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０年大地飞歌（之二：１９６０年代的歌）
时间：2021-07-12 08:01: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东方红》:从民歌小曲到红歌圣曲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在中国,一曲《东方红》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会。围绕这首歌有太多的话题和故事。
人们一般认为,这首歌取自陕北民歌,诞生在黄土高原的山坳里。经考证,这首经多人改编的歌曲,其来龙去脉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原曲并非陕北民歌,而是一首名叫《芝麻油》的晋西北民歌,原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是一首典型的情歌小调。延安抗战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成了一首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骑白乌,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黑哟,打日本就顾不上”。随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李绵绮,再次填词改成《移民歌》,由移民模范李有源唱了出来,李有源是这首歌的重要传唱人。以后又由参加挺进东北干部团的文艺干部队的公木等人重新填词,并续写了二三段歌词,正式命名《东方红》,发表在1944年延安的《解放日报》上,由东北文工团首演。从此,这首抗日战争时期新民歌的代表作传唱了数十年,成为歌唱人民领袖的一首代表性歌曲。
进入1960年代,《东方红》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不仅以《东方红》命名,而且将这首歌改编成交响合唱曲,用于全台戏的序幕。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其场面之盛大,演员之众多,气势之恢宏,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接着,为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拍摄成的电影更是在全国各地引起观者如潮,《东方红》成了那一时代文艺界空前的盛举。由这首歌改变而成的器乐曲,慢慢就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的开始曲。
这支歌曲的地位还在继续抬升。《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的地位,是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文革”时期有四大至尊歌曲,分别是《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当时所有出版编印的歌曲集,都要把这四首地位特殊的歌曲以黑体字印在最前面,目录则要和其他曲目间隔一行,以示区别。而在这四首歌曲中,《东方红》领头的地位不容置疑,“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第一首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最权威、最主流、最有影响、覆盖面最广的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而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有人注意到这当中其实有着极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一首却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没有人敢于指出,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在“文化大革命”中,歌曲《东方红》还不断生发新的故事。它的地位越来越特殊,全中国人民每天清晨都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醒来,仿佛西方教堂礼拜的钟声,它俨然成了中国的圣曲。当时无论是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国庆节、五一劳动节的庆祝集会上,凡是毛主席要出现的时候,一定有《东方红》的乐曲声响起。“东方红”这一词汇更是被人们狂热追捧,全国各地以“东方红”命名的工厂企业、学校单位多得不胜枚举,“东方红”幼儿园、“东方红”学校、“东方红”公社、“东方红”街道、“东方红”拖拉机厂、“东方红”革命委员会……甚至有这样一件事情,据说在1966年“破四旧”的狂潮中,北京有34所中学和外地学生一起组织了“东方红筹委会”,这个筹委会要做的事情,就是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是周恩来得知此事后,让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劝阻学生取消了这一计划(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70页)。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上面专门安装了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装置,专家科学家们费尽心思以保证这个装置不能出任何差错,这已经远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各路人马汇聚一起攻克难关,为的就是要让《东方红》不仅响彻中国,还要响彻宇宙。
就这样,《东方红》由一支民歌小曲逐渐升级为红歌圣曲。而对于这首歌的感受,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说法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能够代表从“文革”那个特殊岁月走过来的人们。巴老是这样说的:“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
“文革”噩梦已经远去,一曲《东方红》也走下圣坛,慢慢恢复了它原本的面貌。
《唱支山歌给党听》:当诗歌与英雄相遇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能生我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党号召我们闹革命,
夺过鞭子揍敌人!
雷锋,毛主席的好战士,全国人民的好榜样。在新中国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的热潮,他暖暖的笑容为每个中国人所熟悉,他动人的事迹传遍五湖四海。
雷锋这个好战士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日记中除了大量记载每天所做的事情以外,还写下很多学习心得、思想感悟、警句格言。他生前默默无声地做了很多帮助他人为乐的好事,正是通过日记才被世人所知道,他的许多光辉思想,也是通过日记才得以张布,比如他说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还有“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 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等等。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雷锋日记里有些内容是他自己所写的,还是英雄抄录自别处的呢?比如在他的日记里的这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诗歌表达了对党的无比热爱,对旧社会的深刻仇恨,这一切都与英雄的身世、英雄素有的立场感情完全吻合。众所周知,雷锋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旧社会迫害死了他的父亲的兄弟,家中最后一个亲人,他的母亲最后也是被地主逼迫上吊身亡的,作为孤儿的雷锋受够了旧社会的“鞭子”,解放以后才获得了新生,所以他对党和毛主席有无限深厚的感情,他写出这样一首诗歌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上海歌舞剧院的作曲家朱践耳读到刚出版的《雷锋日记》,就被这首诗深深感动了,很快,他为这首诗谱了曲,并把它寄给了《文汇报》。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新歌,当时朱践耳为它加上的标题叫《雷锋的歌》,并注明了歌词摘自《雷锋日记》。也就是说,这首歌由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
这支歌由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首唱,后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才旦卓玛一举成名,才旦卓玛在谈自己的感受时,认为这首曲调深情款款、内容如泣如诉的歌曲,也正是她想对党说的心里话,几十年以后,在2008年春节歌舞晚会上,才旦卓玛与索朗旺姆一起,还演唱了一首《再唱山歌给党听》。
且回到当年。再说当年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有一位名叫姚筱舟的年轻人,当他初次听到这支歌的时候惊呆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写的一首诗会被谱上曲调广为流传,而词作者又打上了全国人民正在学习的好榜样、雷锋的大名。他没敢吱声,更没有做任何说明,因为和雷锋相反,这个写出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姚筱舟,出身不好且“社会关系复杂”:一个叔父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一个兄长在国民党海军某工厂任职;在台湾还有十几个亲属,在那个年代里,只要有上述任何一条,此人就会成为“重点专政对象”,至少是一个“内控人员”,所以,爱好写作的他,将这首小诗投寄出去时,都是用的笔名“蕉萍”——焦坪煤矿的意思,这首诗登载在陕西焦坪煤矿的《总路线诗传单》上。现在,哪怕借他一百个胆子,姚筱舟也不敢去和雷锋去争“署名权”。经过反复犹豫思索以后,他只是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雷锋的歌》的歌词是他所发表的一首小诗的前八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