的交换和这交换背后芜杂错综的关系。当然，小说对“关系”的描绘，比社会日常话语中对“搞关系”、“走后门”的贬义理解要更为宽广和深刻。
物与人的关系，本质上还是人与人的关系
在中国地方社会，“关系”是人与人组织起来的一种独特方式。“关系”的形成有多种机缘，项飙在对1990年代北京的“浙江村”的研究中，把因为血缘、战友、老乡、同学、同行、生意伙伴等原因形成的、左右行为决策和生成社会意识的结构，称为“系”或“关系丛”。“由许多不同的亲缘关系网、混合类亲缘关系网，以‘乡土’的观念编织起来的更庞大的地方组织，是传统中国权力结构中很重要的一环。……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编织了绵密的差序格局网，才可以不经过法律、纯粹依靠人际关系形成一股力量。”这一“关系”结构经历20世纪中国革命的洗礼与改造之后发生了变形与转换。随着1970年代革命高潮的过去，“关系”在1980-1990年代以重组后的面貌出现，并越来越在生活层面上起着作用。如何塑造、维持和利用关系，就形成了“关系学”。1980-1990年代，在官方话语中对“关系学”持贬斥态度，而民间话语中对“关系学”态度则灵活许多。虽然有人认为它仍然是“一种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失常的实用行为”，但必须承认它具有“人情”的成分。自汉代《礼记》开始，人情就是涉及建立在父子、家属和亲属关系之上的自然的人类感受和情感。这些感受与情感成为“礼”的来源。唐代诗人杜甫也写过“粔籹作人情”(《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如何将“搞关系”区别于“人情往来”是个难题。更进一步说，一个人善于搞关系，可能很“油”，但“油”又不等于“坏”。“油”仅仅意味着在处理关系时的成熟、老练与“精明”。至少，对“关系”的认定应有如下几条：首先，它必须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和人情色彩。其次，它必须涉及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利益交换。最后，它具有针对僵化体制的对抗性，它是反抗正式组织的非正式的组织方法。
小说中的“关系”，蕴蓄着浓浓的人情底色。在小说第一部，体现得淋漓尽致。“盘存”风波后，秋林为了学习行业秘密，他到水作店买油豆腐送给贪嘴的吴师傅，才探明白吴师傅暗地里的手脚。他与齐师傅关系的走近，也是因为齐师傅读了儿子来信失神后犯了错误，将掺水的劣酒卖给老酒鬼，秋林在许同志来检查时为齐师傅做了遮掩和证明。作为“还礼”，齐师傅不仅做了许主任爱吃的海货(雪里蕻炒虾籽，蒸鳓鱼)，邀请秋林共同进餐，提醒秋林饼干罐子都做了记号(第一部第二章)，此后更建议将最好的水产年货分给秋林(第一部第八章)。这背后，都是对秋林的“人情”的偿还。
马师傅这条支线，小说用力不如齐师傅的线索多。在长亭这地方，马师傅有好人缘，常有人给他送各种土特产，马师傅都藏着，等逢年过节，就带回城分给各种关系户。物一旦配上礼，成为了“礼物”，就携带了人情关系的再生产。“马师傅有手里生活，办事时，将这些零散东西用粗纸包一个漂亮的三角包，斧头包，用麻绳拎着，清清爽爽，别人看见都欢喜”。马师傅有自己的生意经，“现在物资紧缺，大家按票购买，人人都高攀着你南货店。不能因为南货店高高在上，态度就差了，服务就不好了。否则将来一定时候，物资丰富，票据取消，事情就颠倒过来了”。所以马师傅总是跟村里搞好关系，逢年过节写对联，婚丧嫁娶也上门帮忙出主意。后来等马师傅退休那一日，南货店里也最是热闹。
在老倌的支线中，秋林帮水作店老倌干活，老倌除了把最好的一层豆浆给秋林补身子，还让他提了两篮子油豆腐回家。秋林姆妈解下围裙，就要给老倌买两瓶酒带回去。秋林“觉得姆妈有些小题大做”，还不知这油豆腐的分量。大明与米粒因为生活困难，不得已接受老倌的插足。“拉帮套”的畸形关系引人议论。大明死志已明，告别老倌时提到老倌的油豆腐真好吃(第一部第八章)。在另一个场合，油豆腐是对米粒身体的交换，但超出了大明的自尊能承受的范围。当利益诉求远高于人情，“关系”就将变质。这条线索发展到后来，老倌出走，吴师傅与米粒睡到一起。第一部第十一章，米粒再三要求吴师傅与自己正式结婚，谁知吴师傅被儿媳吃得死死，一直用他的钞票来补贴家用。最后要断了与儿媳的这层关系，吴师傅提前办了退休、净身出户，还要写下声明，不打家里房子的主意。
小说中“关系”，涉及利益的交换。《南货店》第一部，主人公秋林的背景藏在暗处。从他的父亲与供销社许主任、县武装部长(卫国父亲)相熟推断，秋林出身于城市干部家庭。虽然其父只是单位笔杆子，并非实权部门正职领导，但也处于关系网内。干部子弟出路比农家子弟好得多，秋林高中同学卫国本想参军，担任县武装部长的父亲顾虑影响，转而让儿子进县里最红的第一机械厂，还开上了最气派、最威风的捷克机床。秋林高中全班几乎都是干部子弟，大家毕业几乎都去了工厂，暗恋对象春华也分配在商业系统下，在县城百货大楼担任售货员。秋林被分配到了村级的南货店，是因为父亲在政治斗争中入狱，一时缺少了为之调动资源的关系网。
在这个意义上，秋林虽然虎落平阳，也算是没落贵族。不仅许主任和卫国父亲对他高看一眼，连马师傅也着力培养他，时常笑眯眯走过来，讲话轻轻腔：“后生，莫太心急，慢慢来，慢慢来哉”(第一部第一章)。马师傅识人知人，惯于长线经营，能一眼看穿海生的浮滑，也对齐师傅、吴师傅的小算盘睁一眼闭一眼，既能观察风向安排大囡嫁给郊区农民，又安排小囡嫁给房管所邵所长的儿子，对秋林的栽培也可能是有意的。这条线索藏得很耐心，在第三部第二十五章，当废品收购站老站长退休之际，马师傅才告诉秋林自己的儿子就在收购站，其时已拥有人事大权的秋林会意，为了报恩安排章耘耕接任站长一职。
农村生活中，“关系”尤为重要。长亭村杜家的支线，为读者打开了农村面向，让小说局面更为开阔。杜家姆妈安排大女儿杜梅嫁给做工程的方华飞；
安排小女儿杜英嫁给年轻有为的秋林，其时秋林已是黄埠供销社的文书。杜毅、杜尔更是经营“关系”的行家里手。杜尔的外表口才是他的本钱，迎娶了物资局长女儿许敏，岳父给了关系，让他得以垄断县城的水泥生意(第一部第十章)。小说第一部，在杜梅遭到做工程的丈夫家暴后，杜尔凭着水泥行业的关系网孤立妹夫。生产队长杜毅原本是猎户，懂得在卖掉猎物皮毛后把肉炖好宴请村里人(第一部第七章)，牢牢把控村里的话语权，后来为了玩转关系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小说中的“关系”涉及对僵化体制的对抗性。“关系”是私人的，是非正式的，它带来一种非组织形态的灵活战术。在1970年代末，一方面是革命的激情退却，另一方面在社会主流层面依然遵循旧的体制轨道运行，此时“关系”作为润滑剂、黏合剂和个人生活保护伞的作用更为明显。从正面的角度看，善于运用“关系”，将更好地保护个人。随着小说进展我们读到，第一部一开始丢失的那匹布是吴师傅偷的，而马师傅则按下不报，并在退休之时再三叮嘱秋林。“你后生年岁轻，不晓得以前日子难过。你想想，一家老小，就靠一个人工资，喂得饱几张嘴巴？不想些办法，家里日子怎么过？”“我们这一辈人各种运动都经历过，其中厉害，都有体会。要是嘴巴不牢靠，将别人的事说出去，那跟杀了人有什么区别？再说了今朝你说了别人，明朝别人同样也会说你，弄来弄去，一把刀还是横到自己头颈上”(第一部第十三章)。在物资匮乏的时代，马师傅默许这种利用关系钻制度空子的做法，同时也试图保护自己的店员。从负面的角度，“关系”可能左右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对法律和正义形成挑战。在小说第二部，齐海生涉嫌强奸女店员毛毛，又贪污公款四千元，齐师傅想要从关系的角度援救儿子，一方面打算卖房还债，另一方面以非组织的渠道去做毛毛父亲和刘副股长的工作(第二部第十八章)。最终刘副股长运用自己的关系网追究到底，齐海生在“严打”中被判死刑。到了小说结尾处，憋屈一生的齐师傅找秋林，试图通过秋林的关系影响组织，为自己平反。可惜此时义气冲动的鲍主任已罢官出走，秋林知道老奸巨猾的许主任定然不肯主持正义，齐师傅这一支线也黯然走向终结(第三部第三十章)。
小说中的“关系”涉及对僵化体制的对抗性。“关系”是私人的，是非正式的，它带来一种非组织形态的灵活战术
显而易见，“关系”是中国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基本形态。把西方小说的环境、情节、人物要素重新拆解，化入一道道“关系”的线索中，是《南货店》着力的地方。作为一本“中国”的当代小说，《南货店》成功之处就在于用中国/江南的方式来写中国/江南。除此之外，白描手法、草蛇灰线、方言韵味、每况愈下的衰败感，也足证小说与世情小说传统的血脉相继，我们就不再赘述。
作为一本“中国”的当代小说，《南货店》成功之处就在于用中国/江南的方式来写中国/江南。除此之外，白描手法、草蛇灰线、方言韵味、每况愈下的衰败感，也足证小说与世情小说传统的血脉相继
下面我们进入小说隐微的一面。
读者有朦胧的感觉，小说有一种地方味。这种地方味在小说第一部特别明显，似乎是从故事情节、方言使用、空间景物乃至事无巨细的日常生活中弥漫着的。“民间世界之所以区别于上层精英，可能恰恰就在于其存在着难以用上层精英的知识加以把握的感觉结构，乡民们往往凭借从‘感觉结构’提炼出的原则安排日常生活”。那么这种地方特有的“感觉结构”是什么呢？是人物在锱铢必较的原则性当中夹带着浓浓的人情味。我们把它进一步提炼为浙东地区1970年代末民众的低调务实、义利并重的伦理倾向。
首先，低调务实与小说家刻意凸显的词汇“生活”相关。我们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处理1970、1980年代的时候，相对于其他文本中的常见流行词“革命”、“理想”、“爱情”，该小说中反以“生活”一词最为醒目。做一番统计的话，在小说中使用了八十八次。在浙东方言中，“生活”首先解释为“工作”、“干活”、“劳动”(《水浒传》中的“生活”也多取此义)。“但第一天南货店报到，他便争了这上门板的生活”(第一章)。“改日，我帮你打听，有什么赚铜钿生活让你女人去做”(第三章)。“春节忙完，喘一口气，又要忙春耕生活”(第八章)。“生活”有时候又解释为工作的能力、手艺或技能，“可那个米粒却偏偏看上他。看上他什么？无非是手头生活”(第四章)。“店里几个老商业个个手底都有生活”(第五章)。有意思的是，一个人挨批评，叫“吃生活”。门卫驱赶于楚珺，“被领导看见，害我吃生活”(第二十九章)。只有在少数地方，小说人物采用普通话叙述，“生活”的解释与当今相同，即日常起居。云芝批评卫国，“你这人没意思，不懂生活情趣”(第八章)。“生活”也解释为行为、活动，比如鲍主任口头上不忘“夫妻生活”。
进入新世纪，我们许多时候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来理解了——相对于“工作”的辛劳、不自主，“生活”(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更多代表了休闲、消费而非生产的个人的行为空间。上世纪40-70年代，对“生活”的理解另有侧重。在官方话语中，“生活”更多与工农兵、斗争的政治面向相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的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
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此后“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成为文艺界的热词。而这里的“生活”，不是泛指人类一般的生活，也不是指人类的精神领域，而是特指工农兵的斗争和生活。尤其在周扬那里，生活的本质被进一步阐明为斗争：“文艺作品要反映群众生活中最根本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斗争，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主要是阶级斗争。”“生活”这个关键词是如何一步步“去斗争化”并“消费休闲化”的？这一问题值得再研究。单看小说，197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浙东方言谈到“生活”，既与革命所要求的斗争无关，也并不是享乐、消费，而带有劳动、受苦的天然属性。小说里各行各业的人物，天天将“生活”、“做生活”、“春耕生活”、“手头生活”挂在嘴边，给我们留下低调、务实的印象。
“生活”这个关键词是如何一步步“去斗争化”并“消费休闲化”的？这一问题值得再研究
其次，义利并重。小说中的人物时常算计、惯于算计，能算小账，也能算大账。算计不仅包括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考量，还包括对风险的规避，包括对他者利益的安排与规划。有一部分的算计当属负面的，小说第二部背弃友情的毛一夫会算计，第三部里道貌岸然的许主任、口蜜腹剑的童小军、心狠手辣的何天林会算计，甚至逐渐走火入魔的杜毅也会算计。
但在小说第一部，南货店内的诸位师傅们，同样精于算计。吴师傅与米粒正式结合，提前退休、放弃住房、租铺面做生意，是鼓起勇气的盘算。齐师傅面冷心热，让海生顶班，让罗成跟自己做生意，是带有愧疚和溺爱的决断。马师傅处处维系与长亭村民的良好关系，为自己两个女儿婚姻谋划，是深谋远虑的规划。到了第三部，这样温情的算计少了许多。第三部，鲍主任帮好友龚知秋出谋划策，用一纸文件把知秋的工厂吸收到供销社系统，提升社会地位(第三部第二十二章)。同时，鲍主任欣赏秋林的踏实低调，先把秋林调到县社担任秘书股股长(第三部第二十二章)，后一手推上土特产公司经理位置(第三部第二十四章)。鲍主任说道：“你看这么长时间，你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要求，也没有托知秋到我这里提过什么。你是个厚道人，我也是爽直的性格。你当我是官，每日我面前讨饭一样讨，我不会给你。你当我是朋友，一句话不讲，我硬塞也要塞给你。”这番闲话让秋林眼眶发热。作者突出这场算计的“厚道”、“爽直”和“友情”的色彩——鲍主任最后为保知秋，挺身而出，辞官出走，又说明这场“算计”最终服从于人情、人性和道德。
单看小说中的“算计”场景是很有意思的。当代文学史1950-1970年代描写“合作化”的农村题材作品中，“算计”是负面的阶级属性。《三里湾》、《山乡巨变》中的范登高、陈先晋、李盛氏、王菊生，都属于富农或中农。土改工作队下乡做工作时，在一个“算账”的场景中，与这种“农民式算计”斗智斗勇，最终证明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对比文学史上的“农民式算计”，《南货店》对浙东地区“商人式算计”的处理，态度上有了不同。
人们常说，浙江人精明、算计，善于经营。我们会发现，《南货店》中精打细算的人物大概有“见利忘义”和“义利并重”两种。小说中正面肯定的“义利并重”的算计，背后是地方特有的、其来有自的商业传统。
宁波地区，唐宋以降，贾舶商船，羽集鳞萃，番商来华，洋货山积。宁波地区出了北宋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南宋甬上四先生(舒磷、沈焕、杨简、袁燮)，明清两代更有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全祖望等知名学者。浙东学派的学者在商品经济环境生活，主张通商惠工，反对重农抑末，这一思想影响深远。近代鸦片战争后宁波辟为商埠，洋行林立，不少人充当买办，著名的如王槐山、邬挺生、周宗良、虞洽卿辈。他们不仅在本地，甚至在上海、天津、汉口亦操此业，由于熟悉近代商业管理，自己经营商业，尤其进出口贸易。民国《鄞县通志·礼俗》说：“商业为邑人所擅长。……本邑为通商大埠，习与性成，兼之生计日绌，故高小毕业者，父兄即命之学贾。而肄业中学者，其志亦在通晓英、算为异日得商界优越之位置，往往有毕业中学不逾时即改为商。”
在明清社会士人与商人阶层混合现实的激发下，明清儒家重新肯定了商人的社会价值
在小说家想象中，这一“贾道”(商业伦理)在上层商人中贯彻得最为彻底。比如三位师傅当中，马师傅家境最好、格局也最大。小说设置马家世代在县城做南货生意。1917年，三北轮埠公司“慈北轮”开通宁波本地航线，海运便利，马家就与宁波上海同行建立稳固商业关系，甚至垄断县城最早的化肥生意。解放后，私营商业改造，马师傅定为商，转为合作商店，又入公家成为供销社一员。与祖上的眼界相关，马师傅最能算大账，也最有道德操守。而齐师傅家境次之，祖上是跑单帮、收海货的好手，靠与海盗的关系垄断沥石街的水产生意，1950年划定土改成分，因有船有店，定为商。1956年，公私合营，齐师傅以一艘船两间店面入股，参加公私合营。吴师傅背景未加详述，从言行判断，则属于小商小贩。这三位师傅尽管人品能力有高下，包括吴师傅在内，也始终“算计”之余守住了“义利并重”的底线。
在小说中，革命高潮过去后的1970年代末，这一地方商业文化所生成的感觉结构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建国时，这一地区的政策有何特殊之处？这一地方感如何在1950-1970年代与中国革命的整体政策、历次运动进行互动与配合？这些详情还有待考察。但是现在可以看出的是，在小说中，这一低调务实、义利并重伦理倾向在进入1980年代后开始磨损、崩解。这就涉及到了下面的隐微议题，如何穿越“改革”与“理想主义”的叙事，重新认识1980年代。
一些读者观察到，小说进入第二、三部后明显节奏加快，缺少第一部的细腻铺陈。全书三十章，小说第一部就占了十三章，其余两部共占十七章。不仅篇幅悬殊，小说第一部描写的南货店经历，秋林当店员到当上店长，时间跨度仅为两年；
第二部进入黄埠区当文书、第三部到土特产公司当经理，时间跨度却有大约十年，涵盖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
叙事加速的背后，是一种衰败感
首先，这种衰败感表现在“义利并重”的算计的衰微。“改革”的大幕拉开，在黄埠供销社，秋林凭一篇谈广告意识的文章让自己当上团委书记(第二部第十六章)。商品经济大潮尚未来临，但欲望已开始贲张。社会风气开始发生了变化，麻将牌局、舞厅、歌厅等娱乐活动开始出现。第十七、十八章有了最初的腐败，齐海生担任店长亏空已达四千元天文数字，不再是吴师傅当年的一匹布。人际关系的书写，撕掉了人情面纱，利益交换变得赤裸。随着三位老师傅退场，童小军、何天林、昆山的三条新支线开启。这三人都是1980年代精于算计的既得利益者。童小军从黄埠区供销社保卫科长的位置，最后当上罐头厂厂长。他对关键位置的领导，除现金行贿，还通过订购关系户的糖酒杂货、安排麻将牌局等方式进行利益输送，从此平步青云。何天林是橡胶厂跑供销的业务员(第二部第二十章)，后从厂里辞职借钱办铝制品加工厂，后来成为知名企业家。他沉迷女色，为与杜梅离婚，甚至设计让她在儿子面前尊严尽丧，走投无路(第三部第二十七章)。昆山原是县里机械厂的业务员，因1980年代中期上海成立中外合资公司，他被厂子派去拉业务，阴差阳错之下竟与合资公司副总成为好友。昆山借用上海的关系做汽车配件厂，主要靠贩卖关系资源赚钱。在这三人之外，农村强人杜毅稍微复杂一些。这一支线在第一部最后一章(第十三章)就已露出端倪，仿佛1980年代后人心不古的预演。为了经营关系网，杜毅在二弟杜尔车祸离世后设计让二弟媳许敏嫁给三弟杜善(第一部第十三章)，企图保住物资局长的关系。后又安排小姨子嫁给年过五十、粗鄙无文的本地企业家昆山以换来半间工厂(第三部第二十五章)，最后身患绝症，弥留之际向家人忏悔(第三部第二十八章)。“老商业底子”们的“义利并重”被抛诸脑后，后辈们以“见利忘义”的方式打起了算盘。
其次，是稳定家庭关系的崩解。小说后两部花了很大的篇幅在男女关系。在毛一夫介入后，卫国和云芝的关系就开始瓦解(第二部第十五章)，他在云芝被毛一夫抛弃后短暂与之结合，又再度被云芝抛弃。第十七章里三岔镇团委书记葛梅成组织联谊，微妙的变化从“交谊舞”开始，舞厅成为欲望滋生的温床。龚知秋陷入与于楚珺的单相思，受对方的利用，于楚珺先与葛梅成结婚，在对方挪用公款后投入知秋怀抱，最终知秋为帮于楚珺还债差点身陷囹圄(第三部第二十九章)。其余如何天林与广东女业务员、鲍主任与顾医师、杨会计不必细说。令人惋惜的还有杜梅、春华。杜梅先嫁包工头方华飞、后嫁给业务员何天林，在对方出轨后自暴自弃、包养小白脸。春华遭遇军官丈夫家暴，离婚后出入舞厅，后被农村老板所骗。
与原有社会结构错位相配合的是精神领域的进一步动荡。小说对此描写得隐晦又耐人寻味——1950-1970年代所形成的革命理想主义正在变得涣散。云芝对毛一夫的爱，来自对西方浮华物质生活的迷恋，并不一定带有太多精神理想的成分。卫国为了追求时髦，花了三个月工资买尖头皮鞋，却怀念自己穿绿军装的日子。春华在与知秋偶遇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劳动生活，辛苦却有意义。卫国在大树旁与梦中情人野合，而这棵树却是他父亲朗诵毛主席诗词的地方。业务员昆山年过五十，一朝发迹，每次与女人云雨，就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在水田里插秧的场景。1980年代的“解放”是伴随对过往的“理想”的拆解与亵渎而展开的。主人公的心灵感到空虚而孤独，“人这一世，无非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认识，又一个人一个人地离开。做人真是空空一场，丝毫没有意思”(第二部第二十一章)。主人公秋林有困惑，但已无人解答。父亲的死讯、马师傅的退休以及许主任真面目的暴露，让秋林在1980年代遭遇精神意义上的“丧父”。这是价值观混乱的时代。
1980年代的“解放”是伴随对过往的“理想”的拆解与亵渎而展开的
在我们看来，将1980年代的历史处理为不断加速的、衰败的历史，有一重隐晦而值得重视的意义。今日的我们应如何认识1980年代？我们通过怎样的路径重返1980年代，是否会对其面目产生不同的认识？
《南货店》对1980年代的描写，既不同于“改革文学”中慷慨、激昂、带有明确历史目的论的乐观与激情，又明显缺少知识分子回忆当中的文化关怀与理想主义。借助这部小说提供的来自“社会”的视角，我们看到改革与文化热并不是1980年代的全部，还有来自社会层面的种种震荡：地方商业伦理、稳定家庭观念和革命时代另一种理想主义的涣散。不必等到1990年代，我们就已想到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南货店》是一部见出“社会”的“小说”。它的好，不仅在于对“物”的重新凝视、对“关系”的带有“地方感”的重新看待，更在于突破主流叙述和“改革文学”，以类似“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让我们重返魂牵梦绕的“1980年代”。
最后，我们谈谈小说的空缺。
小说接近结尾，秋林“看着自己，却又觉得这个人好像是陌生的”。按小说逻辑，秋林随世风沉浮，似乎是必然的。其实，又并不必然。
对这个问题，作家自己与主人公同样没有答案——秋林究竟是怎么一步步变过来的呢？
我们回到《南货店》中，就发现了小说家对这个问题的准备不足。《南货店》在第二部秋林担任文书、团委书记期间，对其个人行动的描写明显削弱(仅有两篇文章和春节前到东北跑供销的情节)。舞台中心让位给其他人物，更多展现齐海生、卫国、童小军的不同命运。进入第三部，秋林做的事情除了赴京接洽旧船移交，就是无休止的应酬接待，成为连接鲍主任、龚知秋、何天林、昆山、孔一品、许主任等人的线索。在后两部，支线压倒主线，秋林从主人公沦为线索人物，从行动者沦为了观察者，对他工作的叙述也流于架空化、悬浮化。这样处理为了“见众生”，让支线活灵活现，但也有代价。从小说第一部看，由于对具体工作做了描述，我们明显可以看见秋林这一人物的成熟与成长。然而，到了第二、三部，他的成长变化却完全空缺。回避秋林个人的工作、思想和行动细节，小说家又如何能去回答主人公变化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本应该回答。从小说三部曲的设置看，本来主人公的成长变化应配合工作位置而有所体现。南货店店员、店长——黄埠区文书、团委书记——县供销社土特产公司经理，人物性格的变化也应该是三段相应的变化的样子。后两部分却出现了喧宾夺主现象，难道是小说家对成为团委书记、做青年工作与成为领导一把手的主人公，缺乏了描写的兴趣或信心？长篇小说不是儿戏，对主人公重要时段的空白处理，恐怕另有缘故。这是否说明，作者突然意识到自己对那段历史中主体状态缺乏十足的把握？
带着这样的发现回望小说第一部，我们会发现另一处空缺。在第一部那些看似针脚细密的地方，小说有些刻意地将“革命”、“政治”大事件与日常生活相切割，在充满世情小说韵味的地方，政治变动、社会大事、思想讨论完全销声匿迹，这样的处理也使得秋林的精神世界从一开始就缺少了一块重要的拼图，缺乏最全面扎实的建构。存在这样的先天不足，发展到1980年代改革阶段，小说家对秋林后来的变化突然感到缺乏把握，也就不难理解了。
秋林的精神世界从一开始就缺少了一块重要的拼图，缺乏最全面扎实的建构。存在这样的先天不足，发展到1980年代改革阶段，小说家对秋林后来的变化突然感到缺乏把握，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空缺未必一定是缺憾。它既代表了写作的限度，也代表了一定的选择与态度。
❶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页、第33页。
❷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1页。
❸ 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215、218页。
❹ 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47页。
❺ 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❻ 198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北戴河向公安部指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
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此后，中国掀起了第一次“严打”运动。
❼ 杨念群：《“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
❽ 周扬：《文艺思想问题》，《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页。
❾ 参见林树建：《宁波商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