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瓦窑堡的前前后后（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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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935年的国内外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和热河后，要求华北特殊化，要求河北省政府从天津迁去保定，要求山东、察哈尔、河北、山西、绥远五省脱离南京而特殊化。向全中国遍设特务机关。向全中国走私倾销日货贩毒。和德意结成法西斯侵略轴心，利用美英法的反苏反共，分向东西进攻，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程途。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作其进攻中国的烟幕。
　　美、英、法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纵容日本侵华，一方面怂恿蒋介石坚持内战，向英、美、法屈服。英国滋罗斯爵士给蒋介石出主意，滥发纸币，实行“法币”政策，搜刮内战军费，而用海关关余豢买蒋介石，企图保持在南中国长江流域的垄断权益。美帝在帮助蒋介石印制“法币”、使用“法币”而搜刮中国所有白银，贩运纽约，用“麦棉贷款”诱买蒋介石上钓竿，作由经济侵华转向干涉中国一切、臣服蒋介石于美国统治之下。法、德、意各帝国主义，以少量军火、用旧或过时飞机，给蒋介石出卖，煽惑蒋介石，把“反共内战进行到底”。
　　蒋介石为了迎合日本，实行媚日政策。把集中华中、华北抗日的部队，调到鄂豫皖和西北“剿共”。成立“华北军分会”、“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签订中日《塘沽协定》，屈从日本华北特殊化之要求。对日本的各种无理取闹和要挟，如南京日领事失踪等，奴颜婢膝，一一听从。对美、英、法、德、意百般恭顺，甚至学希特勒，留个鼻胡，表示他对洋大人的忠诚孝顺和奉命惟谨。他对江西苏区，进行了飞机、公路、碉堡配合瓦解的疯狂“围剿”，攻夺了红色首都瑞金，大言不惭地向全世界宣布：“对共产党只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就可使中国共产党在地球绝迹”。对所有侵害了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地区，进行了烧杀奸淫、抢劫掳掠的专门制造无人烟地区的毁灭政策。对全国强迫实行“法币”，搜尽各界人民手中的铜币，引起全国物价不稳，金融枯竭。对全国人民实行着封建奴役的保甲制度。对全国人民施行无理的通行限制，住宅行李的严密搜查、限制。对其军政公教人员，也实行五人十人连保连坐的监视制度。对全国进行奴化思想及统治。在全国各地勒令修建碉堡、公路，“防共”、“剿共”，用全国陆军、空军，“追剿”离开江西的主力红军。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面屠杀，一面自首、瓦解的政策。江西苏区的革命群众，为屠杀和自首所苦害者数百万人。全国秘密的地下共产党遭受难以数计、难以言喻的破坏，很多的省委被摧毁，很多革命干部被敌人自首诱惑而离开革命，很多革命干部在监狱受敌人折磨。蒋介石为了“根绝赤祸”，还发布了《防止假自首条例》。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以贪污、腐化、草菅人命、媚外卖国而臭名惊人。
　　日本帝国主义准备灭亡中国的《田中奏折》，日文本、中文本、英文本，在各国公开印发，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活动，依照《田中奏折》原文，逐步向中国推行。全国的抗日救国潮流日益高涨。全国各派系地方军事实力分子们，在不满蒋介石的媚外残内。蒋介石把洛阳、西安、武汉、重庆，作陪都或行都，准备从日本的侵略进攻中，逃开南京，其中对重庆经营尤力。西南杂牌军人，少数为蒋介石笼络，与蒋一致经营四川，多数与蒋矛盾对立，怕蒋排挤、分化、吞并，恨蒋侵夺其势力与地盘。蒋介石为缓和矛盾，把西康建省，把青海建省，并表示东北四省虽失，本土仍大，全国省数并未减少太多。把从东北撤退入关的东北军，分布在华北和鄂豫皖，制止东北军抗日。向西北提出“开发西北”的口号，一面转移全国视线，要全国上下，不要努力去收复东北失去的四省，只要全国都去注意如何“开发西北”，以求苟延残喘。一方面企图把西北地方势力吞并，据西北为己有，以屏障其将来在四川之苟安。蒋介石的“开发西北”，激起西北一些有识人士的反感，认为蒋介石把西北当“殖民地”，把西北人当“奴隶”。以致蒋介石派在军政界的南方人员，一律被军政界中的原有人员呼为“蛮子”，谈笑之间，“蛮子”一出现，人多转移话题或不欢而散。不论军界政界，南方人员与西北人之间，形成不可逾越或不可化除的思想、言行、情感间的鸿沟。
　　1927年至1930年，西北的主要武力，为冯玉祥及其属下。西安政变之后，该部虽然“反共”，但因具体条件不同，在“反共”的残暴程度，略有差异。初政变后，拘捕了一些革命干部，但党的各省省委、地委、县委还未受破坏。只有不准再作革命活动的禁令，还不像蒋介石那样，“立即杀无赦”和使用侦探包打听，搜查追捕的做法。
　　因为冯氏只注意了练兵带兵，保存兵力，扩大兵力，政权还多在一些封建残余、立宪思想、改良主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老官僚政客，或四不像的新官僚政客手内，既不会搞完全封建政权，也不会搞立宪或旧民主政权。坐官为了捞本，“三日京兆”，抓得一点本利另作他图的人，占主要数量和质量。一个县同时来两个三个新县长接任，使旧县长不知给谁交才是。几个新旧县长之间，各夸后台，各搬靠山，争抗打架，县政紊乱，笑柄不一而足。省党部派赴各县建立县党部的人员，县长不理，绅士不睬，地方人士不与往来，住用办公皆无处所，生活费用毫无着落。弄得省派人员，到各县向人摇尾乞怜，无人顾念。这种国民党新“党棍”，到处不受人垂青，从反面影响了当时在政变后仍立足教育界的许多知识分子共产党人，虽然对革命动摇，还不敢毅然决然去投奔国民党或反革命。这种状态在西北存在二三年之久，个别地区存在达四五年之久。
　　改组后的国民党，既非为冯系，又非蒋系，那系也有，那系也不得人心，不得过问军政权力，只是县长或军官的尾巴或点缀品。有的官僚政客和军官们还非常讨厌他们，认为“党部”是来给他们做绊脚石或掣肘者。
　　我们有的同志，利用这种间隙矛盾，做了好多工作。大多数为教条思想统治的同志，白白放过许多这种有利机会。
　　当“清涧兵暴”发生后，蒋介石在西北还毫无爪牙，无从过问。冯玉祥及其部下执政陕西者，认为系井岳秀部下问题，所以，未从西安派兵赴陕北“剿”或“打”。到起义部队转移韩城一带，才由关中一些驻在地武装进攻，还不是用全力对付。在陕北，井岳秀一方因帮助乌审王公复辟，被蒙兵将其一团击溃于蒙地，一方防止其部下高子清师也乘机倒井。所以，清涧以北的兵力未敢稍动，只做防范。延安为中心的兵力，全力进攻起义南下的部队，而且以军事对军事为主，对于政制方面毫无新措施。对于共产党方面，监视常汉三和搜捕赵仰普外，也未有其他措施。而西北地方武力，以杨虎城武力最大。从1926年西安解围后，初有杨虎李虎之争，继皆受制受挤于冯系各部，对陕局皆无权过问。只有于右任及其左右，对陕局有发言权，也得追随冯后，拍冯马屁。而且，有的皆被冯系把他们编调，或在关中、汉中各地暂驻，或调出陕西，参加对河南、安徽的战争及蒋冯阎间之新军阀混战。对陕北，实仍是井岳秀以“陕北王”割据独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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